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与俪松居长物：向星空致敬\家具出口是马来西亚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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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与“俪松居”长物
文/王中杰编辑/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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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一代文博名家，一棵文化大树，一位中国乃至世界上明式家具研究领域中最负盛名的学人。他的治学精神、专业成果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以及丰富别样的人生，给现代中国传统家具研究史留下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传奇。
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王世襄先生溘然长逝，走完了他95年丰富多彩的人生。
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上的创见与成就，盛名海内外，自不待说。他在收藏上的独到眼光和卓越品位，也享誉文博界与收藏界。
王世襄是现代为数不多的传统收藏家之一。他有很好的家族文化熏陶和博学多闻的艺术修养，对涉及的文物是真爱、真赏、真研、真懂，真的清心雅玩，并能玩出学问、玩出境界来。而且想得开，明白人生有限，文物长存，收藏只不过是保存一段属于自己的喜好时光。所以，虽爱之痴，玩之迷，然而知道有缘得之，亦应适时遣之，让文物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传承，闪耀不灭的光芒。所谓无用之用，无为而为，概若如此。今下有些富豪金主，视收藏如玩股市、做期货，倒腾炒作，自不可同日而言。
众所周知，1998年，上海博物馆为王世襄毕生收藏的79件明式家具辟专室陈列。本文仅介绍王老曾经收藏过的几件文房珍品，一窥其别样的收藏人生，当作是对王世襄先生的景仰和纪念吧。
由我得之由我遣之
2003年11月，“俪松居长物一一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气势如虹，是一次文房雅玩收藏的里程碑式拍卖，143件拍品悉数成交，总额达6301.35万元。拍品囊括古琴、铜炉、木器、雕刻、漆器、竹刻、石雕、匏器、铜雕九类，一些精品迭创同类拍品纪录。
“长物”的含义，是指身外可有可无，似乎多余的东西。传统文人则把身边“玩好”之物谦称为长物，有敝帚自珍的蕴义。王世襄将自己珍藏的文物称为长物，是认为它们终归是身外之物。天年有寿，人生不永，谁也不可能长久地拥有。故王世襄将其所藏文物著录题名《自珍集》，副标题为“俪松居长物志”。“俪松居”是王世襄和袁荃猷伉俪的斋名。在此书“自序”中，王老说到，收藏文物，除把玩清娱外，“但顿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此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此岂不正是多年来坚守自珍，孜孜以求者。”王老将自己对收藏的心境说得诚恳、明白。
文物传承的路径通常有两种，或襄助捐赠给大众文博馆所，王世襄珍藏的明式家具是这样做了。或是通过拍卖，让有眼光、有能力的藏家接手传承，这是王世襄对所藏文房珍玩的安排考虑。拍卖会作为艺术品交易的最重要平台，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可以让私人藏品进入公众社会、收藏界与文博机构视野，为文物的庋藏、保护、展示和传承，创造知名度和身份保障。诚如王世襄所言：文物“由我得之，由我遣之”。“俪松居”的珍藏应有个更适合的安排，使之能多一点社会文化效益。这也许就是王世襄后来筹办藏品专场拍卖会的思想动因。
2003年10月29日，与王世襄相濡以沫几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辞世，悲痛之余，也让他感到时光流逝的紧迫。于是，便有了这一年11月26日，由中国嘉德开槌的这一场轰动当时、影响深远的“俪松居长物”艺术品拍卖会。
如今，王世襄、袁荃猷伉俪倾数十载心血收藏的143件文房雅玩艺术品，已被海内外藏家和文博单位收藏，一些精品被再次送到各大拍卖会的聚光灯下，续写着新的传奇。
亿元古琴唐斫鸿宝
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唐代“大圣遗音”伏羲式琴，以1.15亿元成交。此琴被誉为中国私人收藏第一名琴，也是民间收藏中惟一一张无争议的唐琴。琴长120.5厘米、额宽与肩宽同为20.5厘米、尾宽15厘米，桐木胎，鹿角沙漆灰，色紫如栗壳，金徽玉轸，遍体蛇腹断，圆形龙池，扁圆形凤沼，龙池上下与四隅分刻琴名及诗词、闲章，池内刻年款，为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宫中所造，为中唐初期内府乐器，至今已有1250多年历史，原为北京著名琴家锡宝臣先生所珍藏。1948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妇经友人介绍，以饰物3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换得黄金约5两，再加翡翠戒指3枚，从锡宝臣先生后人手中易得此琴。这就是王世襄所谓“鬻书典钗，易此枯桐”说法的由来。
琴在古代备受文人士大夫推崇，居“琴、棋、书、画”四艺之首。古琴的历史渊源最为久远，有伏羲氏“削桐为琴，绳丝为弦”，舜帝“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的传说。从西周始，可考证的历史也有三千年之久。晋代陶渊明在《闲情赋》中就写到：“愿在木以为桐，作膝上之呜琴”。抚琴并非是一种单纯的音乐技艺，实际上它体现了音乐、艺术、文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悠久积淀。
