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与明式家具：七十年风雨人生\黄花梨教父杨波：一双慧眼如何练就
向星空致敬
:七十年风雨人生云淡风清
文/特约撰稿王中杰编辑/程香
人物名片：王世襄，一代文博名家，一棵文化大树，一位中国乃至世界上明式家具研究领域中最负盛名的学人。他的治学精神、专业成果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以及丰富别样的人生，给现代中国传统家具研究史留下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传奇。
核心提示：王世襄从中国古家具处于落魄、鲜为人知的上世纪40年代开始，用40年时间完成了明式家具的两部力作，之后又以近30年时间促进中国家具文化的传播拓展，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王世襄曾坦言，自己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是一个玩得天昏地黑、业荒于嬉的顽皮学生”。从27岁(194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到四川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自此投身工艺与文博研究工作，至95岁辞世(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近70年的人生跌宕起伏，乐天而坚韧。一路走来，风雨兼程，也精彩不断。他始终笑对人生，耕耘不辍，自修圆满，不仅成为研究明式家具的一位大家，还把一些冷门“玩好”做成“绝学”。
大半个世纪中，王世襄把诸般喜好做得风生水起，蜚声海内外，却不为功利得失所羁绊，将人生看得云淡天清。
风雨人生路，一笑付东风
王世襄，号畅安，祖籍福州，1914年5月25日在北京出生。当时其父王继曾在外交部条约司供职，母亲金章高贵娴雅，是知名的鱼藻画家。王世襄生于书香门弟，长在官宦之家，其祖上三代有状元、进士出身，出过重臣、循吏和外交使节。王世襄幼年时家里就专门为他请最好的私塾老师讲授古文、经、史与诗词。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毕业，王世襄都在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办的学校里读书，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好奇活泼的性格，让年少的王世襄崭露“燕市少年”风貌，他曾自嘲是“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架鹰逐兔，皆乐之不疲。”养鸽飞放更是“常年癖好”。成年后对漆器、火绘、竹刻以及古典音乐的研究都造诣颇深。王世襄还是京城圈内知名美食家和“烹饪圣手”，并曾受邀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王世襄在广泛结交社会各阶层玩友中，完全摒弃了世家子弟的矜贵习气，陶冶了豁达乐观的性格。更为可贵的是，他终生都能虚心求教，博洽多闻，穷究玩物底里，从大俗中玩出大雅，每每有精湛述作问世。例如《谈匏器》、《说葫芦》、《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北京鸽哨》、《大鹰篇》、《獾狗篇》等，皆为研述几被遗忘的传统文化与工艺的妙文。启功先生说他是“研物立志”，黄苗子先生则称他“玩物成家”。而王世襄穷其一生潜心研究的，乃是明式家具。
《明式家具珍赏》与《明式家具研究》问世后被译成多种外文版本，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003年，在遥远的阿姆斯特丹皇宫，荷兰女王将“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颁给了王世襄，以对这位时年89岁的中国老人表达敬意，表彰其对中国文物艺术的专业性与创新性的研究。王世襄是获得“最高荣誉奖”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克劳斯亲王文化与发展基金会会长安克·尼荷芙女士说：“王世襄先生长于对中国家具设计、技术和历史的研究，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收藏，他的收藏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手工艺者和学者得都到鼓舞。”王世襄将所得奖金10万欧元捐助给了福建武夷山市中荷友好小学，建立图书馆、电脑室、音乐舞蹈室、实验室、美术室等齐全设施，体现了王老关心、襄助教育的慈善之心。
王世襄一生历经冷暖、阅尽沧桑，反倒铸就了恬淡坚忍的性情。大学毕业后不久，王世襄即进入故宫[微博]博物院工作，抗战胜利后成立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经马衡、梁思成先生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委任他以平津地区办公室助理代表职务。王世襄奔走调查，参与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包括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一批国之珍宝，现都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948年王世襄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科长，旋即被派往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于新中国成立前夕返回，担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然而，之后的20年里，王世襄被卷入了命运的漩涡中。
