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髹漆家具简介：藏传佛教蒙古家具\东莞麻涌口岸迎来首批原木进口
中国古代髹漆家具简介，兼起居文化的形成(七)
文、图/特约撰稿郑克峰编辑/刘根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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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峰，北京美轮运输公司总经理，个人及公司从事中国古代家具收藏与研究约20余年，并在北京成立北京美轮博物馆，收藏以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髹漆家具为主。
公元1196年，铁木真在各项有利因素的具备与推动下，被推选为蒙古部落的一个汗，他采用“成吉思汗”为名，这就是后来西方人所熟知的CHINGGISKHAN。公元1206年，在他约45岁时，经过了18年的征战与挫折之后，终于在蒙古草原的库里勒台大会上，几乎所有相关的突厥与蒙古部落，一致尊称成吉思汗为“大汗”。于是成吉思汗以及他的子孙们所率领着的蒙古铁骑，在13世纪开始了他们对中国、伊斯兰、俄罗斯、以及环地中海地区文明的攻占与征程。根据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基因学教授布莱恩·赛克斯(MRBRIANSYKES)有关男性染色体的研究，成吉思汗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成功的单体染色体传播者，他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可能至少有1,600万名后裔族群。
藏传佛教家具发展的历史背景
库里勒台在蒙语里是“大聚会”意思，蒙古人从氏族部落时代起，有关氏族部落酋长的选举、战争、围猎、以及隆重宗教活动等决定，都是由特权阶层的贵族在库里勒台大会上决定的。我们可以想像并且十分肯定的是，成吉思汗当时令人信服地获得大汗的称号与地位，其背后功不可没的还有着萨满教宗教领袖萨满阔阔的鼎力运作、支持。但随后，这个萨满阔阔企图以宗教的力量来干预施政，这令成吉思汗无以容忍，因此他授意同胞弟弟铁木哥，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所谓体面的“不流血”的处决方式，将萨满阔阔拖出廷帐，予以铲除。这可能是蒙古历史的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政权统治与宗教之间的角力争锋范例。就此确立了萨满教或其它宗教只能作为黄金帝国的统治工具的角色，它必须位于一个从属的地位。而萨满教所宣扬的万物有灵理论，虽经改良地已糅合了当时部分聂思脱里派基督教(景教)与某些中原文化的内容，但其终极目的却只是为了让蒙古族群的人们确信，大汗就是神的体现、腾格里的化身。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统治，就是腾格里的统治，而反对他们，就是等于反对腾格里，这是草原帝国一切事物所存在的前提。
蒙古族以“苍天”作为永恒的最高神，腾格里在蒙语里是“长生天”的意思。在13世纪的蒙古部落以及中原汉族的广褒区域，除了萨满教以外，人们还可以看到聂思脱里派基督教教士、汉传佛教僧侣、道教道士、西藏喇嘛、以及伊斯兰教毛拉的盛极与流行。正因如此，我们后人有了机会看到，在宗教信仰以及族群人数如此之相对薄弱的蒙古部落，在当地域广阔的草原帝国形成之后不久，它其中的钦察汗国很快就依附了基督教，而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则很快就依附了伊斯兰教。并且这些汗国在皈依了这些宗教以后，蒙古帝国的各个汗国被各自所处地区的宗教文化迅速同化，而蒙古人亦迅速地丧失掉了自身极其宝贵的凝聚能力。
但无论如何，从理论上来说，多一分宗教信仰，人的内心就会多一分敬畏与恐惧，也就有了普遍意义上的多一分的容忍，蒙古人对于其它众多宗教的容忍，这样反而保证了蒙古人迄今为止其自身的腾格里信仰，而且这个容忍在当时，还是某种程度上的拿来主义。蒙古借用回纥人的文明来作为自己的文字与官方语言，成吉思汗任命回纥人塔塔统阿负责教导他的那些儿子们去学习回纥文字，并用其来书写蒙古语，而且还用回纥字来篆刻帝国印章或颁布签署官方的条文法令。而且非常难能可贵地贯穿蒙古人整个的历史。
以上就是蒙古的藏传佛教家具得以发生发展的相关历史背景。
蒙哥时代，佛教成为主导宗教
上述的成吉思汗的多元宗教自由的治国之策，在蒙哥统治时代，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蒙哥是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的长子，当他在43岁的时候(公元1250年)，开始掌控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帝国大业。这时他和他的弟弟忽必烈，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及其主要精力从欧洲转移到了地处远东的中国。这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其前任的帝国统治者窝阔台及其遗孀母子的掌控期间，曾不遗余力地将蒙古势力向西方拓展而由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纷争，令彼时的欧洲，不止一次幸运地阴差阳错般躲过了蒙古大军的洗劫。
