宋代家具的发展源泉\昆明市西山区国税局持续加大木材行业的稽查、评估力度

宋代家具研究

家具的高低坐转变影响书法执笔方式

文/邵晓峰编辑/陈桂湖

人物名片

邵晓峰，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的“首届江苏青年社科英才”、江苏省政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学术领军人才。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江苏省青联常委、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省社科联理事、江苏省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南京大学中华图像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导，艺术学院美术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核心提示

今天，人们学书时最通用的执笔法就是这种“双苞五指执笔法”，它是适应高桌高椅用来写中、小字的一种较为舒适的姿势。其与“三指斜执笔法”的区别在于笔通常垂直于桌面（即笔正），中指在笔管的前面，无名指托住笔管，小拇指抵住无名指。这样一来，五指均能发挥作用而可做到指实掌虚，利于中锋行笔。

如今的孩子学习书法一般均是从“五指执笔法”练起，即执笔时以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抵夹毛笔，小指抵着无名指，并做到腕竖、指实、掌虚。那么，处于中国起居方式转折时期的宋代，人们又是如何执笔的呢？

低坐时代的“三指斜执笔法”

诚然，宋代家具形制的变化导致了起居方式的转变，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反映在当时的书法执笔方式上。

在以汉代为代表的低坐起居时代，人们作书的执笔方式是“三指斜执笔法”，即人们跪坐于席（或榻）上，往往左手执卷，右手执笔而书，执笔右手因无凭借，右手肘、腕均悬空。右手以拇指和食指握住笔管，以中指托住笔管，无名指和小指略向掌心弯曲而不起握管作用。这种执笔姿势与我们今天执钢笔之法相近，被后人称为“单苞”执笔法，启功先生还称之为“三指握笔法”。又由于手执之卷略向斜上方倾斜，为了使卷与笔保持垂直状态，笔也略向斜上方倾斜，这种执笔

姿势又被具体称为“三指斜执笔法”，此法可具体见于五代周文矩《文苑图》（图1）中那位执笔学士的手姿中。另外，更为清晰的图像还可以见于宋佚名《辰星像》（图2），此作旧传为南宋张思恭所作。原被认为佛教画，后经考证为中国辰星神像。相传南朝张僧繇和唐代何长寿、吴道子都画过辰星像。此神在晚唐时的形象可见敦煌《五星炽盛光佛国》（大英博物馆藏）。本幅画则中增加了一方石砚，并让一只猴子当持砚者。这是南宋仅存的一幅辰星神像，弥足珍贵。图中的辰星神坐于矮榻上，左手执卷，右手执笔，手姿就是“三指斜执笔法”，这反映了由于低坐起居而形成的书写习惯。

高坐时代产生“双苞五指执笔法”

随着高坐方式的影响，书写方式也随之变化，“双苞五指执笔法”应运而生。唐初，唐太宗提出执笔法的“腕竖、指实、掌虚”。晚唐，卢携《临池决》进行了具体描述：“用笔之法：拓大指，厭中指，敛第二指，拘名指，令掌心虚如握卵，此大要也。凡用笔，以大指节外置笔，令动转自在。然后奔头指微拒，奔中指中钩，笔拒亦勿太紧，名指拒中指，小指拒名指，此细要也。皆不过双苞，自然腕虚实指。”

这种执笔法在以后的时代里随着高坐方式的进展也得到进一步发展，经宋元到明清，逐渐成为主流执笔法。今天，人们学书时最通用的执笔法就是这种“双苞五指执笔法”，它是适应高桌高椅用来写中、小字的一种较为舒适的姿势。其与“三指斜执笔法”的区别在于笔通常垂直于桌面（即笔正），中指在笔管的前面，无名指托住笔管，小拇指抵住无名指。这样一来，五指均能发挥作用而可做到指实掌虚，利于中锋行笔。

苏东坡与黄庭坚怎么执笔？

宋代书法对执笔法多有论述，比如苏东坡提倡“三指斜执笔法”，而黄庭坚推行“五指双苞执笔法”。苏、黄是书法“宋四家”中的两家，二人又是挚友，他们对执笔法的谈论在当时具有代表性。苏东坡执笔法以拇、食、中三指而形成的“单钩”斜执笔法，黄庭坚说东坡的执笔法“不善双钩”、“腕着而笔卧”，“公书字已佳，但疑是单钩，肘臂着纸”，而且他认为：“凡学字时，先学双钩，用两指相叠蹙压无名指，高捉笔，令腕随已意左右。”苏东坡虽然仍使用“三指斜执笔法”，但是他书写时又“腕着而笔卧”，“肘臂着纸”，说明他可能是利用高桌来书写的，否则就不太可能“腕着而笔卧”，“肘臂着纸”。

