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髹漆家具简介:起居文化的形成\美国对克隆锯材的进口量持续上升
中国古代髹漆家具简介,兼起居文化的形成
:宋、元时期(上)
文、图/郑克峰
核心提示:
1、中国在宋元时期约前300年的家具发展,实则是在南北分隔且少有交流情况下的各自独立发展。这个南北各自独立的家具发展,随着蒙元实现对中国的全面统治,才又融汇贯通在了一起。
2、中国的竹木雕刻工艺,在战国时代就是主要始于南方地区,经过盛唐时期的发展最后发达于宋代。
本文(分上下两期)集中讨论中国漆器家具及起居文化在宋(公元960~1279年)、元(公元1279~1368年)约400年跨度内轰轰烈烈的发展。这个发展,我们认为,特别是在宋、元前后接力的公元13世纪,中国传统家具历经了最后的锻造,而中国现代文明的起居方式亦在这个时候相应得以最后成型,也因此才会有在明清两代迎来家具家居的巨大发展。
比较麻烦的是中国本身特别缺乏有关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记载,档案工作亦远非日本、欧洲那样精密,1949年解放以后的中国,由于来自西方列强在安全上的威胁而采取了不同的意识形态,更将传统文化与历史形态的保护放在了一个次一级的战略考量,特别是近30年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的持续动荡,已使中国各地区尚存的那些原始文化生态尽皆遭受破坏,而且那些本来就存世无几的宋元髹漆家具亦皆被移挪掠劫。因此当今研究人员已几无可能前往全国各处进行实地考察,采集实物样本信息,于是以下作者的叙述充斥了片面知识与推测武断,不足不敬之处请以原谅。
本篇为上篇,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宋、元时期家具发展背景,中原以南区域在宋元两朝漆器及家具家居特点、技法、出土文物等介绍。
宋、元时期家具发展背景
中国在唐的初期及以前,中央政府受命于天,是统治世界的唯一权力合法拥有者。为了避免战乱、维护稳定,政府以一个聪明模糊的外延边界,用一种复杂的君子契约与协定,将落后边疆地区的番人部落,带进了中国大统一的政治轨道,并竭力维护其中的稳定与持续。这对中央政府与地方长官来说,某种程度上实是双方既得利益上的和谐共赢。
等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到了晚唐,以汉人为主体的政治权力集团,其赖之以存的生态环境实已开始发生变化。其周边要塞区域内环伺的是一些已然从半游牧落后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强大部落联盟。这些部落联盟,先后以契丹人的辽,党项人的西夏,女真人的金,蒙古人的元为代表,各自拥有一批知人善任的精英阶层,无一不以汉文字或藉由汉文字创造的其自己的书写体系来作为书面用语,一旦中央政府的运转出现问题,或中央政府因权力坍塌不复存在,则边境部落的领导权力无法完好无损,又由于缘自中央束缚力的解除而更具扩张性,并因势结成包括部分北方汉人在内的由多种族人群加入的部落联盟。因此,中国多次被兴起于北部边疆的地方政权分割成南北对峙,直至被新的力量重新统一。这种对峙的情况在隋代有过发生并在宋元再次重演。
不仅如此,特别是晚唐,约9世纪后半叶,更在长江三角及东南沿海地区,产生了总称为“十国”的汉人地方军阀割据。由汉人利益集团之间控制的“地区性国家”的权力割据,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部分,她不仅造成了南方各地区巨大的文化差异,更由于北方边境部落联盟的压力而导致中国北部的经济重创,人员因战乱大量迁徙南下,在客观上又强化了南北多元素文化的相互冲击交流,并加快了南方农耕与内外贸商业文明进程。于是,历史学家总是在说,晚唐十国的重要意义超出了政治统一的内容。