1953年，王世襄莫名其妙地被以盗藏文物罪名遭文物局解雇；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开始，王世襄先是被迫“自我革命”，主动请求文物局造反派来抄家，1969年被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还曾被军代表当作“特嫌”看待。1973年夏，王世襄终于回到了北京，此后他抓紧补充修订《髹漆录解说》和《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的编写，并于1983年后陆续正式出版。
王世襄能如此坚守初衷，无怨无悔，与挚友陈梦家之死不无关系。陈梦家在考古学、金石学、文字学方面极有造诣，其卓越贡献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他比王世襄年长3岁，1934年两人相识于燕京大学，都喜欢明式家具。1966年9月3日，陈梦家因不堪凌辱自缢身亡。王世襄深感悲痛惋惜，并选择“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立志凡于国于民有益之事，“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王世襄做到了，在人生的坎坷中苦耕不辍，并曾为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晚年任中央文史馆研究馆员。
王世襄从中国古家具处于落泊、鲜为人知的上世纪40年代开始，用40年时间完成了明式家具的两部力作，之后又以近30年时间促进中国家具文化的传播拓展，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王老以70年的岁月见证了明清家具的复兴与辉煌，在中国古家具发展的历史天空中，留下了一抹闪亮的光辉。
王世襄与友人回首往事时，只是淡淡地说：“每个做研究的人都要有雅量，让不同的声音与意见来批评我们的论著。因为永远有新的证据在发现。”如此的襟怀与气度，正是做学问、做事业最为可贵的传统。
上海博物馆家具馆一角(摄影：程香)王世襄旧藏“明黄花梨独板面心夹头榫大平头案”，案长350厘米、宽62.7厘米。现陈列于上海博物馆中厅堂展室屏门前正中。(摄影：程香)结缘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
1990年，由王世襄亲题匾额、揭幕的美国加州古典家具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家常年展示中国明式家具的博物馆，顿时成了中国家具迷的“麦加圣地”，不少人远涉千万里而来，赞叹竟有如此优雅美妙的工艺艺术器具。
源起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一个收藏欧洲名画的基督教团体主持人罗勃·波顿，游历巴黎时看到一对紫檀木明式官帽椅，惊喜莫名，立即买下运回加州总部。不久，他又购入一张鸡翅木翘头案，椅案搭配，产生绝妙的魅力。与明式家具的邂逅，让波顿先生犹如“撞见一潭清新的活泉”，义无反顾地踏进中国古典家具这个“新天地”的大门。当时世界上相关著述寥寥，1985年英文版《明式家具珍赏》与1989中文版《明式家具研究》，成为茫然中的指路明灯，并产生了“中国古典家具等于王世襄”这样简单明确的观念。此后，波顿和他的团队，从到中国“登门拜师”开始，建立了从加州至北京的“特快专递”，几乎每一、二周就会派人将家具照片、资料送请王世襄鉴定、考评。王世襄则对照片中的每一件家具写下看法。波顿曾说：“当时我们真是和时间赛跑，因为这个收藏中国家具的黄金时刻稍纵即逝。”为此，他们拍卖了收藏的欧洲绘画，以西方人的激情和效率，倾注到明式家具的寻访搜求中，从巴黎、伦敦到香港及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仅旅费就花了130万美元。至1990年初，收藏到70余件明式家具，开馆前邀请王世襄伉俪首访并对展品逐一鉴定。王世襄曾言及当时的感觉：“真是痛快！地方宽又有人负责搬运，工作效率非常高。我费了数十年才能做的事，他们短短几年时间内都可以做得到。这趟可办了不少事。”根据王世襄的鉴定意见，他们当即退掉一个货柜的家具，以维护展品“真、精、稀”的品质。
王世襄深知，古典家具陈置在相应的建筑环境中，方能充分彰显其文化艺术风采。他的心愿与波顿不谋而合，即建一座中国庭院式的明式家具博物馆。为选址，王世襄在波顿团体总部所在地、距离旧金山3小时车程的“文艺复兴”小镇群丘之间，踏访数千英亩地的每一角落，最终选定在一个风景秀丽的人工湖畔建馆，此湖亦经他提议命名为“鲁班湖”。该馆由中国科学院建筑研究所负责整体建筑的规划设计，实地勘测、效果描绘也由中国工程师负责。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的建立，使这个偏僻小镇远近闻名，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王世襄后来评价，该馆创造了三个“惟一”：当时世界上惟一一家专门收藏明式家具的博物馆；该馆《中国古典家具学会季刊》是当时惟一的专门研究中国古家具的刊物；有一批专职人员做古家具访求、修复、研究工作，并建立丰富的资料库，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
1992年，王世襄又两次赴加州，仔细考察馆中展品。《明式家具萃珍》就是将该馆所藏100件明式家具及小型器物收入图录的。