苏东坡的这一做法虽然不排除是为了显示自己书艺的独特性，即在高桌上仍使用传统低坐时期流行的“三指斜执笔法”，这也给其书艺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挑战。黄庭坚使用“五指双苞执笔法”，表明他已经习惯于高坐的起居方式，这种后来成为流行执笔法的书写姿势为书写者手臂、肘部的进一步灵活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指斜执笔法”仍然盛行

在整体上，苏、黄所在的北宋中后期，高型家具与高坐起居方式已接近普及，然而，低坐家具仍具有重大的吸引力。如在南宋周季常《五百罗汉·应声观音》（图3）中，一白须老者右手使用的也是“三指斜执笔法”，他并未低坐，而是站立着，似乎正准备着为其右侧的另一位老者手中长方形白纸勾描什么。

现为国内私人收藏的南宋佚名《写经罗汉图》（图4）中，描绘了屋内一位罗汉伏案在一片贝叶上写经，他左手按贝叶，右手持笔，用的正是“三指斜执笔法”（图5）。案的右肘下整齐地叠放着三片贝叶，贝叶的前端放着一方砚台、一只水瓶（似为注水用）、一只盒（似为印盒）以及一只饰有缠枝纹的杯子。一位年轻的僧人恭敬地站立在写经罗汉的左侧观其写经，他们的身后陈设了一件屏风，屏风上画的是水墨山水。屏后露出一块陈设在几上的太湖石。窗前有一只身着人衣的老猿站手拄扫帚在石坡上静静地站立着。该图的上端还画有斗栱、瓦当，一缕云气从这些建筑构件前飘过，烘托了环境特征。

即使到了元代，在张雨为倪云林所画肖像中，盘腿坐于榻上的倪云林左手持卷，右手握笔，使用的仍是“三指斜执笔法”。

高坐起居改变铜镜样式

高坐起居方式不仅对书写法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对某些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实用艺术的设计与制造产生了新的作用。以铜镜为例，在低坐时代，人们对铜镜的使用主要以手持为主，而随着高坐起居方式的逐渐流行，开始出现了镜架，而且不少镜架也是高型的。由于宋代铜镜主要是悬挂或倚靠在镜架上，其背面的效果已变得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故而从商代以来流行到宋代的在铜镜背面做精美装饰的手法渐渐走向衰弱。

具体而言，两宋铜镜无论是在铸镜的规模，还是在制作的精巧上均逊色于唐代。在装饰纹样上，北宋铜镜还比较讲究，南宋铜镜则趋于衰弱。宋代铜镜还向轻薄型发展，由于这一特点，唐代铜镜上流行的浮雕在宋代铜镜上很少能看到了，而代之以平刻。另外还出现了窄边小钮无纹饰型铜镜，甚至出现了素面型铜镜。而且，唐代以前，铜镜多以圆形为主，几乎没有方形的。到了宋代，方形、长方形铜镜开始出现并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宋代还有葵花形、菱花形铜镜，它们的棱边已与唐代不同，较直，以形成近似的六边形。这些趋于方、直的造型选择也应与宋代镜架以及其他宋代高坐家具的方、直造型特征相关联。这样一来，宋代镜架的造型与装饰也具有了自己时代的特征。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邵晓峰

宋代是我国家具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宋代家具通常被认为是明清家具之源。宋代的书法、绘画以及文人画理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家具、陶瓷、漆器、染织多造型古雅、色彩纯净，且内敛天真、不事雕琢，以质朴取胜，给人清淡雅致之感。

虽然宋代家具的实物稀少，但其绘画中的家具图像遗存到今天的较多，可以通过对家具图像的研究，来探讨有关宋代家具的内容。从汉代到清代，在家具与绘画关系的纵向研究中，其中较有价值的点是在宋代。一是宋代文化灿烂，其文人家具、民间家具、宗教家具、皇室家具各具特色；二是宋代家具揭示了国人起居方式从低坐到高坐的重大转折；三是宋代文人家具简洁大方、自然朴素，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彰显了极高的美学境界；四是西方现代主义设计与宋代审美颇有暗合之处。