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例如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南中国沿海的大量海外贸易和新文人阶层在东南的聚集,都应追溯到晚唐十国在宋建立之前所实现的约半个世纪的统治。在中原以南之宋朝的建立,应该是缘自赵匡胤过人的智慧,他以点带面地纠集平定了晚唐十国军阀的割据力量。于是,中国西北部就此丧失了其之前一直作为全中国政治中心的地位,而宋代中央统治集团亦因前述边境部落联盟的持久威胁,失去了对广大且至关重要的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
因此我们几乎可以判断,中国在宋元时期约前300年的家具发展,实则是在南北分隔且少有交流情况下的各自独立发展。这个南北各自独立的家具发展,随着蒙元实现对中国的全面统治,才又融汇贯通在了一起,而宋元时期内战前沿的黄河以及淮河流域特别是河南的开封、洛阳、三门峡地区,应该就是当时架接南北家具家居发展,汇集文化信息交流的中心缓冲地带,因此这个区域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家具应该得到足够重视与介绍。
中原以南区域在宋元两朝漆器及家具家居特点
(一)专业集约。由于中国南方商品经济蓬勃的发展,漆器工艺进一步专业集约,产生了各种专业性的漆行店铺。北宋时期的开封、南宋时期的嘉兴、杭州是当时最为著名的漆器产地。
(二)雕漆分层纵深处理。雕漆工艺始于大唐却成熟于宋元。宋人雕红漆,刀法圆熟,藏锋不露,多以金银为胎,山水、楼阁、人物、鸟兽的雕刻依远近的层次往纵深处理。及至元代,浙江嘉兴人才辈出,特别是张成、杨茂、张敏德等漆器巨匠,剔红巨负盛名,精品流传至今。
宋元时代现存于地上的传世经典雕漆实物,主要有剔红、剔黑和剔犀,分存中国、日本及西方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如欲一睹实物,殊属不易。而相应的考古挖掘主要是在江苏、福建、四川等地的北宋或南宋墓葬,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剔犀,有镜箱、圆盒、方盒(图1)、碗、六角形奁、扇子、执镜盒、菱花形奁,不一而足。在上海元代任氏墓葬发掘,有剔红东篱採菊图圆盒,法库叶茂台七号墓出土的漆木双陆(图2)等。
(三)戗金与描金。统称为金漆,即用金粉装饰漆器的工艺。戗金工艺创建于西汉,但在宋元始入最佳状态。在漆器的表面,采用细钩纤皱的技法刀刻划丝,物象景致金光灿烂,甚或在戗金勾勒之间,密钻细斑之后再填以朱漆。根据《格古要论》,元代嘉兴彭君宝的戗金艺术负有盛誉,“戗山水人物亭观花卉鸟兽,种种臻妙”。戗金文物的考古发掘成果主要有:1978年江苏武进南宋墓葬出土4件,1991年江阴夏港宋墓又出1件。图3为1977年江苏武进林前南宋墓出土到的园林仕女图戗金莲瓣形朱漆奁。
图4朱漆人像图5北宋早期描金堆漆舍利函底宽24.5cm,高41.2cm。此函为方形,盝顶,通体描金堆漆饰菊花纹和神兽等,嵌小珍珠。舍利函中部四面用金笔绘出白描人物画各一幅。而描金又称泥金,指的是用金粉在漆器上的绘画。浙江瑞安慧光寺塔出土的北宋早期描金舍利函,描金经函,广东江南墓出土的描金漆盒是其代表作品。另有出土描金朱漆人像(图4)与描金堆漆舍利函(图5)。舍利函为方形,盝顶,通体描金堆漆饰菊花纹和神兽等,嵌小珍珠。舍利函中部四面用金笔绘出白描人物画各一幅。其中有舍利瓶居中,神将侍卫,飞天环绕的画面一幅;在此画的左右两侧为对称布局的梵天、帝释、侍女等礼佛的场面两幅;另外还有神半侍立,乐器环列,云水飘荡的礼乐图一幅。四图虽各自独立成幅,但内容连接,鲜明地表达出梵天,帝释礼佛的主题,使画面与舍利函的实际用途紧密地结合起来。舍利函底部有金书十二行,具盝施主名位,结尾署“大宋庆历二年壬午岁十二月题记”字样。