倾尽所藏助上海博物馆开辟古典家具陈列
1998年，上海博物馆为古典家具开辟专室陈列展出，是当时全国惟一的明清家具馆，也是现今海内外最重要的明式家具展馆之一。
陈列室中，王世襄平生所藏79件明式家具和小件器尽列其间，成为展馆中最华彩的风景。这些家具全部列入《明式家具珍赏》图版中，不少藏品被视为鉴赏明式家具的标准器。
譬如宋牧仲旧藏明紫檀插肩榫大画案，制作古朴庄重，自晚清以来，一向被推为民间存世品中第一紫檀画案。此案一块牙条上镌刻有光绪丁未年清宗室溥侗的题识，证为清康熙朝重臣宋西陂世家旧藏。上博将此案陈列于展厅正当中地台上，案后置明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椅前地上摆明黄花梨滚凳，相配成堂，案面陈列若干文房清供，尽显明式家具简约之美和清雅气韵，也再现了多年里王世襄书房主要陈设之旧貌。
王世襄称为传世重器的还有：“明紫檀黑髹面裹腿罗锅枨画桌”，结构简练，造型淳朴，纯明式风格。此桌明制，黑漆面心板品相完好，色泽奇古，精光内含，与黝黑紫檀相得益彰，弥足珍贵。此件画桌摆放在馆中书斋展室迎面中间。“明黄花梨独板面心夹头榫大平头案”，案长350厘米、宽62.7厘米，虽为攒边作，面心用独幅整板装成，莹洁如玉，同类传世品中仅此一件，故在京城久为人知。此案在馆中厅堂展室屏门前正中陈置。“清前期绦环板围子紫檀罗汉床”，形象秀丽，做工用料极精，造型承古又变化灵动，极具特色。“明紫檀牡丹纹扇面南官帽椅”四具成堂，尺寸硕大，造型舒展而凝重，选材整洁，工艺精湛，是紫檀家具精品中极少数可定为明前期制作的实例。“明黄花梨圆后背交椅成对”，用材丰硕，三截攒靠背，分段透雕，为明中晚期精工制品。“明黄花梨透雕麒麟纹圈椅成对”，造型圆劲有力，线条婉转流畅，雕饰简约精致，尤其靠背板开光透雕麒麟纹，古拙而灵动，其艺术价值，在所见明代圈椅中堪称为第一。此椅图版用作《明式家具珍赏》封面。
此外，其它柜、架、几、杌、镜台等亦不乏精品。其品种之丰，品质之精，传世之珍，深具文物价值。
王世襄于1998年初回顾写到：建国后社会变革，其旧宅日益狭隘，“文革”后沦为大杂院，且面临拆迁，无力保存家具。更“深感所藏家具亦不可能长为己有。数十年心力所萃，只有由国家博物馆[微博]保管陈列，始不致流离分散，且可供人观赏研究，物尽其用。此实为最理想之归宿。时上海博物馆新厦在修建中，机缘巧合，吾友庄贵仑先生正筹划用捐献文物、开辟展馆之方式报效国家，并藉以纪念其先人志宸、志刚两先生昔年在沪创办民族工业之业绩。”两相心愿契合。“於襄则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故不计所藏之值，欣然将七十九件全部割爱。一九九三年二月上海博物馆饬员来京，点收运沪。以上为蒐集收藏，前后几达半个世纪，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化私为公，深庆得所之，简略经过。”关于“庄氏家族捐赠”之由来，已说得明白。
王世襄曾经谈及他的估计：中国古代家具能传世至今的至多千分之一，而传世的作品中可称得上“明式家具”杰作的，大概就只有数百件。
现在，王世襄旧藏的明式家具静静地陈列在上海博物馆中，向世人述说着中国古典家具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将中华民族制作木器的璀璨艺术，穿越时空，融汇到人类文明菁华的永恒之中。
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李婧
1993年，杨波怀揣着5000元走上了创业路，20多年后的今天，他被誉为“中国红木家具第一人”，成就了元亨利这一古典红木家具的知名品牌。20年间，他开过出租车、做过餐饮、卖过电器，但最终选择了红木家具这一行业。杨波坦言，有时选择和定位非常重要，甚至可以决定人的一生。正是精准把握住了黄花梨和红酸枝两种原材的市场潜力，成就了杨波在红木家具界的“教父”之名；也是因为从起步就定位于高端市场，才使得元亨利最终成为红木家具行业的领导品牌。
为何杨波总能先人一步抢占市场先机，成为行业领军者而非追随者？在红木家具行业浸润10余年，杨波又如何看待行业的未来？2013年6月，新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CITES公约”)将7种红木树种列入管制名单后，红木原材价格飞涨，一向对红木原材市场感觉敏锐的杨波，在下一波行情中，又看好哪种原材？在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的元亨利文化艺术示范馆，记者专访杨波，倾听这位“教父”的传奇故事。
黄花梨“教父”如何得名？
杨波出生于中国古典家具之乡河北涞水，当地很多家庭祖祖辈辈以制作红木家具的手艺为生。杨波说，他之所以最终回归红木家具行业，也与家乡息息相关。
1998年，杨波与几个家乡朋友合资建厂，开始了在红木家具行业的创业之路。当时国内的家具行业刚起步，既没有行业规范，也没有知名品牌，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杨波与朋友尝试从越南购进半成品的红木家具，运到国内后再进行组装和加工。当时的越南红木家具非常便宜，杨波记得，他花了7000元就买到了一对红酸枝的组柜。
尽管当时的红木家具行业门槛并不高，进入并不难，但杨波很快就遇到了瓶颈，他找不到合适的销售模式。为了打响品牌知名度，杨波决定，进入品牌家具卖场居然之家，成为居然之家入驻的第一个传统家具品牌。作为小众产品，红木家具如何支付大卖场不菲的场租费？杨波坦言，当时压力很大，起初3个月的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够一个月的场租费。而且，由于销售难度大，想招聘优秀的销售员都很难。“当时红木家具的市场前景不明朗，行业内没什么知名品牌，也没有成功模式可借鉴。”杨波回忆，“我是靠诚意打动了一位特别棒的销售员，他为我们卖出了第一笔大单30万元，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在居然之家遇到的挫折，让杨波认识到，红木家具除了要有环保珍贵的材质、精湛的工艺外，还应凭借独特的中国文化赢得市场。随后几年，他在狠抓工艺与材质的同时，潜心研究中国明清家具文化，由此也与古典家具行业的许多老前辈结缘。一次，一位老前辈告诉杨波，在海南还有一些留存下来的黄花梨原材，杨波很吃惊：“黄花梨过去是皇家用料，早在明代就已得到宫廷认可，一直流传有序，非常珍贵。但当时我们以为黄花梨基本没有了，没想到经过前辈指点，在海南又找到了。”
