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一生的主要成就\谈乾隆逸游妙叠桌:九五之尊哄自己高兴的精致玩具
(综合)王世襄(1914.5.25-2009.11.28)号畅安。男,北京人,祖籍福建省福州市。汉族,著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学者。他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不但能玩,也能写,他玩物并研物,他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从而成为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获学士学位。1941年毕业于该校研究院,获硕士学位。是年冬去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任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一年中,经过侦察调查,奔走交涉,追还、征购数批文物,总数达2000馀件,一律由故宫博物院接收保管。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次年初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经郑振铎派员接收。旋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48年6月,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
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尤其是对古典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1981年4月,在北京为联合国工发组织作有关中国传统家具的报告。1983年应邀赴伦敦剑桥大学作中国文物报告。1990年8月至9月出席其专著《明式家具研究》英文本首发式,在美国五大城市博物馆作有关家具的报告。1992年应美国旧金山民间艺术博物馆之邀,参加有关家具的座谈会。还先后多次应香港中文大学、东方陶瓷学会、台湾中华文物学会之邀,作关于家具、漆器、竹刻、文人趣味与工艺美术的报告或宣读论文。
很多国宝是他抢救回来的
今年6月份,从事文博事业60载的21位老专家,被授予“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称号,王世襄也名列其中。只不过那时的王世襄已经不可能亲自接受这份荣誉了。
王世襄与博大精深、根深叶茂的中国文化,似乎天然就有一种奇妙的亲和力,无需着意钻求,自自然然就融入其间,把自己也融成了这棵大树的一枝一叶。他出生在诗书世家,高祖王庆在清朝做到两广总督,《清史稿》给他立过传,他的母亲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大舅金北楼为北方画坛领袖,然而少年时的王世襄却偏离了家族的预期,从小学到大学,喜欢的都是“秋斗蟋蟀,冬怀鸣虫”的生活。
罗哲文与王世襄有着七十年的交情,年轻时两人曾一起在四川宜宾的李庄与梁思成一起研究中国古建筑。他说:“王世襄有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提笼架鸟、竟日优游的八旗子弟,他的生活很朴实,看起来和大街上的老头儿没有任何差别,但他对于中国文物保护的贡献是非常多面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作为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北京、天津追还被劫夺的文物,追回了德国人盗走的青铜器、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私藏的文物和美军非法接受的日本瓷器。他还曾去日本交涉被劫掠的善本图书106箱。这些国宝现在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对于明清家具过去我们也不大在意,是他最早呼吁保护这些古家具,并有意识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这些宝贝的,现在这些都是国宝了。”