图6元,嵌螺钿广寒宫图漆盘残片,直径37cm,现藏北京市文物局。(四)螺钿。宋代的螺钿漆器特别是薄螺钿新工艺非常发达,这在当时的文献与绘画中均有记载表现,但考古发掘与地上传世的薄螺钿实物及其罕见,仅只1966年在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1件嵌螺钿漆盘残片(图6)。以黄迪杞、戴光品所编《中国漆器精华》(福建美术出版社,2003年)的叙述,“该盘的螺钿图案为掩映在祥云茂树和繁花丛中的三座亭台楼阁,宫殿的细部如翘角飞檐宽敞回廊团花形窗户,清晰可见。该图用夜光螺精制成薄如蝉翼,长宽仅毫米的螺片,在黑漆盘上点粘而成。”
图7剔红龙纹图长方形案图8元,玉兔灵芝纹镜架。宽17.8cm,高32.8cm,1964年根据中国在中古时代艺术品工艺品之就地取材当地生产的法则,我们不难推断这件原产于中国江南的精美漆器,不应是一件通过进口贸易从南方得到的商品,而很大程度上应是蒙元军队在南方所掠获的一件艺术品被携至北方,最后作为拥有者的心爱之物在北京元大都予以随葬。无独有偶,在甘肃漳县也出土有元代早期剔红龙纹图长方案(图7),作者未见照片或实物,但根据年代的判断,约应也是原产自江南的艺术珍品,这是因为,以张成之子张德刚为代表人物的漆器名匠轮番入京,御聘于皇家官办的作坊,约应是明初永乐年间才发生的事情。
(五)竹木雕刻,特别是浙江东阳与广东潮州两地的木雕工艺。两宋时期,一些突出特色的木雕形式在中国南方地区相继涌现。最为著名的其一是东阳木雕,即以黄杨或其它硬木为主要材料,采用中国画的构图方式,以平视的人物及鸟瞰的环境,将不同时间与空间景物融入同一雕刻画面。其二则是潮州木雕,以在作品的表面髹漆贴金出名,亦称金漆木雕。雕刻选材有柏木楠木樟木等当地的材料,多种不限,纹饰内容采用连续构图,以树木山石作为分界,应用范围很广,有建筑中的门窗梁柱以及斗拱,还有家具上的雕刻、佛龛造像、文房用具、陈设小品等。技法有透雕与浮雕以及圆雕,在同一件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各种技法的单独使用或一并采用。
总之,中国的竹木雕刻工艺,在战国时代就是主要始于南方地区,经过盛唐时期的发展最后发达于宋代,这个精湛的工艺流传,最后几乎覆盖了中国南方的各个区域,并惠及明清以至当代。
(六)元代金银器的求新变化。金银制造业在元代盛极一时,应是缘由中国北方金银器制作的巨大影响传播到了南方,主要是除传统的登州、莱州产金区外以又激活了江浙、湖广与云南各省的产金能力,黄金产量同比几乎高出两宋的一倍。金银器的制作分为官作以及民作,朝野上下金银器的使用相当靡费。
元末吴王张士诚之母曹氏墓,在当代出土有一件银质折合式镜架(图8),融合了多种金属工艺,整体与细节设计精密细致而庄重典雅,堪称举世瞩目的艺术珍品,是为元代最具代表意义的家具陈设重器。
此种型制的设计,在明清两代的木制家具中并不少见,是曰明清家具乃传承宋元旧制的有力证据。
未完待续
6月份,美国锯材(温带和热带)的进口量下降37%;5月份热带木材进口下降12%,约15,506立方米。依贝(ipe)锯材进口量降幅最大,6月份同比下降30%,约2,332立方米。轻木(balsa)、沙比利(sapelli)、桃花芯木(acajou)和柳桉(meranti)的进口也相继下降。值得一提的是,克隆锯材进口量却大幅增加。与2017年同期相比,今年6月克隆锯材进口量增长了90%。据了解,90%的克隆锯材来自马来西亚。
中国古代髹漆家具简介,兼起居文化的形成(下)
: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
文、图/郑克峰
两晋时期,在髹漆装饰方面,制作工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主要概括就是斑漆涂饰、绿沉漆涂饰、木板漆画以及金银的参镂带。
人物名片>>>
