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旧藏：从芳嘉园到上海博物馆\法国作为稳定的欧盟木材买家脱颖而出
王世襄收藏的明式家具共80件现已全部入藏上博。其中有79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香港实业家庄贵仑出资购得后捐赠的；另有一件黄花梨小马扎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由王世襄托人带到上海捐给上海博物馆的。因了这批王世襄旧藏的明清家具补充入馆，使得上海博物馆成为当时国内唯一一家辟有专馆陈列古典家具的国家级博物馆。
陈若茜
在上海博物馆四楼，有一间以香港实业家庄贵仑的父亲及其叔父命名的展厅:庄志宸、庄志刚明清家具馆，里边展出了王世襄历经半个世纪收拢的明清家具。在展馆进门处摆放的便是王世襄自己言明的那件传世重器:“明紫檀大画案”。而王世襄生前几乎从没有机会一起摆出来过的四把“明紫檀木扇面形南官帽椅”，是举世闻名的最精品，在这里也成套陈列。
1985年，王世襄出版了彩版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其中也收录了他自己所藏的大部分明式家具。他收藏的各式家具共80件，这批家具现已全部入藏上博。其中有79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香港实业家庄贵仑出资从王世襄手上购得后全部捐赠给上博；另有一件黄花梨小马扎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由王世襄托人带到上海捐给上海博物馆的。因了这批王世襄旧藏的明清家具补充入馆，使得上海博物馆成为当时国内唯一一家辟有专馆陈列古典家具的国家级博物馆。
据国内研究中国古家具的专家介绍，王世襄所藏的这批家具作为中国明式家具的经典范例，在社会上起到很大影响。“过去人们只把它看做使用品，从未提升到艺术品的高度，通过王世襄的收藏、研究、出版，短短几年内中国的古家具都被发掘出来，大家纷纷把它作为艺术品保留，抢救了家具文物。”
庄贵仑斥资购得家具捐上博
1990年代初，香港实业家、爱国人士庄贵仑出资购买了王世襄收藏的79件明清家具，全部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据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介绍，这件事当时是经国家文物局特批的。国家文物局规定这批家具一件都不能够带出去，必须捐给国家的博物馆。所以这些家具没有到过庄贵仑那里，由上海博物馆派人直接到王世襄家里点收，然后用铁皮火车运到上海。
对于外界盛传的是以100万美元成交，陈克伦表示他并不知情，“此事上海博物馆没有介入，是由王世襄和庄贵仑洽谈完成，具体价格也并未向外界透露。”
庄贵仑是香港实业家，也是香港第一任敏求精舍的会员。他的父亲庄志宸、叔父庄志刚是民国时期上海有名的民族工业家，兄弟二人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做木工，后移居香港。
时值上海博物馆的新馆在修建中，庄贵仑想对上海博物馆新馆有所贡献，同时也为了纪念其先人。他了解到上海博物馆明清家具比较缺，就有出资购买古家具捐给上海博物馆的意向。
关于王世襄与庄贵仑之间征集与捐赠的细节，一直以来外界都众说纷纭。
王世襄曾在《明清家具集萃》序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时上海博物馆新厦在修建中，机缘巧合，吾友庄贵仑先生在筹划用捐献文物、开辟展馆之方式报效国家，并借以纪念其先人志宸、志刚两先生昔年在沪创办民族工业之业绩。承蒙不弃，枉驾相商。席其志愿，契合素旨；更感其为公解囊，不为私有。世襄则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故不计所藏之值，欣然将七十九件全部割爱。1993年2月，上海博物馆饬员来京，点收运沪。”
而据陈克伦介绍，庄贵仑曾向其透露：一、购买家具是王世襄先找的他。二、对于王世襄提出的转让价格，他表示决无二议。
王世襄赤膊上阵搬家具
