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具研究：宋代家具发展的社会背景\北美市场SPF底部洞穿再迎下跌
宋代家具在中国古代家具嬗变研究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源于唐、五代时期的家具，变于宋代的社会背景、思想文化。
宋代家具研究
宋代家具发展的社会背景
文/邵晓峰编辑/许锡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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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晓锋，南京林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古典家具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多年潜心研究宋代家具，取得一系列成果，被业界誉为“宋代家具研究第一人”。
核心提示>>>
正是由于宋人尊崇自然，倡导秩序，讲究简炼，提倡节简，追求规范，这些观念体现在家具上就使之呈现出一种隽秀之美，这时候的文人家具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
宋代士大夫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
纵观宋代历史，虽然一个“弱”字足以概括它的对外军事与政治表现，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化丰富多元，尤其是士大夫文化发达，对后世影响极大。中国历史进入宋代以后，唐代盛行的“佛道相伴，胡华并举”的国际性文化逐渐被消化吸收为偏于本土性的多种文化的表现，其中主要是士大夫文化和市民文化，这两股文化相互排斥与影响，进而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宋代文化，并具有生活化、世俗化、精致化、典雅化的倾向。
北宋《营造法式》多数宋代统治者深知文化的重要性。例如，宋太祖赵匡胤虽为行伍出身，却重视文化艺术，懂得文治的意义，而被后人广为引用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即出于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在这种背景下，宋代皇室中涌现出了不少文人、画家和书法高手。宋朝对文人的礼遇既超越前代，又足为后世楷模。据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专家张希清统计，北宋共开科69次，取进士19281人，其他诸科16331人，包括特奏名及史料缺载者，取士总数约为61000人，平均每年约360人，而唐代每年才20～30人，最多的开元天宝年间也才60余人，有限的名额中还有一部分为权贵占夺，公平竞争很难实现。宋代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种不合理情况，通过增设封弥、糊名、誊录等相关制度尽量实现机会均等而使文人公平竞争，庶族求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布衣入仕的人数与比例大增。例如，宋代名相中，赵普、寇准、范仲淹和王安石等人均出于寒门，但他们这一类人却成为宋代文官政府的核心力量。政治地位与待遇的提高，使得广大文人争相报效朝廷与社会，从而在文化艺术上使宋代达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为此，钱钟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
除了士大夫文化的昌盛，宋代科学技术也领先于世界。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为此曾说，谈到11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而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与科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宋代官方手工业管理机构庞大，当时的工部“掌金银犀玉工巧及采绘装钿之饰”，重要工种达42种。所以，这一时期手工业的发达为宋代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坚实保障。此时的城市经济繁荣，贸易活动突破了以前坊与市、昼与夜的限制，这些在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宋吴自牧《梦粱录》等笔记中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作为手工业综合性水平代表的建筑业也获得了大发展，使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当时高水平的建筑层出不穷，并有了对当时建筑实践进行总结的著作。例如，北宋初期的名匠喻皓就著有《木经》，《五杂俎》中誉他为“工巧盖世”，“宋三百年，一人耳”。欧阳修《归田录》说其著有《木经》三卷行于世。还说喻皓有一女，年十岁，每卧则交手于胸为结构状，如此逾年，撰成《木经》三卷。但《木经》今已失传。北宋官方推出的建筑技术与施工标准规范用书:李诫《营造法式》更是对当时及以后的建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的小木作部分，对于家具研究而言，也值得借鉴。
