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馆藏珍品展:被奉为传奇的展览\从展会看红木企业谋变
文/张嘉奇图片提供/纽约佳士得
展览名片
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馆藏珍品展
展览时间:1995.6.7~1996.3.31
展览地点:美国旧金山太平洋历史博物馆
主办单位: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
“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馆藏珍品展”现场上世纪80至90年代,国外藏家们开始将中国硬木家具作为收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中后期,西方藏家对中国硬木家具的研讨著作如《中国花梨家具图考》、《中国古典家具》、《加州古典家具博物馆图书》等纷纷出炉,同时期的国内,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讨》两部巨著的出版,国内外的中国家具珍藏热情被推上了新的高潮,中国古典家具的价格水涨船高。
就在这时,一场家具展览和一场拍卖应运而生,时至今日,这场展览依然被津津乐道,而这场拍卖则成为了整个拍卖市场和艺术品投资界的一个传奇。可以说,这场展览上的收藏品将中国明式家具提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峰,也成为日后中国家具展览的模板和范本之作。
这场展览来自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展览时间从1995年6月7日持续到1996年3月31日,藏品来自天生的艺术品猎人罗伯特•伯顿以及他建立的友朋会。
至于展览的原因和目的,有人说,伯顿只是一个商人,见到价格适于出手就做展览拍卖,但这种说法又跟友朋会对待中国家具的态度之认真相悖,友朋会1990年建立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成立中国古典家具协会,亏本发行季刊,这显然与“唯利是图”牵不上干系。也有人说,一位名叫JohnnyChen的台湾商人看中时机,买下了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所有的收藏品,交给了佳士得托售……众说纷纭,真正原因却不得而知,只知道后来,伯顿卖掉了所有的家具收藏,转而收集法国装饰艺术。
穿越时空,横跨东西
时间回到1995年6月,适逢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来到当年的发起地旧金山,车辆川流不息,游客人头攒动。太平洋历史博物馆在喧嚣往来的人群中更显得肃穆庄重,中国城近在咫尺,此时更能引起西方人对东方兴趣的却不是中国城,而是太平洋历史博物馆里一个“关于中国家具”的展览。
进入馆内,米色帐帷,落地长窗,迎面一张黄花梨镶大理石插屏式座屏风,前置一张黄花梨圆后背交椅,这便是迎宾之处;往里走,会发现一张由十二面屏风环绕的罗汉床坐榻,这是主人款待宾客的地方;大厅前方摆置八仙桌,吃喝闲聚的重心所在;八仙桌的背后耸立著一对黄花梨方角柜,正中间一幅山水画披挂直下。
17世纪黄花梨禅椅书房题名“至善轩”,由旅美书法名家傅狷夫挥毫,书房内部陈设有黄花梨画案、坐椅、栏杆架格,以及轿箱、官皮箱等用具。主人卧室朴素淡雅,井然有序,似有意响应《长物志》里“不应太过雕饰,以免眼花缭乱,而无法安息”;而二楼展出的仕女闺房就显得精致许多,有六足高面盆架、雕花衣架;架子床上雕满了鸳鸯、麒麟。
17世纪黄花梨圆角柜(一对)这次在太平洋历史博物馆展出的这九十余件藏品散落在两层楼的展出空间中,从厅堂、书轩,到仕女闺房,都散发着生活的气息。据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馆长柯惕思介绍,这次展览是根据明清绘画及木刻版画得来的蛛丝马迹,尝试还原当时的生活空间。
地下室还展出了博物馆的另一批家具收藏:七十余件明器,由明墓出土,具体而微地展现了当时的家具观。
在这场为期九个月的展览中,除了制作介绍家具的录影带,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还邀请美国公共电视来展览现场拍摄家具专辑,利用光碟请柯惕思讲解榫卯的奥妙之处。“文化外交,介绍中国文化”也成为展览的一大目的。柯惕思、王世襄以及韩惠博士合著的馆藏目录也配合此次展览发行,分成中英文两版。