“文革”期间,邻居们时常见王世襄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搜集旧家具,形态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了狭小的空间,人反倒没有地方睡,于是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多年后一部《明式家具研究》横空出世,光是后面的名词解释就有一千多条,后来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现在他热爱的那些宝贝都静静地放在上海博物馆的家具馆,许多与王世襄熟悉的人看着那些家具甚至能想起它们曾经的来历。
晚年,鸽子是王世襄最大的牵挂。11岁就读于北京乾面胡同的美国侨民学校时,一上手写英文作文,一连几篇都是兴致勃勃地大谈鸽子,闹到英文教员不胜其烦,怒曰:“再写此鸟,无论好坏,一律给Poor(差等)!后来他又为鸽铃写出《北京鸽哨》(BeijingPigeonWhistles),为鸽子编写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甚至在快走到生命终点时,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北京奥运会能否放飞真正的中国观赏鸽呢……
鸽哨并不是旧日京华唯一的代表,它的消失让王世襄痛心,而王世襄老人的去世,无疑带走了旧日京华的又一抹亮色,带走了一个飘逸典雅的、充满文化趣味的时代,这更让我们痛心。
文/孟晖
编辑/汤石香
导语
坐于宝座之上兢兢业业的乾隆帝,偶尔也会向往那一张叠桌。不是向往其“展则成桌,叠则成匣”的精妙设计,而是思慕于那番“看山弄水”围坐宴饮、士大夫文人闲放山林的理想人生状态。于是有了这一张“清中期乾隆御用活腿文具桌”。但乾隆是否实际使用?大概,只是九五之尊哄自己高兴的一件精致玩具吧。
沈括觉得,士大夫远出“游山”,“听鸟鸣于茂林”呀,“探梅开于南陌”呀,不仅应该带上盥漱具,还得带上虎子(即小便器):大约是如后世的高濂所说,“以便山宿”,为在山居或者僻寺里借宿而备。
十三至十四世纪彩绘卷云纹折叠桌,为了避免折叠后的藏桌流于平淡,工匠在桌面上描画了精美的彩绘。花朵之间云蒸霞蔚,波光潋滟,珍禽祥瑞悠荡其中,喜庆吉祥。这让人想到当代时尚杂志之类机构每每爱做的一种调查,比如,随机查看街上女性的手包里都装些什么物件?如果以类似的调查态度来审视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的“游山器”的内容,无疑也会获得意味深长的发现。
清中期乾隆御用活腿文案桌(叠桌)折叠状态家具中的变形金刚:“叠桌”
小型餐桌与香几被开列在游具的清单里,便是这一章中很惹目的一个细节。在高濂等晚明士大夫的观念中,即使到大自然中“看山弄水”,也该有小餐桌供宾主围坐宴饮,甚至摆放香炉、瓶花的香几也不能缺席!这份近乎矫情的奢侈之所以能够施行,是借助于折叠家具的发展。作为游具的桌与几其实是一种奇妙的“叠桌”:
二张。一张高一尺六寸,长三尺二寸,阔二尺四寸,作二面折脚活法。展则成桌,叠则成匣,以便携带。席地则用此抬合,以供酬酢。其小几一张,同上叠式,高一尺四寸,长一尺二寸,阔八寸,以水磨楠木为之,置之坐外,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遵生八笺》)。
一件家具,居然打开来是桌子,折起来是匣子,简直像当代动画片里的“变形金刚”一样有彻底改变形状与功能的能耐,听起来很是不可思议。然而,故宫博物院现藏的一件“清中期乾隆御用活腿文具桌”(图1),却向今人道破了“叠桌”的秘密。
黄花梨折叠酒桌乾隆的叠桌
不难观察到,乾隆御用活腿文具桌的方形桌面乃是由两片大小对称的板面接合而成。妙处在于,每条板面四边的桌沿部分均被加宽,形成长度一致的“边壁”,其结果便是板面连同其四围的木壁同时还构成了对等的半个匣体。两个板面的一边,在边壁的棱沿处以金属合页相连;另一边,则在两角上各安装一条桌腿,由此形成四个外角上的四条桌腿。桌腿通过金属合页嵌接在板面之下,长度则不能超过板面纵长的一半。
于是,两个板面通过金属合页的作用,可以打开平放,也可以相对扣合。扣合之前,首先利用金属合页的转动,将四条桌腿扳倒,使之紧贴板面地横置,桌腿便轻松地消失在四围边壁所构成的容纳空间之内。《遵生八笺》所言“叠桌”“作二面折脚活法”,显然就是指这一形式!