宋代工艺美术审美风格的形成
宋代的书法、绘画以及文人画理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影响。而且，此时工艺美术所获得的业绩与地位也是举世瞩目的。总的来说，宋代工艺美术具有典雅平正的艺术风格，其家具、陶瓷、漆器、染织多造型古雅、色彩纯净，并且内敛天真，不事雕琢，以质朴取胜，给人清淡雅致之感。其中，以宋代瓷器的简雅之美影响最大，它既是中国瓷器长期进步的结果，也是宋代特有环境的产物。譬如，以低贱模仿高贵，以材质低廉的器物模仿材质珍贵的器物是工艺美术史上的一般规律，但是一些宋瓷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有的瓷器在造型上就模仿竹篓等普通百姓使用的日用品，这显然是宋代文人趣味的作用，这种审美趣味甚至一直流传到今天。和宋瓷相似，宋代漆器也朴实无华，多以生活器皿为主，简洁优美，并流行单色漆，颜色以黑色居多，紫色次之，朱红色又次之，但多无纹饰。也许正是在瓷器的影响下，它去掉了多余装饰，只以匀称的造型、舒适的比例、润泽的表面产生含蓄之美。宋代之前，漆器大多讲究彩绘、镶嵌与雕饰；到了宋代，漆器风格一转，以讲究线形与比例的素器取胜。宋代漆器凝炼的造型也会让人自然想起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理念中的“少就是多”，而且比较一下宋代漆器和后来日本现代漆器，会发现后者和前者在理念与风格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另外，宋代服饰也趋于简洁化和儒雅化，这不但是对唐代开放、热烈、雍容、华美的服饰风尚的一种革新，而且对后世(尤其是明代)的服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有深刻影响。和唐朝服饰相比，宋代服装显得简朴适意，休闲自在。
当然，以上这些宋代工艺美术审美风格的形成源于一定的时代语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政府的倡导。
与其他的统治者相比，宋代帝王们大多数提倡简朴。以修建陵墓为例，历史上的许多皇帝很早就开始给自己修墓，如秦始皇十三岁登基后就给自己修坟；康熙八岁继位不久就给自己建陵。通常是皇帝不死，皇陵工程不能竣工。这样下来，陵墓之奢华可想而知。而宋朝则规定皇帝身前不能建造陵墓，皇帝死后，仅有七个月时间建造陵墓，因此宋代皇陵之简朴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和汉唐那种以山为陵的气派根本无法相比。宋朝政府还颁布一系列政策来倡导俭朴。如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真宗下诏：“宫殿苑囿，下至皇亲、臣庶第宅，勿以五彩为饰。”天圣七年(公元1027年)，仁宗下诏：“士庶、僧道无得以朱漆饰床榻。九年，禁京城造朱红器皿。”
也有不少宋代名臣推崇俭朴的重要性，如程颐建议皇帝“服用器玩，皆须质朴，一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于目。”苏轼也认为，禁止奢侈应从后宫始，他说：“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司马光甚至认为要想上下风俗清明，仍必须依赖于法律的执行，他说：“内自妃嫔，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丽之物夸眩相高，及贡献赂遗以求悦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毁其物于四达之衢。”高锡也执此种看法，他在《劝农论》中说，只有如此，“则奇伎淫巧，浮薄浇诡，业专于是者尽息矣。”当然，即使有政府的大力提倡，也不排除有些人，甚至包括统治者，继续沉浸于奢侈的享受而不能自拔，这又另作别论。
其二，简淡的文人审美观。
宋代文人在审美上讲究简与淡。欧阳修与梅尧臣最先提倡“古淡”和“平淡”，欧阳修有诗曰：“世好竞辛咸，古味殊淡泊。”“词严意正质非俚，古味虽淡醇不薄。”梅尧臣也有诗曰：“做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中作渊明诗，平淡可比伦。”“因吟适性情，稍欲到平淡。”苏轼在艺术审美上也认为应当“发纤稚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一思想在他的文人画理论中格外突出，被后人奉为楷模。特别是宋朝偏安江南后，南宋园林凭借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与诗词书画相结合，强调意境深长，进一步崇尚简洁疏朗的审美格调。