“我们鉴赏这些艺术品,获得一些对于它们的有限的理解,但是我们真正理解的是如何创造一个灵魂,”伯顿曾这样说,“没有任何艺术形式能超越我们的灵魂。”
精美绝伦,韶华易逝
至于众人关心的展品的质量,“收藏这件事本来见仁见智,很难一应俱全”,前后三次应邀造访、为博物馆编写馆藏目录的王世襄说,“有些东西他没有,有些难得的东西他却有。不过整体看来,说这个博物馆在质量上都超过美国任何一家博物馆的中国家具收藏,应该不为过。”
在馆藏家具中,有这么几件甚是吸人眼球,一张黄花梨圆后背交椅,传世甚少,质量又属上乘,这件家具购自加拿大博物馆,据说曾经是皇家之物;还有一张黄花梨门围子架子床,堂皇富丽,又不至于雕饰太过。在日后那场震惊中外的拍卖会上,这批家具也显示出了它们的价值:估价三万到五万美元之间的一对黄花梨硬木的十七世纪鼓凳,成交价十九万美元;那张巨大的透露着山脉景致的大理石屏风,以一百一十万美元成交,成为当时全世界最昂贵的一件中国家具。
乐于展示全球艺术的西方人,很早就有了中国硬木家具展览,并借助展览,希望对西方产生深远的影响,只不过伯顿几乎用一己之力让这个博物馆在短短几年之内达到了巅峰,却又突然决定出手,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也随之消失,不得不让人感叹韶华易逝,唏嘘不已。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如果要分别选出最能代表2010年-2014年红木家具产业景象的年度热词,你会选哪个?笔者认为,2010年是“上升”,蒸蒸日上;2011年是“火热”,备受追捧;2012年是“平稳”,稳步前行;2013年是“疯狂”,为木痴狂;2014年是“寒潮”,遇冷反思。那么,在经历了“黄金十年”以及2013、2014年的“冰火两重天”后,2015年,红木家具产业的年度热词将会是什么?
当“原材稀缺,木材价格上涨”,“技工短缺,专业人才匮乏”等行业常态问题得到部分缓解后,营销渠道的拓展、产品设计的创新、企业定位的调整、专业市场的细分、品牌高度的提升等问题显得格外突出。“转型升级”、“创新”、“冷静”、“调整”或将成为2015年红木家具行业的关键词。
“一年之计在于春。”许多企业在三月之前就已经将一年的计划做好,而展会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展会可以展示企业的产品和技术、拓宽渠道、促进销售、传播品牌,但又“兴师动众”,花费巨大,让企业又爱又恨,参展或不参展,这是一个问题。而我们也能从企业对展会的态度,一窥企业2015年之变。
2014年中国(中山)红木家具文化博览会
企业选择展会越来越理性
近年来,家具展会越来越多,选择也越来越丰富。以中国家具业的主要制造基地——广东珠江三角洲为例,三月开始,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从深圳到东莞,从广州到顺德再到中山,一时间狼烟四起,群雄逐鹿,在家具展的舞台上演出了数台中国家具现代商战。作为大家居范畴内的红木家具,有越来越多的品牌出现在各大展会上。其中,不乏一直参展从未间断的;也有参展几年,突然不参展的;还有几年不参展,忽然参展的;当然也有基本不参展的。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企业对展会的态度都表现得越来越理性,参展或者不参展的目的越来越明确。
每日数以万计的参展人流量是企业选择展会的重要标准
东莞戴为红木,已经连续四年选择参加东莞名家具展。戴为红木总裁戴爱国对记者透露:“选择东莞名家具展,一个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有固定的客户群体;另一个是名家具展面向世界,宣传做得非常到位,对我们的品牌推广非常有利;还有一个是参加任何一个展会,我们认为都要持续做下去才能看到效果,不能半途而废。”而连续参加了十几年东莞名家具展的东莞国寿红木,选择名家具展也非常理性。“名家具展作为一个全国性以及全球性的大型展会,不管是不是做红木的经销商都会过来看看,潜在客户多。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在招商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好,尤其是对广东以外地区的招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寿红木副总经理王耀佳说道。