桌腿收拢到匣内之后,对合两片板面连同边壁构成的“匣体”,便形成了一个可以储放物品的长方箱匣。“叠则成匣”,无疑即此之谓也。
如果想让这个箱匣变身成桌几,也很容易,将合拢的两个对半匣体打开,掏出四条桌腿扳直:当然别忘了先把放在箱内的物品取出:然后通过合页将一对板面转动到成同一平面的角度,这时,一张倒放的小桌就成形了。只须将桌体翻转过来,四脚落地,便大功告成:“展则成桌”矣。
于是,“清中期乾隆御用活腿文具桌”其实就是明代文人游具中的“叠桌”,似乎应依照当时的习惯命名,改称“清中期乾隆御用叠桌”为是。
十七世纪彩绘雕双狮图折叠桌,这件小桌雕刻精美、色彩斑斓,造型简洁雅致。狮子象征勇敢坚毅的藏族人民,莲花代表清净与佛性,由此来看其可能是寺庙供奉及德高望重的僧侣所用之物。十八世纪彩绘雕饕餮纹折叠桌设计史上最成功的方案
按照高濂的说法,明代士大夫出游的时候,要携带一大一小两架如此形制的变身折叠桌。出发时,把桌子收合为箱态,不仅便于携带,而且还可以盛装外出所需的物品。到了山间河畔风景如画之地,再把箱子展放成桌,大桌作为餐桌,供宾主围坐,品茗饮酒。书中说“席地则用此抬合,以供酬酢”,正是根据叠桌的具体形态所发的言论。从实物上可以看到,叠桌桌腿的长度受限于桌面纵长的尺寸,注定只能形成矮腿小桌,一旦将其置于平地当中,相应的,围之而坐的野游人也只能“席地”,坐在席或毡上,以便凑就桌的高度。因此这小桌的好处在于“用此抬合”,虽然高度有限,终究可以将杯盘酒肴都抬升到一定高度,不仅方便饮食,而且显得文明。
另外一张尺寸更小的小桌则是专设的香几,在其上安放香炉以及插有鲜花的花瓶。对于高濂来说,即使野餐,也不仅要有小巧但舒适的餐桌,还一定得伴有香几,几上要有炉香细细,瓶花影欹!若论生活格调的讲究,真是再也赛不过明代士大夫了!如此推测,作为香几的小桌在收叠成匣时,正可以将花瓶、香炉、香盒等相关器物纳于其中。这个在几与匣之间灵活变身的神奇家具既能承担收贮、搬运的功能,又能承担陈设的功能,绝对是设计史上的最成功方案之一。
非常惹人注目的是,“乾隆御用叠桌”的箱内空间通过定制设计,划分得细致而又丰富,通过对于多个套盒、浅屉的巧妙安排,放入了数量惊人的文具、生活小用具、书画、细巧古玩,包括铜蜡烛台及其可拆装的配套灯档、全套文房用具、冠架、香炉等等,倒像是个能够变戏法的魔术箱。把这些琳琅满目的小玩意与沈括游山具、高濂“备具匣”、江增游山具所载物品做对比,就可以看出,乾隆叠桌内的储备不仅在具体名目上与后三者重叠,并且在大方向上更是一致,都是意在把文人在旅途上不可或缺的物品囊括其中。尤其是备具匣:
余制,以轻木为之,外加皮包,厚漆,如拜匣。高七寸,阔八寸,长一尺四寸。中作一替(屉),上浅下深,置小梳匣一、茶盏四、骰盆一、香炉一、香盒一、茶盒一、匙筯瓶一。上替(屉)内小砚一、墨一、笔二、小水注一、水洗一、图书小匣一、骨牌匣一、骰子枚马盒一、香炭饼盒一、途利文具匣一:内藏裁刀、锥子、挖耳、挑牙、消息肉叉、修指甲刀锉、发刡等件:酒牌一、诗韵牌一、诗筒一:内藏红叶各笺以录诗。下藏梳具匣者,以便山宿外用。关锁以启闭,携之山游,似亦甚备。(《遵生八笺》)
所列物件,在乾隆叠桌内几乎都欣然登场。此外还多出不少花色,如绘图器、鼻烟壶、小望远镜等。
帝王对闲放山林的思慕
《遵生八笺》写明,长方形的备具匣上层有一只浅屉,屉下留有较深的空间用于安放小梳匣等件。乾隆叠桌内部所配两只长方盒中的一只,恰恰是上部设有一方活动的浅屉,移开浅屉之后露出下方的深层空间,就是说,这只长方盒正是采用了备具匣的结构。叠桌合扣成匣后,正面装有金属销钮,也与备具匣“关锁以启闭”的设计思路相合。
因此,可以下的结论是,乾隆御用叠桌是清代皇帝按照文人逸游传统制造的一件“游具”,很体现乾隆本人风格的:异常逞能的,把“叠桌”与“备具匣”两项明代游具化身为一体。为了节约空间,三足木冠架制成折叠式;灯挡与烛台也分为两件,随时可以拆装,如此等等,叠桌及其内部细件在“旅行用品”的设计上可谓极尽巧思。
然则这件叠桌是否真曾为乾隆实际应用?大概,清代皇帝只是用这东西寄托对于士大夫文人闲放山林的理想人生状态的追慕,是九五之尊哄自己高兴的一件精致玩具吧。
