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五元钱买的清代榉木案子赏析\从将就到讲究，家居消费迈入品质时代

张建智

一眨眼的时间，王世襄先生已离开我们快五年了。

记得香港董桥写过《王老的心事》一文，说，“王世襄先生是个知足的人，也是个不快乐的人。他的知足和不快乐我都见过。”他还说：“上世纪的艺坛前辈处世顶真，读书顶真，笔墨顶真，上承千年风雅的香火，下启一弯清流之韵致，21世纪打起百盏灯笼也寻不到他们的影子了！”

这些话，使我想起王老入住北京朝阳区中医院时，我去看他，他曾用吴语与我低声谈及，尚有一件心事，总缠绕于心底，未曾了结。当时，我也未细问，不知其指。读了董文后，茅塞顿开，忽然想起，王老逝世的前一年，曾用快件特地寄我一本《缀英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诗选》，此书，厚重如砖。在此书523页，王老亲书“王世襄小传”介绍自己，那是他老人家用颤抖的笔，写在这书上的自况。现特录之：

“五十年代我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三反运动’关在东岳庙，日夜逼供四个月。随即送公安局看守所，手铐脚镣十个月，并传染上肺结核。因查不出问题，公安局命取保释放，但无任何结论。同时收到文物局和故宫通知，已开除公职，可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在家养病一年后，我被中国音乐研究所收容。一九五七年党号召帮助整风，我据实陈辞，又被划为‘右派’。一九六二年通知我摘帽并到文物系统工作。一九九四年退休，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二八年一月，中央文史馆编印文史馆馆员诗集。本人列入编委会，但因年老未参加工作。作者诗前均有小传。本人传中有数语可视为对我过去的结论。（见用笔划出的一行有半。）因本人过去遭受的不幸事件，远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当年文物局、故宫、公安局的人员均已逝世，只好由直属国务院的中央文史馆来做结论了。王世襄，二八年七月。时年九十有四。”

王老生前是国家文物博物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王老为了说明自己业已平反，特镂空一张纸，将上引文字粘在此书523页，立此存照。试想，对于一个九十四岁耄耋老人，要花多少心思。王世襄一直希望找到一个机会，能还他一个公道。在没有上级部门或主管单位、领导可给他平反时，他唯一能引以为据的，就是这本中央文史馆编的《缀英集》了，似乎它可以代替一纸红头文件。

其实，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王世襄全碰上：反右时，被戴上帽子，“文革”中被抄家，后全家被赶出了北京城；他与夫人袁荃猷都下过干校，可谓样样不落。但这些运动，他似乎无所谓。谈起反右，王世襄记起的，只是跑西山捉蝈蝈；说起“文革”，则记得大柜当床；而回忆干校艰苦生活，他说的是大摆鳜鱼宴的经历。那么多运动，带给他的灾难，他未必看得很重。

唯有“三反”中的经历，在他一直是锥心之痛，始终难以释怀。对这次运动，王老特别顶真。真的，当你说他落后，说他右派，说他反动，哪怕说他反革命，他并不往心里去。而“三反”，查的是“贪污与盗窃”，一个方正做人的书生，因此等罪嫌拘囚入狱。虽然最后因没有任何证据而取保释放，但也没有给正式结论还他清白。不明不白放出来后，故宫让他自谋职业，好像坐实了似的。

这确涉及人格、品质，涉及做人底线，对一个清白做人的读书人来说是极为难堪的侮辱。于是这成了王老最放不下的心事:五十年始终解不开的心结。

这一件往事已过去六十多年了，跟谁去说呢？寻求法律，事情早过去了，找领导，也早换了人。至今，只剩下历史，还欠王老一个公道。为了这“上承千年风雅，下启一弯清流”，他于生命的最后时间，只能可怜地求助于一本“文史馆员的诗集”，以自我慰藉、自我证明:还他一个清白人、一个大写人！在王老已归道山五周年之际，读他的手迹告白，想读者自能领会其中绵绵的哀思罢。

来源：文汇报

就红木新国标执行难问题，新浪红木记者采访了联合传媒CEO赵夫瀛。

据赵夫瀛说，《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GB28010-2011)国家标准于2011年10月31日发布，2012年8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发布实施前后，一些媒体在报道它的时候，将其称之为“新国标”，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