据一名当时去京点收这批家具的上博员工，原上海博物馆工艺部家具研究员回忆，上海博物馆当时是委托中国革命博物馆将家具运到上海。“我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请来的装卸工人来到王老芳嘉园的家门口，王老很谨慎，对于不认识的人是不让随便到家里去的，于是装卸工人就候在外边，由我和王老两人亲自把一件件家具搬出来。天气很热，我和王老都是赤膊上阵。家具搬到家门口，再由装卸工人装上车，运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厅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按照家具大小去定做箱子，将每一件家具都装到箱子里打包好，再由铁皮火车运到上海。这个过程前前后后共花了二三十天。”
1990年代后期，王世襄又托人带了一件黄花梨小马扎捐给上海博物馆。“这件家具也被他编进《明式家具珍赏》这本书中，上次为什么没有一起被买走捐给上博呢，因为这件东西他之前送给一位朋友了，后来物归原主，他就将这一件捐给上海博物馆了。”
据该名研究员回忆，“王老后来谈及此事，说过‘这批家具放在上博我放心，上博开辟了专门的明清家具馆让大家参观，比放在我那里好’。”
充实了上博明清家具收藏
据陈克伦介绍，在王世襄旧藏明清家具充实入馆之前，上海博物馆原有家具藏品百余件，主要以紫檀、鸡翅木、榉木这类木料为主，不过尚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陈列展出。而当时国内的其他国家级博物馆，也都只有零敲碎打的几件家具藏品，要成为一个体系陈列的话都不够条件。
王世襄收藏的明式家具主要以黄花梨、紫檀等硬木为主，且都为明清家具中的珍品，充实入馆之后，使得上海博物馆的明清家具在数量上、品类上都比较完整，够得上办一个明清家具展，所以在1996年新馆成立的时候，开辟了明清家具专馆用来陈列。
此前，除了故宫博物院有临时性展览家具外，中国的博物馆中没有一家辟有专门的古家具陈列馆，这也使得上海博物馆成为当时国内唯一一家辟有专馆陈列古典家具的国家级博物馆。
2000年，上海博物馆又斥资向陈梦家家属征集了26件陈梦家旧藏家具充实入馆。这批家具亦曾被王世襄收入其上世纪80年代编写的《明式家具珍赏》这本书里。
为古家具收藏保护点了一把火
据上述上海博物馆家具研究员介绍，中国古典家具在古代仅被当作使用品，并未被提升到艺术品的高度，因而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古代文人也没有对古典家具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或文房艺术上的探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到中国来讲学，他认为中国的家具不比欧洲的家具差，收藏了几十件中国明清家具，同时他写了一本书:《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对启发人们重视中国传统家具文化做出贡献。当时协助他研究的中国学者杨耀受其影响，上世纪40年代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很多研究明式家具的文章。读到艾克的书，可以说是王世襄接触明式家具工艺的开头。王世襄也对古代家具感兴趣，从40年代开始，广泛收集明式家具，他一方面收集实物，一方面自己进行研究。到1985年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彩色图版(之前都是油印稿)的专门研究家具的书:《明式家具珍赏》，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以往都是油印的，全部用彩版印刷之后，人们一看，觉得这么精美的家具以往都被忽视了。
王世襄将古典家具重新作系统研究并向社会公开之后，这批家具被作为中国明式家具的经典范例，在社会上起到很大影响。短短几年里，本来在农村里使用的家具，一下子都被发掘出来了，作为文化遗产被保护起来。“等于王世襄点了一把火，大家纷纷把它作为艺术品保留下来，抢救了家具文物。明式家具学术地位的确立，王世襄功劳不小。”该名研究员说。
7月份的中东市场需求稳定，价格也稳定。在同一时间欧盟需求比进口商预期的要慢，法国是过去几个月最活跃的国家。
许多人认为，欧盟关税同盟正在逐渐削弱欧洲市场较小生产者的利益。总体而言，随着主要市场的稳步发展，生产者情绪继续保持乐观。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买家返回寻找西非供应商。
廿载时光，王世襄与范遥青的书信谈艺录
王世襄，出身京城名门，当代著名学者、文博大家。范遥青，常州人，出身农民，当代留青竹刻名家。这两个出身悬殊的人，因为对留青竹刻艺术共同的雅好而结缘，自1983年5月两人初识，到2007年10月之间，书信往来长达20多年、170多封。
