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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话坐姿:古人都是平坐的\国家林草局新发布120项林业行业标准

时间:2020-10-11     人气:602     来源:     作者:
概述:图1安阳小屯村出土抱腿而坐残石古人都是平坐的:说文解字话坐姿(一)原著/藤田丰八译注/董玉库编辑/张嘉奇作者的话说起藤田丰八,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每每查阅有关中国椅子起源的文章,大凡都会提到藤田丰八有过这方面的著述,......
图1安阳小屯村出土抱腿而坐残石

古人都是平坐的

:说文解字话坐姿(一)

原著/藤田丰八译注/董玉库编辑/张嘉奇

作者的话

说起藤田丰八,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每每查阅有关中国椅子起源的文章,大凡都会提到藤田丰八有过这方面的著述,但翻遍能够找到的资料,没有见到这篇文章的汉译文稿。对于中国人来讲,对于探索中国椅子起源的人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虽然这篇长文发表于90多年之前,其中的有些论述已经见诸于很多人的文章之中。但我们又不得不感到几分感慨,一位日本人,能够把中国的古文理解到如数家珍的程度,作为一位中国人,笔者感到十分惭愧。一位文学博士,能把胡床的文化脉系梳理得如此清晰,作为一位家具爱好者,笔者同样感到肃然起敬。在此,笔者想通过这篇文章来简要介绍一下藤田先生,也让我们来追思一段中日文化交流的往事。同时,更重要的是,了解藤田先生在90多年前是如何“话说胡床”的。

几点说明。第一,藤田先生的文章成文较早,那个时代普遍称中国为支那,而现在如果说中国是支那,会掺杂一些负面含义。本文将“支那”都译为中国。但是,这里的“中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我们现在的中国。第二,注解部分大多整理于网络,希望引用时以纸质原文为准。第三,很多历史人物、事件、书籍等,很难用几句话简述清楚,望读者自己索骥。

原文最初于1922年发表在《东洋学报》第12卷、第4号。本文根据1924年的整理稿译出。

关于藤田丰八

藤田丰八(1869-1929),字剑峰,出生于日本德岛县农村。1892年,进入现在的东京大学学习汉文。毕业后几经周折、多方创业,但终因时运不佳,屡屡失败,每天只能借酒消愁。

1897年春天,藤田来到中国,结识了当时正在主管上海农学会馆的罗振玉。在罗振玉的教育事业上,藤田出了不少谋略;在藤田的学问上,罗振玉给了不少启发。

1898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创立了《东文学社》,聘请藤田主持教学工作,又结识了王国维、樊炳清、沈纮等人。

后来,藤田又跟随罗振玉“南征北战”,为中国的师范教育、农业教育等出谋献策。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藤田又把罗振玉、王国维两家安置到日本避难,为他们营造了研究环境。

藤田先后在中国居住了17年,通过教授课程、编辑杂志、翻译书籍参与中国的教育改革,为中国的近代科技发展贡献巨大。藤田先生一生收藏丰富,汉文古书1700余部(2万多册),全部寄赠给东洋文库。

在古代中国,大家都平坐[1],并没有现在这样倚坐的习惯。关于倚坐,不仅在古代文献中没有发现,即使在东汉时期(公元25~220年)完成的孝堂山及武梁祠的壁画中,出现了各种人物,也找不到一个倚坐的姿势。

至少可以说,到了东汉时期,中国人还都在平坐。就平坐本身而言,在古代文献中又可以大致分为“居”和“跪”两种,进而还可以更细分为凥、跪、居、箕踞四种。

“居”:不正规的坐姿

“居”字,《说文》[2]中解释为“蹲也”,在这本书的足部记为“蹲居也”,也就是说“居”就是现在的“踞”,指蹲踞。

《论语·宪问篇》记载:原壤夷俟[3]。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这里的“夷俟”就是蹲踞迎接。为什么说这里的“夷”就是“夷踞”呢?《后汉书·郭林宗传》讲述茅容和一群同伴到树底下避雨,“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关于这种“蹲踞”的坐姿,段玉裁解释说:足底接触地面或席,臀部下蹲,膝部直立(图1)。