不妥的原因在于，一些媒体误读了28010标准。该标准的引言部分说得非常明白：“本标准立足于传统技艺与当代木材科学技术的结合与发展”，而其标准的名称更是直接了当地说明，它是“通用技术条件”，因此，它与2000年的《红木》国家标准(GB/T18107-2000)和2008年的《深色名贵硬木家具》部颁标准(QB/T2385-2008)是完全不同的标准，它们之间没有延续和替代的关系，也没有新与旧的关系。《红木》标准是木材标准，《深色名贵硬木家具》标准是家具标准，而《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标准是技术工艺标准，它们各管各的事。

大家可以看一看该标准的目录，其主要内容是：产品命名和分类、主要尺寸、要求、质量明示、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识、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而许多媒体并未搞明白这些，将其称之为“新国标”，把它当做《红木》国标的替代标准，这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的宣传，会对读者产生误导，所以应该予以纠正，可简称为“技术标准”比较合适。

王世襄收藏的明式家具共80件现已全部入藏上博。其中有79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香港实业家庄贵仑出资购得后捐赠的；另有一件黄花梨小马扎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由王世襄托人带到上海捐给上海博物馆的。因了这批王世襄旧藏的明清家具补充入馆，使得上海博物馆成为当时国内唯一一家辟有专馆陈列古典家具的国家级博物馆。

陈若茜

在上海博物馆四楼，有一间以香港实业家庄贵仑的父亲及其叔父命名的展厅:庄志宸、庄志刚明清家具馆，里边展出了王世襄历经半个世纪收拢的明清家具。在展馆进门处摆放的便是王世襄自己言明的那件传世重器:“明紫檀大画案”。而王世襄生前几乎从没有机会一起摆出来过的四把“明紫檀木扇面形南官帽椅”，是举世闻名的最精品，在这里也成套陈列。

1985年，王世襄出版了彩版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其中也收录了他自己所藏的大部分明式家具。他收藏的各式家具共80件，这批家具现已全部入藏上博。其中有79件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香港实业家庄贵仑出资从王世襄手上购得后全部捐赠给上博；另有一件黄花梨小马扎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由王世襄托人带到上海捐给上海博物馆的。因了这批王世襄旧藏的明清家具补充入馆，使得上海博物馆成为当时国内唯一一家辟有专馆陈列古典家具的国家级博物馆。

据国内研究中国古家具的专家介绍，王世襄所藏的这批家具作为中国明式家具的经典范例，在社会上起到很大影响。“过去人们只把它看做使用品，从未提升到艺术品的高度，通过王世襄的收藏、研究、出版，短短几年内中国的古家具都被发掘出来，大家纷纷把它作为艺术品保留，抢救了家具文物。”

庄贵仑斥资购得家具捐上博

1990年代初，香港实业家、爱国人士庄贵仑出资购买了王世襄收藏的79件明清家具，全部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据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介绍，这件事当时是经国家文物局特批的。国家文物局规定这批家具一件都不能够带出去，必须捐给国家的博物馆。所以这些家具没有到过庄贵仑那里，由上海博物馆派人直接到王世襄家里点收，然后用铁皮火车运到上海。

对于外界盛传的是以100万美元成交，陈克伦表示他并不知情，“此事上海博物馆没有介入，是由王世襄和庄贵仑洽谈完成，具体价格也并未向外界透露。”

庄贵仑是香港实业家，也是香港第一任敏求精舍的会员。他的父亲庄志宸、叔父庄志刚是民国时期上海有名的民族工业家，兄弟二人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做木工，后移居香港。

时值上海博物馆的新馆在修建中，庄贵仑想对上海博物馆新馆有所贡献，同时也为了纪念其先人。他了解到上海博物馆明清家具比较缺，就有出资购买古家具捐给上海博物馆的意向。

关于王世襄与庄贵仑之间征集与捐赠的细节，一直以来外界都众说纷纭。

王世襄曾在《明清家具集萃》序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时上海博物馆新厦在修建中，机缘巧合，吾友庄贵仑先生在筹划用捐献文物、开辟展馆之方式报效国家，并借以纪念其先人志宸、志刚两先生昔年在沪创办民族工业之业绩。承蒙不弃，枉驾相商。席其志愿，契合素旨；更感其为公解囊，不为私有。世襄则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故不计所藏之值，欣然将七十九件全部割爱。1993年2月，上海博物馆饬员来京，点收运沪。”