公元1255年，蒙哥在今距乌兰巴托以西365公里处的和林，出席了一场为佛教与道教人士所举行的辩论会。次年，他在哈拉和林宫召开了一次佛教会议，在会议上，他将佛教比喻为手掌，而将其他宗教则比喻为手指。自此，佛教在蒙哥时期掌控领导下的80%以上的蒙古族群以及中原北方汉族臣民之中，开始占据宗教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令中原古老文明得以幸运地保持延续，而蒙古人也开始了其融合多种文化并探寻其自身家具家居的文化历程。而这个多元文化的影响，在成吉思汗时代实际上既已开始产生。
13世纪~16世纪，蒙古发展历史与家具、壁画中家具欣赏
这是13世纪，在宋元交接时期的壁画，描绘的是《黄金家族》接受朝拜的场景。
“黄金家族”，是对成吉思汗家族的尊称。这幅壁画像，从位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灵柩中取出。在这个地方，现在每年都要举行大祭仪式，蒙古族群视此处为圣地。在画面当中，享有至尊地位的成吉思汗与其爱妻孛儿帖，衣着盛装，并排地端坐在高高的龙椅宝座之上，接受着贵族们的献礼与跪拜。这个宝座的背屏结构，与藏传佛教的大喇嘛班禅的坐具或中原地区的宝座靠背，有一些类似，但采用的应该是五彩描金绘画而非雕刻纹饰。
在该壁画的正中下方，摆放的是一件红漆矮桌，用以陈放瓷器礼品，成吉思汗夫妇可以远远地欣赏。这个红漆矮桌，按画法几何学的俯视图，是一个梯形结构。从成吉思汗夫妇的视觉角度，其面对着的应该是梯形平行线的长边而短边冲外。这件家具，原本应该是陈设于成吉思汗的金色大帐之内，方便其用以餐饮，或读书写字。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至少在成吉思汗的执政时代，除了其相关执政、外交、礼仪的威严必须之外，蒙古部族可能是根本就没有，也没有必要会有大型的家具。这是因为，即便在成吉思汗的廷帐，其内部的呈几何圆形的平面空间，仍然局促有限，因此也非常有必要以节省并高效使用帐篷内部空间的角度，来设计制作这种在水平方向上呈几何梯形的小桌。这个小型化的家具家居传统在蒙古至少被保留至19世纪。事实上，我们从壁画中看到的这个梯形矮桌的几何结构，在20世纪的上半叶，仍旧可以找到相当多的制作范例。
该套家具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原产于内蒙古包头，是曾经陈设并使用于蒙古游牧家庭的成套家具。
这是我们能够收集到的唯一整套的蒙古包室内陈设家具，除了那件托盘以外，共计8件，而且没有床具。它之所以相对珍贵有趣，是因为非常客观地反映了当时这个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族家庭内部成员的二元宗教信仰。在图中的前排中央，是一件由家庭成员中的佛教教徒用于供奉佛像的藏传佛教佛龛。而在图片中的后排之左，却是一件在顶部上端的两边有着罗马柱装饰风格的二门亮格柜，在她的上方原本应该悬挂有耶稣像或十字架，以供家庭成员中基督教教徒的顶礼膜拜。
需要说明的是，该套家具可能原本就是没有设计与制作床具。蒙古包里的狭小的圆形空间，根本就没有摆放床具的位置。但在法国人卢布鲁克(MrLouBrooke)留下的记录中，蒙哥在他的统治时代已开始学习使用床具。公元1253年，应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的派遣，方济各会的会士卢布鲁克前往蒙古造访，并于次年的1月4日得到了蒙哥的接见。卢布鲁克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蒙古人带着我们进入帐殿，从卷起的挂在门前的毛毡走进去，我们唱起赞美诗，金色的布覆盖了整个帐幕的内壁；帐幕中央，用树枝、苦艾草的根和牛粪放在一个小火炉里生火。蒙哥端坐在一张小床上，看上去大约45岁，中等身材，扁平鼻子，穿着一件光鲜的皮袍。他吩咐给我们斟上白葡萄酒般清澈甜润的米酒，稍后又命拿来各种猎鹰，放在他的拳头上让我们观赏。在一位聂思脱里教教徒翻译的帮助下，我们进行了交流。”
在蒙哥执政的前后时期，蒙古人的心理特征以及文化生活内容的各个方面，随着战争的不断外延而遭遇到了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比如，在这个时期葡萄酒开始成为欧洲最为盛行的饮品，另一个方面，中国南部纵横交错的山脉河流以及密集的城市人口，却让缺乏相应城市战斗经验的蒙军非常头痛。为此蒙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放到了中国事务上。幸运的是他得到了弟弟忽必烈的鼎力帮助。忽必烈不仅忠诚得力而且也非常崇尚中国文化。并且蒙哥任命中国学者姚枢为忽必烈军队的谋士，还负责教授忽必烈基本的中国文学知识。
图4《吐蕃藏传佛教萨迦派法主八思巴会见忽必烈》，13世纪，元代壁画。该幅是13世纪的元代壁画。
中国北部的辽阔草原，在辽夏金元时期，佛教非常盛行。来自吐蕃西藏的高僧，其社会地位非常显赫，这里除了人类对宗教的本能需求之外，还有宗教领袖所具有的，世俗统治者所无法取代的，在臣民心理上的凝聚作用。忽必烈对于藏传佛教的钟爱，可能始于其自动接受中原文化的崇拜心理，也是源于他那复杂的人性化的政治策略。在图中描绘的忽必烈的宝座，较之图1中的那件其祖父成吉思汗的乘用，显得雕刻有所增多但稍逊华丽，呈现出的已完全是藏传佛教的家具型制。