2000年，杨波开始南下“淘宝”，从农民家里的门槛、锅盖、板凳，到锄头、木锨、屋顶的房梁，杨波不放过任何线索，想方设法地寻找、购买黄花梨。海南本地的花梨木商人无人不知杨波，海口市占符村村委会副主任王胜高对他的一桩“花梨往事”津津乐道。当时杨波全家到占符村旅游，看到某处园里有一棵野生黄花梨，遂花23万元买走了这棵树。当时黄花梨价格还未急升，一棵直径不过30多厘米的花梨树价值23万元，让当地人大吃一惊。不少占符村的村民受到启发，“花梨木要涨价了”这个信号让不少占符人后来获益颇丰。
“10多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跑去海南10多次。把料弄到手，做出传世精品，得到行家的认可，这是红木家具行业较好的发展模式。后来我的行动又推动了海南以及南方多个省份的种树热潮，看到红木家具的复兴和传承有了希望，这种快乐比对财富积累的认可还要大。”杨波说。
他对黄花梨的痴迷，在于对这一珍贵原材气味、纹理、韵味的喜爱，同时也源于对黄花梨稀缺性的敏锐预测，当时他预言：海南黄花梨在未来3年到200年间肯定是断档时期。
“当时之所以看好黄花梨，主要依据两点：一是黄花梨家具乃历史文化传承之物，是皇室贵胄的御用物件；二是黄花梨材质美，又有很好的稳定性，这是别的木材不可比拟的。这两点再加上稀缺性，是我做选择时依据的主要因素。对于企业来说，尽量选择那些存世量少的稀缺材质，这样附加值和收藏价值都会更高。”杨波说。
这一前瞻性的判断让杨波在黄花梨的价值还未被广泛开掘时抢先一步抄底，当时的黄花梨价格只有每斤36元，到2003年时，杨波北京的仓库中已储藏了几十吨黄花梨原材。如今，黄花梨的价格已涨到了每斤近2万元，10年间涨了500倍，而且有价无市。杨波介绍，目前，海南黄花梨和越南黄花梨两种材料存世量均极少，只有零星一部分原材，能成批交易的更少，能大量制作黄花梨家具的企业也几乎没有了。“现在黄花梨只是在收藏之间转来转去。就是我们，近两年也没再新制，销售的都是原有库存，也有过去客户低价买下，然后通过我们的平台再次交易。”
白酸枝是又一匹“黑马”？
杨波对原材的敏锐判断力不仅局限于黄花梨，在黄花梨之后，他又看准了红酸枝的市场潜力。
2005年，杨波在接受采访时曾预测，通过多年制作实践，他发现红酸枝的稳定性很好，性价比较高，其10年后的市场行情会步黄花梨后尘。2011年至2012年，杨波又呼吁业内重视并珍惜红酸枝，并认为再不下手以后就很难有机会了。“2013年初，我们获悉CITES公约即将公布的消息，当时我再呼吁业内不购买红酸枝已经来不及了。到6月公约公布后，越南红酸枝被限制出口，大家都慌了。”杨波说。
CITES公约公布后，红酸枝应声上涨，也引发了行业内对替代材种的无限猜想。在各种声音中，有一股声音尤为强烈，那就是以杨波为首的支持白酸枝的声音。
“我个人看好白酸枝这种木材。估计用不上两年，市场上就会出现很多白酸枝家具。为什么要在现在释放出这个信号？一来是给企业提供参考，让企业在选材上有所把握，人们常说机遇有时比努力重要，选材对了，将来的回报才会高。二来是让消费者了解家具的升值趋势，也许现在白酸枝的价格和一些材料相差不多，但未来的价值却不可同日而语。”杨波说。
在红木资源稀缺性不可逆转的前提下，发掘具有更大潜力的红木材质，是红木家具行业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杨波解释，他之所以在下一波行情中看好白酸枝，主要基于3点判断：首先，白酸枝的存世量可能不及大红酸枝的1/50。“有些木材虽然现在价格相差无几，但存世量的差别，将导致未来的升值空间出现巨大差异。例如，现在草花梨和白酸枝的价格都是每吨3万元左右，但草花梨的存世量非常大，我预计再过一两年，白酸枝的价格会超越黄花梨1倍到2倍。此外，微凹黄檀现在每吨七八万元，预计两年内，白酸枝不仅会追上它的价格，甚至会超过。”杨波说。
其次，白酸枝木材稳定性高，材质细腻，这对于制作家具和收藏家具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杨波认为，黄花梨之所以能高出紫檀多倍的价格，且受到市场认可，稳定性好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所有的硬木家具里，黄花梨的稳定性是较好的，也是不烘干处理就可以直接制作成家具的木材。
最后，白酸枝有出处，是我国的传统家具用材。杨波一直强调，现在从明清家具传统用材里能够挑选出来的，且存量还较大的用材，白酸枝是唯一的，微凹黄檀、花枝木等都不是传统用材。“用白酸枝制作明式家具，是未来替代黄花梨家具最好的一种选择。这2个月以来，白酸枝价格已经涨了70%，并且还在继续上涨。预计3年后，白酸枝家具的回报率可能会超过300%。”杨波告诉记者。
古典家具应定位于文化行业
选择和定位的精准是杨波一直以来的致胜法宝，他坦言，如果当初他不是瞄准黄花梨，而是草花梨的话，也不会有今天的元亨利。
除了对原材的精准把握外，杨波也是红木家具行业中很早就开始重视传统家居文化传承的企业家。
在制作新家具的过程中，杨波开始研究和收藏明清老家具，其收藏的家具，尤其是黄花梨家具，拥有极高的美学和历史价值。“因为制作新家具的缘故，结识了一些收藏界的老前辈，在他们的引导下我才步入了家具收藏领域。”