而据陈克伦介绍，庄贵仑曾向其透露：一、购买家具是王世襄先找的他。二、对于王世襄提出的转让价格，他表示决无二议。

王世襄赤膊上阵搬家具

据一名当时去京点收这批家具的上博员工，原上海博物馆工艺部家具研究员回忆，上海博物馆当时是委托中国革命博物馆将家具运到上海。“我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请来的装卸工人来到王老芳嘉园的家门口，王老很谨慎，对于不认识的人是不让随便到家里去的，于是装卸工人就候在外边，由我和王老两人亲自把一件件家具搬出来。天气很热，我和王老都是赤膊上阵。家具搬到家门口，再由装卸工人装上车，运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厅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按照家具大小去定做箱子，将每一件家具都装到箱子里打包好，再由铁皮火车运到上海。这个过程前前后后共花了二三十天。”

1990年代后期，王世襄又托人带了一件黄花梨小马扎捐给上海博物馆。“这件家具也被他编进《明式家具珍赏》这本书中，上次为什么没有一起被买走捐给上博呢，因为这件东西他之前送给一位朋友了，后来物归原主，他就将这一件捐给上海博物馆了。”

据该名研究员回忆，“王老后来谈及此事，说过‘这批家具放在上博我放心，上博开辟了专门的明清家具馆让大家参观，比放在我那里好’。”

充实了上博明清家具收藏

据陈克伦介绍，在王世襄旧藏明清家具充实入馆之前，上海博物馆原有家具藏品百余件，主要以紫檀、鸡翅木、榉木这类木料为主，不过尚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陈列展出。而当时国内的其他国家级博物馆，也都只有零敲碎打的几件家具藏品，要成为一个体系陈列的话都不够条件。

王世襄收藏的明式家具主要以黄花梨、紫檀等硬木为主，且都为明清家具中的珍品，充实入馆之后，使得上海博物馆的明清家具在数量上、品类上都比较完整，够得上办一个明清家具展，所以在1996年新馆成立的时候，开辟了明清家具专馆用来陈列。

此前，除了故宫博物院有临时性展览家具外，中国的博物馆中没有一家辟有专门的古家具陈列馆，这也使得上海博物馆成为当时国内唯一一家辟有专馆陈列古典家具的国家级博物馆。

2000年，上海博物馆又斥资向陈梦家家属征集了26件陈梦家旧藏家具充实入馆。这批家具亦曾被王世襄收入其上世纪80年代编写的《明式家具珍赏》这本书里。

为古家具收藏保护点了一把火

据上述上海博物馆家具研究员介绍，中国古典家具在古代仅被当作使用品，并未被提升到艺术品的高度，因而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古代文人也没有对古典家具进行理论上的研究或文房艺术上的探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到中国来讲学，他认为中国的家具不比欧洲的家具差，收藏了几十件中国明清家具，同时他写了一本书:《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对启发人们重视中国传统家具文化做出贡献。当时协助他研究的中国学者杨耀受其影响，上世纪40年代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很多研究明式家具的文章。读到艾克的书，可以说是王世襄接触明式家具工艺的开头。王世襄也对古代家具感兴趣，从40年代开始，广泛收集明式家具，他一方面收集实物，一方面自己进行研究。到1985年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彩色图版(之前都是油印稿)的专门研究家具的书:《明式家具珍赏》，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以往都是油印的，全部用彩版印刷之后，人们一看，觉得这么精美的家具以往都被忽视了。

王世襄将古典家具重新作系统研究并向社会公开之后，这批家具被作为中国明式家具的经典范例，在社会上起到很大影响。短短几年里，本来在农村里使用的家具，一下子都被发掘出来了，作为文化遗产被保护起来。“等于王世襄点了一把火，大家纷纷把它作为艺术品保留下来，抢救了家具文物。明式家具学术地位的确立，王世襄功劳不小。”该名研究员说。

7月份的中东市场需求稳定，价格也稳定。在同一时间欧盟需求比进口商预期的要慢，法国是过去几个月最活跃的国家。

许多人认为，欧盟关税同盟正在逐渐削弱欧洲市场较小生产者的利益。总体而言，随着主要市场的稳步发展，生产者情绪继续保持乐观。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买家返回寻找西非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