(文章原载于《紫禁城》2012年01月刊,内容有所删减。)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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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与“俪松居”长物
文/王中杰编辑/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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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一代文博名家,一棵文化大树,一位中国乃至世界上明式家具研究领域中最负盛名的学人。他的治学精神、专业成果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以及丰富别样的人生,给现代中国传统家具研究史留下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传奇。
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王世襄先生溘然长逝,走完了他95年丰富多彩的人生。
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上的创见与成就,盛名海内外,自不待说。他在收藏上的独到眼光和卓越品位,也享誉文博界与收藏界。
王世襄是现代为数不多的传统收藏家之一。他有很好的家族文化熏陶和博学多闻的艺术修养,对涉及的文物是真爱、真赏、真研、真懂,真的清心雅玩,并能玩出学问、玩出境界来。而且想得开,明白人生有限,文物长存,收藏只不过是保存一段属于自己的喜好时光。所以,虽爱之痴,玩之迷,然而知道有缘得之,亦应适时遣之,让文物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传承,闪耀不灭的光芒。所谓无用之用,无为而为,概若如此。今下有些富豪金主,视收藏如玩股市、做期货,倒腾炒作,自不可同日而言。
众所周知,1998年,上海博物馆为王世襄毕生收藏的79件明式家具辟专室陈列。本文仅介绍王老曾经收藏过的几件文房珍品,一窥其别样的收藏人生,当作是对王世襄先生的景仰和纪念吧。
由我得之由我遣之
2003年11月,“俪松居长物一一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气势如虹,是一次文房雅玩收藏的里程碑式拍卖,143件拍品悉数成交,总额达6301.35万元。拍品囊括古琴、铜炉、木器、雕刻、漆器、竹刻、石雕、匏器、铜雕九类,一些精品迭创同类拍品纪录。
“长物”的含义,是指身外可有可无,似乎多余的东西。传统文人则把身边“玩好”之物谦称为长物,有敝帚自珍的蕴义。王世襄将自己珍藏的文物称为长物,是认为它们终归是身外之物。天年有寿,人生不永,谁也不可能长久地拥有。故王世襄将其所藏文物著录题名《自珍集》,副标题为“俪松居长物志”。“俪松居”是王世襄和袁荃猷伉俪的斋名。在此书“自序”中,王老说到,收藏文物,除把玩清娱外,“但顿悟人生价值,不在据有此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此岂不正是多年来坚守自珍,孜孜以求者。”王老将自己对收藏的心境说得诚恳、明白。
文物传承的路径通常有两种,或襄助捐赠给大众文博馆所,王世襄珍藏的明式家具是这样做了。或是通过拍卖,让有眼光、有能力的藏家接手传承,这是王世襄对所藏文房珍玩的安排考虑。拍卖会作为艺术品交易的最重要平台,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可以让私人藏品进入公众社会、收藏界与文博机构视野,为文物的庋藏、保护、展示和传承,创造知名度和身份保障。诚如王世襄所言:文物“由我得之,由我遣之”。“俪松居”的珍藏应有个更适合的安排,使之能多一点社会文化效益。这也许就是王世襄后来筹办藏品专场拍卖会的思想动因。