而随着接触到的老家具越多，杨波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新制家具释放出更多传统家具文化和工艺的能量，让这些古代家具精品被更多人看到甚至拥有。“就收藏而言，我与其他藏家是不同的，因为很多人收藏只归于收藏，而我却会将这些家具通过1:1的复制推向市场，为消费者带去凝练了历史与文化的精品。”
杨波坦言，现在市场上粗制滥造的红木家具很多，许多企业只是依照传统家具的图片进行制作，这样做出来的家具往往只是形似，它的曲线、弧度、比例等细节都无法达到原作的水平。“要做好高仿家具，不能只靠琢磨，必须要有优秀的原件供参考，反复研究、打样之后，才能制作出真正高仿到位的家具，而只有味道出来了，才能谈今后的收藏价值。”
2005年，当时的杨波收藏家具时日尚短，通过老前辈的介绍，他收藏到一件黄花梨圆开光四出头官帽椅，这件老家具的收藏过程颇费周折。“我们本来是去看别的物件，偶然在房间里看到了这件四出头官帽椅，它别致的造型、圆润的包浆、精湛的工艺，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这件家具收藏回来后，许多人想加价从杨波手里买走，但都被他婉拒了。出于对这件家具的喜爱，杨波萌生将它1:1复制出来的想法。经过反复对比与推敲，用红酸枝制作的同款型四出头官帽椅诞生，并成为元亨利的“明星产品”。
对于红木家具的创新，杨波表示并不反对，但他建议尽量用低端材质进行创新实验，而如果要用黄花梨、紫檀等高端材质做创新家具，一定要慎重。“红木家具从明代到当下，发展了几百年，却一直都没有超越明式家具的巅峰。现在，我们能不能设计出一件可以世代流传的优秀作品，或者说，哪款设计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很难说。创新的红木家具，能否达到一定的文化和艺术高度，将直接影响未来的收藏价值。”
在红木家具行业浸润10余年，杨波一直在思考如何将这一行业与文化产业相融合，突出文化内涵。杨波不认同将古典家具定位为奢侈品，他认为将其定位为艺术品更为贴切。
“古典家具几百年来传承有序，文化底蕴深厚，艺术含量丰富，我建议业界多朝这个方向努力，让古典家具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张牌。”杨波说，“下一个10年，会与上个10年截然不同。过去十年，古典家具企业都在想怎样扩大自己的规模、销量、覆盖面，而下一个10年，发展文化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让文化渗透进产品，体现于品牌，这方面谁能领先一步，谁就会独占鳌头。企业应在文化上进行提升，还要引导消费者把目光聚焦于文化内涵。”
10余年间，红木家具行业出现了数以万计的企业，消费群也在逐年扩大，但这一行业给人的感觉总是靠珍稀原材在支撑，黄花梨像是一日耗尽的奇葩，紫檀、红酸枝也随后被透支。杨波也在反思这一问题，他说这就好像古人写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有多少“花”可以重来？“这些材质存量都很有限，不能说我们这代人玩尽了，以后一提起中式家具，只能酸楚一笑。因此，我们所做的每件产品，都要对得起资源，要值得收藏、传世。做出有价值的产品，是红木家具产业最紧迫的要求，也是这一产业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
毗邻深圳观澜版画村的深圳红木家具博物馆，是一座现代感极强的蓝灰色建筑，整栋的落地窗和墙面相间，透出简约时尚的气息;建筑前的大广场，又使得它宽博大气，这是广东省唯一官方认可的以红木为主题的特色博物馆。
这里有数以万计的红木精品，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从古至今的家具流变、现代家具的经典样式、详尽的红木家具部件解析、精湛的红木家具制作工艺，还可以看到国内绝无仅有的红木家具珍品、最大的缅甸花梨原材以及书画、禅学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东方文化。
博物馆的筹办者王温漫是一位红木行业经理人，现为中国红木领军企业——祥利集团的副总裁。在长期的红木经营过程中，王温漫发现，大众对红木家具并不那么了解。“中国的很多民众，都是被红木热吸引过来的，大家对红木家具的印象就是贵。但是，红木家具作为中国家具的集大成者，是最能代表中国的家具，也达到了世界家具的巅峰，它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它的工艺为世界其他家具所不能及。世界上很多国家级博物馆都收藏中国的红木家具，作为一种文化来瞻仰。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一件非常贵的家具，我觉得非常遗憾，这完全忽视了它所具有的文化价值。”王温漫说。
2007年，她向祥利集团提出了建博物馆的意见，并说服最高决策者，获得了董事长戴家林的支持。于是，从选址到建馆，到完善藏品，王温漫奋斗了漫长的八年。2014年5月8日，深圳红木家具博物馆开馆，并且作为深圳文博会分会场与公众见面。在建馆的8年中，王温漫遭遇的最大困难是如何策划、收集、布置博物馆的展品。为此她跑遍全国，广泛征寻红木家具专家们的意见。经过长期的探讨和斟酌，博物馆内景初具雏形。一楼主要展示历朝历代家具，让人们一进来就能直观地了解中国从古至今的家具形态变迁。二楼和三楼则展示红木精品，用实景样板的形式，让市民既能感受到家具的家居效果，也能直接触摸、试用家具，体验红木家居空间的舒适。这种办馆模式被国内的专家们一致看好。四五楼为红木家具研发中心，设计师俱乐部以及广东省传统文化产业培训中心，目前正在规划中。
博物馆精品无数，但每一件都有故事。比如博物馆三宝之一的镇馆神木——一根5层楼高的缅甸花梨(大果紫檀)原材，是迄今为止亚洲发现的最大的缅甸花梨原材。其实，它的整棵树比现在看到的还要高很多，但因运输问题不得已违心截断，现在的镇馆神木是其中主要的一段。这棵缅甸花梨据说非常有灵性，在被运至深圳时，方圆几里鸡犬狂叫，而当神木落地之后，霎时一切变得安静祥和，让人啧啧称奇。