简洁清雅别具一格

宋代家具的艺术风格可概括为简洁、自然、质朴、雅趣，其较为鲜明的艺术特征是方正简洁之美。典型的宋代家具有玫瑰椅(折背样)、四出头官帽椅、圈椅、水墨山水屏风、琴桌、鼓墩及一系列方正平直的桌、几、架等。

宋代家具艺术风格的成熟时间应该在南宋，这时候高坐的起居方式已经较为普及。与唐代家具相比，宋代家具在总体上偏于简洁、精雅，线造型的感觉偏于细劲；与辽代家具相比，宋代家具总体上偏于精致、丰富。具体而言，与前朝家具相比，宋代家具出现的形制、结构上的变化体现在如下方面：

宋代家具出现了“有束腰”与“无束腰”家具两大体系，以及由箱型结构向框架结构的较大转变，椅子的座屉从“两格角榫座屉”发展到“四格角榫座屉”，侧脚、攒框镶板等技术也更加成熟。同时，宋人还追求家具线条的简约美，体现在从边抹、枨和足等部位线脚的组合，到装饰纹样中各种直线、曲线的使用，使线的魅力呈现得淋漓尽致。宋椅的背板、搭脑和扶手所形成的线条美也较为自然流畅，与总体造型和谐无间。

对后世家具设计影响深远

宋代的设计艺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人们的起居活动从低向高发展，家具产生了重大革新，室内陈设开始改变，日用器皿也逐渐移至高型承具上，其形态和装饰部位均发生了重要变化。承载宋人生活的宋代家具为后世留下了大量设计艺术资源，值得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然而，长期以来，这对宋代家具一领域的研究深度与力度与时下热门的明清家具相比有天壤之别，更鲜少出现研究宋代家具的专著。实际上，把宋代家具研究清晰，对于打通家具史具有积极意义。而且，要进一步研究明式家具也需下大力气研究其源头:宋代家具，虽然目前以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家具研究已结出丰硕之果，世人皆知明式家具的杰出成就及其在国际设计艺术舞台上的崇高地位，但是往往会忽视宋代家具，而明式家具的观念、风格、种类、造型、结构、装饰等要素在宋代家具上早有丰富的体现。

宋代家具有皇室家具、文人家具、民间家具和宗教家具之分，其中文人家具对后世的影响较大，也成为宋代家具的代表，它在整体上改变了唐代家具富丽厚重的特色，趋于方正简洁，走向了以实用为主，崇尚简练的道路。因此，宋代家具多讲求横平竖直，简约明了，并集中地体现在椅、桌、几、架等品种上，其中的椅子颇具代表性。在宋代家具中，盛行方正简洁之风，在现代主义设计发祥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荷兰风格派与之颇具关联，一些现代主义设计大师更与宋代家具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研究宋代家具，挖掘其间蕴藏的艺术资源，对于丰富当代设计，深化其文化属性，皆有长远意义。

与当代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

千年以来的设计艺术仍在延续，宋代文人主动倡导的简洁朴素的审美观以及由之产生的家具中的“宋代结构主义”，与工业化背景下西方设计师发动的功能主义之间颇有暗合，而且除了家具，室内与建筑亦有不少体现。

譬如，现代设计史上的一些名作，在蒙德里安作品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杜斯伯格“体育馆室内设计”(20世纪20年代)、里特维而德“施罗德住宅(含室内设计)”(1924年)、柯布西耶“新精神馆”(1925年)、密斯“萨伏依别墅”(1929年)以及“范斯沃斯住宅”(1951年)等，均有上述“宋代结构主义”中平直方正的结构与美学特征，而且呈现了一定的演变关系，甚至一些玻璃幕墙式的现代主义建筑，如密斯“西格拉姆大厦”(1954年至1958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楼(2009年)等也显示出这样的结构与美学痕迹。可见，设计的千年之变中蕴含着某些永恒之道。发现这种古今相合，既是研究艺术史过程中发现的一种趣味所在，也是解读古今中外的艺术与设计的一种责任。

今天的设计格局已呈多元化发展了，昔日现代主义设计独霸天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但是在当代设计师思考如何使最新科技成果与设计艺术更好结合时，前贤的智慧不可轻视，而文明一直不曾中断的中国前贤的智慧更不可轻视。

在世界高度融合的今天，继承与发展自宋代以来的一脉相承的优秀设计艺术传统仍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因此，研究宋代家具，挖掘其间蕴藏的艺术资源，不但对于深化明清家具研究有较大帮助，而且对于丰富当代设计，深化其文化属性，设计出更具永恒性的生活艺术，皆有重要意义。

来源：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