2003年10月29日,与王世襄相濡以沫几近60年的夫人袁荃猷因病辞世,悲痛之余,也让他感到时光流逝的紧迫。于是,便有了这一年11月26日,由中国嘉德开槌的这一场轰动当时、影响深远的“俪松居长物”艺术品拍卖会。
如今,王世襄、袁荃猷伉俪倾数十载心血收藏的143件文房雅玩艺术品,已被海内外藏家和文博单位收藏,一些精品被再次送到各大拍卖会的聚光灯下,续写着新的传奇。
亿元古琴唐斫鸿宝
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唐代“大圣遗音”伏羲式琴,以1.15亿元成交。此琴被誉为中国私人收藏第一名琴,也是民间收藏中惟一一张无争议的唐琴。琴长120.5厘米、额宽与肩宽同为20.5厘米、尾宽15厘米,桐木胎,鹿角沙漆灰,色紫如栗壳,金徽玉轸,遍体蛇腹断,圆形龙池,扁圆形凤沼,龙池上下与四隅分刻琴名及诗词、闲章,池内刻年款,为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宫中所造,为中唐初期内府乐器,至今已有1250多年历史,原为北京著名琴家锡宝臣先生所珍藏。1948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妇经友人介绍,以饰物3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换得黄金约5两,再加翡翠戒指3枚,从锡宝臣先生后人手中易得此琴。这就是王世襄所谓“鬻书典钗,易此枯桐”说法的由来。
琴在古代备受文人士大夫推崇,居“琴、棋、书、画”四艺之首。古琴的历史渊源最为久远,有伏羲氏“削桐为琴,绳丝为弦”,舜帝“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的传说。从西周始,可考证的历史也有三千年之久。晋代陶渊明在《闲情赋》中就写到:“愿在木以为桐,作膝上之呜琴”。抚琴并非是一种单纯的音乐技艺,实际上它体现了音乐、艺术、文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悠久积淀。
王世襄伉俪对古琴情有独钟,《自珍集》开卷之首即为“大圣遗音”古琴,图录中还收入所藏宋、元、明各代八张古琴。袁荃猷1957年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长期从事古代音乐研究工作,著述颇丰。她14岁即师从汪孟舒先生学琴,后又得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亲授,于琴艺上极有造诣。王世襄对中国古典音乐亦有研究,曾写出《古琴曲广陵散说明》专著。易得此琴后55年间,夫妻珍若拱璧,袁荃猷抚琴,王世襄是为知音在侧相伴,悦而自称“琴奴”。足见他们在古典音乐和琴艺上的灵犀相通和夫妻间的深情。2003年秋袁荃猷离世,王世襄悲痛欲绝,遂将此琴付拍。
2003年11月26日,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第一次出现在拍场上,即以891万元成交价创下当时古琴拍卖世界纪录。当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再次推出此琴时,最终以1.15亿元的天价成交。八年间,此琴增值幅度几达13倍。2010年北京匡时曾推出王世襄旧藏宋代朱晦翁藏仲尼式琴,以1120万元成交,此琴2003年初拍时成交价为220万元。
史上最贵之木雕笔筒
2003年中国嘉德秋拍,“俪松居长物一一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推出的十几件竹木雕作品全部成交。“明朱小松款归去来辞图竹刻笔筒”被上海博物馆以110万元定向购买。当时以209万元成交的明鱼龙海兽紫檀笔筒,至2012年5月13日,中国嘉德春拍“翦淞阁文房宝玩”专场,以5520万元易手,为世界上至今拍价最贵的木笔筒。9年间,该笔筒增值幅度超过26倍,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值纪录。