约公元1256年，忽必烈几乎征服了中国全境，成为在当时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农业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中国的主人。忽必烈在原察哈尔以东、多伦诺尔附近的上都府建设了一批宫殿，作为其夏季驻地。随后又开始在原北京建筑群的东北营建立新城，赐名“大都”而作为蒙古君王贵族们的冬季驻地。忽必烈决定把自己的王朝建设成为一个传承汉族封建的正统王朝，建国号为“大元”。这是他的一个由蒙古大汗转变而为中国天子的过程，当然也是他和他的后代抛弃部分蒙古传统而逐步融入汉人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过程，令他们与另一些蒙古族人在各个方面有了一些明显的差异，为此忽必烈及其后来的继任，曾经遭遇了那些企图忠实于老的传统的蒙古人、以及蒙古化了的突厥人的纷纷反对。
由于历史文献与实物资料的缺乏，我们很难十分精确地建立一个蒙古族群在13世纪的家具家居生活的参照体系，但毋庸置疑的是，忽必烈征服了中国，而中国的文明也征服了他。忽必烈的后来的继任者，大多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对藏传佛教皆倍加推崇，曾经把很多的佛经翻译成蒙文。而其上流及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亦开始受到藏传佛教、中原汉文化、以及其他宗教的深刻影响。
图5《欢喜佛图》，13世纪壁画。这是13世纪壁画，欢喜佛图作为藏传佛教的艺术品，在元代曾经广泛流传。
图6《穿素色半臂服的蒙古妇女》，13世纪壁画。这是一幅13世纪在内蒙古出土的元代壁画，画面中的蒙古贵妇身着民族传统特色的半臂素服，乘坐的却是一件中原北方汉族设计制造的“明式家具”，髹黑大漆的高束腰云纹三弯腿坐墩，无疑表明了中原北方汉族的家具与家居文化对于蒙古人日常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影响。
公元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驾崩，享年79岁，其之后的铁穆耳，也是一个可以圈点的精明君主，但却英年早逝，年仅42岁。在此之后，蒙古人在中国的皇帝，一个比一个缺乏蒙古人金戈铁马的天性，一个比一个满足于骄奢安逸的生活，忽必烈所建立的大元王朝，开始呈现衰败，最终在不到100年的公元1368年坍然倒塌。为此，蒙古人又回到了广褒的草原，重新品味那种随季节而迁徙的游牧生活，但他们之前所接触到的由各种文化所交织在一起的人类文明，无疑地却从此与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如影随形。
17～19世纪，西蒙古时期佛教家具盛行
公元1606年，位于中国东北部松花江与日本海之间的女真人努尔哈赤，把7个女真部落统一而为一个称为“满国”的汗国。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击败了东蒙古，也就是今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部、土默特部、以及察哈尔部，并使他们归顺到了满族王朝，而皇太极也得到了他们持久的忠诚追随，直至满清的灭亡。
西蒙古人主要是指绰罗斯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土尔扈特人于1623年在伏尔加河的下游定居了下来并控制着里海草原，但在18世纪下半叶，其生存的环境因为来自沙俄的压力而恶化，沙俄不仅强迫他们当兵打仗充当炮灰，并且还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而不许皈依佛门。公元1771年1月5日，土尔扈特人7万户约17万人，最终以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员损失，突破沙俄攻击，回归抵达伊犁河谷。
和硕特部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也就是黄教的虔诚信徒，他们与公元1636年在青海周边和柴达木开辟了自己的领地，并通过两次战争彻底解除了红教对黄教的威胁，开始了在西藏的政治自治并受到清朝的承认。
大约也是在17世纪的上半叶，绰罗斯部以及杜尔伯特部在黑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叶密立河、以及伊犁河流域建立了准葛尔国，并在公元1690年达到鼎盛。公元1717年12月，信奉喇嘛教的准葛尔人，利用当时西藏政治与宗教的动乱而攻陷拉萨，洗劫了自己的宗教圣地布达拉宫。准葛尔国的日益强大，令清朝皇帝康熙、雍正、以及后来的乾隆一直心中不安。在公元1759年，清朝军队完成了对准葛尔伊犁河谷及其附属的伊斯兰喀什噶尔的吞并，从此喀什噶尔已改名为“新疆”，意即大清王朝的新的边疆。
自此，西蒙古人的企图复辟成吉思汗帝国的梦想，终成泡影。在定居民族先进武器的攻击下，草原游牧民族已经完全丧失了其弓强马壮的优势，这也标志着农耕地带对草原游牧的最后胜利。