《竹墨留青:王世襄致范遥青书翰谈艺录》一书，不久前由三联书店出版，精选了王世襄写给范遥青的135封书信。本周，《城事·档案柜》记者走进范遥青家中，听老人讲述书信背后的艺术人生故事。
本报记者李桦通讯员陈期翁丽娟文摄
上世界80年代末，王世襄（左）先生与范遥青的合影执着竹刻的农民让大家青眼有加
今年74岁的范遥青，老家在常州雕庄。他的祖辈是做鸟笼的，他也做得一手好鸟笼，主业则是种地，但他一直对留青竹刻十分痴迷。后来，他结识了常州留青竹刻大家白士风。文革结束后，常州工美研究所组织了一批能工巧匠，白士风当时在工美研究所搞留青竹刻。有一次，工美所接了一批出口日本的竹刻镇纸订单，来不及做，就喊了范遥青去帮忙，他在那里待了一年半。
范遥青告诉记者，和王世襄先生结缘，还要感谢香港著名竹刻收藏家、鉴赏家叶义先生从中牵线。
叶义喜欢收藏竹刻作品，上世纪80年代，他便与常州留青竹刻名家白士风和徐秉方有交往。有一年，叶义到常州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还寂寂无名的范遥青拿到了叶义的名片。范遥青按名片上的地址，请一位熟人的亲戚带了一件作品到香港，请叶义指点。当时，是不能随便寄信到境外的。
后来，叶义在英国办了一次留青竹刻作品展览，徐秉方和范遥青均有作品入选，展览结束后，出了一本作品集。叶义把这本作品集送给王世襄看，王世襄得知，范遥青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却一直在坚持这门濒临灭绝的艺术，便对他青眼有加，从此，王世襄便以老师之职，对范遥青的竹刻进行全方位的指导，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人生。
20多年，两地谈艺录
1987年1月20日，王世襄先生写给范遥青的信1983年5月30日，王世襄给范遥青寄来了第一封信，从此拉开了一位文博大家与一位农民竹刻家长达20多年的艺术笔谈。
第一封来信，差点没有收到
回忆起往事，范遥青很是感慨，“这封信我差点没收到，当时信寄到了常州工美所，而我当时在雕庄乡下，幸亏有一位热心的徒弟重新写了个信封，把王世襄先生的这封信装在里面，转寄到了雕庄我的家中。当时收到这封信，心情只有两个字：狂喜！”
在这封信的第一段，王世襄就开诚布公，“对我来说，一切竹人我是一视同仁的，只是不出名的，艺术高于其声望的，应该替他鼓吹鼓吹，助一臂之力。我对竹人并无所求，也并不想要你们刻的东西，巧取豪夺。只是希望振兴祖国这门传统艺术而已。”
第一封信，王世襄就对范遥青的艺术创作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和看法：要自己打稿，自己设计，自己刻，这非常重要，今后如能高出他人一等，就应该高在这一点上；要题材多样化；要风格各不相同；要有不同刻法，加上立体圆雕、透雕，不要全是留青。王世襄还提到，他请人拍了支慈庵（编者注：支慈庵，苏州人，1904-1974年，著名竹刻大家，培养的弟子有徐素白、方锦霞等）刻的一块臂搁，“一面是荷花蜻蜓，背面竹黄全是蚕桑，极精。”放大后效果如好，就寄给范遥青供揣摩学习。他还叮嘱范遥青，“竹材非常非常重要，应好好准备，入冬进山采竹。总之，一切事要认真，要下功夫。天下无不下功夫而能有收获的事。”
“要自己创稿，自己设计，自己刻”，这个观点，王世襄在后来的信中又多次提及和强调。范遥青告诉记者，他一直记着王世襄对自己的教诲，即使现在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还坚持由自己画底稿。
记者看到，这100多封来信，有些是用毛笔书写的，字体洒脱隽永，令人忍不住啧啧赞叹。小心翻阅这一沓沓书信，记者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家长里短，多为王世襄无私指导范遥青、提高他的艺术修养的殷切之语，王世襄对竹刻艺术的殷切爱护和扶持之心，随处跃然字里行间，如1987年12月1日来信：“我认为刻十件寻常的，不如刻一件极精的。刻平时常刻的技法，不如刻没有试过的技法。只有这样才有长进和提高。我认为这就是奋斗的方向。”1998年3月1日来信，得知范遥青开始坚持自己设计画稿，非常高兴，在信中写道，“一定要如此，才能有进步，有突破。否则总是寄人篱下，让人牵着鼻子走，而且无法表达自己，一只鹦鹉而已。”
在王世襄的来信中，也不乏对范遥青在艺术上走了“偏路”的直言不讳的批评，如1985年11月11日的来信中，这样说道，“黄老（编者注：指黄苗子，当代知名漫画家、美术评论家）的字请用阴刻，刻后不可填色，填色便不大方了。一切竹刻恐只有对联、匾额大字可填色，其他艺术品一填便俗，不知以为然否。”