正是由于宋人尊崇自然，倡导秩序，讲究简炼，提倡节简，追求规范，这些观念体现在家具上就使之呈现出一种隽秀之美，这时候的文人家具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而即使是当时的佛教家具也表现出类似的审美追求，如以天工质朴为美，可见于南宋佚名《萧翼赚兰亭图》中的四出头扶手椅，它以树枝与藤条制作，古朴苍然，是当时僧侣参禅打坐的坐具，后世也称之为禅椅。
简淡的文人审美观还派生出宋代文人对自由适意、灵活便捷的追求与风尚。这一时期，家具名称与功能的对应逐渐趋于细致和明确，并且在一次次的分化中使品种不断增加与完备。不过，变化中一个较为恒定的原则是室内空间与陈设的自由与灵活，并与诗、词和画意相结合，家具在室内的布置上有了一定格局，大体上有对称和不对称式。例如，书房与卧室的布局通常采用不对称式，这也为以后(如明清时期)的文人居室设计奠定了基础。而且，进入日常生活的高型家具也多保持着便于移动的特性，比如椅子和桌子即是如此，胡床和交椅更是如此。这些室内与家具设计的观念在无形中又促进了宋代文人审美观的发展。
其三，建筑的影响。
宋代大兴土木，建筑事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前代，建筑的繁荣和其他工艺美术的进步与相互促进密不可分。《营造法式》中所强调的标准化、模数化思想在当时的建筑中产生了重要作用，也自然会对其它的实用艺术产生影响。另外，《易·传》提出“守中”，“中”也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儒家将之发展成为“中庸”，建筑家将它开拓为“轴对称”，而这一思想运用到建筑中的家具上便在宋代形成了各种矩形造型、趋于方正的框架结构家具。总的看来，宋代家具在框架结构、收分与侧脚、束腰造型、椅子搭脑、栌斗形式与等级性、理性美、多样性等诸多方面与宋代建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宋代家具结构、造型等因素的变化又反过来促进了宋代室内设计乃至建筑设计的变革。
其四，金石学的影响。
宋代的文人们在热衷于研究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之余，还迷恋上了收藏古代器物。宋代之前，古物收藏多是帝王之事，但至宋代，收藏金石的风气开始流行于文人之中，一些昔日不可亲近的庙堂重器被引入书斋，有些成了赏玩的陈设。金石学在宋代兴起，发展不及百年就已相当兴盛，这使得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现“收藏热”的时代。审美上的“好古”也使得宋代的许多工艺美术(特别是文人喜好的工艺美术)超出了一味地描金画银、嵌珠缀玉，以及对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富占有的炫示，而能达到较高的审美精神层面，对古代的审美思想作积极体悟，所以，天工、清新、古朴、质拙的审美境界成为当时许多文人的自觉追求。
总之，宋代的时代环境为这一时期的家具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也为家具从其它工艺美术门类中汲取营养，创造出自己的审美特征提供了多种可能。
上周我们在分析中谈到北美SPF行情在底部整理过程中可能击穿底部，再迎来一轮下跌，可惜一语成箴。本周（0917-0923）果然底部洞穿，一泻千里。二级主要品种2X4和2X6跌幅10%，三级2X4跌幅近15%，其他级别各尺寸约5%左右，为历史罕见，而且这样大的跌幅很难一下止住。经历了风光无限的2017年之后，2018年的加拿大SPF工厂看似又将成为待宰的羔羊，接下来很可能就看中国的买家刀磨得多快了。
文/邵晓峰编辑/陈桂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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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晓峰，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导，艺术学院美术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政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学术领军人才、江苏省青联常委、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古典家具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最为完美的椅子
