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木金丝楠叫价5000万\2020年1月满洲里口岸木材进口量持续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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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日前，潼南县的8位村民还有些想不通—一年前，他们在当地的河道里挖出一根30米长的乌木，卖得19.6万元，大家分了这笔数额不小的意外之财。如今，当地财政局将他们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返还这笔钱。日前，法院一审二审都判决村民们还钱。(10月30日《重庆商报》)

判决无可争议，却让人失望

村民们小心翼翼地挖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当然不是无所求的。而法院的一纸判决，却让他们的愿望落空。

平心而论，政府有权力，也有理由，拿回天价乌木。于法，《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乌木虽然是村民清理河道内的淤泥时，偶然发现，但也是有主之物。村民不能将之据为己有。于理，在生活中我们捡到东西，都如数奉还给失主，挖到天价乌木就能据为己有？显然，无论是从法律方面上说，还是在现实层面上论，判决乌木款充公，都无可争议。

当然，村民对判决难以接受，也有自己的理由。一者，倘若不是村民发现，乌木很可能会“躺”在河道里继续碳化，最后可能不值一钱。二者，村民从发现到挖掘成功，历时20多天，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岂能成了无用功？三者，“由于不属于文物，当地文物管理所接到匡某等人的报告后，未予以收藏。”也就是说，村民有报备的动作，而政府部门却没有及时回应。如今，乌木变现19.6万元，政府部门有争夺胜利果实之嫌！

如何在合理合法的条件下，让利益相对方心服口服？

依法治国，就得“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有奖有罚，奖罚相当。

其实，近年来，每一起“乌木案”都是以尴尬收场。类似案件的尴尬正折射出，目前自然资源国家保有所存在较大漏洞。这首先在于法定的“自然资源国家主义”本身就和我们日常思维及习惯不太一致，若严格说来，公民在河边喝口水，也可能侵犯到国家财产。因此，国家有必要保有哪些自然资源，哪些资源可以让公民在合理限度内自行处理值得进一步厘清。

而究竟哪级政府、政府的哪个部门有权代表国家保有这些自然资源；当自然资源被公民占有甚至侵占时，如何代表国家追回；对于自然实际占有并妥善保护国家资源的公民如何进行必要奖励，以平衡情法上的冲突；对于恶意毁坏国家资源的人如何追究？这些问题都有待立法明确。如此方能让“乌木之争”不再成为谁也理不清的无头案。

微言大义：

@睜開眼看現實：不是说人民当家做主吗？

@用户5350792529：国家说是国家的，那就是国家的。

@崔永元：没算盗窃就很仁义了。

@张刚V2：是否追回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是国家财产，为什么不是去追回这个棵乌木？

@落魄的红领巾：刚在河里钓了条鱼，看到这则新闻我又默默地把鱼放回去了，求组织从轻处理。

中国经济网编后语：

在乌木横陈河流、被挖来当炭烧的年代，谁挖乌木没人管；在乌木成了名贵收藏品的时代，地方政府冒出来声明产权。问一句，“产权”的收益最后归谁？辛辛苦苦挖乌木的农民可有份？

海关总署缉私局近日将满洲里海关和大连海关共同侦办的加工贸易渠道走私木材系列案件列为一级挂牌督办案件。该案是满洲里海关首次侦办加工贸易渠道走私案件，立案4起，案值共计4073万元，涉税536万元，涉案木材逾4万立方米。
涉案的3家满洲里关区木材加工贸易企业2011-2016年间以来料加工方式向海关申领加工贸易手册，从俄罗斯进口木材，并非法将手册中的出口额度转卖给或个人，用于出口原料非从俄罗斯进口、应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木制品，并利用虚假出口单证骗取核销手册。该行为造成保税进口的大量木材脱离海关监管，造成国家税款流失，涉嫌刑事犯罪。目前，满洲里海关正在和大连开展联合侦办此案。
2016年，满洲里海关共办理走私刑事案件16起，其中新立案14起，立案数为去年的2.3倍。新立案件中，涉税案件6起，案值4244.78万元，同比增长248.69倍，涉税595.56万元，同比增长53.14倍，其中包括上述系列案。非涉税案件8起，案值813.05万元，增长31.87倍，其中麝香走私案件也被海关总署列为二级挂牌督办案件。