郑克峰,美轮运输公司总经理,个人及公司从事中国古代家具收藏与研究约20余年,并在北京成立北京美轮博物馆,收藏家具以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髹漆家具为主。
现在我们来重点研究一下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公元220年~589年)经历约近400年跨度内中国髹漆家具与起居文化的发展。总体而言,在中国漆器的发展历史上,在汉末到两晋时期承继着秦汉的余辉,仍有过很高的水平与短暂的辉煌,却不无避免地,随即表现出明显的颓势。
战乱中高式坐具传入中原
两汉之后,经约50余年西晋短暂的统一,中国封建王朝第一次被迫由北方南下在长江流域的南京建都,从而形成了南方的东晋与北方以蛮族为主之五胡十六国的对峙,并延续了逾300余年。在彼此并不疏远的人员迁徙及频繁接触与战争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了强烈的冲击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科技、文学、艺术等诸方面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这个中国民族大融合时期,实亦为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时期,凳、扶手椅等原本游牧民族或西亚及古印度的高式坐具,由此时传入中原,即西方高大的形制与中式的榫(sǔn)卯结构开始相互融合。席地而坐的传统生活方式尚未完全改变,而垂足而坐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这高式家具与矮式家具并存的时期,总体来说,南方低矮家具仍占主导地位,而北方部分地区的椅、凳等高式家具已开始渐露头角,卧具类别的家具也渐渐变高。新出现的家具主要有扶手椅、束腰圆凳、方凳、圆案、长杌(wù)、橱、并有笥(sì)、簏(lù)箱等竹藤家具,而坐具类家具的品种增多,反映了垂足而坐已逐渐推广,促进了家具向高型发展。
两晋之后漆器逐渐落寞
两晋时期,家具种类变多了以外,在髹漆装饰方面,制作工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主要概括就是斑漆涂饰、绿沉漆涂饰、木板漆画以及金银的参镂带。斑漆(即现在的斑纹变涂)是用几种颜色交混产生斑纹,或用单色漆显示出深浅不同的斑纹;而绿沉漆则色暗绿如物沉水中,深沉静穆,这两种涂饰均反映了调漆工艺的新发展新成就。而木板漆画是在红色漆面上用黑色线条描绘人物故事等,而其中人物的面部及服饰分包用色漆涂染(图1)(图2)。参镂带则是用带状的金箔或银箔片,经加工雕镂成各种纹样然后镶嵌在髹漆家具的表面,使其更加富丽堂皇。
虽然髹漆技艺日渐成熟,漆器却逐渐走向落寞。一方面因为在六朝之初,人们的思维开始受佛教影响,随着战争的持续爆发,当时世人如朝露飘蓬,无论上层王公贵胄,下至劳苦大众,皆皈依佛教,香花礼拜,每每向往西方净土企盼来生幸福,而无心生产,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青瓷已经得到相当大的发展,并且以价格低廉,逐渐取代漆器成为日常使用最为广泛的器皿。这一点可以从出土的文物上得到佐证。
目前全国仅有的一批有关三国时代的漆器的文物,是1984年出土于安徽马鞍山的吴国名将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此批次出土精美漆器文物共计60余件,有大型彩绘案;中分多格的槅(gé);三足凭口;以及盘、樽、奁(lián)、盒、壶、砚、虎子、屐(jī)、尺等共计十几个种类,并发现有“蜀群作牢”(图3)铭记,这次出土发现说明东汉中期之后尽管官营监造的漆器日用品与家具制作已经衰落,但蜀郡地方或贵族经营的漆器生产并未中终且仍在秦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在朱然墓的发掘过程中,有一对犀皮鎏金铜扣皮胎漆羽觞(shāng)(图4)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犀皮漆器的出土实物。