王世襄伉俪对古琴情有独钟，《自珍集》开卷之首即为“大圣遗音”古琴，图录中还收入所藏宋、元、明各代八张古琴。袁荃猷1957年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长期从事古代音乐研究工作，著述颇丰。她14岁即师从汪孟舒先生学琴，后又得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亲授，于琴艺上极有造诣。王世襄对中国古典音乐亦有研究，曾写出《古琴曲广陵散说明》专著。易得此琴后55年间，夫妻珍若拱璧，袁荃猷抚琴，王世襄是为知音在侧相伴，悦而自称“琴奴”。足见他们在古典音乐和琴艺上的灵犀相通和夫妻间的深情。2003年秋袁荃猷离世，王世襄悲痛欲绝，遂将此琴付拍。
2003年11月26日，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第一次出现在拍场上，即以891万元成交价创下当时古琴拍卖世界纪录。当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再次推出此琴时，最终以1.15亿元的天价成交。八年间，此琴增值幅度几达13倍。2010年北京匡时曾推出王世襄旧藏宋代朱晦翁藏仲尼式琴，以1120万元成交，此琴2003年初拍时成交价为220万元。
史上最贵之木雕笔筒
2003年中国嘉德秋拍，“俪松居长物一一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推出的十几件竹木雕作品全部成交。“明朱小松款归去来辞图竹刻笔筒”被上海博物馆以110万元定向购买。当时以209万元成交的明鱼龙海兽紫檀笔筒，至2012年5月13日，中国嘉德春拍“翦淞阁文房宝玩”专场，以5520万元易手，为世界上至今拍价最贵的木笔筒。9年间，该笔筒增值幅度超过26倍，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值纪录。
该笔筒外径14.6厘米、内径11.7厘来、通高16.5厘米，紫檀黝黑如墨，高浮雕二龙丰颅长喙，鬃髭奋张，气势雄伟，其它所雕鱼、狮、虎、马、象、犀、螺各一，貌亦奇古，间以海水汹涌激荡，盘涡深旋，愈助鱼龙矫腾之势，雕制年月当在明永宣年间，不出15世纪，为紫檀笔筒中年代较早的精品。
王世襄自述，此笔筒购自上世纪50年代荣宝斋，经三次询价方如愿购回。“文革”后还被抄文物，“不见踪影者何止百数十件”，“铭心之物”中，此件木笔筒为其一。1983年，王世襄被故宫博物院邀至北五所库房鉴定竹刻并为定级，“启一柜，鱼龙海兽笔筒竟赫然在屉板上。取视，内贴纸条书一‘毛’字。询其故，始知为‘毛家湾林彪住宅送来’之标记。”王世襄遂上书求还，经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市文管处查核，“发现此笔筒确实抄自我家”，在动乱岁月中被“四人帮”分子从文管处取走，终落林彪宅中。1987年，王世襄参加《中国美术全集》编撰工作，“得将笔筒收入《竹木牙角》卷，为明代木雕增添重要实例。其艺术价值实远远超过上海博物馆所藏明墓出土之紫檀螭纹扁壶。”王老以个人收藏亦能为国家出版物做贡献而欣慰。
笔筒是为纳笔所用的必备用具，因体量较大，选材丰富，为施艺制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是书房案头最具艺术观赏性的文具。笔筒出现的时代较晚，唐宋时只有诗筒的记载，如白居易《醉封寄微之诗》中有：“为向两川邮便道，莫辞来去寄诗筒”之句。古人是将诗书装封竹筒中寄与亲友的，称为“诗筒”。也许因由诗筒启发，后来遂有截竹插笔用法。明屠隆说“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可知当时已有了笔筒，用材主要是竹木。笔筒造型为圆形、方形、椭圆形及八角形等。雕刻多为通景构图，题材内容或山林风景、人物故事，或花卉草虫、飞禽走兽，也有诗文题刻。雕刻工艺上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传统技艺手法，运用发展了浅刻、浮雕、圆雕、透雕等技法，雕镂手法精妙，极具艺术表现力。近年来各大拍卖会上，燕闲雅赏的文房用品深受青睐，凡有精品出现，都备受追捧，迭创拍价新高。
创拍场纪录的明代铜炉
2010年北京匡时秋季艺术品拍卖会，王世襄旧藏的明“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冲天耳金片三足炉以1512万元成交，坐上了世界最贵铜炉的宝座。同场，王世襄旧藏清“大清顺治辛丑邺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冲天耳三足炉拍价为1176万元，清“大清康熙年制燕台施氏精造”马槽炉以1456万元高价易手。
王世襄旧藏，明崇祯“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王世襄旧藏，清顺治“大清顺治年辛丑邺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冲天耳三足炉，成交价1176万元。(图片提供：北京匡时)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通耳高10.3厘来、口高8厘米、口径12厘米，重1951克。器型古朴端庄，浑圆腹，炉身厚重，通体散布金片，“金片甚厚，指扪可觉”，包浆古拙润泽。炉底款识“壬午”年制，为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此炉原为清末古玩家赵汝珍旧藏。王世襄说到：“赵汝珍先生寄居积水潭东侧余家祠，傍湖筑鸽舍，招予观赏所畜品种，谈笑甚欢。濒行，以此炉相赠。次日以短嘴斑点拃灰一双为报，时为1951年3月31日。”