圈椅是一种靠背、扶手形成一个圆弧形整体的椅子，它在唐代基本定型。例如唐画《挥扇仕女图》中的圈椅，宽大厚重、浑圆丰满，椅腿处以雕刻和彩绘作为装饰，与唐代贵族妇女的丰腴体态颇为协调。其源头也可看作是源于上古时期的弧形三足凭几，它主要用于席地而坐或者置于榻上使用。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木制家具不易保存的因素，至今在国内尚未发现宋代圈椅的实物或模型。宋代文献中有“作栲栳，屈曲竹、木为圈形扶手”的记载，在当时，圈椅也被称为圆椅，装饰上承袭唐、五代风格，搭脑与扶手顺势缓行而下，有的扶手末端再向后反卷，造型已趋于完美。随着椅子坐高的增加，宋代圈椅已经具备后来经典明式圈椅的大体造型特征，出现了天圆地方的形态，表现出了造型艺术的圆融美，以至于被后世称为中国人设计的最为完美的椅子，尤为西方人所欣赏。其提供的功能也是十分独特的，人在坐靠它时，不仅肘部有所倚托，腋下臂膀也得到全然支承，感觉格外舒适。圈椅的椅背也多做成了与人体脊椎相适应的S型曲线，并与座面形成一定的倾角，人坐于其上，后背与靠背有较大接触面，韧带和肌肉可得到休息。
图1宋代圈椅的具体形象可见于宋佚名《会昌九老图》(图1)、宋佚名《却坐图》(图2)、宋佚名《折槛图》、南宋嘉熙年间佛教刻本插图、南宋马麟《秉烛夜游图》(图3)、南宋牟益《捣衣图》、南宋佚名《观径序分羲变相图》、南宋佚名《无准师范像》、南宋佚名《五山十刹图》(径山方丈椅)(图4)、南宋佚名《五山十刹图》(径山僧堂椅)、日本所传顶像画(宋式住持椅)、四川广元南宋墓石刻画像(肩舆式圈椅)等画。其中，宋佚名《会昌九老图》中的圈椅造型是后来明式圈椅经典造型的重要依据，甚至也可视为西方杰出的现代家具设计大师丹麦汉斯·维格纳(1914-2007)的设计灵感源泉。
图2宋佚名《却坐图》中的圈椅、墩、足承图3南宋马麟《秉烛夜游图》局部而宋佚名《却坐图》、宋佚名《折槛图》、南宋嘉熙年间佛教刻本插图、南宋牟益《捣衣图》、南宋佚名《无准师范像》(日本东福寺藏，绘于1238年)中的圈椅(图5)较为厚大复杂，呈现出唐代遗风。
图4南宋佚名《五山十刹图》中的径山方丈椅子与立体示意图图5南宋佚名《无准师范像》南宋佚名《观径序分羲变相图》(日本福中县西福寺藏)、南宋佚名《无准师范像》(绘于1238年)、南宋佚名《五山十刹图》(径山方丈椅)、日本所传顶像画(宋式住持椅)中的圈椅腿均为三弯腿。其中，南宋佚名《五山十刹图》(径山方丈椅)、日本所传顶像画(宋式住持椅)中的圈椅三弯腿下有托泥，但南宋佚名《观径序分羲变相图》中的圈椅则无托泥，但有束腰。
明式圈椅的基础
宋代圈椅主要有两种椅圈结构：一是在竖直木条的支撑下形成椅圈；二是在前后腿的向上延伸部分和靠背的支撑下形成椅圈。第一种以宋佚名《折槛图》、南宋牟益《捣衣图》、《宋人写梅花诗意图卷》等画中的圈椅为代表；第二种则以宋佚名《会昌九老图》、南宋嘉熙年间佛教刻本插图、四川广元南宋墓石刻画像(肩舆式圈椅)等画中的圈椅为代表。
图6宋佚名《宋人写梅花诗意图》中的圈椅以《宋人写梅花诗意图卷》中的圈椅(图6)为例，这件坐具也较具特色。此画为水墨画成，宋笺纸本，30cm×440cm，流传有序。它于北京翰海2000年春季拍卖会拍出880万元。全画共分九段，每段书古人咏梅诗二句，共绘自南朝梁何逊至南宋曾几九人，童仆六人，野老一人，马一骑，梅六株，笔法清润，人物花树各臻其妙。画中第三段书有杜甫诗：“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并绘杜甫捻须坐于曲栅足翘头案后的圈椅上。这件坐具在造型上与南宋牟益《捣衣图》中的圈椅较为相似，但是与《捣衣图》中的圈椅圆形座屉不同，它的座屉呈方形。其椅圈由十几木条围绕座屉后半段做成栅栏状，椅圈出头扶手端内卷得较多，几呈漩涡形。其椅足奇特，呈较规则的云头状，并且两两相对，椅子的下半部较为厚重，和其上半部并非是一种和谐的呼应，但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设计风格。
由上可见，仅圈椅一种样式，宋人已做出不少创造，而以宋佚名《会昌九老图》中的圈椅为代表的宋代圈椅则奠定了后来明式圈椅的发展基础。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人民网讯已经连续举办多届的中国红木家具精品品鉴会展示和评选出了业内一批精品家具作为典范，为行业树立标杆，引导整个行业走向“精品化”。作为京城红木家具品牌企业代表之一的元亨利硬木家具有限公司自然不会缺席本届大会，记者在展会现场采访了元亨利董事长杨波。
据杨波介绍，受大环境的影响，这两年经济有些下滑，通过对市场的定位，元亨利在制作产品选材上加以调整，过去公司着重于黄花梨、紫檀的产品生产，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推出了缅甸红酸枝(俗称白酸枝)材料的家具，满足了很多消费者的需求。
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消费者对高端家具产品的价位接受不了，通过材质的转变、价位的调节，能够使企业良性的发展，让很多消费者能够使用、收藏有升值空间的材质的家具。