“此一对羽觞、皮胎、椭圆口、平底、耳及口沿镶嵌鎏金铜扣,正面髹黑漆花纹并不显著,背面纹饰则以黑红黄三色相间,表面光滑,花纹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匀称而富有变化……朱然墓出土羽觞的髹漆工艺技法与明代《髹饰录》中所说‘墨面红中黄底片云斑犀皮’技法十分吻合,是中国目前唯一最早的实物资源。”①(图5、6、7)犀皮漆就属于前文提到的“斑漆涂饰”,就是这一时期才出现的髹漆工艺。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漆器出土发现很少,较为重要的是1997年江西南昌火车新站工地发掘的晋墓以及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与其妻姬臣的合葬墓。这一时期的漆器,与两汉三国时期相较,是为风格整体一致,或宁称其为上一时代的延续,表现出创新上的乏力或曰明显的颓势。
佛教兴盛与禅椅千年渊源
在南北朝战乱时期,佛教对中国各阶层精神文化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深刻且无微不至的影响。按佛教从古印度经由西域输入中原路线,查沿线各地如印度本土阿旃(zhan)陀石窟菩萨像、阿富汗巴米阳石窟的飞天形象,以及魏晋南北朝时代西域颇受南亚犍陀罗美术影响之于阗(tián)佛教绘画之凹凸画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三地绘画呈现出立体感逐渐降低而平面性逐渐增强的趋势。这一趋势背后的实质是希腊化的逐渐降低而中国化的逐渐增强,反映出各种外来文化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博弈并最终融入中国的文化传统的过程。美国人柯惕斯MRCURTISEVARTS对这一时期的现象,也曾有过研究并撰文写道,“……在北魏云冈的一个石窟,(约公元470年~493年),主佛坐在中央的巨大宝座上面而其弟子们则坐在较小的墩儿上,……西方建筑的影响经由犍陀罗地区沿丝绸之路东进。如,佛主讲经时所坐的须弥座,很可能就受到古希腊风格基座的影响,这些早期的雕塑(图8),也揭示了那些流行于千余年后禅椅的渊源。”
关于“古代髹漆家具简介,兼起居文化的形成”已经写到第三篇,不难发现,思维、文化的撞击与交融才产生了灿烂的中国文化,而文化的交锋不仅是在如今的当下,也将持续影响一代代后来人的创作。
未完待续
注:①摘自刘炜、段国强,2009年9月出版《经典中国艺术史》卷一,P435)
“大家居”已经成为了家居建材企业从业者纷纷看好的大方向,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想实现真正的“大家居”,同时在所处行业又必须立得住脚,难度不是一般地大。
消费者正在逐渐“变懒”。越来越多人“一站式购齐”的消费习惯,催生了一大批全屋定制家具企业的诞生,也逼着不少家具企业转型升级。有成品家具企业转做全屋定制的,也有单品类定制企业转型做全屋定制的。全屋定制企业更是马不停蹄,纷纷砸钱提供整装一站式服务,力求尽快占有更多市场。
要做大,更要做全,各类企业一个个仿佛脱缰野马,在这场消费升级的浪潮中疯狂加速,或是尽可能地扩展业务,或是扩充产品品类,奔向“大家居”的最终目标。
红海之中,人人自危。是赶紧跟上趋势,扩充品类抢占市场,还是按部就班,静观其变?
大而全还是专而精?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将面对这个千古难题:是走“专而精”的垂直产品路线,还是扩充品类,走“大而全”战略?