此炉来源清晰，传承有序，王世襄收藏、研究长达53年，收入《自珍集》、《锦灰堆》等著作。2003年中国嘉德秋拍推出“锦灰吉金一一王世襄藏炉”专场，成交率100%。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首次露面拍卖会，便以当时创纪录的166万元人民币成交。时隔7年，2010年北京匡时秋拍推出了2003年曾拍出的20件王世襄旧藏铜炉，场面火爆。著名收藏家刘益谦如是说：“我也‘抢’了两个。”可见拍场竞争之激烈。是次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拍价达创纪录的1512万元，较之7年前首拍价，增值幅度超过8倍。
收藏界坦言，王世襄所藏铜炉，虽算不上是特别珍罕的艺术极品，但毫无疑义，却是真真实实的具有历史文物、艺术、工艺价值的精品，呈现出文物艺术品的独有魅力。这些铜炉，多被收藏界视为铜炉收藏的标准器。
明清铜炉，尤其明代宣德炉，是商周后中国青铜器的又一次辉煌。明代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在位(1426～1435年)年号为宣德，明史学者将宣德一朝比作西汉“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宣德三年，宣宗下旨，敕令工部、礼部将暹罗国进贡的数万斤“风磨铜”，督以十二炼(每斤仅剩四两)精铜铸造鼎彝祭器，其中有铜炉约五千余件。但是宣德炉遭受到历史上太多的灾厄，至今真迹难觅。不过宣德炉后世仿摹众多，已然成为中国铜质香炉的不二典范，其古朴端正的造型，坚韧凝重的胎体，珠光宝色的皮壳，纯净典雅的气韵，构成“正、坚、妙、雅”的“铜炉四德”，是后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审美境界。明文震亨《长物志》卷七·器具篇开首“香炉”言到：“惟宣铜彝炉稍大者，最为适用。”可知宣式铜炉在文房雅赏、案头清供中，是备受青睐的珍玩。
雅量气度可比君子
王世襄认为，“近现代允称收藏家者，如朱翼庵先生之于碑帖，朱桂辛先生之于丝绣，张伯驹先生之于书画，周叔弢先生之于古籍”，皆为学识、资财具备，自感弗如。所以，每遇人或称其为收藏家，王世襄必起立正襟而对曰：“实不敢当！实不敢当！”联想到启功先生，当听说有人摹仿其书法时，总是笑言：“比我写的好！比我写的好！”前辈学人有如此襟怀雅量，于今实难多见了。
还有一件事让人难忘。2004年中国嘉德举办迎春书画专场，因为上年秋“俪松居长物”拍卖盛况空前，图录中遂将王世襄书画藏品标以俪松居藏品。王老不悦而断然将参拍藏品全部撤拍。他认为这些书画只是家藏之物，不符合俪松居的收藏品位，断不可混淆。如此清正耿介，可比君子。
诗人车前子曾言：“21世纪，可能还会出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虽为谥美之辞，却也道出王世襄难以比拟的硕然成就和别样人生。
也许不必去牵强比拟，因为历史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但是，王世襄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人生态度，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马来西亚第一产业部长TeresaKok报告称，2019年前5个月的木材出口同比增长2.3%。马来西亚是全球十大家具出口国之一，2019年前5个月，家具行业对马来西亚木材相关出口总额的贡献为36%，同比增长近13%。她指出，马来西亚制造商需要保持警惕，因为非木材产品在一些传统木材产品市场是一个威胁。
（记者ｍａｎ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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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风雨人生云淡风清
文/特约撰稿王中杰编辑/程香
人物名片：王世襄，一代文博名家，一棵文化大树，一位中国乃至世界上明式家具研究领域中最负盛名的学人。他的治学精神、专业成果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以及丰富别样的人生，给现代中国传统家具研究史留下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传奇。
核心提示：王世襄从中国古家具处于落魄、鲜为人知的上世纪40年代开始，用40年时间完成了明式家具的两部力作，之后又以近30年时间促进中国家具文化的传播拓展，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王世襄曾坦言，自己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是一个玩得天昏地黑、业荒于嬉的顽皮学生”。从27岁(194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到四川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自此投身工艺与文博研究工作，至95岁辞世(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近70年的人生跌宕起伏，乐天而坚韧。一路走来，风雨兼程，也精彩不断。他始终笑对人生，耕耘不辍，自修圆满，不仅成为研究明式家具的一位大家，还把一些冷门“玩好”做成“绝学”。
大半个世纪中，王世襄把诸般喜好做得风生水起，蜚声海内外，却不为功利得失所羁绊，将人生看得云淡天清。
风雨人生路，一笑付东风