图7蒙古佛像背光，松木，18世纪，长56，宽63，高30公分。(现藏于美轮博物馆。)图8蒙古双龙小柜，松木，19世纪。长60，宽38，高47公分。(现藏于美轮博物馆。)图9蒙古明式花瓶绘画炕桌，松木，19世纪，长63，宽63，高30公分。(现藏于美轮博物馆。)图9蒙古明式花瓶绘画炕桌，松木，19世纪，长63，宽63，高30公分。(现藏于美轮博物馆。)目前我们在中国境内外所能观察到的那些藏传佛教蒙古家具，基本上都是设计、制作、以及陈设使用于以上的这个公元18至19世纪时期。(图1、图7～图10)是我们收集到的部分实物，谨示以读者供作参考。
从曾经能够观察到的一些蒙族清代家具，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蒙古家具重视髹漆绘画而不喜或不擅雕刻。但是，从前几年我们在外蒙古乌兰巴托市得到的极其有限的观察经验却是，除了在当地的藏传佛教的庙宇之外，在外蒙的现代中产阶层的家庭室内，即便有的话，摆放的却是少数一些木本色的，有着一些雕刻装饰的，质量乏善可陈的现代特色的蒙古家具。而我们最近几年的通过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一些居民室内陈设的观察得知，内蒙的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具有蒙古文化传统元素的家居陈设，几乎是零。
我们将在稍后的文章，来尝试探讨一下有关中国古代青海甘肃绘画髤漆家具家居方面的一些内容。
未完待续
日前，一艘装载25517立方米原木的货轮顺利靠泊麻涌深赤湾码头5号泊位，从此结束了麻涌口岸自对外开放以来无此货物进口的历史。
该批原木从澳大利亚贝尔贝港启运，共计33980立方米，货值356.86万美元。在东莞港7、8号泊位卸下舱盖上的部分原木后，余下的25517立方米转至深赤湾码头续卸。
为更好地应对首次进境原木的施检任务，东莞检验检疫局龙通办事处提前制定应对方案。麻涌监管科根据工作需要提前配备工作人员，并结合本次进境原木品种特点，制定详细的检验检疫方案。此外，在原木卸离或运离卸货现场和码头后，继续督促码头相关部门对卸货过程产生的树皮、木屑等垃圾进行检疫除害处理，严防疫情扩散。
中国古代髹漆家具简介，兼起居文化的形成
:宋、元时期(上)
文、图/郑克峰
核心提示：
1、中国在宋元时期约前300年的家具发展，实则是在南北分隔且少有交流情况下的各自独立发展。这个南北各自独立的家具发展，随着蒙元实现对中国的全面统治，才又融汇贯通在了一起。
2、中国的竹木雕刻工艺，在战国时代就是主要始于南方地区，经过盛唐时期的发展最后发达于宋代。
本文(分上下两期)集中讨论中国漆器家具及起居文化在宋(公元960~1279年)、元(公元1279~1368年)约400年跨度内轰轰烈烈的发展。这个发展，我们认为，特别是在宋、元前后接力的公元13世纪，中国传统家具历经了最后的锻造，而中国现代文明的起居方式亦在这个时候相应得以最后成型，也因此才会有在明清两代迎来家具家居的巨大发展。
比较麻烦的是中国本身特别缺乏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记载，档案工作亦远非日本、欧洲那样精密，1949年解放以后的中国，由于来自西方列强在安全上的威胁而采取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更将传统文化与历史形态的保护放在了一个次一级的战略考量，特别是近30年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的持续动荡，已使中国各地区尚存的那些原始文化生态尽皆遭受破坏，而且那些本来就存世无几的宋元髹漆家具亦皆被移挪掠劫。因此当今研究人员已几无可能前往全国各处进行实地考察，采集实物样本信息，于是以下作者的叙述充斥了片面知识与推测武断，不足不敬之处请以原谅。
本篇为上篇，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宋、元时期家具发展背景，中原以南区域在宋元两朝漆器及家具家居特点、技法、出土文物等介绍。
宋、元时期家具发展背景
中国在唐的初期及以前，中央政府受命于天，是统治世界的唯一权力合法拥有者。为了避免战乱、维护稳定，政府以一个聪明模糊的外延边界，用一种复杂的君子契约与协定，将落后边疆地区的番人部落，带进了中国大统一的政治轨道，并竭力维护其中的稳定与持续。这对中央政府与地方长官来说，某种程度上实是双方既得利益上的和谐共赢。
等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到了晚唐，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权力集团，其赖之以存的生态环境实已开始发生变化。其周边要塞区域内环伺的是一些已然从半游牧落后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强大部落联盟。这些部落联盟，先后以契丹人的辽，党项人的西夏，女真人的金，蒙古人的元为代表，各自拥有一批知人善任的精英阶层，无一不以汉文字或藉由汉文字创造的其自己的书写体系来作为书面用语，一旦中央政府的运转出现问题，或中央政府因权力坍塌不复存在，则边境部落的领导权力无法完好无损，又由于缘自中央束缚力的解除而更具扩张性，并因势结成包括部分北方汉人在内的由多种族人群加入的部落联盟。因此，中国多次被兴起于北部边疆的地方政权分割成南北对峙，直至被新的力量重新统一。这种对峙的情况在隋代有过发生并在宋元再次重演。