王世襄纪念堂最有来历，这或许是全国唯一拥有王世襄明式家具十六品“真品”家具的纪念堂。王世襄是中国古典红木家具界的泰斗，因其写作出版的《明式家具十六品》，明式家具被世界认知，并形成了明式家具这一文化理念。王世襄本人曾多次来祥利集团，与祥利集团有着深厚的友谊和交往。为纪念王世襄先生，博物馆特别开设了一个两百多平方米的纪念堂，展示了王世襄先生生平倾力推荐的“明式家具十六品”，用真红木按原尺寸制作出了与其一模一样的家具和环境。
有趣的故事，连角落也有。在一楼历朝历代家具展区末端，是中国古代家具的部件纹饰展，根据腿、足、束腰等分门别类，摆成了十多米的长廊。这条长廊是从文博会上抢回来的。当时，北京的一家文化公司展出了这些展品，王温漫看到后心动不已，因为这或许是最全面的家具部件了，况且每一件都还是从老家具上拆卸下来的!她当即决定不惜代价全部买回来，摆放在博物馆中。但那家公司并不乐意转让，因为他们也仅有一套。经过多次奔波劝说，王温漫还是把这个“家具部件馆”给搬了回来。
锯材市场：缅甸木材市场疲软震荡；奥古曼交易平淡，非洲金丝柚行情倒挂；北美木材市场波澜不惊；东北材市场谷底徘徊。
1、东南亚锯材市场：东南亚缅甸木材市场整体疲软。据商家反映，虽然目前市场上缅甸材仍然还有一定的存量，但是价格奇高，缺乏市场竞争优势，更重要的是，上游市场货源供应十分紧缺，供货不稳定，进货成本也相当高，这严重地打压了国内经销商入货的积极性，缅甸材也因此跌入谷底震荡不安。在缅甸材各种类材种当中，金丝柚、拐枣等市场需求十分低迷，价格也持续居高不下；卡丝拉的市场需求量则相对要好一些，但已经难显当年的风采，市场维持弱势整理。目前广东市场金丝柚长2.2—2.6m、厚5cm、A级报价7000—7500元/立方米、卡丝拉长2.2—2.6m、厚5cm、A级报价4500—4800元/立方米、拐枣长2.2—2.6m、厚5cm、A级报价6500—6800元/立方米。
2、非洲锯材市场：近期，非洲锯材市场整体依然较为平淡，行情无明显的起色。有商家反映，虽然旺季近在眼前，但是受制于国内市场环保整顿的影响，下游市场需求难有明显的改善，非洲材的市场行情也因此持续弱势整理。
奥古曼交易平淡。据商家反映，奥古曼的颜色多偏向粉红，比较容易上色，加上其较为便宜的价格，因此受到下游厂家的青睐，尤其是在山东地区，奥古曼十分受欢迎，当地商家以奥古曼做旋切的多。只不过，受到环保停限令的打击，奥古曼的市场交易量较为平淡，山东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目前广东市场奥古曼长2—4m、厚5cm、A级报价3800—4200元/立方米。
非洲金丝柚行情倒挂。有市场人士表示，受到下游市场需求冷清的影响，目前终端市场非洲金丝柚的价格处于低位平稳的状态，然而在张家港等上游市场，在其原木价格不断攀升等因素的带动下，非洲金丝柚板材的价格已经高过终端市场的价格，呈现出倒挂行情。“近一两个月以来有不少张家港的商家来广东市场收购金丝柚回去卖。”市场人士如是说。目前广东市场非洲金丝柚长2—4m、厚5cm、A级报价5500—5800元/立方米。
3、欧美锯材市场：近段时间，北美木材市场波澜不惊，各种类材种交易量与之前相比并无明显的改善。不过商家表示，在接下来9—11月份的旺季时期，红橡、白栓等北美材的需求量将会明显上升，市场也将火热起来，但在价格方面，考虑到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较为低迷，加之北美材的总体库存量较多，因此北美材的整体价格或将难以有效上涨。软木方面，有相关的消息指出，美国决定暂时停止向加拿大软木木材生产商们征收19.88%的反补贴税，原本因为关税而上升的加拿大木材价格开始逐渐回落。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美国和加拿大的交易冲突使得加拿大木材在美国市场的份额由两年前的32%下降至23%。目前广东市场红橡长2.15—3.05m、厚2寸、FAS级报价8000—8500元/立方米；白栓长2.15—3.05m、厚2寸、FAS级报价6800—7500元/立方米、美国花旗松长2—4m、A级加工统材报价1590元/立方米。
4、东北锯材市场：尽管目前东北材每年仍有一定的产量，下游市场仍然有少量的需求，但东北材的没落却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市场人士反映，东北材的质量普遍不行，不管是阔叶材还是针叶材，与进口材相比完全没有竞争优势，行情也持续低迷震荡。目前广东市场水曲柳长2—4m、厚5cm、统材报价4000—4500元/立方米、白松长2—4m、厚2.5—9cm、统材报价1900—2100元/立方米。
(综合)王世襄(1914.5.25-2009.11.28)号畅安。男，北京人，祖籍福建省福州市。汉族，著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学者。他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不但能玩，也能写，他玩物并研物，他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从而成为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获学士学位。1941年毕业于该校研究院，获硕士学位。是年冬去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任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一年中，经过侦察调查，奔走交涉，追还、征购数批文物，总数达2000馀件，一律由故宫博物院接收保管。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次年初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经郑振铎派员接收。旋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48年6月，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