王世襄，号畅安，祖籍福州，1914年5月25日在北京出生。当时其父王继曾在外交部条约司供职，母亲金章高贵娴雅，是知名的鱼藻画家。王世襄生于书香门弟，长在官宦之家，其祖上三代有状元、进士出身，出过重臣、循吏和外交使节。王世襄幼年时家里就专门为他请最好的私塾老师讲授古文、经、史与诗词。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毕业，王世襄都在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办的学校里读书，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好奇活泼的性格，让年少的王世襄崭露“燕市少年”风貌，他曾自嘲是“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架鹰逐兔，皆乐之不疲。”养鸽飞放更是“常年癖好”。成年后对漆器、火绘、竹刻以及古典音乐的研究都造诣颇深。王世襄还是京城圈内知名美食家和“烹饪圣手”，并曾受邀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王世襄在广泛结交社会各阶层玩友中，完全摒弃了世家子弟的矜贵习气，陶冶了豁达乐观的性格。更为可贵的是，他终生都能虚心求教，博洽多闻，穷究玩物底里，从大俗中玩出大雅，每每有精湛述作问世。例如《谈匏器》、《说葫芦》、《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北京鸽哨》、《大鹰篇》、《獾狗篇》等，皆为研述几被遗忘的传统文化与工艺的妙文。启功先生说他是“研物立志”，黄苗子先生则称他“玩物成家”。而王世襄穷其一生潜心研究的，乃是明式家具。
《明式家具珍赏》与《明式家具研究》问世后被译成多种外文版本，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003年，在遥远的阿姆斯特丹皇宫，荷兰女王将“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颁给了王世襄，以对这位时年89岁的中国老人表达敬意，表彰其对中国文物艺术的专业性与创新性的研究。王世襄是获得“最高荣誉奖”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克劳斯亲王文化与发展基金会会长安克·尼荷芙女士说：“王世襄先生长于对中国家具设计、技术和历史的研究，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收藏，他的收藏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手工艺者和学者得都到鼓舞。”王世襄将所得奖金10万欧元捐助给了福建武夷山市中荷友好小学，建立图书馆、电脑室、音乐舞蹈室、实验室、美术室等齐全设施，体现了王老关心、襄助教育的慈善之心。
王世襄一生历经冷暖、阅尽沧桑，反倒铸就了恬淡坚忍的性情。大学毕业后不久，王世襄即进入故宫[微博]博物院工作，抗战胜利后成立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经马衡、梁思成先生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委任他以平津地区办公室助理代表职务。王世襄奔走调查，参与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包括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一批国之珍宝，现都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948年王世襄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科长，旋即被派往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于新中国成立前夕返回，担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然而，之后的20年里，王世襄被卷入了命运的漩涡中。
1953年，王世襄莫名其妙地被以盗藏文物罪名遭文物局解雇；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开始，王世襄先是被迫“自我革命”，主动请求文物局造反派来抄家，1969年被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还曾被军代表当作“特嫌”看待。1973年夏，王世襄终于回到了北京，此后他抓紧补充修订《髹漆录解说》和《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的编写，并于1983年后陆续正式出版。
王世襄能如此坚守初衷，无怨无悔，与挚友陈梦家之死不无关系。陈梦家在考古学、金石学、文字学方面极有造诣，其卓越贡献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他比王世襄年长3岁，1934年两人相识于燕京大学，都喜欢明式家具。1966年9月3日，陈梦家因不堪凌辱自缢身亡。王世襄深感悲痛惋惜，并选择“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立志凡于国于民有益之事，“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王世襄做到了，在人生的坎坷中苦耕不辍，并曾为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晚年任中央文史馆研究馆员。
王世襄从中国古家具处于落泊、鲜为人知的上世纪40年代开始，用40年时间完成了明式家具的两部力作，之后又以近30年时间促进中国家具文化的传播拓展，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王老以70年的岁月见证了明清家具的复兴与辉煌，在中国古家具发展的历史天空中，留下了一抹闪亮的光辉。
王世襄与友人回首往事时，只是淡淡地说：“每个做研究的人都要有雅量，让不同的声音与意见来批评我们的论著。因为永远有新的证据在发现。”如此的襟怀与气度，正是做学问、做事业最为可贵的传统。
上海博物馆家具馆一角(摄影：程香)王世襄旧藏“明黄花梨独板面心夹头榫大平头案”，案长350厘米、宽62.7厘米。现陈列于上海博物馆中厅堂展室屏门前正中。(摄影：程香)结缘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
1990年，由王世襄亲题匾额、揭幕的美国加州古典家具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家常年展示中国明式家具的博物馆，顿时成了中国家具迷的“麦加圣地”，不少人远涉千万里而来，赞叹竟有如此优雅美妙的工艺艺术器具。