当一个企业发展到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至少说明,企业的原始产品是成功的,并且已经能够稳定地盈利,需要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套用木桶原理来说,垂直深化产品,即为加长企业自身长板。垂直产品追求的是在定量的消费群体中掌握较多市场份额,企业在垂直领域不断深入,增加企业忠实客户群。
扩充产品品类,则可以看做拉长或者补充企业短板,并将其拉长到与企业原有长板相同的高度,追求消费人群总量提升。
虽说“大而全”是时代趋势,可专注垂直产品的成功企业案例也不在少数。二者主要针对的消费群体不同,对企业品牌力的塑造也各有利弊。两种选择没有完全的对错之分,企业根据自身未来发展模式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路线即可。
但很多企业家没有搞清楚的是,产品品类扩充不应当是解决企业困境的办法。“大而全”是企业的一种选择,而非仅此一条的逃生之路。
品类扩充的大成本
事物的发展需要遵循客观规律。企业扩充产品品类,更需要讲求逻辑。品类扩充的首要前提:企业是否能够维持原有产品的正常盈利?
多数企业在决定扩充品类之前,经历的是“慌”。他们看见新的流行趋势,看见别的企业猛然发力,看见自己下滑的业绩,陡然地感到焦虑,匆忙决定扩充品类抢夺市场,将产品品类的扩充当做企业发展的救命稻草。根基尚未筑牢,便将企业成本大量投入在新产品的生产与运维当中,结果搞得企业青黄不接,甚至资金链断裂陷入绝境。
品类扩充的第一逻辑,便是理清楚企业原有产品的发展脉络。在确保原有产品线正常运转的前提之下,才能够投入成本进行新品类的扩充。
其次便是新品类的发展是否会影响原有产品的正常盈利。企业若仅仅丰富了产品品类,而未有效跟进新品类的设计研发、运营和管理能力,将致使新产品在消费群体中得到过多负面评价,直接影响企业原有产品及品牌力的建设。
新品类应尽量与原产品保持一定关联性,与企业核心理念维持一致,不可犯自相矛盾的低级错误。而开发哪种产品,又需要综合衡量消费群体、市场趋势等各项数据,进行选择和判断,与竞争对手错位竞争。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品类扩充背后看不见的“大成本”。
要知道,扩充产品品类绝不是一拍脑袋就可以决定的事,它对企业的系统配套体系要求极高。企业需要在每个环节进行严格把控,等同于在基石上添砖加瓦。基石没有打牢,无异于盖空中楼阁。砖墙砌不好,也会连带基石破损垮塌。
逆境更需慢速奔跑
市场永远是根据消费需求进行变化。种种迹象皆表明,未来属于“一站式”。长远来看,大而全的“大家居”是未来企业发展的大方向。但现实是,目前虽已有企业开始尝试发展大家居战略,却还没有哪个敢说自己真正做到了“大家居”。
一个原因是企业发展过快容易出现各种漏洞,牵一发而动全身。另一个原因是在此过程中牵涉到太多成本问题,领头企业都不敢砸钱猛冲,小企业没有大企业的资本,想必难上加难。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升级的热潮还未消退的当下,“消费降级”又成为了热词。年轻消费者们似乎又开始了精打细算。而家具领域的主流年轻消费群体,和这一波被房贷压垮、不得不节衣缩食的消费降级群体是重叠的。
近来企业破产新闻频发,小工厂默默关门停业,种种迹象都在给家具人敲响警钟:行业寒流又一次到来。逆境之下,不勘察地形就一味猛冲,只会跌入聚光灯背后的陷阱。倒不如把牢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
2014年1月11日凌晨1时27分,位于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香格里拉县的独克宗古城发生大火,焚毁百余建筑。我们惋惜这座历史名城毁于一旦,叹息工艺精良的木结构建筑群竟这样化为灰烬。