该笔筒外径14.6厘米、内径11.7厘来、通高16.5厘米,紫檀黝黑如墨,高浮雕二龙丰颅长喙,鬃髭奋张,气势雄伟,其它所雕鱼、狮、虎、马、象、犀、螺各一,貌亦奇古,间以海水汹涌激荡,盘涡深旋,愈助鱼龙矫腾之势,雕制年月当在明永宣年间,不出15世纪,为紫檀笔筒中年代较早的精品。
王世襄自述,此笔筒购自上世纪50年代荣宝斋,经三次询价方如愿购回。“文革”后还被抄文物,“不见踪影者何止百数十件”,“铭心之物”中,此件木笔筒为其一。1983年,王世襄被故宫博物院邀至北五所库房鉴定竹刻并为定级,“启一柜,鱼龙海兽笔筒竟赫然在屉板上。取视,内贴纸条书一‘毛’字。询其故,始知为‘毛家湾林彪住宅送来’之标记。”王世襄遂上书求还,经国家文物局与北京市文管处查核,“发现此笔筒确实抄自我家”,在动乱岁月中被“四人帮”分子从文管处取走,终落林彪宅中。1987年,王世襄参加《中国美术全集》编撰工作,“得将笔筒收入《竹木牙角》卷,为明代木雕增添重要实例。其艺术价值实远远超过上海博物馆所藏明墓出土之紫檀螭纹扁壶。”王老以个人收藏亦能为国家出版物做贡献而欣慰。
笔筒是为纳笔所用的必备用具,因体量较大,选材丰富,为施艺制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是书房案头最具艺术观赏性的文具。笔筒出现的时代较晚,唐宋时只有诗筒的记载,如白居易《醉封寄微之诗》中有:“为向两川邮便道,莫辞来去寄诗筒”之句。古人是将诗书装封竹筒中寄与亲友的,称为“诗筒”。也许因由诗筒启发,后来遂有截竹插笔用法。明屠隆说“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座为雅。”可知当时已有了笔筒,用材主要是竹木。笔筒造型为圆形、方形、椭圆形及八角形等。雕刻多为通景构图,题材内容或山林风景、人物故事,或花卉草虫、飞禽走兽,也有诗文题刻。雕刻工艺上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传统技艺手法,运用发展了浅刻、浮雕、圆雕、透雕等技法,雕镂手法精妙,极具艺术表现力。近年来各大拍卖会上,燕闲雅赏的文房用品深受青睐,凡有精品出现,都备受追捧,迭创拍价新高。
创拍场纪录的明代铜炉
2010年北京匡时秋季艺术品拍卖会,王世襄旧藏的明“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冲天耳金片三足炉以1512万元成交,坐上了世界最贵铜炉的宝座。同场,王世襄旧藏清“大清顺治辛丑邺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冲天耳三足炉拍价为1176万元,清“大清康熙年制燕台施氏精造”马槽炉以1456万元高价易手。
王世襄旧藏,明崇祯“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王世襄旧藏,清顺治“大清顺治年辛丑邺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冲天耳三足炉,成交价1176万元。(图片提供:北京匡时)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通耳高10.3厘来、口高8厘米、口径12厘米,重1951克。器型古朴端庄,浑圆腹,炉身厚重,通体散布金片,“金片甚厚,指扪可觉”,包浆古拙润泽。炉底款识“壬午”年制,为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此炉原为清末古玩家赵汝珍旧藏。王世襄说到:“赵汝珍先生寄居积水潭东侧余家祠,傍湖筑鸽舍,招予观赏所畜品种,谈笑甚欢。濒行,以此炉相赠。次日以短嘴斑点拃灰一双为报,时为1951年3月31日。”