杨波告诉记者，元亨利在本次中国红木家具精品品鉴会上推出了紫檀和缅甸红酸枝两种材质的产品。紫檀类的产品宫廷气息比较浓烈，还有一款紫檀产品是明式风格，比较简约，这样可以让消费者对紫檀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很多紫檀产品在过去的制作过程当中会拼接、拼补、挖补，雕刻的过程当中消费者看不出来，通过明式产品展出，让消费者对产品一目了然，买起来比较踏实。重雕的产品可以让消费者从背面看，元亨利公司的紫檀材质的产品是没有拼接、没有挖补的。
杨波指着身后的“琴棋书画”紫檀屏风告诉记者，这是元亨利公司历时三年设计制作的，首先它花板的花心，过去传统的工艺，受过去的雕刻技艺和烘干技艺的约束，厚的花板雕刻没有超过2.5公分到3公分的，元亨利现在从烘干的处理上、雕刻的手法上均有所突破，在传统的基础上做了创新。比如它的刻刀，元亨利引进的是日本的长刀，“琴棋书画”屏风花板是选了8公分厚的紫檀材料，选择材料的过程可以说是千挑万选，因为小的材料是很难驾驭这样的雕刻技术、雕刻方式，人物栩栩如生、植物枝繁叶茂，视觉上看立体感非常强，这也使“琴棋书画”紫檀屏风成为精品品鉴会上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件重器。
杨波告诉记者，元亨利展出的缅甸酸枝制作的家具，让人耳目一新，很多消费者进来一看，以为全是黄花梨的家具，因为缅甸酸枝从视觉上看跟越南黄花梨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内人也要仔细的看才能看出来。这两天，很多的老客户看了以后说这么多的黄花梨家具，价位又这么便宜，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缅甸酸枝基本上是越南黄花梨1%的价格，对消费者来说使用了貌似黄花梨的产品，在工艺上又不输给黄花梨。元亨利这种缅甸酸枝(白酸枝)的产品在制作工艺上非常下功夫，它的制作工艺比起制作紫檀、交趾黄檀的家具还要费费工夫，因为它重在颜色、花纹的搭配，加上用明式风格的工艺制作，缅甸酸枝的制作成本高于其他的材料的成本，整体的价格很多的消费者也容易接受。
面对市场整体不济，杨波却对公司的未来发展表示乐观，他说这两年元亨利的发展得益于发现了缅甸酸枝的材料，市场反馈很好，很多企业也觉得元亨利这种举动也给中国红木家具行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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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官贵人假寝之器
:宋代带荷叶形托首的太师椅
文/邵晓峰编辑/陈桂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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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晓峰，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导，艺术学院美术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政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学术领军人才、江苏省青联常委、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古典家具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胡床遂折，东坡墮地
宋代家具在宋代的社会生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宋代文人来说，一件称心如意的家具就可使生活适意：既可于室中独处，也可三两出行；或流连于山水，或栖息于池阁；或观云卷云舒，或看花开花落。这些是宋画常见之景，因此被定格为文人雅趣，常为后人效法。其中，坐具之中的交椅更是一件重要的“道具”。譬如，大名鼎鼎的苏轼不但使用过交椅，而且还坐坏过交椅。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诚斋诗话》中记载东坡路过润州(今江苏镇江)，当地官员与文人设宴隆重招待。散场时，歌伎特意唱了一首东坡好友黄庭坚所作《茶》词，词中说：“惟有一杯春草，解留连佳客。”“春草”指茶，是说惟有这杯茶懂得我们留客的心情。苏东坡生性幽默，听完故意开玩笑说：“原来你们留我，就是让我吃草呀？”此语一出，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东坡当时坐在一把交椅上，歌伎们站于其后，扶着交椅大笑，结果东坡自重加上歌伎们的着力使得此椅轰然倒地。《诚斋诗话》这样写道：“诸伎立东坡后，凭东坡胡床者，大笑绝倒，胡床遂折，东坡堕地。”一时成为文坛佳话。
荷叶托首，仰首而寝