源起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一个收藏欧洲名画的基督教团体主持人罗勃·波顿，游历巴黎时看到一对紫檀木明式官帽椅，惊喜莫名，立即买下运回加州总部。不久，他又购入一张鸡翅木翘头案，椅案搭配，产生绝妙的魅力。与明式家具的邂逅，让波顿先生犹如“撞见一潭清新的活泉”，义无反顾地踏进中国古典家具这个“新天地”的大门。当时世界上相关著述寥寥，1985年英文版《明式家具珍赏》与1989中文版《明式家具研究》，成为茫然中的指路明灯，并产生了“中国古典家具等于王世襄”这样简单明确的观念。此后，波顿和他的团队，从到中国“登门拜师”开始，建立了从加州至北京的“特快专递”，几乎每一、二周就会派人将家具照片、资料送请王世襄鉴定、考评。王世襄则对照片中的每一件家具写下看法。波顿曾说：“当时我们真是和时间赛跑，因为这个收藏中国家具的黄金时刻稍纵即逝。”为此，他们拍卖了收藏的欧洲绘画，以西方人的激情和效率，倾注到明式家具的寻访搜求中，从巴黎、伦敦到香港及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仅旅费就花了130万美元。至1990年初，收藏到70余件明式家具，开馆前邀请王世襄伉俪首访并对展品逐一鉴定。王世襄曾言及当时的感觉：“真是痛快！地方宽又有人负责搬运，工作效率非常高。我费了数十年才能做的事，他们短短几年时间内都可以做得到。这趟可办了不少事。”根据王世襄的鉴定意见，他们当即退掉一个货柜的家具，以维护展品“真、精、稀”的品质。
王世襄深知，古典家具陈置在相应的建筑环境中，方能充分彰显其文化艺术风采。他的心愿与波顿不谋而合，即建一座中国庭院式的明式家具博物馆。为选址，王世襄在波顿团体总部所在地、距离旧金山3小时车程的“文艺复兴”小镇群丘之间，踏访数千英亩地的每一角落，最终选定在一个风景秀丽的人工湖畔建馆，此湖亦经他提议命名为“鲁班湖”。该馆由中国科学院建筑研究所负责整体建筑的规划设计，实地勘测、效果描绘也由中国工程师负责。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的建立，使这个偏僻小镇远近闻名，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王世襄后来评价，该馆创造了三个“惟一”：当时世界上惟一一家专门收藏明式家具的博物馆；该馆《中国古典家具学会季刊》是当时惟一的专门研究中国古家具的刊物；有一批专职人员做古家具访求、修复、研究工作，并建立丰富的资料库，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
1992年，王世襄又两次赴加州，仔细考察馆中展品。《明式家具萃珍》就是将该馆所藏100件明式家具及小型器物收入图录的。
倾尽所藏助上海博物馆开辟古典家具陈列
1998年，上海博物馆为古典家具开辟专室陈列展出，是当时全国惟一的明清家具馆，也是现今海内外最重要的明式家具展馆之一。
陈列室中，王世襄平生所藏79件明式家具和小件器尽列其间，成为展馆中最华彩的风景。这些家具全部列入《明式家具珍赏》图版中，不少藏品被视为鉴赏明式家具的标准器。
譬如宋牧仲旧藏明紫檀插肩榫大画案，制作古朴庄重，自晚清以来，一向被推为民间存世品中第一紫檀画案。此案一块牙条上镌刻有光绪丁未年清宗室溥侗的题识，证为清康熙朝重臣宋西陂世家旧藏。上博将此案陈列于展厅正当中地台上，案后置明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椅前地上摆明黄花梨滚凳，相配成堂，案面陈列若干文房清供，尽显明式家具简约之美和清雅气韵，也再现了多年里王世襄书房主要陈设之旧貌。
王世襄称为传世重器的还有：“明紫檀黑髹面裹腿罗锅枨画桌”，结构简练，造型淳朴，纯明式风格。此桌明制，黑漆面心板品相完好，色泽奇古，精光内含，与黝黑紫檀相得益彰，弥足珍贵。此件画桌摆放在馆中书斋展室迎面中间。“明黄花梨独板面心夹头榫大平头案”，案长350厘米、宽62.7厘米，虽为攒边作，面心用独幅整板装成，莹洁如玉，同类传世品中仅此一件，故在京城久为人知。此案在馆中厅堂展室屏门前正中陈置。“清前期绦环板围子紫檀罗汉床”，形象秀丽，做工用料极精，造型承古又变化灵动，极具特色。“明紫檀牡丹纹扇面南官帽椅”四具成堂，尺寸硕大，造型舒展而凝重，选材整洁，工艺精湛，是紫檀家具精品中极少数可定为明前期制作的实例。“明黄花梨圆后背交椅成对”，用材丰硕，三截攒靠背，分段透雕，为明中晚期精工制品。“明黄花梨透雕麒麟纹圈椅成对”，造型圆劲有力，线条婉转流畅，雕饰简约精致，尤其靠背板开光透雕麒麟纹，古拙而灵动，其艺术价值，在所见明代圈椅中堪称为第一。此椅图版用作《明式家具珍赏》封面。
此外，其它柜、架、几、杌、镜台等亦不乏精品。其品种之丰，品质之精，传世之珍，深具文物价值。
王世襄于1998年初回顾写到：建国后社会变革，其旧宅日益狭隘，“文革”后沦为大杂院，且面临拆迁，无力保存家具。更“深感所藏家具亦不可能长为己有。数十年心力所萃，只有由国家博物馆[微博]保管陈列，始不致流离分散，且可供人观赏研究，物尽其用。此实为最理想之归宿。时上海博物馆新厦在修建中，机缘巧合，吾友庄贵仑先生正筹划用捐献文物、开辟展馆之方式报效国家，并藉以纪念其先人志宸、志刚两先生昔年在沪创办民族工业之业绩。”两相心愿契合。“於襄则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故不计所藏之值，欣然将七十九件全部割爱。一九九三年二月上海博物馆饬员来京，点收运沪。以上为蒐集收藏，前后几达半个世纪，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化私为公，深庆得所之，简略经过。”关于“庄氏家族捐赠”之由来，已说得明白。
王世襄曾经谈及他的估计：中国古代家具能传世至今的至多千分之一，而传世的作品中可称得上“明式家具”杰作的，大概就只有数百件。
现在，王世襄旧藏的明式家具静静地陈列在上海博物馆中，向世人述说着中国古典家具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将中华民族制作木器的璀璨艺术，穿越时空，融汇到人类文明菁华的永恒之中。