城内通道狭窄、消防设施供水水压不足、防火意识薄弱。其中,房屋多为土木结构,且连片成群易燃烧成为人们热议的原因。我们的祖先在建造精巧的木结构建筑时,也深深领悟到木生火的道理。为了防火,历代能工巧匠因地制宜地发明了彩绘、护城河、防火墙、水袋等措施。至今保存较好的安徽徽州民居,其高出房顶的防火马头墙已经成为显著特色。
古代防火设计中,故宫是最为典型的范例。宫外有金水河、护城河保驾护航,宫内有河道弯曲穿过;除此之外,80多口水井分布其中。紫禁城内还有大缸308口,太和殿、保和殿前各4口;每口缸可容水2000升,比现代水车容量还大。因忌讳水、火二字而得名的“太平缸”、“吉祥缸”是故宫最具特色的防火设备。源于生活实践的智慧成就了千百年来人与木和谐相生的居住格局。木结构易燃的意识也一并进驻我们的大脑,比如这次香格里拉大火,人们将首要原因归结于木结构易燃。当钢筋混凝土的房屋建筑成为居住主流选择后,这种认识依然根深蒂固在国人的脑海中,但事实是木结构并非最易燃。
安徽民居的特色马头墙其实是防火设施
美国国家林产品协会西北研究所提供的测试结果表明,大截面木构件遇火时,其强度保持时间比金属长。当温度升至230摄氏度时,钢材的强度急剧下降;750摄氏度时,其强度只有原来的10%。木材在温度达到250摄氏度时才会燃烧;火势凶猛的情况下,它通常会以每分钟0.64毫米的速度碳化,碳化层将木材与外界隔离从而提高了木材可承受的温度。因此,在一场持续30分钟的大火中,木材的每个暴露表面只有19毫米因碳化而损失,余下绝大部分原始截面完整无损。
随着居住方式的改变,古人的防火智慧已不足以抵挡灾难。今人继续探索,依靠现代技术和手段解决木结构防火问题。木材内部结构的改变是解决途径之一。现代木结构基本摈弃了使用原木,取而代之的是规格材和工程木材料,如CLT交错层积材、胶合木等;这些材料的强度、耐久性、稳定性、环保性、经济性远远高于一般木材。环保防火涂料的应用是解决问题的另一种思路。位于青岛的某重型木结构建筑,其SPF(云杉-冷杉-松)结构板材支撑起的浮云屋顶,经防火涂料处理达到了阻燃目的。
木材阻燃处理分为浸渍溶剂型阻燃剂与涂刷木结构防火涂料两种方式。木结构防火涂料以水作溶剂,有机和无机复合材料作粘结剂,加入高效阻燃剂和助剂配制而成,是一种集环保、装饰、防火于一体的新型涂料品种。平整的涂膜遇火时膨胀发泡形成泡沫层,泡沫层不仅隔绝氧气,还因质地疏松而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可延滞热量传向木材的速率;涂层膨胀发泡产生泡沫层的过程因为体积扩大而呈吸热反应,消耗大量热量,有利于降低火灾现场温度。木结构防火涂料凭借无毒、无污染、涂层性能稳定、适应各类气候条件、便于施工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礼堂、影剧院、宾馆、医院等建筑中。
在钦佩古人防火智慧,感叹今人防火精妙技术的同时,我们不由得沉思:在建筑材料如此丰富的现代社会,人类为何始终对安全舒适的木结构建筑保有热情?应当说,这一切都源于对木的不舍、对自然的眷恋和对品质生活的不懈追求。(马晓萌_文)
5月12日夜间,四川雅江县森林公安局民警在县城至下渡方向巡逻时,发现一辆面包车形迹可疑,车内遮盖严实,有林木清香飘出,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民警打开车门进行检查,发现车上所运输货物为崖柏木,驾驶员无法说明崖柏木来源且无合法运输手续,民警将其带回做进一步调查。
5月14日,雅江县森林公安局在29k木材检查站挡获一辆非法运输林木车辆,对车辆上运输物进行检查,发现车辆上所承运货物为崖柏木,无合法运输手续,在现场通过其他手段将货主挡获,将驾驶员及货主一并带回做进一步调查。经查:被挡获车辆是一辆红色五桥货车,车上有一名驾驶人员,车上所运输的货物为崖柏木,无运输手续,此崖柏木系四人所有,四人于本月初到云南德钦县收购崖柏木,收购好了后,联系货车进行运输,从云南德钦县进行装车后运往成都市温江区进行贩卖,在途经雅江县境内29k木材检查站时被挡获。
这两起非法运输崖柏木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