东莞名家具展除了连续每届都参展的企业外,也有部分于中断过、于2015年重新加入的企业。如中山忆古轩与水雨轩,2015年的品牌重点计划都是走专卖店加盟路线,且品牌都重新做了定位升级,需要一个平台隆重亮相,增加曝光率,东莞名家具展当然成了最合适的舞台。
但是也有人退出了东莞名家具展,如中山天匠坊红木。天匠坊红木2014年9月份参加东莞名家具展后,发现企业目前的定位与东莞名家具展的定位不相符,从而在2015年3月选择了一直参展的、针对性强,对他们来说“投入低、回报高”的中山红木家具展。
无论参展还是不参展,无论选择参加哪场展会,企业都更加理性与深思熟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2015年,经历了起起落落的红木家具企业,在制定任何一个项目,做任何事情之时,都更谨慎,更注重客观条件和效果,更有大局意识,目的也越来越明确。
2014年第31届东莞名家具展设中国红木家具展
企业参展准备越来越充分
如今,企业参展往往提前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就开始准备了。
在所有准备中,产品为重中之重。目前,几乎所有参展的企业,每一年都会有新品展出。如忆古轩在2013年9月首次参加东莞名家具展后,2014年一整年都没有再参加,因为他们深知,展会如果没有新品,没有自己特色的东西,就不能脱颖而出。所以,当他们的中式后现代红木家具代表作《西厢房》推出后,时机成熟,又再次在名家具展的舞台上精彩亮相。而水雨轩过了将近四年时间再次亮相东莞名家具展,也带来了十几套新品,可见,企业参展已经不打无准备的仗。
此外,展厅设计、工作人员培训以及现场活动等方面,参展企业都在不断地改进。如深圳友联·为家每年都会举行新品品鉴会,东阳大清御品也在东莞名家具展期间举行新品发布会等,企业越来越懂得利用展会潜在客户多、人流量大、宣传面广等特点,不断扩大品牌影响力和曝光率,取得更大效果。
2014年第29届深圳国际家具展
展会作为企业发展的一部分,从中能够看出企业对自己的定位调整。通过展会,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红木家具企业越来越清楚自己的发展定位,更客观地分析和做好计划,目光更长远。2015年,作为一个调整期,我们的红木家具企业需要继续保持这样的理性思考。
文/李晶晶图片提供/香港佳士得[微博]
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大漆家具和出口家具在欧洲非常盛行,尤其是法国。但从1920~1940年开始,一群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对中国古典硬木家具产生了兴趣,并使它们受到了西方的瞩目。
德国画家阿尔伯特·冯·凯勒(AlbertvonKeller,1844~1920)在1873年创作的《肖邦》一作中,身着绿裙的少女身后,摆放着一件六扇中国漆制围屏,画面展示了19世纪欧洲盛极一时的中国风。这在当时欧洲的绘画中经常可见。
1664年,法国在暹罗开设东印度公司,处理与中国的商品贸易。至1699年,直接贸易正式开通,该公司迁址广东。中国也积极迎合欧洲市场的需求,据当时出口至法国口岸的货运记录显示,货品中有大批漆屏、漆柜和几案。在此之前,荷兰和葡萄牙其实早就从印度东南部的克罗曼多海岸和其他通商口岸进口中国漆器。欧美珍藏中大批“克罗曼多”漆屏由此时而来。
尽管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大漆家具和出口家具在欧洲非常盛行,尤其是法国,但中国家具在这时期并没有进入到学术研究领域,它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家庭陈设品被欧洲贵族阶层所喜爱。1920~1940年,一群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对中国古典硬木家具产生了兴趣,并让它们受到西方的瞩目。西方介绍中国家具的肇始之作是谢思齐(HerbertCesinsky)的《中国家具》(ChineseFurniture,1922),以及杜邦(MauriceDupont)的续篇《中国家具》(LesmeublesdelaChine,1926),二者各收录了法国和德国收藏家的50多件明清家具。以此为开端,在随后的百年里,中国古典家具经历了“出国”与“回国”的过程。