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李婧
1993年，杨波怀揣着5000元走上了创业路，20多年后的今天，他被誉为“中国红木家具第一人”，成就了元亨利这一古典红木家具的知名品牌。20年间，他开过出租车、做过餐饮、卖过电器，但最终选择了红木家具这一行业。杨波坦言，有时选择和定位非常重要，甚至可以决定人的一生。正是精准把握住了黄花梨和红酸枝两种原材的市场潜力，成就了杨波在红木家具界的“教父”之名；也是因为从起步就定位于高端市场，才使得元亨利最终成为红木家具行业的领导品牌。
为何杨波总能先人一步抢占市场先机，成为行业领军者而非追随者？在红木家具行业浸润10余年，杨波又如何看待行业的未来？2013年6月，新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CITES公约”)将7种红木树种列入管制名单后，红木原材价格飞涨，一向对红木原材市场感觉敏锐的杨波，在下一波行情中，又看好哪种原材？在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的元亨利文化艺术示范馆，记者专访杨波，倾听这位“教父”的传奇故事。
黄花梨“教父”如何得名？
杨波出生于中国古典家具之乡河北涞水，当地很多家庭祖祖辈辈以制作红木家具的手艺为生。杨波说，他之所以最终回归红木家具行业，也与家乡息息相关。
1998年，杨波与几个家乡朋友合资建厂，开始了在红木家具行业的创业之路。当时国内的家具行业刚起步，既没有行业规范，也没有知名品牌，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杨波与朋友尝试从越南购进半成品的红木家具，运到国内后再进行组装和加工。当时的越南红木家具非常便宜，杨波记得，他花了7000元就买到了一对红酸枝的组柜。
尽管当时的红木家具行业门槛并不高，进入并不难，但杨波很快就遇到了瓶颈，他找不到合适的销售模式。为了打响品牌知名度，杨波决定，进入品牌家具卖场居然之家，成为居然之家入驻的第一个传统家具品牌。作为小众产品，红木家具如何支付大卖场不菲的场租费？杨波坦言，当时压力很大，起初3个月的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够一个月的场租费。而且，由于销售难度大，想招聘优秀的销售员都很难。“当时红木家具的市场前景不明朗，行业内没什么知名品牌，也没有成功模式可借鉴。”杨波回忆，“我是靠诚意打动了一位特别棒的销售员，他为我们卖出了第一笔大单30万元，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在居然之家遇到的挫折，让杨波认识到，红木家具除了要有环保珍贵的材质、精湛的工艺外，还应凭借独特的中国文化赢得市场。随后几年，他在狠抓工艺与材质的同时，潜心研究中国明清家具文化，由此也与古典家具行业的许多老前辈结缘。一次，一位老前辈告诉杨波，在海南还有一些留存下来的黄花梨原材，杨波很吃惊：“黄花梨过去是皇家用料，早在明代就已得到宫廷认可，一直流传有序，非常珍贵。但当时我们以为黄花梨基本没有了，没想到经过前辈指点，在海南又找到了。”
2000年，杨波开始南下“淘宝”，从农民家里的门槛、锅盖、板凳，到锄头、木锨、屋顶的房梁，杨波不放过任何线索，想方设法地寻找、购买黄花梨。海南本地的花梨木商人无人不知杨波，海口市占符村村委会副主任王胜高对他的一桩“花梨往事”津津乐道。当时杨波全家到占符村旅游，看到某处园里有一棵野生黄花梨，遂花23万元买走了这棵树。当时黄花梨价格还未急升，一棵直径不过30多厘米的花梨树价值23万元，让当地人大吃一惊。不少占符村的村民受到启发，“花梨木要涨价了”这个信号让不少占符人后来获益颇丰。
“10多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跑去海南10多次。把料弄到手，做出传世精品，得到行家的认可，这是红木家具行业较好的发展模式。后来我的行动又推动了海南以及南方多个省份的种树热潮，看到红木家具的复兴和传承有了希望，这种快乐比对财富积累的认可还要大。”杨波说。
他对黄花梨的痴迷，在于对这一珍贵原材气味、纹理、韵味的喜爱，同时也源于对黄花梨稀缺性的敏锐预测，当时他预言：海南黄花梨在未来3年到200年间肯定是断档时期。
“当时之所以看好黄花梨，主要依据两点：一是黄花梨家具乃历史文化传承之物，是皇室贵胄的御用物件；二是黄花梨材质美，又有很好的稳定性，这是别的木材不可比拟的。这两点再加上稀缺性，是我做选择时依据的主要因素。对于企业来说，尽量选择那些存世量少的稀缺材质，这样附加值和收藏价值都会更高。”杨波说。
这一前瞻性的判断让杨波在黄花梨的价值还未被广泛开掘时抢先一步抄底，当时的黄花梨价格只有每斤36元，到2003年时，杨波北京的仓库中已储藏了几十吨黄花梨原材。如今，黄花梨的价格已涨到了每斤近2万元，10年间涨了500倍，而且有价无市。杨波介绍，目前，海南黄花梨和越南黄花梨两种材料存世量均极少，只有零星一部分原材，能成批交易的更少，能大量制作黄花梨家具的企业也几乎没有了。“现在黄花梨只是在收藏之间转来转去。就是我们，近两年也没再新制，销售的都是原有库存，也有过去客户低价买下，然后通过我们的平台再次交易。”
白酸枝是又一匹“黑马”？
杨波对原材的敏锐判断力不仅局限于黄花梨，在黄花梨之后，他又看准了红酸枝的市场潜力。
2005年，杨波在接受采访时曾预测，通过多年制作实践，他发现红酸枝的稳定性很好，性价比较高，其10年后的市场行情会步黄花梨后尘。2011年至2012年，杨波又呼吁业内重视并珍惜红酸枝，并认为再不下手以后就很难有机会了。“2013年初，我们获悉CITES公约即将公布的消息，当时我再呼吁业内不购买红酸枝已经来不及了。到6月公约公布后，越南红酸枝被限制出口，大家都慌了。”杨波说。
CITES公约公布后，红酸枝应声上涨，也引发了行业内对替代材种的无限猜想。在各种声音中，有一股声音尤为强烈，那就是以杨波为首的支持白酸枝的声音。
“我个人看好白酸枝这种木材。估计用不上两年，市场上就会出现很多白酸枝家具。为什么要在现在释放出这个信号？一来是给企业提供参考，让企业在选材上有所把握，人们常说机遇有时比努力重要，选材对了，将来的回报才会高。二来是让消费者了解家具的升值趋势，也许现在白酸枝的价格和一些材料相差不多，但未来的价值却不可同日而语。”杨波说。