此炉来源清晰,传承有序,王世襄收藏、研究长达53年,收入《自珍集》、《锦灰堆》等著作。2003年中国嘉德秋拍推出“锦灰吉金一一王世襄藏炉”专场,成交率100%。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首次露面拍卖会,便以当时创纪录的166万元人民币成交。时隔7年,2010年北京匡时秋拍推出了2003年曾拍出的20件王世襄旧藏铜炉,场面火爆。著名收藏家刘益谦如是说:“我也‘抢’了两个。”可见拍场竞争之激烈。是次明崇祯冲天耳金片三足炉拍价达创纪录的1512万元,较之7年前首拍价,增值幅度超过8倍。
收藏界坦言,王世襄所藏铜炉,虽算不上是特别珍罕的艺术极品,但毫无疑义,却是真真实实的具有历史文物、艺术、工艺价值的精品,呈现出文物艺术品的独有魅力。这些铜炉,多被收藏界视为铜炉收藏的标准器。
明清铜炉,尤其明代宣德炉,是商周后中国青铜器的又一次辉煌。明代第五位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在位(1426~1435年)年号为宣德,明史学者将宣德一朝比作西汉“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宣德三年,宣宗下旨,敕令工部、礼部将暹罗国进贡的数万斤“风磨铜”,督以十二炼(每斤仅剩四两)精铜铸造鼎彝祭器,其中有铜炉约五千余件。但是宣德炉遭受到历史上太多的灾厄,至今真迹难觅。不过宣德炉后世仿摹众多,已然成为中国铜质香炉的不二典范,其古朴端正的造型,坚韧凝重的胎体,珠光宝色的皮壳,纯净典雅的气韵,构成“正、坚、妙、雅”的“铜炉四德”,是后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审美境界。明文震亨《长物志》卷七·器具篇开首“香炉”言到:“惟宣铜彝炉稍大者,最为适用。”可知宣式铜炉在文房雅赏、案头清供中,是备受青睐的珍玩。
雅量气度可比君子
王世襄认为,“近现代允称收藏家者,如朱翼庵先生之于碑帖,朱桂辛先生之于丝绣,张伯驹先生之于书画,周叔弢先生之于古籍”,皆为学识、资财具备,自感弗如。所以,每遇人或称其为收藏家,王世襄必起立正襟而对曰:“实不敢当!实不敢当!”联想到启功先生,当听说有人摹仿其书法时,总是笑言:“比我写的好!比我写的好!”前辈学人有如此襟怀雅量,于今实难多见了。
还有一件事让人难忘。2004年中国嘉德举办迎春书画专场,因为上年秋“俪松居长物”拍卖盛况空前,图录中遂将王世襄书画藏品标以俪松居藏品。王老不悦而断然将参拍藏品全部撤拍。他认为这些书画只是家藏之物,不符合俪松居的收藏品位,断不可混淆。如此清正耿介,可比君子。
诗人车前子曾言:“21世纪,可能还会出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虽为谥美之辞,却也道出王世襄难以比拟的硕然成就和别样人生。
也许不必去牵强比拟,因为历史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但是,王世襄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人生态度,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马来西亚第一产业部长TeresaKok报告称,2019年前5个月的木材出口同比增长2.3%。马来西亚是全球十大家具出口国之一,2019年前5个月,家具行业对马来西亚木材相关出口总额的贡献为36%,同比增长近13%。她指出,马来西亚制造商需要保持警惕,因为非木材产品在一些传统木材产品市场是一个威胁。
(记者mandy)
张建智
一眨眼的时间,王世襄先生已离开我们快五年了。
记得香港董桥写过《王老的心事》一文,说,“王世襄先生是个知足的人,也是个不快乐的人。他的知足和不快乐我都见过。”他还说:“上世纪的艺坛前辈处世顶真,读书顶真,笔墨顶真,上承千年风雅的香火,下启一弯清流之韵致,21世纪打起百盏灯笼也寻不到他们的影子了!”