在宋代交椅之中，有一种圆搭脑型交椅，将一个带柄荷叶形托首插于椅背后，可供人仰首寝息，这就是宋人所谓的“太师椅”。就目前史料及图像而言，这种构造较为复杂的宋代太师椅是宋代交椅中较晚出现的一种，它曾作为一种家具新式样流行于南宋，当时宋人的笔记中有记载。例如，南宋王明清在其《挥麈录》卷三《靠背交椅自梁仲谟始》中记载南宋绍兴初年(公元1133年～1136年)，梁汝嘉任临安知府，因“五鼓，往待漏院，从官皆在焉。有据胡床而假寐者，旁观笑之”，故有人向他推荐使用一种便于假寝的靠背交椅，说：“近见一交椅，样甚佳，颇便于此。用木为荷叶，且以一柄插于靠背之后，可以仰首而寝。”梁汝嘉欣然接受，并说：“当试为诸公制之。”结果“又明日入朝，则凡在坐客，备一张易其旧者矣，其上所施之物悉备焉。莫不叹伏而谢之”。自此，这种立意在于为方便官员们“仰首而寝”的交椅，开始渐渐得到推行。
后来，这种交椅被称为太师椅，这种说法源于南宋理宗时的张端义，他在其《贵耳集》卷下中认为：“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自来只有栲栳样，宰执侍从皆用之。因秦师垣在国忌所，堰仰片时坠巾。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遗匠者顷刻添上，凡宰执侍从皆有之，遂号太师样。今诸郡守卒必坐银校椅，此藩镇所用之物，今改为太师椅，非古制也。”这里的“校椅”即交椅，“秦师垣”即秦桧。因“奉承时相”而改进的“太师样”椅子是一种所谓“栲栳样”的交椅，《集韵》曰：“屈竹为器呼为考老或栲栳……”屈曲竹木为圈形，栲栳即屈木为器，“拷栳样”的交椅就是一种圆形椅圈的交椅，并加有荷叶托首，张端义所谓“非古制也”，表明这是当时的一种新型家具。
由此可见，太师椅之名是从秦桧开始的，太师椅成为我国家具中以官阶命名的特例。关于秦桧与太师椅的关系，岳飞后人岳珂《桯史》卷七《优伶诙语》还记有：“秦桧以绍兴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赐第望仙桥……有诏就第赐燕，假以教坊优伶，宰执咸与。中席，优长诵致语，退，有参军者前，褒桧功德。一伶以荷叶交倚从之，诙语杂至，宾欢既洽，参军方拱揖谢，将就倚(椅)，忽坠其幞头，乃总发为髻，如行伍之巾，后有大巾环，为双叠胜。伶指而问曰：‘此何环？’曰：‘二胜环。’遽以朴击其首曰：‘尔但坐太师交倚(椅)，请取银绢例物，此环掉脑后可也。’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干狱，有死者。”这里说的“荷叶交倚”、“太师交倚”即太师椅。太师椅可折叠、易搬运，这样即使长途跋涉也可随身携带，因此成为南宋达官贵人的常用家具。
设计有缺，沿用有限
太师椅虽然在宋代文献中屡有反映，但留至今日的形象十分罕见，就笔者所识，仅见于宋佚名《春游晚归图》、南宋佚名《水阁纳凉图》中。《春游晚归图》描绘了南宋官员出游时不忘享受而使仆人一路肩扛太师椅的风俗，此椅结构清晰，具有折叠的腿部。值得注意的是，此椅搭脑中端具有典型的荷叶托首，正因如此，可以命名为太师椅。《水阁纳凉图》中画有一位文人坐于椅上，虽然图像并不清晰，但还是可以识别。这件坐具的椅圈呈弧形，扶手出头处回卷，其搭脑中端设置了一个荷叶形托首，面积约为人面的一半，也是一件太师椅。
可惜的是，虽然太师椅名声在外，设计别具匠心，但是并没有流传下来。究其原因，荷叶托首在交椅设计中也许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譬如，多了托首这种附件在搬移时往往成了累赘；托首在托住后脑之时，其舒适性与牢固性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说明，在以上讨论的宋代交椅中，除了带荷叶托首的太师椅之外，其余的交椅造型与结构均被沿用至元明清时期。特别是圆搭脑型交椅在明清时期较为流行，是明清交椅的主要式样。
到了明清以后，太师椅的称谓还不断发生了许多变化。例如，明代所谓的太师椅其实指的就是圈椅，而清代的所谓太师椅则多指厅堂中风格稳重、尺寸较大的扶手椅，这里就不再赘述。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外观一模一样的紫檀家具，有“挖补”的与无“挖补”的价格可能相差十几万元，但这是商家长期以来，对消费者避而不谈的秘密。在著名红木企业名佳红木“伯乐汇”上，消费者和商家一起给这样的“潜规则”拉起了“清单”。这些“猫腻儿”将在店堂公示，将知情权还给消费者，消费者在购物时将一目了然。
在名佳红木紫檀会馆的店堂警示牌上写到：避免花冤枉钱，认清挖补，购买紫檀家具请用手电筒观测。“紫檀原料直径不过十多厘米，并且十檀九空，在制作家具时，很难出现整料，大多会实用“挖补”技术，由小料填塞黏结成整料。”名佳红木总经理朱邓峰说，其实“挖补”是节省木料的办法，本身没错，但有商家不会主动告知消费者，往往按没有“挖补”的家具来卖。
在现场，众多消费者将榫卯偷工、白边超国家标准、越南黄花梨冒充海南黄花梨等列出，名佳红木总经理朱邓峰表示，将把消费者的这些经历一一记录在案，并且将在店堂内公示出来，用来提醒消费者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