2012年秋,香港佳士得秋拍推出欧美藏中国古典家具专场拍卖(图1)。以往,家具的专拍都在纽约举行,这是首次移师香港。2010年中国嘉德[微博]推出明式黄花梨家具精品专场拍卖,总成交2.59亿元人民币,并创造了几个家具单品拍卖的世界纪录。至此,由欧美主导近30年的中国家具市场转移至亚洲。
在这次拍卖中,有一件清康熙褐漆款彩“满床笏”图十二扇屏(图2),康熙丁卯(1687年)款,是早期贸易的有力证据。屏风分十二扇,一面通景雕填故事人物图,描述唐代郭子仪“满床笏”的典故。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有功,相传他六十大寿时,到贺的亲友和满朝文武络绎不绝,一时间笏板堆满床头。图中显示郭子仪中堂正座,接受众人的祝贺。人物图上方围博古纹,两侧饰四爪云龙纹,下方围山水瑞兽图。另一面刻楷书长文,以寿字、仙鹤、八卦纹圈边,边上及左右围博古及花卉纹,边下围折枝花纹。
图4清中期黄花梨平头案此屏人物图刻画细腻,建筑布局严谨,色彩配搭和谐,为清初漆屏的典型设计。铭文款署郑开极。郑开极(1638~1717年),字肇修,号几亭,福建侯官县(今福州市)人。顺治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康熙皇帝年幼继位,选为伴读。后外放到云南主持官试,再以左春坊左谕德督学浙江,40岁辞官归故里。此屏为康熙丁卯(1687年)他与30名当地官吏联名送呈的祝寿贺礼。这件屏风可能于早期出口为海外私人藏家所有,1999年在纽约有过一次拍卖纪录。
17世纪初路易十三时期,法国首相兼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Richelieu,1585~1642年)的著名艺术珍藏中已有中国漆器和瓷器的身影,这些俱是明末以来中国与荷兰及葡萄牙东印度贸易公司通商而流入欧洲的作品。17世纪末,路易十四与康熙王朝之间也开始了外交往来:法国君主亟欲与中国开展科学和文化上的交流,以增进在华的政治和商业利益;中国皇帝则热衷于掌握欧洲艺术和科学技术。1670年,凡尔赛宫的特列安农瓷宫(TrianondePorcelain)正式落成,是为西方最早的中国风建筑。1695年,耶稣会传教士开始在紫禁城设馆从事科学研究,其中一例是设于广州的平板及镜子玻璃厂:1699年,朝廷从该处募集了一批能工巧匠,协助耶稣会教士在北京成立宫廷玻璃作。玻璃工艺在中国工匠手中渐臻完善,据称其制成品犹胜西洋玻璃。康熙在位的最后一年(公元1722年),清廷曾向罗马教皇、俄国沙皇和葡萄牙国王致送玻璃器礼物,而葡萄牙国王收到的礼物中也有宫灯。
此次拍卖中,有一对紫檀画玻璃宫灯连杆座(图3)。灯座饰一冰裂纹宝瓶,四周透雕如意站牙,谐“平安如意”,寓意吉祥。一对灯架完好如新,原有的流苏和内画玻璃一应俱全,可见300多年来物主何等珍惜。就目前的藏家而言,其祖母于上世纪50年代收到这对宫灯为礼物,而送礼之人亦是一名古董爱好者:匈牙利裔舞台和电影演员卢戈西(BelaLugosi,1882~1956年)。贝拉·卢戈西是著名的恐怖片演员,曾多次在银幕上扮演吸血鬼、科学怪人等形象。他因1931年出演电影《吸血僵尸》而享誉国际影坛。卢戈西是哥特电影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至于卢戈西何时购入这对宫灯,则不得而知。但从宫灯的内画玻璃看,康熙时期西方科技的影响和融合已一览无遗。
40年代开始,也许是受到当时现代主义运动的启发,乔治·盖茨(GeorgeKates)和古斯塔夫·艾克(GustaveEcke)等先驱者开始收集黄花梨和紫檀为材料的中国古典家具,战后他们带着这股热情回到欧美,通过夏洛特·霍斯曼(CharlotteHorstman)、爱丽丝·庞耐(AliceBoney)、安思远等古董商以及劳伦斯·西克曼(LawrenceSickman)等博物馆馆长的努力,形成了西方早期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