还有一种与“居”即“蹲踞”类似,更为不敬的坐姿:箕踞。《史记·卷九七·陆贾传》记载南越王尉他接见陆生时,写道:陆生至,尉他魋结箕倨见陆生[4]。当尉他听到陆生的说教之后,“乃蹶然起坐”,对陆生道歉说:“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

这里的“箕倨”,在《汉书》中记为“箕踞”,颜师古注释为:谓伸其两脚而坐。就是说,箕踞是指尻(臀部)着地或席,两脚向前伸开。蹲踞与箕踞的差异是两脚站立,只是在伸展程度上有所差异。

可是,也有人认为,两脚稍微伸展一点的也可以认为是箕踞。比如晋朝皇甫谧的《高士传·严光》中记述,侯霸奉光武帝(刘秀)命令,派遣官吏去见严光的时候(原文:述侯霸承光武命,遣吏奉书于光),“光不起,于床上,箕踞抱膝,发书,读讫。”

从上面列举的文章来看,蹲踞和箕踞在形式上是坐姿的问题,但士人之间却认为是一个人的教养问题,斥责为不敬的坐姿。在古代中国,士人之间认为比较正规的坐姿是跪坐或跽坐。

跪坐

《释名·卷三》说:“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倪也。”就是说这是两膝着席、上身耸直的坐姿(图2)。但在《说文》中解释为:“拜也,从足危声。”段玉裁有所疑问,说“所以为拜也”。另外,《说文》除了有“跪”之外,还有“跽”字,几乎所有的书都解释说“长跪也”,只有段玉裁特改为“长跽也”。

图2安阳殷墟5号墓圆雕石人跪坐像

《史记·卷十九·范雎列传》里“范雎入秦见秦王”之条: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耶?”

《史记索隐》里也记载:“跽其纪反,跽者长跪,两膝枝地。”“跪”与“跽”,同为两膝着地或席,立尻耸体,唯“跪”则“首至手”,系拜之形。“跽”盖不为拜,解为“长跽”,恐即为此。观范雎与秦王问答之后,“范雎拜,秦王亦拜”,已可知之。“跪”与“跽”之意义,本有区别,然作同义用之,亦复不少。

另外,《诗经》里有和“跪”同意的文字“启”。《小雅·四牡》有“不遑启处”(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小雅·采薇》有“不遑启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也有“不遑启处”(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小雅·出车》也用了“不遑启居”(王事多难,不遑启居)。《毛诗外传》中说:启,跪也,处:居也。这些,只是文字之差,内容基本相同。这里的“居”是指凥,居是俗字。

“凥”就是日本人如今的“正坐”

在《孝经》有“仲尼凥,曾子侍”。《说文》里解释说:“凥,处也。从尸,得几而止。《孝经》曰:仲尼凥。凥,谓闲居如此。”后世将凥误为居,并且左边加上足字旁,出现了“踞”,古代是没有这个字的。另外,“凥”的尸,是指人,这是指人坐在“凭几”上的会意字。“凭”也是人靠在“几”上得出的文字,因此在《说文》中解释为“凭,依几也”。在小篆中的几字就是一个象形字。后世加上木字旁,出现了“机”。

在古代中国,凭几而坐,实际上是孔子闲居的生活方式。《说文》曰:床,安身之几,坐也。从木,爿声。这就说明古代中国人是凭几坐在床上。徐铉编订的《说文解字》(大徐本)释为“安身之几,坐也”。其弟徐锴的版本(小徐本)则释为“安身之坐者”。坐的时候要凭靠在几上,凥字就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意义也就非常明了了。由此可见,《说文》的解释也不完全,除了安身之外,含有坐卧的共同意义。这样说来,汉末魏初刘熙所著的《释名·卷六》:人所坐卧曰床,床原来专门用于卧,从汉代起变为坐卧两用。

至少可以说,到后汉的时候床是可以用于坐的,但也不能说在前汉的时候就绝对没有。例如《汉书·卷六四·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怨恨张汤的原由[5]时写道:

始买臣与严助俱侍中,贵用事,汤尚为小吏,趋走买臣等前。后汤以延尉治淮南狱,排陷严助,买臣怨汤。及买臣为长史,汤数行丞相事,知买臣素贵,故陵折之。买臣见汤,坐床上弗为礼。买臣深怨,常欲死之。后遂告汤阴事,汤自杀,上亦诛买臣。

除了“凥”之外,与此意思相近的文字就是“坐”。《说文》曰:“坐,止也。”古代是人坐在地上的席子,这是个会意字。可是,凥字所表达的“坐”,应该是对“起”或“卧”这一姿态的泛称,不一定是指一种坐姿。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将“居”字注释为:跪与坐皆厀著于席,而跪耸其体,坐下其脽。这里的“厀”,就是现在的“膝”,而脽(臀部)就是凥,这样“坐”就和“凥”有着同样的意义。由此可以说明,“坐”也好、“凥”也好表明的都是膝着席、大腿和小腿相并这种坐姿,就是日本人现在所说的“正坐”(图3)。

图3妇好墓出土圆雕石人跪坐像

“端膝”:坐到床有膝痕

从孝堂山及武梁祠的图像可知,卑者坐的时候有跪坐、跪拜,同时要将尻下放,类似于日本人的正坐。而尊者有时能看到盘腿坐姿,当然也有日本人那样的正坐。在古代中国,这种盘腿坐并没有找到一个相应的名称,可以认为是踞的一种,只是尻着席这一点有所不同。这也可以视同为日本人的正坐,跪的一种,即“跪”或“跽”属于表达一时的恭敬,或不久就可以将尻放下,恢复自然的姿势。因此,对恭敬的人们要保持这样的姿势,刚才引用的《后汉书·郭林宗传》“容独危坐愈恭”的“危坐”就属于这种意思。《后汉书·郭躬传》“桓帝時,汝南有陈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这里的“端膝”估计就是盘腿坐。

记述特别明了的是《后汉书·向栩传》: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裴注《三国志·魏志·管宁传》引自《高士传》:“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这里说的也是盘腿坐。可是,在《增订汉魏丛书·高士传》里记载,将“箕股”记述为“箕踞”。

另外,《晋书·卷六六·陶侃传》有“终日敛膝危坐”。《梁书·卷二三·长沙嗣王业传》讲述其弟萧藻的为人时:“藻性恬静,独处一室,床有膝痕”。这些都可以说明在古代中国,这是一种正式的坐姿(图4、图5)。

图4顾恺之《女史箴图》,女史跪坐席上。图5四川成都青摃坡画像砖讲学图,师生皆为跪坐

《周书·卷二三·苏绰传》:“遂留绰至夜[6],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

席是床上的铺垫物,《史记》中尉他听见陆贾的说教后“蹶然起坐”,这里的“坐”,同样可以理解为正式的坐姿。《孝经》“仲尼凥”的“凥”也可以这样理解。这种坐姿也影响到久远的后世,甚至这种遗风体现在清代椅子的坐姿上。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卷二四·箕踞》记载:今人虽不席地,而北方多用床上坐,谓之盘膝坐,此尚合古礼,不伸脚,若南人皆坐交椅,背及两手皆有倚,无不伸脚者矣。

注释:

[1]平坐:这里应该是个宽泛的概念,具体来讲,处于使用坐具的倚坐和躺卧中间的坐姿,包括安坐(膝居地,小腿平置于地,臀部贴于脚后跟)、蹲踞(脚底和臀部着地,两膝上耸)、箕踞(两腿伸直拉开,呈八字状,看起来似簸箕)、跏趺坐等。

[2]《说文》:《说文解字》的简称,作者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约58-约147年)。《说文解字》成书于100-121年,共收录汉字9353个。

[3]故事梗概:原壤(鲁国人,孔子的旧友)叉开双腿坐着等待孔子。孔子骂他说:“年幼的时候,你不讲孝悌,长大了又没有什么可说的成就,老而不死,真是害人虫。”说着,用手杖敲他的小腿。