不仅如此，特别是晚唐，约9世纪后半叶，更在长江三角及东南沿海地区，产生了总称为“十国”的汉人地方军阀割据。由汉人利益集团之间控制的“地区性国家”的权力割据，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部分，她不仅造成了南方各地区巨大的文化差异，更由于北方边境部落联盟的压力而导致中国北部的经济重创，人员因战乱大量迁徙南下，在客观上又强化了南北多元素文化的相互冲击交流，并加快了南方农耕与内外贸商业文明进程。于是，历史学家总是在说，晚唐十国的重要意义超出了政治统一的内容。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例如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南中国沿海的大量海外贸易和新文人阶层在东南的聚集，都应追溯到晚唐十国在宋建立之前所实现的约半个世纪的统治。在中原以南之宋朝的建立，应该是缘自赵匡胤过人的智慧，他以点带面地纠集平定了晚唐十国军阀的割据力量。于是，中国西北部就此丧失了其之前一直作为全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而宋代中央统治集团亦因前述边境部落联盟的持久威胁，失去了对广大且至关重要的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
因此我们几乎可以判断，中国在宋元时期约前300年的家具发展，实则是在南北分隔且少有交流情况下的各自独立发展。这个南北各自独立的家具发展，随着蒙元实现对中国的全面统治，才又融汇贯通在了一起，而宋元时期内战前沿的黄河以及淮河流域特别是河南的开封、洛阳、三门峡地区，应该就是当时架接南北家具家居发展，汇集文化信息交流的中心缓冲地带，因此这个区域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家具应该得到足够重视与介绍。
中原以南区域在宋元两朝漆器及家具家居特点
(一)专业集约。由于中国南方商品经济蓬勃的发展，漆器工艺进一步专业集约，产生了各种专业性的漆行店铺。北宋时期的开封、南宋时期的嘉兴、杭州是当时最为著名的漆器产地。
(二)雕漆分层纵深处理。雕漆工艺始于大唐却成熟于宋元。宋人雕红漆，刀法圆熟，藏锋不露，多以金银为胎，山水、楼阁、人物、鸟兽的雕刻依远近的层次往纵深处理。及至元代，浙江嘉兴人才辈出，特别是张成、杨茂、张敏德等漆器巨匠，剔红巨负盛名，精品流传至今。
宋元时代现存于地上的传世经典雕漆实物，主要有剔红、剔黑和剔犀，分存中国、日本及西方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如欲一睹实物，殊属不易。而相应的考古挖掘主要是在江苏、福建、四川等地的北宋或南宋墓葬，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剔犀，有镜箱、圆盒、方盒(图1)、碗、六角形奁、扇子、执镜盒、菱花形奁，不一而足。在上海元代任氏墓葬发掘，有剔红东篱採菊图圆盒，法库叶茂台七号墓出土的漆木双陆(图2)等。
(三)戗金与描金。统称为金漆，即用金粉装饰漆器的工艺。戗金工艺创建于西汉，但在宋元始入最佳状态。在漆器的表面，采用细钩纤皱的技法刀刻划丝，物象景致金光灿烂，甚或在戗金勾勒之间，密钻细斑之后再填以朱漆。根据《格古要论》，元代嘉兴彭君宝的戗金艺术负有盛誉，“戗山水人物亭观花卉鸟兽，种种臻妙”。戗金文物的考古发掘成果主要有：1978年江苏武进南宋墓葬出土4件，1991年江阴夏港宋墓又出1件。图3为1977年江苏武进林前南宋墓出土到的园林仕女图戗金莲瓣形朱漆奁。
图4朱漆人像图5北宋早期描金堆漆舍利函底宽24.5cm，高41.2cm。此函为方形，盝顶，通体描金堆漆饰菊花纹和神兽等，嵌小珍珠。舍利函中部四面用金笔绘出白描人物画各一幅。而描金又称泥金，指的是用金粉在漆器上的绘画。浙江瑞安慧光寺塔出土的北宋早期描金舍利函，描金经函，广东江南墓出土的描金漆盒是其代表作品。另有出土描金朱漆人像(图4)与描金堆漆舍利函(图5)。舍利函为方形，盝顶，通体描金堆漆饰菊花纹和神兽等，嵌小珍珠。舍利函中部四面用金笔绘出白描人物画各一幅。其中有舍利瓶居中，神将侍卫，飞天环绕的画面一幅；在此画的左右两侧为对称布局的梵天、帝释、侍女等礼佛的场面两幅；另外还有神半侍立，乐器环列，云水飘荡的礼乐图一幅。四图虽各自独立成幅，但内容连接，鲜明地表达出梵天，帝释礼佛的主题，使画面与舍利函的实际用途紧密地结合起来。舍利函底部有金书十二行，具盝施主名位，结尾署“大宋庆历二年壬午岁十二月题记”字样。
图6元，嵌螺钿广寒宫图漆盘残片，直径37cm，现藏北京市文物局。(四)螺钿。宋代的螺钿漆器特别是薄螺钿新工艺非常发达，这在当时的文献与绘画中均有记载表现，但考古发掘与地上传世的薄螺钿实物及其罕见，仅只1966年在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1件嵌螺钿漆盘残片(图6)。以黄迪杞、戴光品所编《中国漆器精华》(福建美术出版社，2003年)的叙述，“该盘的螺钿图案为掩映在祥云茂树和繁花丛中的三座亭台楼阁，宫殿的细部如翘角飞檐宽敞回廊团花形窗户，清晰可见。该图用夜光螺精制成薄如蝉翼，长宽仅毫米的螺片，在黑漆盘上点粘而成。”