范遥青告诉记者，他本名叫“范尧卿”，而“范遥青”则是他的艺名，是王世襄帮他改的，取自唐代大诗人韩愈诗句：“草色遥看近却无”，意思是，做一棵小草，做好本业，不要去争名利、争什么大师，还嘱咐他在竹刻上落款用“小技耳”较好。范遥青说，这是王世襄先生的衷告，让他没齿不忘，永远铭记。
北京见面，有幸去故宫博物院看库房精品
书信来往谈艺20多年中，王世襄与范遥青曾见过几次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但具体是哪一年，范遥青说他不太记得了。王世襄的家住在北京芳嘉园胡同的一所四合院内。“我坐火车去的北京，把钱缝在裤子口袋里，呵呵，还带了全国粮票。”范遥青回忆。
在北京，范遥青在王世襄先生的提携下，在艺术上得以大开眼界。王世襄拿出自己收藏的竹刻名品给范遥青欣赏揣摩，还是没过瘾，他就带着范遥青，去故宫找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去库房里看那些竹刻藏品，抬出了整整两大箱，他们就戴着白手套，一件件观赏，有明代的，有清代的。“当时也没有照相机，就拼命靠眼睛看、脑子记。”范遥青向记者回忆道。他说，记得当时看到了一件清代早期的陷地刻白菜笔筒，菜心深达六七层，手掌大小，精美异常，令他印象极其深刻，心灵极其震撼。看完藏品，王世襄说，可以尝试把常州的留青技艺与陷地刻技艺融合，创造出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来。后来，范遥青就以陷地刻为主攻方向。历史上陷地刻只有荷花、白菜二种刻法，在这个基础上，范遥青又新创了百合花、令箭荷花、兰花等题材品种，留青与陷地刻技法相结合，突出了刻的味道，以少胜多。
通过王世襄，范遥青又结识了李一氓、启功等喜欢竹刻雅好的知名文化人士。李一氓收藏的竹刻作品，大多捐给了四川博物馆。李一氓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农民竹雕家》，发表在1985年3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文中这样评价范遥青的竹刻艺术：“精到之处，不比明清两代的竹刻名家差，甚至，不管怎么说，可能还比他们好。”
2008年，得知常州竹刻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已在病榻上的王世襄还特意打来电话祝贺，并对几位常州竹刻艺人念念不忘。2009年11月，95岁的王世襄去世。范遥青说，王世襄先生留下了很多很多，有文化、有艺术，更有光风霁月的品格，以及对常州竹刻艺术的源远影响。虽然他和王世襄的书信所有权属于他本人，但他认为，王先生的治学方法和美学思想应该为学界公有，这也是他愿意把它们整理并出版的原因。
来源：cz001.com.cn
“年年榆”高端红木工艺品展，将于6月26日至6月30日在省会古韵古玩城举办。据了解，本次展览包含海南黄花梨、越南花梨、金丝楠、紫檀、沉香、檀香等珍宝级红木工艺品展。来自省会珍宝级红木工艺品收藏大家、鉴赏名家的大量精品将参加展出。
近年来，随着红木价值逐年翻番，各种红木家具、红木工艺品成为收藏投资界的“王公贵族”，喜欢红木家具及工艺品的人群在不断扩大，购买者的年龄也呈现年轻化。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领略红木工艺品的艺术价值和收藏投资价值，本次展会上展出的红木工艺品有摆件、扇子架、首饰盒、笔筒以及人们常见的手串等等，其中有些是将原木加工雕刻而成，有些是根据木材本身的形状加以改造而成的精品。各色各样的古董古玩，翰墨飘香的文房摆件，还有古朴典雅的根雕收藏品等精品，可让观众在了解红木工艺品的同时领略艺术的魅力。
由于红木的稀缺性，不少买家除了实用性外，购买的时候还会考虑其投资价值。但是大家要想对红木工艺品等进行收藏就必须对红木从材质、做工、保存等方面进行了解。
据介绍，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红木材料主要是海南黄花梨、小叶紫檀、越南黄花梨、大红酸枝这四种，投资收藏者可以通过跑市场，看样品，积累知识等方式获取辨别材质的能力，分清楚这些木材之间的材质差异和价格差异。要学会辨明假货，投资收藏者应尽量去专业的、信誉好的红木家具及工艺品店购买，并且要求他们出具正规的产品说明书和鉴定书。要注重红木的保存方法，除了合适的温度和湿度，还要注意一些细节，防止变形，被虫蛀，被水浸等。(肖鸿整理)