清中期黄花梨平头案(图4),此品源自摩尔少校(A.P.Moore)父子珍藏。1946~1949年购于北京,后一直于家族流传。摩尔少校(1916~1990年)成长于美国弗吉尼亚州,1937年自华盛顿与李大学肄业后,曾短暂替菲利普·莫里斯(PhilipMorris)及参议员格拉斯(CarterGlass)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美国海军。1946年他自海军空战部队驻东南亚机师岗位退役后,遂担任中国航空公司的民航机长,并一直居于上海外滩HamiltonHouse至1949年离开中国。旅华期间他购入不少中国艺术品、家具布置家居,藏品大部分来自北京。1949~1950年他返回美国家乡,接续到母校服务,直至1981年退休。他珍藏的中国家具一直摆放于美国故居,直至1990年他逝世才传到儿子手中。
图5清初黄花梨镶楸木圆角柜一对另一对清初黄花梨镶楸木圆角柜(图5),源自法国外交官贺柏诺(HenriHoppenot,1891~1977年)伉俪珍藏。贺柏诺将军曾担任多份要职,包括1952~1955年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法国主席、法国驻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全权大使、法国驻瑞士伯尔尼大使兼美术馆荣誉会员,1955~1956年他更是最后一位驻印支半岛特派专员。这对圆角柜后于1991年由伦敦家具行家尼古拉斯·格林德利(NicholasGrindley)拥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战后初期购买中国家具,价格十分便宜,到70~80年代,家具已不再“便宜”,而且仅有几本书籍可以参考。虽然这时期货源不多,但西方对于中国家具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些早期的家具为了适应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而在造型、尺寸上进行修改。90年代是家具从香港流出的黄金时期,当时能接触众多家具,但是只有少数书籍和收藏出版读物可以入手,因此整体的知识和赏析还是受到局限。今天,想要找到一件精彩的中国古典家具已非易事。
80年代末至90年代,虽然内地有小部分人士开始重新认识到中国家具的重要性及其文化,但毕竟经济能力与认知有限。1985年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珍赏》出版,据说在鼎盛时期,大约有25万中国家具追求者在全国范围内找寻与王世襄书中相类似的家具。由于对这些家具最大的收藏多来自西方,因此大部分家具都通过香港辗转向西,这也形成了西方许多早期精彩的收藏。
图6清初黄花梨圈口栏杆亮格柜这对清初黄花梨圈口栏杆亮格柜(图6),为上格下柜的结构,亦称为“万历柜”。这是明代万历年间非常流行的一种柜款,据说是万历皇帝喜欢收藏鉴赏古董而产生的家具品种。这对万历柜最初为香港电影导演李翰祥之收藏,1996年拍卖公司以“清水山房”的名义举行了李翰祥家具专场拍卖。此对黄花梨圈口栏杆亮格柜便为当时拍品之一,由内地行家购得,后转至香港家具行家王就稳手中,最终成为美国著名皮肤科医生的收藏。
1996年可以说是家具市场的一个重要时间点,这段时间里,一些或大或小的私人和博物馆收藏纷纷形成,后者的著名例子是美国明尼亚波里斯艺术馆在布鲁斯·戴坦(BruceDayton)慷慨捐赠下建立的馆藏,至今仍是最佳的博物馆收藏之一。中国境内对于中国家具的兴趣也由此时开始萌发,很快形成活跃的市场。
日前,记者从云南红河州林业局获悉,河口县林业部门发展河口木材储备的投资和森林资源管护,已累计完成投资338.7万元,完成木材战略储备项目建设面积3333亩,使河口县出现了山更青、水更绿、民富裕的局面。
河口县政府分管林业的罗副县长告诉记者,河口县国土面积1332平方公里,山区面识就占97.8%,林业用地面积共85993.3公顷,其中仅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有29228公顷,河口县森林覆盖率占国土面积的47.3%,近年来,河口县逐步加大对林业的投入,逐步发展起具有河口特色的珍稀用材林林业产业集群,使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走上了富裕道路。
作为河口县木材战略储备发展的主要方面,河口县林业局已累计完成投资338.7万元,完成木材战略储备项目建设面积3333亩。其中,以、、紫檀、、、格木、等为主的珍贵树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62.669万元,面积1333亩。