在红木资源稀缺性不可逆转的前提下，发掘具有更大潜力的红木材质，是红木家具行业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杨波解释，他之所以在下一波行情中看好白酸枝，主要基于3点判断：首先，白酸枝的存世量可能不及大红酸枝的1/50。“有些木材虽然现在价格相差无几，但存世量的差别，将导致未来的升值空间出现巨大差异。例如，现在草花梨和白酸枝的价格都是每吨3万元左右，但草花梨的存世量非常大，我预计再过一两年，白酸枝的价格会超越黄花梨1倍到2倍。此外，微凹黄檀现在每吨七八万元，预计两年内，白酸枝不仅会追上它的价格，甚至会超过。”杨波说。
其次，白酸枝木材稳定性高，材质细腻，这对于制作家具和收藏家具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杨波认为，黄花梨之所以能高出紫檀多倍的价格，且受到市场认可，稳定性好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所有的硬木家具里，黄花梨的稳定性是较好的，也是不烘干处理就可以直接制作成家具的木材。
最后，白酸枝有出处，是我国的传统家具用材。杨波一直强调，现在从明清家具传统用材里能够挑选出来的，且存量还较大的用材，白酸枝是唯一的，微凹黄檀、花枝木等都不是传统用材。“用白酸枝制作明式家具，是未来替代黄花梨家具最好的一种选择。这2个月以来，白酸枝价格已经涨了70%，并且还在继续上涨。预计3年后，白酸枝家具的回报率可能会超过300%。”杨波告诉记者。
古典家具应定位于文化行业
选择和定位的精准是杨波一直以来的致胜法宝，他坦言，如果当初他不是瞄准黄花梨，而是草花梨的话，也不会有今天的元亨利。
除了对原材的精准把握外，杨波也是红木家具行业中很早就开始重视传统家居文化传承的企业家。
在制作新家具的过程中，杨波开始研究和收藏明清老家具，其收藏的家具，尤其是黄花梨家具，拥有极高的美学和历史价值。“因为制作新家具的缘故，结识了一些收藏界的老前辈，在他们的引导下我才步入了家具收藏领域。”
而随着接触到的老家具越多，杨波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新制家具释放出更多传统家具文化和工艺的能量，让这些古代家具精品被更多人看到甚至拥有。“就收藏而言，我与其他藏家是不同的，因为很多人收藏只归于收藏，而我却会将这些家具通过1:1的复制推向市场，为消费者带去凝练了历史与文化的精品。”
杨波坦言，现在市场上粗制滥造的红木家具很多，许多企业只是依照传统家具的图片进行制作，这样做出来的家具往往只是形似，它的曲线、弧度、比例等细节都无法达到原作的水平。“要做好高仿家具，不能只靠琢磨，必须要有优秀的原件供参考，反复研究、打样之后，才能制作出真正高仿到位的家具，而只有味道出来了，才能谈今后的收藏价值。”
2005年，当时的杨波收藏家具时日尚短，通过老前辈的介绍，他收藏到一件黄花梨圆开光四出头官帽椅，这件老家具的收藏过程颇费周折。“我们本来是去看别的物件，偶然在房间里看到了这件四出头官帽椅，它别致的造型、圆润的包浆、精湛的工艺，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这件家具收藏回来后，许多人想加价从杨波手里买走，但都被他婉拒了。出于对这件家具的喜爱，杨波萌生将它1:1复制出来的想法。经过反复对比与推敲，用红酸枝制作的同款型四出头官帽椅诞生，并成为元亨利的“明星产品”。
对于红木家具的创新，杨波表示并不反对，但他建议尽量用低端材质进行创新实验，而如果要用黄花梨、紫檀等高端材质做创新家具，一定要慎重。“红木家具从明代到当下，发展了几百年，却一直都没有超越明式家具的巅峰。现在，我们能不能设计出一件可以世代流传的优秀作品，或者说，哪款设计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很难说。创新的红木家具，能否达到一定的文化和艺术高度，将直接影响未来的收藏价值。”
在红木家具行业浸润10余年，杨波一直在思考如何将这一行业与文化产业相融合，突出文化内涵。杨波不认同将古典家具定位为奢侈品，他认为将其定位为艺术品更为贴切。
“古典家具几百年来传承有序，文化底蕴深厚，艺术含量丰富，我建议业界多朝这个方向努力，让古典家具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张牌。”杨波说，“下一个10年，会与上个10年截然不同。过去十年，古典家具企业都在想怎样扩大自己的规模、销量、覆盖面，而下一个10年，发展文化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让文化渗透进产品，体现于品牌，这方面谁能领先一步，谁就会独占鳌头。企业应在文化上进行提升，还要引导消费者把目光聚焦于文化内涵。”
10余年间，红木家具行业出现了数以万计的企业，消费群也在逐年扩大，但这一行业给人的感觉总是靠珍稀原材在支撑，黄花梨像是一日耗尽的奇葩，紫檀、红酸枝也随后被透支。杨波也在反思这一问题，他说这就好像古人写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有多少“花”可以重来？“这些材质存量都很有限，不能说我们这代人玩尽了，以后一提起中式家具，只能酸楚一笑。因此，我们所做的每件产品，都要对得起资源，要值得收藏、传世。做出有价值的产品，是红木家具产业最紧迫的要求，也是这一产业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
文/刘玲芳
展览名片>>>
展览名称：7间房:嘉木堂明式家具现代生活空间暨王世襄先生纪念室展
展览时间：2014年9月18日~10月7日
展览地点：北京798艺术区陶瓷三街艺术工厂
主办单位：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
在各式展览扎堆的九月，要想出奇制胜似乎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7间房:嘉木堂明式家具现代生活空间暨王世襄先生纪念室展”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即使不说这是今年中国嘉德携手香港嘉木堂奉献的第二场明式家具大展，也不提王世襄先生的大名，单单是这些气质不凡、品味卓雅的空间设计与陈设理念，就足以夺人眼球了。也难怪中国嘉德如此自信地表示：“7间房”堪称明式家具展览的“第一把交椅”。