这批明式家具，如今已入藏上海博物馆，对于为什么不是无偿捐献，为何不留在北京，这些年来，曾听有人对此颇有微辞，甚至还听到业界的名人发出的责怪之声，这纯粹是他们不了解情况。作为亲历者，我对全程首尾和来龙去脉记忆得还算清楚。
多年以来，王先生一直在为这些藏品的最终归宿而操心。他说过，这批家具一定要完整留下，绝对不能再拆散分卖。无论多么困难的时期，无论多少人恳求，他从未卖过一件。最终捐向哪里，也一直在他的考虑之中。我想：任何人首先会想到，故宫应是这批家具最好的归宿地。
可故宫博物院对这批藏品一直未表示出积极的态度。
另一方面，王先生对故宫是否真能保存和善待这批家具心有疑虑。
古代家具，尤其是珍贵的硬木家具，其实相当娇气。像紫檀料的家具，木质表面非常娇嫩，就如同人的皮肤，最怕太阳晒。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藏明清家具，其中有把极为明显的紫檀家具标注成黄花梨料制。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是故宫中有的紫檀家具给晒得颜色变浅了，所以依据颜色才被认成了黄花梨。
故宫的宫殿都坐北朝南。古家具摆在窗户根儿地底下，直受日光的照射。居住在北方的人都知道，北京坐北朝南的房间，日照时间特别长，即使有前廊，但案类、椅类的家具较矮，挨着墙根放仍然晒得着。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晒，什么东西能经得住！为此事，我曾向故宫人员说起，可他们说这是按原来的陈列形式摆放。您站在王先生的角度想想看：再好的东西给了他们，他们能认真上心对待么？能让他放心吗？
尽管如此，王世襄先生一直在想方设法尽量地把这批明式家具藏品留在北京。可没想到，北京却不以为然，愣是不要。这天底下的事儿就这么奇怪，来得容易的，都不会珍惜，看来这是个永恒的真理。之后，他也考虑过其他博物馆。例如：黄胄先生曾多次向我提出，希望我能帮他劝劝王先生，将他的藏品放到炎黄艺术馆。有一段时间，王先生甚至还考虑过自己建立一个博物馆，但是看到黄胄先生办博物馆，差点儿没给累死，觉得不成，只能作罢。最后，经综合考量，还是给了上海博物馆。
卖，还是捐？
对于个中情形，尤其对王先生这批明式家具到底算卖还是算捐，社会上有些争议。对此，王先生在2002年10月接受艺术杂志采访的访谈录中说道：
恰好此时上博修建完工，有家具展室，但没有家具。上海朋友庄先生和我商量，想买我的家具捐给上博，我提出的条件是：您买我的家具必须全部给上博，自己一件也不能留，如同意，收入《珍赏》的家具我一件不留，而且我不讲价钱，你给多少是多少，只要够我买房迁出就行。当时所得只有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但我心安理得，认为给家具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就这样，搜集了四十年的七十九件家具都进了上博。《珍赏》中还有一件黄花梨小交杌，出书前我已送给了杨乃济先生，故书中写明藏者姓名是他不是我，过了几年杨先生把交杌还给了我，我最近又无偿捐给了上博。这样就凑了一个整数，共计八十件了。
这就是事实。懂行的人一眼就看得明白：这其实就是半送！
如何将这批国之瑰宝运送到上海博物馆，曾叫人煞费苦心，其间还有一段周折。
王先生与上海博物馆，对这批家具的运送事宜，有着各自不同的顾虑。王先生是怕从北京运往上海的途中遭到损坏，而上海博物馆对这批家具的价值知根知底，担心北京方面知情后，会劝阻王先生改变主意，设法留在北京，不允许运走。
1976年，王先生的好友朱家溍先生的家族，将家藏十几件极为珍贵的明清家具，无偿捐献给承德避暑山庄。万万没想到，运送过程中，货车司机竟为了拉私活儿，把这批家具三下五除二，全从车上给扔了下来，在客店当院里堆放了整整五天。待他干完私活儿后又扔上车运到了承德。结果，这批托运的珍贵的家具摔损散逸惨重。更离奇的是事后竟没人对此负责，不了了之了。
鉴于此，王先生真被吓怕了。因此如何把这批珍藏妥善运走，别重蹈朱家那批家具的覆辙，毁于一旦，成了他最最关切的问题。开始时，王先生跟我说，为了安全，要找专门的运输公司。但是先后联系了两家之后，公司办公室的脏乱样儿和调度员那叫一个粗野的言行做派，把我们给吓回来了。
显然，当时国内的长途运输公司没有一家能令王先生放心。后来，我们找到了大通国际运输公司。那时，该公司在霄云路设有办公室，好像是当时国内唯一一家国际运输公司。经联系后，我发现人家的业务级别很高，主要从事国际空运，对国内的业务并不太熟悉，也不太合适。王先生也觉得挺遗憾，而且通过这几次与货运接触更加重了他的心理负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无奈之下，他让我找到英国驻华大使麦克?洛瑞恩，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我曾带他参观过王先生的收藏，他对王先生也特别尊重。我们探讨可否以国际外交货物的名义，找一个可靠的国际运输公司来运送，以期做到绝对的安全保险。对此，英国大使表示大力支持，大使夫人更表示愿意全程义务帮助并亲自参加监督。