图7剔红龙纹图长方形案图8元，玉兔灵芝纹镜架。宽17.8cm，高32.8cm，1964年根据中国在中古时代艺术品工艺品之就地取材当地生产的法则，我们不难推断这件原产于中国江南的精美漆器，不应是一件通过进口贸易从南方得到的商品，而很大程度上应是蒙元军队在南方所掠获的一件艺术品被携至北方，最后作为拥有者的心爱之物在北京元大都予以随葬。无独有偶，在甘肃漳县也出土有元代早期剔红龙纹图长方案(图7)，作者未见照片或实物，但根据年代的判断，约应也是原产自江南的艺术珍品，这是因为，以张成之子张德刚为代表人物的漆器名匠轮番入京，御聘于皇家官办的作坊，约应是明初永乐年间才发生的事情。
(五)竹木雕刻，特别是浙江东阳与广东潮州两地的木雕工艺。两宋时期，一些突出特色的木雕形式在中国南方地区相继涌现。最为著名的其一是东阳木雕，即以黄杨或其它硬木为主要材料，采用中国画的构图方式，以平视的人物及鸟瞰的环境，将不同时间与空间景物融入同一雕刻画面。其二则是潮州木雕，以在作品的表面髹漆贴金出名，亦称金漆木雕。雕刻选材有柏木楠木樟木等当地的材料，多种不限，纹饰内容采用连续构图，以树木山石作为分界，应用范围很广，有建筑中的门窗梁柱以及斗拱，还有家具上的雕刻、佛龛造像、文房用具、陈设小品等。技法有透雕与浮雕以及圆雕，在同一件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各种技法的单独使用或一并采用。
总之，中国的竹木雕刻工艺，在战国时代就是主要始于南方地区，经过盛唐时期的发展最后发达于宋代，这个精湛的工艺流传，最后几乎覆盖了中国南方的各个区域，并惠及明清以至当代。
(六)元代金银器的求新变化。金银制造业在元代盛极一时，应是缘由中国北方金银器制作的巨大影响传播到了南方，主要是除传统的登州、莱州产金区外以又激活了江浙、湖广与云南各省的产金能力，黄金产量同比几乎高出两宋的一倍。金银器的制作分为官作以及民作，朝野上下金银器的使用相当靡费。
元末吴王张士诚之母曹氏墓，在当代出土有一件银质折合式镜架(图8)，融合了多种金属工艺，整体与细节设计精密细致而庄重典雅，堪称举世瞩目的艺术珍品，是为元代最具代表意义的家具陈设重器。
此种型制的设计，在明清两代的木制家具中并不少见，是曰明清家具乃传承宋元旧制的有力证据。
未完待续
6月份，美国锯材（温带和热带）的进口量下降37%；5月份热带木材进口下降12%，约15,506立方米。依贝（ipe）锯材进口量降幅最大，6月份同比下降30%，约2,332立方米。轻木（balsa）、沙比利（sapelli）、桃花芯木（acajou）和柳桉（meranti）的进口也相继下降。值得一提的是，克隆锯材进口量却大幅增加。与2017年同期相比，今年6月克隆锯材进口量增长了90%。据了解，90%的克隆锯材来自马来西亚。
北京张德祥
通过几代人的探索，对中国古代家具的鉴定，目前已有些规律可循。但中国古代家具历史悠久，流派众多，量若繁星，故在鉴定活动中，仍会不时遇到些有悖常理的困惑，有待我们继续地探讨解决。
通过古家具上的题款来判定其制作年代，应是最直接的断代方法了。但实际上，与瓷器书画等古物不同，古家具上的题款极为罕见，又常为堂款或名款，年款则更为稀少。常使人诧异的是，有些家具题款所示的年代却往往与其造型的时代风貌并不相符，令人困惑。
这其中有些可能是后世家具的制作者，因仰慕古器物，故意把所制的当时样式的家具写上了更古老的年款，如在乾隆风格的木器上题写“万历”的年款等。其初衷未准是想欺世，不过是想寄托其怀古之情而已。此类题款我们应视其为“寄托款”，其特征是“貌晚款早”。
另一种现象是，后人在置买了古董家具时，有时也会在其上写上当时的置办年月，以示荣耀，这也会使其“款貌不符”，其特征是“貌早款晚”，此类题款应视为“置办款”，而非制作款。
还有一种造成古家具“貌早款晚”的原因，是由于历史上较早期的某种成功的优秀古家具样式，会在某地区长久地流行着、沿袭制作着。后人在新制作的古老样式的家具上写上制作时较晚的年款，也会产生“貌早款晚”的现象。
最为常见的“款貌不符”现象，多是历代经营者为了追求“善价”，胡乱在一些仿造改制的家具上题写古代年款，借以达到多卖钱的目的，此种混乱现象是最为多见的。
通过考古资料来为古家具断代也是常用的鉴定方法。与古陶瓷不同，古家具没有窑口可考，出土的古家具大多来源于墓葬。自明清以来，汉地的墓葬很少陪葬实物家具，出土的大多为模型冥器。此种器物在制作时多有简化写意的倾向，往往比例失真，结构简陋，细节粗糙。与墓主生前使用的真实家具有很大的差距，故多数并不能确凿可信地作为实用家具来研究或作为鉴定标本使用，只具有参考价值。这也时常会给研究者造成误导，考察者应观察冥器家具的全部细节，确认其制作时的写实程度，方可确定其是否能作为可靠的研究鉴定的标型物来使用。
在明代以前的有些墓葬中，曾出土过一些实用家具，虽大都有些损坏，但仍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只是其中有些明显糙简的家具，应视为下葬时赶制的“急就章”葬具。其结构、造型、装饰都有简化不实的问题，研究者也不可掉以轻心，被其困扰。
通过古建筑的年代来判断陈设其中的古家具的年代，也常会使一些人踏入鉴定的误区。二者等同吗？不然。因为古祠、古寺等古建筑在历史上的荣衰兴废，往往曾经过多次演变，在历次劫难中，易损坏丢失的家具陈设会被后人用新置办的家具替补，房子古老而家具晚近是古迹中的常态。我们不应想当然地把二者的年代等同起来。
相反，残废的古寺庙经后世翻新复建后，把别处移来的古家具充填其中陈设，即“新房子装老家具”也是常理。鉴定者应考察文献，验察器物，谨慎判断，远离“想当然”误区。