“不要小看这3333亩的珍贵树种示范基地建设项目,它能让更多的少数民族群众看到种植珍稀树带来的富裕希望,并因此改变河口县林农原来以种植香蕉、橡胶为主的单一意识。”河口县林业局局长林伟向记者介绍道。
文/储炯图/中国嘉德[微博]
核心提示:田家青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作:施坦威“龙韵”钢琴。这一时期抛开“简”、“繁”,抛开“术”的束缚,田家青先研究家具的本质,是田氏家具思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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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青,1953年出生。中国古典家具领域内著名的学者、专家,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惟一的入室弟子。其专著《清代家具》(1995年中英文版)是学术界公认该领域开创性的权威之作。
田家青是中国古典家具领域内著名的学者、专家,文物大家王世襄先生唯一的入室弟子。其专著《清代家具》(1995年中英文版)是学术界公认该领域开创性的权威之作,王世襄评价为:“这是第一部关于清代家具的学术专著,研究、著述从填补尚付阙如的空白开始,并能达到如此规模,值得赞贺!”而经他创新设计的具有时代风格的“明韵”及“家青制器”系列家具,近年来屡屡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大型拍卖会上与历代古董珍玩同场拍卖,开创了著名艺术品拍卖公司拍卖现代家具作品的先例。
明、清家具审美发展线条不同
读王老的《锦灰二堆》,书中有一张“鲸背象足”刀牙板平头案,王老自述是与田先生一起设计制作,那案子真是神品,出古不泥古,是设计制作都非常成功的一张巨案。之前读田先生的《清代家具》,说实话印象不深,当时对清代家具不感兴趣,觉得清代家具装饰繁复,造型乏善可陈,而彼时自己正与一票朋友在明式家具里较劲,那大约是在七、八年前了。
时光荏苒,清式家具、明式家具、新仿的古典家具千帆过尽,见识了卖家具的伎俩,见识了明式硬木家具的简约,体验了柴木家具的丰富,宫廷大漆家具片羽吉金,突然感觉古典家具予我的精神给养枯竭了,不由得一阵恐慌,是自己目空一切轻薄了中国古典家具?还是自己修行太浅,中国古典家具的内涵自己还不能参透?亦或是中国古典家具作为艺术品能给人的精神滋养不过如此?为此我曾惶恐不已。
由明式家具想到清式家具,再想到田先生的创造,这一认识过程符合哲学思考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无限接近真理”(这是我加的)。由此想开去,我发现了田家青先生关于中国古典家具思考的脉络,这条脉络是怎么样的?卖个关子,我先谈谈古典家具由明至清在审美方面的发展线条。
我们提到明式家具,很大意义上是指黄花梨家具,在审美上我们看的是简约,一种极致的“简”,创造这样的审美在明代是个由下至上的过程,黄花梨家具先由“奴隶快甲之辈”使用,向上传至士大夫阶层,由此进入明代主流社会,在传播的过程中,其传播过程是自下向上,所以明式家具可以做加法,比如在黄花梨家具上做镶嵌,但于造型,明式家具的“简”已经到了顶峰,不可造次了。在明代强大文化的影响下,黄花梨家具定型在“简”,后世黄花梨家具的行情肯定了明式家具的审美趣味。
入清之后,清人于家具的审美情趣推广的过程是由上至下的,皇帝喜欢紫檀家具的繁复,由此波及到下层社会,这注定了清式家具在传播的过程中与明式家具相反,只能做减法,而不能做加法。因为民间很少紫檀料,顶级的工匠也只在宫里,于是我们现在能见到很多民间仿内廷紫檀家具造型的红木家具,柴木髹漆家具,这些家具能看到紫檀家具的影子,仅仅是影子而已。其实我想说,清代家具约等于宫廷家具,在讨论清式家具的时候,清代民间家具可以忽略不计,再换句话说,清代家具的顶峰是宫廷家具,而清代家具的特点是“繁”,无以复加的“繁”,工艺上的繁复,装饰材料的繁复,一如明式家具“简”到极致。
“简、繁”两种审美情趣经过明、清两代几百年的发展都到了顶峰,“顶峰”意味着没有向上再发展的可能了,只能走下坡路,或者另辟蹊径才能耳目一新。
向田家青致敬
写了这么多跟田家青先生有什么关系呢?前面所说的田先生关于中国古典家具的思考,其脉络又是什么呢?