惊心动魄南下记
上海博物馆从不担心运输安全。可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北京市政府和文博机构没有出面阻拦此事。因此心里犯嘀咕，担心这期间若北京方面醒悟了，这批古家具出不了北京。他们的顾虑绝对有道理，一点儿也不离谱。我相信，若当年咱北京市委和文博系统中哪怕有一位领导人，能意识到这批国宝家具的哪怕是一半的价值，而且人家仅给了王先生区区一百万美元，肯定都会想方设法说服王先生将之留下来，绝不会让这批世界闻名的精品就这样给一锅端运出北京。
最后，上海博物馆决定，由馆方来人亲自赴北京负责接运。
对此，上博马承源馆长真是费尽了心机，他巧妙地采用了“曲线”搬运的方法，先将王先生的七十九件家具从家中快速地运到了一个北京极安全可靠的中央大机关，此机关与古代艺术品无关，在那里放了一段时间，仔细包装后，上海博物馆派来了人员和至少一个排的武警战士，负责装车和跟车押运。
那天，他们是晚上出发的，大约在夜里十一点钟左右，我接到了上海博物馆负责运送家具的人打来的电话。他仿佛紧张之后长舒了一口气，又轻松又兴奋：“我们已经出了北京的地界啦！”言语之中，听得出来他的激动之情。
后来有次机会，我和上海博物馆汪庆正副馆长应邀去香港出席一个博物馆开幕仪式。在旅途中，他告诉我：“王先生这批家具在上海极受欢迎。统计发现，在上博诸多的专项展馆中，以参观家具馆的人流量最多。”
这些年来，每次我到上海，都一定会以一名普通游客的身份去看看陈列在上海博物馆里的那些家具，就像去探望阔别多年的老朋友。回想曾与这些家具共处二十多年，心情感受，一言难尽。那时，它们是那样窘迫局促地堆挤摞放在一起。但现在，有了那么宽敞华美的展览大厅，在温暖柔和的博物馆专用灯光的照射下，显出傲岸的气派，将优美的线条和珍贵材质的质感，完美地展现给观众。
我觉得，这些堪称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精极珍品真是找对了归宿，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好家。站在展览大厅中，心中升起一种感觉，这些有三四百年历史的家具精品能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重聚在一起，定是上天在冥冥之中已有的安排，乃是天意。
（来源：《明式家具珍赏》）
红木家具是中式风格家具中的贵族，一般的老红木家具都动辄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以上，现在不少人在装修的时候都会选择中式装修，中式当然少不了红木，可是如何才能买到保值增值又美观的红木家具?
现代红木家具继承了明清古典家具的造型和主要工艺特色，并借鉴了西方当代家具的部分特点。它用材精良，典雅实用，结构匀称简洁，工艺精湛严谨，经擦漆上蜡等工艺处理后，温润光洁，给人们以美的艺术享受。
对现代红木家具的评价主要是从形美、材良、工精等几个方面去评价：
1.型美，即造型美(结构外观美)，它是红木家具神韵的体现;
2.材良，即木材应是红木中的上品，如紫檀、黄花梨、红酸枝、黑酸枝、乌木、紫属花梨木等;
3.工精，即结构严谨，工艺精湛，雕刻精细，写意生动，刀法干练利落，从容流畅，视觉沉穆凝重、典雅，观之于目，悦之于心。
红木家具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是型美、材良、工精三者的完美结合。
但是，人们在具体选择红木家具时，总是在材质、器型和工艺之间进行取舍。当然，在实际选择红木家具时，以上三个要素缺一不可。但大多数人认为，型美第一，材良第二，工精第三，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依次考虑。
小知识：榫卯结构本身就是家具部件的连体，整个家具通过榫卯结构就可以做到上下、左右、粗细、斜直连接合理。红木家具坚固耐用，除选用硬质木材外，就是其科学合理的榫卯结构。它可以有效地限制木件之间向各个方向的扭动，同时也便于运输、搬运，到了目的地后再进行安装，非常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