另外，一些曾封存在古塔中的家具，未准就是与古塔同龄同代的古家具。因为后人在历次修塔祭塔时，很可能继续放入后世所做的新家具作为供奉，即“老塔装新家具”。所以，未经严谨的考证，即以塔龄判断封存其内的古家具年代，也会步入误区。
通过形制来判断家具制作年代，也是公认的最有效的鉴定方法之一。历史上某个时期曾出现并成熟的某种特定的家具造型或制式，如其足够优秀，便常会在一定的历史时段上流行着，直至在以后的某个历史时期被新的流行样式渐次替代而遁迹。这种现象便成为了我们判断此类家具年代的依据。
但是，有些非常成功的制式会深受古今世人的认同和喜爱，能一直流行至今，这便为以形制为依据的断代方法的准确性留下了困惑。另外，即便某种形制的家具在大部分的时尚信息畅达之地，会因过时而逐步被淘汰，难觅踪影了。但往往仍会在其原发之地或某些偏远闭塞之地被继续固守着、流行着。这其中有地域气候物产的原因，也有历史、民族、民俗审美习惯上的原因。中国古代家具的发展与流行，在时空上的不同步性是客观存在的，鉴定者对此不可不察。
通过家具用材来判断家具的年代和产地，也是我们常用的鉴定方法之一。
历史上的某些特定时间和地域，常会选用同一种木材来制作家具，并形成用材定式。直至此种材料几近枯竭，或被更受世人喜欢的材料所替代才会改变。因此，认清了古家具上的木材，也就知晓了其大致的制作年代。昔日古玩界常以此为入门要领。但是，这只是常识通理，而不是铁律，此法不可用死。以往许多鉴者，只问木材，不见其他，盲人摸象，贻误四方。此法至今仍是鉴定界病习。
其实，有些木材不管世间对其宠辱好恶，都会在其原产地或某种特定的环境下被一直使用着，与常规理论形成反差，干扰着鉴定者的判断。如：理论上通常认为，黄花梨木料在清初即已枯竭，黄花梨家具都是明代的物品。但在海南地区直至清末民国时，还在用黄花梨制做家具；铁力木在广西地区也一直沿用至清末，与广义上的于明末清初即停止使用的理论也大相径庭。等等现象，也应引起鉴定者的注意。
通过家具的某些工艺特色也可判断出其制作的年代和流派。
家具上线脚线型的种类和方圆曲直，可反映出家具的制作年代及其产地。其通常会随着时代审美风尚的演进而变化。如明代的“皮条线打洼”、明清之际的“眼珠线”、清代的“圆珠线”，都有其时代特征。
家具上榫卯结构的设置手法，也能反映出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如早期的“出头榫”和晚期的“闷榫”、早期的“破头楔”和晚期的“竹销”，都显示出不同时代的工艺特征。是古家具结构演进上公认的规律。
但是，有时某些地域特色上的固守也常会强于时代时尚变化的冲击，颠覆通常的规律。如清晚期苏作家具上仍会看到“皮条线打洼”的做法、清末海南家具上仍会保留着“出头榫”的古老形制，这也常会使鉴定者陷入困顿。
通过古家具上的各种雕刻图案和装饰符号，能直观形象地反映出明晰的时代信息。如明代的“螭龙杂宝”、清代的“夔龙拐子”、清末的“花篮蝙蝠”，这也成为家具鉴定的常识。
但是，也常有意外，有时有些晚近才流行的图案题材，却在形貌明显古老的家具上出现了，给鉴定带来困惑。这时，我们应从中国古代社会广袤的土地上，祥瑞图形发生发展时的局限性和渐进性上作探究和理解；有时有些图形在某地区早早地就出现了，但却要经历漫长的时日方能渐渐地被后世广泛认同并传播，形成某时代普世流行的吉祥符号。对此种“器老花晚”的家具，我们应视其为少见的个例而予以珍视。
还有一种困惑，在形貌明显晚近的家具造型的框架上，却镶嵌着古老的图形图案，也会使人误判年代。这可能是在制做古家具时，木工所持的图样已与时俱进了，而雕花工却依然沿袭着较老的粉本，致使所制家具的款式与装饰图案趣味相异；另一种可能是古老的家具框架腐损后，惜物如金的主人将其中尚可用的古旧雕刻部件取下，装嵌在时兴的新款家具上了，形成了“器晚花老”的奇观，也给鉴定者造成了困惑。
通过古家具上的工具痕迹来判断其制作的年代，也是鉴定者的绝招之一。理论上讲，明代以前刨子在中国并不普及，家具部件大多是用锛、戗、斧、铲等工具加工而成，而明清两代则多用手推刨子来刮削木材，近现代则有了电动刨子。各种工具独特的加工痕迹成为判断家具制作年代的可靠依据。观察三者之间不同的痕迹，成为判别古今、去伪存真的方便法门。
但是，有时在有些明显带有晚近符号的旧家具上，却“锛”、“戗”痕迹了然，其奇特状况使鉴定者困惑。其实，有些木材的干湿状态或特殊部位及某些独特材种并不适于用手工刨子来刮削，用“锛”、“戗”来砍削则要省力快捷得多。故民间有许多明清家具并不全是用刨子来加工的。此时，鉴定者切不可只囿于工具痕迹，被其误导，堕入困惑，而当与家具所携的下限信息为准，远离误区。
通过观察古家具外观的造型、装饰、色泽、包浆等整体上是否协调一致，气韵是否流畅贯通，从而判断其是否优劣，也是对古家具通用的鉴定方法。当我们在审视某件家具时，如发现其上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从材质、线型、结构、比例、雕饰、包浆、色泽等多有不协调时，便基本可以断定其是用不同的家具残件拼凑起来的“插旁车”或“杂八凑”赝品。