[4]故事梗概:公元前218年,尉他奉秦始皇命令征岭南,略定南越后,任为南海尉事。刘邦初定天下后,尉他在南越称王,刘邦派陆贾出使南越,说服尉他。陆生说他:“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后来终于在陆贾的游说下,归附汉朝。

[5]故事梗概:朱买臣因得到严助的推荐,入朝为官。起初,朱买臣与严助都任职于侍中,张汤还是小吏,在朱买臣等人跟前当差。后来,张汤担任廷尉,审理淮南王刘安谋反案,乘机排挤陷害严助,朱买臣内心怨恨张汤。后来朱买臣当长史时,张汤代理丞相处理事务,知道朱一贯高傲,故意凌辱欺压他。朱买臣去见张汤,张非常失礼地坐在床上见他。朱买臣非常怨恨,常常想整死他。后来就告发张汤的隐秘事,张汤自杀,皇上也杀了买臣。

[6]故事梗概:西魏建立后,宇文泰(507-556年,西魏王朝建立者)任命苏绰为行台郎中。刚开始,宇文泰对他也不甚了解,后来发现他很有才华,遂重用他,任为要职。据说有一天宇文泰来到昆明池观赏捕鱼,把苏绰叫来询问天地万物的形成、历代兴盛灭亡等问题,苏绰始终对答如流。宇文泰就把苏绰留到晚上,就一些军政大事征询苏绰的意见,苏绰讲述,宇文泰躺着倾听。当苏绰分析陈述治理国家的关键所在时,宇文泰从睡榻上起来,整理好衣服端正地跪坐着,不知不觉中双膝移动到坐席的前端,两人一直谈论到天亮,毫无厌倦。帝王之道就是宇文泰后来施行的《六条诏书》——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申韩之要是指战国时期法家申不害(约公元前385-前337)和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的思想。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公布120项林业行业标准,这些标准将自5月1日起实施。
新公布的林业行业标准主要涉及林业及相关产品分类、生态效益监测与评估、矿山生态修复、盐碱地造林、荒漠化及石漠化治理、森林认证、植物新品种、经济林果品品质、活性炭、林业及园林机械、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木材加工及制品、种苗培育及栽植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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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南黄花梨越南黄花梨2011年秋拍,中国嘉德拍出海南黄花梨木料一根,成交价66.7万元人民币(图片提供:中国嘉德)

    文/霄迪编辑/汤石香

    中文规范名:东京黄檀;

    学名:Dalbergiatonkinensis;

    市场俗名:越南黄花梨

    中文规范名:降香黄檀;

    学名:Dalbergiaodorifera;

    市场俗名:海南黄花梨

    人物名片>>>

    霄迪,木材爱好者,自2001年起业余研究木材。2010年2月转至上海木材应用技术室工作,开始职业探索发现木材树种。

    黄花梨、黄花梨,如今的市场上人人皆谈黄花梨。非洲黄花梨(刺猬紫檀)、大叶黄花梨(鹊肾木)、越南黄花梨(东京黄檀)等各种“黄花梨”种类繁多,但最“正宗”的黄花梨当属海南黄花梨。它的心材呈现金黄色至红紫褐色,并常带有显著的黑色条纹,结构甚细,富含苦橙油醇而具有显著的辛香气味。

    关于海南黄花梨这一名称,在王世襄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著作《明式家具研究》的用材篇中认为“花梨木”一词最早见于唐代陈藏器所编书籍《本草拾遗》:“榈木出安南及南海,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性坚好。”宋、明至清代的记载中亦多称“花梨”、“花榈”、“花黎”,并被时人认为位列于海南文木之首,具有与降真香(降真香藤所陈结的香料)相似等特点。

    而其学名,经过植物学家们的鉴定和分类,最终定为Dalbergiaodorifera,中文名降香黄檀,列入为香枝木类。这种树木经笔者的实地考察后发现海南岛全岛均有分布,但以西南部诸县较多。此外,据记载,降香黄檀天然分布区域也包括福建和浙江的少数地区,两广等地亦有引种。