5.白墙之上挂有王世襄先生的题字(图片提供：嘉木堂)6.“7间房”展厅分布图(图片提供：中国嘉德)谁说传统不现代？
何为“7间房”，这应该是不少人的首要疑惑。玄关、客厅、收藏房、书房、餐厅、炕房与王世襄先生纪念室，这是中国嘉德在本次展览中，根据“现代家居”概念区分出来的7个不同的使用空间。若在现场布置阶段前往看上一眼，极简的空间风格只能用现代或时尚来形容，压根不会想到这里会被用来展示传统味儿十足的明式家具。
炕房，舒适至上的简洁布置(图片提供：嘉木堂)七个房间之中，共陈设有嘉木堂收藏的28件明式家具珍品和数件王世襄先生旧藏文玩，包括明式家具的各种类别，如椅凳、桌案、床榻和柜架，还有小件案头陈设类家具及文玩。构思之巧、涵盖之广，不可谓不精彩。
客厅(图片提供：嘉木堂)客厅，灯光与色调给人以温暖之感(图片提供：嘉木堂)王世襄先生曾说过：“明及清前期家具陈置在我国传统的建筑中最为适宜，自不待言。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见到几处非常现代化的欧美住宅，陈置着明式家具，竟也十分协调……思考一下似乎也不难理解，正是由于西方现代生活所追求的简洁明快的格调在本质上和明式家具有相同之处的缘故。”而这也正是策划者的用意所在，在现代而时尚的家居环境里，明式家具才能充分体现其跨越时空的永恒之美。有人觉得明式家具高高在上、不可触碰，其实不然，它们能够自然地融入现代生活，不刻意，别有一番“混搭”的魅力。
中国嘉德工艺品部负责人乔皓则表示，明式家具作为艺术品，它的美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位、立体的。在这次的展览策划中也做了不少的尝试与创新，对每一个房间的营造及细节设计都斟酌再三，包括道具的选择、展品的摆放、投射的灯光等等。他希望来到现场参观的人，不仅能看到明式家具的美，也能感受到其与现代家居环境的和谐相融。
怀念故人，以这样的方式
“作为中国古典家具的研究先驱，王世襄先生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对明式家具的认识，使之成为了一门学问。今年是王世襄先生诞辰百年纪念，今天的这个展览，是对他的再次纪念，希望能给各界朋友带来美的享受。”这是中国嘉德副董事长王雁南在9月17日的展览开幕式上说的一段话，简单中透着真挚。
今年三月，中国嘉德两场开年大展之一至美生活系列展之“选中之选器美神完:嘉木堂呈献明式家具精品纪念王世襄先生诞辰百年”展览甫一亮相，便赢得满堂彩。而该展览重点呈现的是明式家具在不同的灯光、不同视角下的造型与细节之美。
书房，主调蓝色，清新中带点冷静(图片提供：嘉木堂)玄关，气息简洁明了(图片提供：嘉木堂)紧接着的五月份，中国嘉德2014年春拍“器美神完:嘉木堂藏明式家具精品”专场预展登场，突出的是中国元素的美。纯白的背景、中国园林风格的花窗和月洞门，观者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游览，称得上享受，最终的拍卖成绩也不负众望。
之后，中国嘉德还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如研讨会、音乐会、王世襄先生的书法遗迹展等等，而此次“7间房:嘉木堂明式家具现代生活空间暨王世襄先生纪念室展”则经过了半年之久的精心筹备，再度携手嘉木堂，继续为爱好者呈现明式家具的低调之美。
嘉木堂的感恩书
王世襄先生在世时，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家具的研究与收藏。嘉木堂将对他的敬仰之情，倾注于这样一场前所未见的展览中，也算是另一种传承。
这同时也是嘉木堂主人伍嘉恩认为的最合适的纪念方式:除了怀念，还肩负责任。在王世襄先生的注视、帮助及鼓励之下，嘉木堂一步步从只有英文名的“GraceWuBruce”成长为业内顶级机构，伍嘉恩也在与先生近三十年的交往中不断成熟、蜕变。
在和不擅中文的伍嘉恩通信时，王老先生常常不厌其烦地翻译成英文以便她阅读，后还要求她多尝试用中文通信；1994年嘉木堂迁新址，举办明式家具展览，先生不仅亲临香港主理开幕仪式，还建议伍嘉恩给展览撰写图录，后寄来四言铭文“选中之选，器美神完，香江小别，刮目相看”……种种，可以说，正是先生待人处事的大家风范及精益求精，才成就了“大家风范”的伍嘉恩与对家具品质要求“精益求精”的嘉木堂。
王世襄先生逝世之后，故宫博物院《紫禁城》杂志的编辑想出版一本专集以寄托心意，计划向伍嘉恩约稿，她推辞了。在回复邮件里，她这么写道：“我与王先生交往30年，那么多年，那么多事，不知从何说起……待收拾心情后会为王先生意愿中的‘教育广大人民对优美精湛、卓越无俦，在世界工艺史上占有崇高地位之我国家具艺术有更多认识’继续努力。”而“选中之选器美神完”及“7间房”展览正是在此动力驱使下的一部分成果。
不可多得的珍品加上令人赞叹的展览设计，不可否认的是“7间房”展览的创新之举与艺术效果已成为业内热议的焦点。只希望这样的展览多些、再多些，唯有如此，才不会浪费明式家具的好，不会辜负王世襄先生的一片丹心与策划者及爱好者的满腔热情。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8月11日记者从云岩区生态文明建设局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岩区加大森林保护“六个严禁”专项执法行动力度，共查处各类林业案件115起，有效地保护了辖区森林资源，“六个严禁”专项执法行动取得显著成效。
据了解，为切实保护好全区森林资源，云岩区森林公安派出所针对面广情况复杂的实际，深入开展森林保护“六个严禁”专项执法行动，认真梳理了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并严厉查处：一是违法占林违建和非法开垦林地；二是乱征乱占林地湿地、乱砍滥伐林木、乱采滥挖古大珍稀植物、乱捕滥猎野生动物；三是违法运输经营加工销售木材和野生植物及其制品等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等违法行为。
（来源:《贵州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