但是，还有一种不同于上述的情况，如某些古家具的主体部分壮硕奔放，而其余部分却简平含蓄，或二者相反，等等。总之，几者之间的艺术风格和装饰手法会有很大的差异，但若细察其结构、材质、漆色、包浆等等的岁月陈旧状态时，却又显得大体协调，很令人费解，常使人困惑于当年制作者的初始思路。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是否可以理解为，很古老的家具在坏损后，曾被次古老的后人用删繁就简、因残就简的便捷方式进行过随意的修理，在修补残损的部位时，修理者并没有严格地按照原样来修复，而是随意加上了其个人的好恶和其所在年代的审美意趣，在随后的岁月里，或许又经过了如上的几次重复，再经过了漫长岁月的侵染，便使这古旧浑然的家具上，同时存在了几种不同韵味的装饰风格。此种风格混搭的现象，多存在于很古老的家具上，我们不应把它们与“杂八凑”一类伪劣家具混为一谈，而应以宽容的视野，视其为数代古人在不同的时段上，各自在古家具上留下的不同的人文印迹。从某种意义上讲，此件家具记录了其历代主人，在不同时期对家具风格不同的时尚追求，也记录了某地区家具款式流行变化的轨迹。应是研究家具发展史的活化石，其研究意义和文献价值是极高的。因此，在对此种混搭风格的古家具断代时，应以其主体部件所显示的时代信息为依据，取其上限为宜。
通过现代考古界通用的碳十四测年法来测量古家具的年代，也是近年来较为时尚的办法，所得的结论理应是较科学客观的。但是，其结论中的时间误差，有时竟高达正负百年以上。这似乎只能免强适用于宋元时期的高古家具。而对于只有几百年历史的明清及近代家具而言，其结论显然是过于粗放的。况且，古家具是流动性文物，如其曾接近过放射性的物质或设施，测试结果则是毫无意义的。另外，如果所测的古家具是用古旧材料改制仿制的，则碳十四测定的结果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对明清古家具用碳十四来测定年代似乎是并不太合适的。
还有等等，等等。
总之，古家具鉴定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其学术学科正处在初创发展阶段，对目前每一种公认可行的鉴定方法，都不可掉以轻心地机械使用。鉴定者应综合分析各种信息，辩证格物，用最谨慎客观的态度作出最接近真实的结论。
其实最神妙而精彩的鉴定，莫过于鉴定者在自身渊博知识和精深修养的基础上，用即时直观的综合感受，作出精准科学的结论了。
有这种听起来很玄妙能力的人，需要对各种鉴定方式方法有着烂熟于心的掌握，并要有过千百次的成功实践。他们对古家具文化的研究，有着极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他们要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正直人格，对所做的任何鉴定，都会十分地认真、慎重、公正、负责。
他们要掌握古典家具设计、制造和修复方面的知识，要懂木材学并有过木工技艺的实践。
他们要具备高品位的美学素养，熟悉中外美术史，并受过正规严格的绘画雕塑雕刻训练，懂得欣赏音乐和书法。
他们要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敏锐的感知力，有对未知事物强烈的好奇心和执著的探索精神，要有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抽象的思辨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要具备很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他们要了解道家、儒家和佛家学说，学习过社会发展史和生物进化论，能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客观地思考问题。
他们要熟悉中西方建筑史和文化交流史，懂得作中西方家具史方面的对比观察，能知道不同时代同一地域上的古家具的韵味变化，也能感知同一时代不同地域上的古家具的风格差异，会借助其他学科的学术成果来破解家具研究中的难题。
他们能通晓博物，有丰富的地理气候、民族民俗学知识，能知道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人群对不同古典家具欣赏时的不同审美感受。他们热爱生活，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对生活中人与家具的相互关系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悟。
他们有过长年跟踪古典家具市场的实战历练，知晓不停变幻着的赝品作伪方法。他们常会有用真金白银换来的丰富的个人藏品。
当然，具备这种条件素质和能力的人很少，这便是目前古家具鉴定方面的最大困惑。只有尽快开展相关的培训教育，普遍提升鉴定者的各项素质，培养出一批高端的鉴定人才，才能破解当今古家具鉴定中的种种困惑。
在人类迈向文明的漫漫历程中，一直与各种困惑相伴而行。破解困惑，享受破解困惑，正是我们研究古家具的乐趣所在。
品名
规格
价格
单位
杉木方
4000×60×100mm
47
元/支
杉木方
2000×25×100mm以上
51
元/支
杉木方
2000×30×40mm
6
元/支
杉木方
2000×50×90mm
19
元/支
杉木方
3000×20×120mm
17
元/支
杉木方
2500×50×90mm
27
元/支
杉木方
3000×40×60mm
17
元/支
杉木方
4000×40×90mm
30
元/支
杉木方
2000×30×130mm以上
65
元/支
杉木方
2000×20×100mm以上
37
元/支
杉木方
2000×40×60mm
11
元/支
杉木方
2000×60×100mm
23
元/支
杉木方
3000×20×100mm
16
元/支
杉木方
3000×40×80mm
27
元/支
杉木方
3000×50×90mm
31
元/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