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尤其是对古典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1981年4月，在北京为联合国工发组织作有关中国传统家具的报告。1983年应邀赴伦敦剑桥大学作中国文物报告。1990年8月至9月出席其专著《明式家具研究》英文本首发式，在美国五大城市博物馆作有关家具的报告。1992年应美国旧金山民间艺术博物馆之邀，参加有关家具的座谈会。还先后多次应香港中文大学、东方陶瓷学会、台湾中华文物学会之邀，作关于家具、漆器、竹刻、文人趣味与工艺美术的报告或宣读论文。
很多国宝是他抢救回来的
今年6月份，从事文博事业60载的21位老专家，被授予“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称号，王世襄也名列其中。只不过那时的王世襄已经不可能亲自接受这份荣誉了。
王世襄与博大精深、根深叶茂的中国文化，似乎天然就有一种奇妙的亲和力，无需着意钻求，自自然然就融入其间，把自己也融成了这棵大树的一枝一叶。他出生在诗书世家，高祖王庆在清朝做到两广总督，《清史稿》给他立过传，他的母亲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大舅金北楼为北方画坛领袖，然而少年时的王世襄却偏离了家族的预期，从小学到大学，喜欢的都是“秋斗蟋蟀，冬怀鸣虫”的生活。
罗哲文与王世襄有着七十年的交情，年轻时两人曾一起在四川宜宾的李庄与梁思成一起研究中国古建筑。他说：“王世襄有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提笼架鸟、竟日优游的八旗子弟，他的生活很朴实，看起来和大街上的老头儿没有任何差别，但他对于中国文物保护的贡献是非常多面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作为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北京、天津追还被劫夺的文物，追回了德国人盗走的青铜器、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私藏的文物和美军非法接受的日本瓷器。他还曾去日本交涉被劫掠的善本图书106箱。这些国宝现在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对于明清家具过去我们也不大在意，是他最早呼吁保护这些古家具，并有意识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这些宝贝的，现在这些都是国宝了。”
“文革”期间，邻居们时常见王世襄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搜集旧家具，形态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了狭小的空间，人反倒没有地方睡，于是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多年后一部《明式家具研究》横空出世，光是后面的名词解释就有一千多条，后来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现在他热爱的那些宝贝都静静地放在上海博物馆的家具馆，许多与王世襄熟悉的人看着那些家具甚至能想起它们曾经的来历。
晚年，鸽子是王世襄最大的牵挂。11岁就读于北京乾面胡同的美国侨民学校时，一上手写英文作文，一连几篇都是兴致勃勃地大谈鸽子，闹到英文教员不胜其烦，怒曰：“再写此鸟，无论好坏，一律给Poor(差等)！后来他又为鸽铃写出《北京鸽哨》(BeijingPigeonWhistles)，为鸽子编写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甚至在快走到生命终点时，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北京奥运会能否放飞真正的中国观赏鸽呢……
鸽哨并不是旧日京华唯一的代表，它的消失让王世襄痛心，而王世襄老人的去世，无疑带走了旧日京华的又一抹亮色，带走了一个飘逸典雅的、充满文化趣味的时代，这更让我们痛心。
文/孟晖
编辑/汤石香
导语
坐于宝座之上兢兢业业的乾隆帝，偶尔也会向往那一张叠桌。不是向往其“展则成桌，叠则成匣”的精妙设计，而是思慕于那番“看山弄水”围坐宴饮、士大夫文人闲放山林的理想人生状态。于是有了这一张“清中期乾隆御用活腿文具桌”。但乾隆是否实际使用？大概，只是九五之尊哄自己高兴的一件精致玩具吧。
沈括觉得，士大夫远出“游山”，“听鸟鸣于茂林”呀，“探梅开于南陌”呀，不仅应该带上盥漱具，还得带上虎子（即小便器）:大约是如后世的高濂所说，“以便山宿”，为在山居或者僻寺里借宿而备。
十三至十四世纪彩绘卷云纹折叠桌，为了避免折叠后的藏桌流于平淡，工匠在桌面上描画了精美的彩绘。花朵之间云蒸霞蔚，波光潋滟，珍禽祥瑞悠荡其中，喜庆吉祥。这让人想到当代时尚杂志之类机构每每爱做的一种调查，比如，随机查看街上女性的手包里都装些什么物件？如果以类似的调查态度来审视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的“游山器”的内容，无疑也会获得意味深长的发现。