有人说金丝楠已经绝迹，也有一定的道理，持这种观点的人一般对历史比较了解，明代的时候，为修建故宫，大量砍伐楠木，耗资巨大，到了清代乾隆时期，连乾隆皇帝想弄点金丝楠修建宫殿或者做家具都比较困难，甚至还为了弄点金丝楠木料，拆人家明皇陵，乾隆极其喜欢金丝楠，在故宫的“活计档案”中，就记载了乾隆皇帝做了不少楠木家具。在金丝楠木的收藏中，以老料最为珍贵，尤其是大直径的原木老料，价格很高，一木一议，不以一般行情价论。而出土料，要看在土里埋藏了多少年，有的出土料，拿木样到北京自然博物馆鉴定，距今已经有七千多年的历史了，可算“阴沉木”的范围了，如果入土只有几百年，木质还没有变化，还应该算是楠木。一般来说出土的木料体型一般巨大，如果木质保存很好，也算是宝贝了，这类的木料数量比较少。尤其是禁止挖沙，使藏在地下几十米的木料出土更少了。由此可见，金丝楠料市场存量很少，拆迁基本完成，拆房料不会新增，挖沙被禁止，出土料也不会增多，新料存世量本来就少，而又被国家保护，所以金丝楠料的价格随着认可度的提高会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在黄花梨、紫檀、金丝楠木等名贵乌木木材中，以金丝楠木的乌木价值最高。

如今，由金丝楠阴沉木制作而成的官帽椅，现在更少见，不同于其他的坐具，官帽椅有两种形式。按形制和适用地域，可以分为主要用于北方的四出头官帽椅和主要用于南方的南官帽椅两种。从表面上看，两者之间的区别似乎只是搭脑和扶手出头与否，但仔细研究一番却能发现两者的诸多不同之处。曾有学者将坐面大小相似的两种官帽椅放在一起，发现“北官”的重量明显重于“南官”，之所以重量上出现差别，其实是由于南北制作风格不同而产生的形制、用料上的区别：北方人个性豪迈，所以用料足、形制也较大；而南方人则内敛文秀，有着强烈的文人气质，所以用料精细、形制清秀、体量轻巧。

最早的“北官”是大同华严寺所藏的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四出头扶手椅，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称为官帽椅，但是其造型说明四出头官帽椅的雏形已经形成。

香港宝华国际拍卖公司征集的精品“北官”四出头官帽椅是椅的搭脑和扶手均出头，搭脑、扶手、联帮棍均是曲线式，联帮棍上细下粗，鹅颈稍弯。搭脑中间略凸起，两端弯曲上翘；座面藤屉，座面下饰牙条，足间施步步高管脚枨，为明清常见样式；座面下三面饰壶门券口，边缘起阳线。原藏于嘉木堂的明代黄花梨四出头高靠背官帽椅于2013年6月成交，成交价达575万元。在拍卖纪录上，一张黄花梨乌木高扶手南官帽椅在佳士得香港2012年11月28日举行的“精凝简练–美国私人收藏家珍藏中国家具”专场中，估值为150-250万币，最终以194万元币成交。在2013年乌木的市场迅速膨胀，江西15米乌木原木专家鉴定值2个多亿，越来越多的买家询问乌木家具并有明确意向收藏。随后江西的藏友3.5米长的紫檀乌木茶台在香港拍卖以460万元成交。

图1

这把金丝楠阴沉木官帽椅(图1)，以乌木为材，呈黑色，光亮润泽，保存极佳，包浆莹润，殊为难得。藤面，靠背上饰的牙条呈山峦叠嶂、烟雾缭绕之姿，纹理清晰自然纹美意幽。相比于之前的宝座、太师椅等坐具，官帽椅的气质和外形都似乎更加平和，在居室中的应用范围也更为宽泛，也许正是如此，才使得流传下来的官帽椅精品不绝于世。官帽椅可以置于书房、餐厅、正堂等诸多空间，用以读书、进餐、待客皆可。它简约而经典的造型使其兼具实用性和收藏性。放在居室之中，偶尔小坐亦能怀古。

谭向东

去年双十一，伦敦苏富比曾推出欧洲私人收藏中国古典家具，斩获白手套。时隔半年，春拍的中国艺术品专场中，有八件来自荷兰家族的明清黄花梨家具即将上拍。苏富比官方很低调的介绍该家族的J.H.Zeeman博士，曾于1954-1957年在荷兰驻北京使馆担任临时代办一职。

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成对，远观已很难看清搭脑中央仍留有枕形曲面变化，介乎牛角形搭脑和罗锅形搭脑之间。座面下的直角高拱罗锅枨，是该椅的特色。方桌类尝见过此种，例如霍艾的藏品，以及去年嘉德秋拍上的一款方材罗锅枨。椅类见此直角罗锅的，基本出现在南官帽上，比如故宫、费城、留余斋及凿枘工巧，但均带有矮老，且多为漆质及红木。

从照片资料看去，联邦棍等部件有较明显的草率修理痕迹，且座面下后侧的状况未知。该椅曾于2013年11月6日同样在伦敦苏富比上拍，显示并未成交。

官皮箱及内部状况。

三只炕桌中最后这个脚部造型与众不同，46.5厘米的高度也耐人寻味。

柜类。这联二的牙板比闷仓还宽。

下面的两件非上述家族藏品，其中紫檀圆包圆长凳来自嘉木堂。

棋桌的桌面在资料中未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