田先生天资聪慧,刻苦不惜力,又有缘拜王老(王世襄)为师,“明式家具”研究的国内权威是王老,而清式家具的权威自田先生的专著《清代家具》出版后,似乎舍田而无他。于是,在我眼前浮现出一个左手握着顶级木工工艺,右手握着明清家具精神田家青先生的形象。
纵览明清家具“简”、“繁”两座高峰的田先生在想什么,他准备做什么,是我很好奇的地方。于是我重新拿起田先生的《清代家具》、《明清家具鉴赏与研究》、《明韵》,并且仔细看田先生关于施坦威“龙韵”钢琴(图1)设计的访谈之后,似乎能看出田先生想干什么。以下是我对田家青先生创新中国古典家具的分段思考,如有不对,以田先生自己的解释为准:
第一个阶段:向明式家具致敬
这个阶段田先生创作的代表作之一是“鲸背象足”平头案,可惜我没有找到可用的图片,大家可以看王世襄先生的《锦灰二堆》,或者《自选集》,那上面有图。这张案子由古而不泥古,平头案不交圈,无论体量、比例、造型,都是一张极其成功的案子。
这个阶段的代表作之二,是《明清家具鉴赏与研究》里的一张铁梨木顶牙罗锅枨平头案,这张案子是田先生用旧铁梨大门改制,按田先生的说法这张案子的制作是“急就章”,非常成功的一张案子。这张案子顺应了铁梨木的木性,没有做过多的装饰,只用顶牙罗锅枨,成案大气,得明式家具精髓。另外还有棂格打漥式大画案(图2),都权且作为田先生“向明式家具致敬”时期的代表吧。只是这张架几案不如我上面提到的两件家具更有代表性。
第二个阶段:向清式家具致敬
田先生制作了很多以清代家具为灵感的家具。中国嘉德2010春拍“家青制器创作十五周年”专场上田先生制作的新古典家具,就是这个阶段的的代表作品,其中不乏对清代家具的致敬作品。
不难看出,在这个阶段,田先生希望对清代家具做减法,但我个人认为田先生这种尝试是失败的。为什么呢?前文我们说过,清代家具是“繁”的顶峰,对一种极致做修改极其冒险,“极致”意味着没有挑战成功的可能。对清式家具的“繁”做明式家具“简”的减法,能成功吗?我很怀疑。但我们还有时间,可以继续观察田先生的尝试。
田先生的作品宝座(图3),九围屏,简化拐子龙,宝座的气质有了,做工无可挑剔,但我想说,以此挑战清代家具的顶峰“繁”,田先生没有成功。通过审视下图的宝座,我可以感受到田先生是希望“化繁为简”,但这样的简化,没能超越清代家具“繁复”的美。好吧,这张宝座是田先生向清代家具致敬。
拐子纹座墩大架几画案配拐子纹小宝座第三个阶段:田氏家具思考
前文说过,田家青先生左手握着古典家具制作的各种极致工艺,右手握着对明清家具精神的贯通理解,站在紫禁城下,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对手,只一个声音在田先生的内心响起,一个哲学的终极问题出现了:“我是谁?”,由这个问题展开去,田先生会问自己“我要干什么?”,“我要给后人留下什么?”
田先生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作:施坦威“龙韵”钢琴,从施坦威“龙韵”钢琴的设计,我能看到田先生厌烦了对中国古典家具简单、表面化的诠释,我赞赏田先生如此的眼界,以及思考深度。已经有了明式家具、清式家具,以后会出现“田氏家具”吗?“田氏家具”的精神内涵是什么?除了纠结在“简”、“繁”之中,“田氏家具”有新出路吗?抱歉,我只看到了问题,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我思考过很久,大约要先抛开明清,抛开“简”、“繁”,抛开“术”的束缚,再来研究家具的本质,家具的本质就是家具,它们的第一要素是实用,从实用展开去,再挥舞左手的“术”,以及右手的“神”,或许会有不同于现在的思考结果?
明、清两代家具“简、繁”的两个极致的成功都是由当时的文化所引领,套用现在的说法叫做“明清文化搭台,传统家具唱戏”。而当代中国的文化有力量以及足够的给养,引领田先生创造出在精神上可以传世的“田氏家具”吗?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的道行还不够深。
谨以此文向田家青先生致敬!向一个有可能在中国家具史上留下厚重印迹的人致敬!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2013年2月刊)
俄新社11月2日报道称,俄远东吸引投资和出口促进署署长佩图霍夫日前与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秘书长石峰、中俄木业联盟主席苏明探讨了在俄远东设立中俄木材交易所事宜。佩表示,木材买卖的本地化将有助于提升企业行为的规范化和透明化,俄方建议在远东地区设立林业交易所,包括设立电子交易所和现场交易场所,并考虑应用“区块链”技术。双方同意两周内进一步细化建议方案并上报两国政府,获准后将尽快着手搭建该合作平台。据统计,俄远东地区木材储量高达210亿立方米,占亚太地区总量的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