清中期乾隆御用活腿文案桌（叠桌）折叠状态家具中的变形金刚:“叠桌”
小型餐桌与香几被开列在游具的清单里，便是这一章中很惹目的一个细节。在高濂等晚明士大夫的观念中，即使到大自然中“看山弄水”，也该有小餐桌供宾主围坐宴饮，甚至摆放香炉、瓶花的香几也不能缺席！这份近乎矫情的奢侈之所以能够施行，是借助于折叠家具的发展。作为游具的桌与几其实是一种奇妙的“叠桌”：
二张。一张高一尺六寸，长三尺二寸，阔二尺四寸，作二面折脚活法。展则成桌，叠则成匣，以便携带。席地则用此抬合，以供酬酢。其小几一张，同上叠式，高一尺四寸，长一尺二寸，阔八寸，以水磨楠木为之，置之坐外，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遵生八笺》）。
一件家具，居然打开来是桌子，折起来是匣子，简直像当代动画片里的“变形金刚”一样有彻底改变形状与功能的能耐，听起来很是不可思议。然而，故宫博物院现藏的一件“清中期乾隆御用活腿文具桌”（图1），却向今人道破了“叠桌”的秘密。
黄花梨折叠酒桌乾隆的叠桌
不难观察到，乾隆御用活腿文具桌的方形桌面乃是由两片大小对称的板面接合而成。妙处在于，每条板面四边的桌沿部分均被加宽，形成长度一致的“边壁”，其结果便是板面连同其四围的木壁同时还构成了对等的半个匣体。两个板面的一边，在边壁的棱沿处以金属合页相连；另一边，则在两角上各安装一条桌腿，由此形成四个外角上的四条桌腿。桌腿通过金属合页嵌接在板面之下，长度则不能超过板面纵长的一半。
于是，两个板面通过金属合页的作用，可以打开平放，也可以相对扣合。扣合之前，首先利用金属合页的转动，将四条桌腿扳倒，使之紧贴板面地横置，桌腿便轻松地消失在四围边壁所构成的容纳空间之内。《遵生八笺》所言“叠桌”“作二面折脚活法”，显然就是指这一形式！
桌腿收拢到匣内之后，对合两片板面连同边壁构成的“匣体”，便形成了一个可以储放物品的长方箱匣。“叠则成匣”，无疑即此之谓也。
如果想让这个箱匣变身成桌几，也很容易，将合拢的两个对半匣体打开，掏出四条桌腿扳直:当然别忘了先把放在箱内的物品取出:然后通过合页将一对板面转动到成同一平面的角度，这时，一张倒放的小桌就成形了。只须将桌体翻转过来，四脚落地，便大功告成:“展则成桌”矣。
于是，“清中期乾隆御用活腿文具桌”其实就是明代文人游具中的“叠桌”，似乎应依照当时的习惯命名，改称“清中期乾隆御用叠桌”为是。
十七世纪彩绘雕双狮图折叠桌，这件小桌雕刻精美、色彩斑斓，造型简洁雅致。狮子象征勇敢坚毅的藏族人民，莲花代表清净与佛性，由此来看其可能是寺庙供奉及德高望重的僧侣所用之物。十八世纪彩绘雕饕餮纹折叠桌设计史上最成功的方案
按照高濂的说法，明代士大夫出游的时候，要携带一大一小两架如此形制的变身折叠桌。出发时，把桌子收合为箱态，不仅便于携带，而且还可以盛装外出所需的物品。到了山间河畔风景如画之地，再把箱子展放成桌，大桌作为餐桌，供宾主围坐，品茗饮酒。书中说“席地则用此抬合，以供酬酢”，正是根据叠桌的具体形态所发的言论。从实物上可以看到，叠桌桌腿的长度受限于桌面纵长的尺寸，注定只能形成矮腿小桌，一旦将其置于平地当中，相应的，围之而坐的野游人也只能“席地”，坐在席或毡上，以便凑就桌的高度。因此这小桌的好处在于“用此抬合”，虽然高度有限，终究可以将杯盘酒肴都抬升到一定高度，不仅方便饮食，而且显得文明。
另外一张尺寸更小的小桌则是专设的香几，在其上安放香炉以及插有鲜花的花瓶。对于高濂来说，即使野餐，也不仅要有小巧但舒适的餐桌，还一定得伴有香几，几上要有炉香细细，瓶花影欹！若论生活格调的讲究，真是再也赛不过明代士大夫了！如此推测，作为香几的小桌在收叠成匣时，正可以将花瓶、香炉、香盒等相关器物纳于其中。这个在几与匣之间灵活变身的神奇家具既能承担收贮、搬运的功能，又能承担陈设的功能，绝对是设计史上的最成功方案之一。
非常惹人注目的是，“乾隆御用叠桌”的箱内空间通过定制设计，划分得细致而又丰富，通过对于多个套盒、浅屉的巧妙安排，放入了数量惊人的文具、生活小用具、书画、细巧古玩，包括铜蜡烛台及其可拆装的配套灯档、全套文房用具、冠架、香炉等等，倒像是个能够变戏法的魔术箱。把这些琳琅满目的小玩意与沈括游山具、高濂“备具匣”、江增游山具所载物品做对比，就可以看出，乾隆叠桌内的储备不仅在具体名目上与后三者重叠，并且在大方向上更是一致，都是意在把文人在旅途上不可或缺的物品囊括其中。尤其是备具匣：
余制，以轻木为之，外加皮包，厚漆，如拜匣。高七寸，阔八寸，长一尺四寸。中作一替（屉），上浅下深，置小梳匣一、茶盏四、骰盆一、香炉一、香盒一、茶盒一、匙筯瓶一。上替（屉）内小砚一、墨一、笔二、小水注一、水洗一、图书小匣一、骨牌匣一、骰子枚马盒一、香炭饼盒一、途利文具匣一:内藏裁刀、锥子、挖耳、挑牙、消息肉叉、修指甲刀锉、发刡等件:酒牌一、诗韵牌一、诗筒一:内藏红叶各笺以录诗。下藏梳具匣者，以便山宿外用。关锁以启闭，携之山游，似亦甚备。（《遵生八笺》）
所列物件，在乾隆叠桌内几乎都欣然登场。此外还多出不少花色，如绘图器、鼻烟壶、小望远镜等。
帝王对闲放山林的思慕
《遵生八笺》写明，长方形的备具匣上层有一只浅屉，屉下留有较深的空间用于安放小梳匣等件。乾隆叠桌内部所配两只长方盒中的一只，恰恰是上部设有一方活动的浅屉，移开浅屉之后露出下方的深层空间，就是说，这只长方盒正是采用了备具匣的结构。叠桌合扣成匣后，正面装有金属销钮，也与备具匣“关锁以启闭”的设计思路相合。
因此，可以下的结论是，乾隆御用叠桌是清代皇帝按照文人逸游传统制造的一件“游具”，很体现乾隆本人风格的：异常逞能的，把“叠桌”与“备具匣”两项明代游具化身为一体。为了节约空间，三足木冠架制成折叠式；灯挡与烛台也分为两件，随时可以拆装，如此等等，叠桌及其内部细件在“旅行用品”的设计上可谓极尽巧思。
然则这件叠桌是否真曾为乾隆实际应用？大概，清代皇帝只是用这东西寄托对于士大夫文人闲放山林的理想人生状态的追慕，是九五之尊哄自己高兴的一件精致玩具吧。
（文章原载于《紫禁城》2012年01月刊，内容有所删减。）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