这些话,使我想起王老入住北京朝阳区中医院时,我去看他,他曾用吴语与我低声谈及,尚有一件心事,总缠绕于心底,未曾了结。当时,我也未细问,不知其指。读了董文后,茅塞顿开,忽然想起,王老逝世的前一年,曾用快件特地寄我一本《缀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诗选》,此书,厚重如砖。在此书523页,王老亲书“王世襄小传”介绍自己,那是他老人家用颤抖的笔,写在这书上的自况。现特录之:
“五十年代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三反运动’关在东岳庙,日夜逼供四个月。随即送公安局看守所,手铐脚镣十个月,并传染上肺结核。因查不出问题,公安局命取保释放,但无任何结论。同时收到文物局和故宫通知,已开除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在家养病一年后,我被中国音乐研究所收容。一九五七年党号召帮助整风,我据实陈辞,又被划为‘右派’。一九六二年通知我摘帽并到文物系统工作。一九九四年退休,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二八年一月,中央文史馆编印文史馆馆员诗集。本人列入编委会,但因年老未参加工作。作者诗前均有小传。本人传中有数语可视为对我过去的结论。(见用笔划出的一行有半。)因本人过去遭受的不幸事件,远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当年文物局、故宫、公安局的人员均已逝世,只好由直属国务院的中央文史馆来做结论了。王世襄,二八年七月。时年九十有四。”
王老生前是国家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王老为了说明自己业已平反,特镂空一张纸,将上引文字粘在此书523页,立此存照。试想,对于一个九十四岁耄耋老人,要花多少心思。王世襄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机会,能还他一个公道。在没有上级部门或主管单位、领导可给他平反时,他唯一能引以为据的,就是这本中央文史馆编的《缀英集》了,似乎它可以代替一纸红头文件。
其实,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王世襄全碰上:反右时,被戴上帽子,“文革”中被抄家,后全家被赶出了北京城;他与夫人袁荃猷都下过干校,可谓样样不落。但这些运动,他似乎无所谓。谈起反右,王世襄记起的,只是跑西山捉蝈蝈;说起“文革”,则记得大柜当床;而回忆干校艰苦生活,他说的是大摆鳜鱼宴的经历。那么多运动,带给他的灾难,他未必看得很重。
唯有“三反”中的经历,在他一直是锥心之痛,始终难以释怀。对这次运动,王老特别顶真。真的,当你说他落后,说他右派,说他反动,哪怕说他反革命,他并不往心里去。而“三反”,查的是“贪污与盗窃”,一个方正做人的书生,因此等罪嫌拘囚入狱。虽然最后因没有任何证据而取保释放,但也没有给正式结论还他清白。不明不白放出来后,故宫让他自谋职业,好像坐实了似的。
这确涉及人格、品质,涉及做人底线,对一个清白做人的读书人来说是极为难堪的侮辱。于是这成了王老最放不下的心事:五十年始终解不开的心结。
这一件往事已过去六十多年了,跟谁去说呢?寻求法律,事情早过去了,找领导,也早换了人。至今,只剩下历史,还欠王老一个公道。为了这“上承千年风雅,下启一弯清流”,他于生命的最后时间,只能可怜地求助于一本“文史馆员的诗集”,以自我慰藉、自我证明:还他一个清白人、一个大写人!在王老已归道山五周年之际,读他的手迹告白,想读者自能领会其中绵绵的哀思罢。
来源:文汇报
《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就红木新国标执行难问题,新浪红木记者采访了联合传媒CEO赵夫瀛。
据赵夫瀛说,《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28010-2011)国家标准于2011年10月31日发布,2012年8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发布实施前后,一些媒体在报道它的时候,将其称之为“新国标”,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
不妥的原因在于,一些媒体误读了28010标准。该标准的引言部分说得非常明白:“本标准立足于传统技艺与当代木材科学技术的结合与发展”,而其标准的名称更是直接了当地说明,它是“通用技术条件”,因此,它与2000年的《红木》国家标准(GB/T18107-2000)和2008年的《深色名贵硬木家具》部颁标准(QB/T2385-2008)是完全不同的标准,它们之间没有延续和替代的关系,也没有新与旧的关系。《红木》标准是木材标准,《深色名贵硬木家具》标准是家具标准,而《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标准是技术工艺标准,它们各管各的事。
大家可以看一看该标准的目录,其主要内容是:产品命名和分类、主要尺寸、要求、质量明示、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识、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而许多媒体并未搞明白这些,将其称之为“新国标”,把它当做《红木》国标的替代标准,这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的宣传,会对读者产生误导,所以应该予以纠正,可简称为“技术标准”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