    过去由于降香黄檀树木枝干小,所以在海南岛不作为主要生产木材的树种,但由于近二十年来的传统家具热潮不断,降香黄檀的价格扶摇直上,并且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从九十年代的每市斤数元已经升至目前的数千元甚至数万元。海南当地居民所使用的花梨木器具也基本被收购。

    由于海南黄花梨的大热,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来自越南的类似于海南花梨的木种出现在国内木材市场并用于传统家具制造。这种木材出产自越南和老挝,其心材的花纹、气味和木材学特征与海南花梨木相似,亦列入香枝木类。分辨两者的区别,通常需要从业人员现场凭经验加以识别。

    关于对这种木材所对应的树种,国内一直存在疑议,但是经过实地考察后,已经确信其树种为东京黄檀,又有名称越南黄檀,学名Dalbergiatonkinensis,越南当地称这种木材为红色的年代久远木。

    东京黄檀在越南从北到南均有分布,由于中国的大量需求,也已经导致盗伐严重,现存较大的树体可见于中部广平省的峰芽者邦国家公园。在越南南方的广义省巴德镇附近,村民大量砍伐这种树木,并连根拔起,引发山体侵蚀;以东京黄檀制成的农具、木屋建筑材、楼梯扶手全都被拆下变卖,甚至有将殓装先人遗体的棺材刨出卖掉的事例;在西原地区的昆嵩省,对黄花梨木材的需求使得大量房屋被拆卸,导致当地传统建筑风格逐步消失。

    据记载,东京黄檀亦见于中国海南岛三亚,陵水等地,但是由于在当地采集到的木材特征不符合香枝木特点,故最近新修订的红木国家标准未将这一树种列入其中。但近年来,东京黄檀的木材售价也是十分惊人,即使在原产地,每公斤的价格也已经高达数百美元。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Canfor的瑞典子公司VidaGroup已经完成了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三家锯木厂的收购。该公司在周二发布的一份简短通知中证实了此次收购。此前,Vida宣布将以4300万美元的价格和营运资金从BergsTimber购买收购三家锯材厂,三家工厂分别位于瑞典的Vimmerby,Mrlunda和Orrefors。此次收购完成,将使得Canfor的欧洲子公司Vida的年生产能力增加2.15亿板英尺。
    Canfor公司拥有子公司Vida集团70%的股份。通过额外的投资,Vida预计工厂的生产能力有望达到3亿板英尺。
    考虑到这些增加的产能,瑞典锯材厂的产能将达到Canfor全球多元化运营平台的22%,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占43%,美国南部占31%,4%分布在阿尔伯塔省。
    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影响导致停机后,Vida的欧洲工厂目前开始满负荷运转,Canfor在北美的工厂仍然将采用动态工作时间表。但是,从2020年6月18日起,美国的锯木厂几乎满负荷运转,加拿大的锯木厂大约90%运转。
    Canfor(TSX:CFP)是一家综合性林产品公司,总部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塔省、美国南、北卡罗来纳州、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密西西比州和阿肯色州以及瑞典均有业务。
    阅读全文
  • 红木家具因其色泽温润、造型典雅、结实耐用等特点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也因为材质珍贵、资源稀缺而成为收藏界的投资新宠。但由于品牌不突出,市场鱼龙混杂,一些企业为了赚钱,更采用各种造假手段,蒙骗消费者,从而严重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也阻碍了行业的良性发展,不少消费者曾在购买红木家具时遭遇了不诚信行为,如家具质地以次充好,白边比例过高;产生裂缝之后商家不予修补;买的越南黄花梨,到家之后却变成了非洲黄花梨;商家用上漆代替烫蜡工艺;购买时没有红木“身份证”等等。

    为维护消费者权益,让更多消费者避开购买陷阱,即日起本报征集消费者在购买红木家具时遭遇的不诚信案例,读者可拨打本报热线电话029-8226709515991785958,或者发至电子信箱:29385014@qq.com、@三秦都市报家居消费周刊来告诉我们。我们将对案例进行剖析,并作出统计,从而全景审视红木市场上的那些不规范行为。

    本报记者屈小荣


    文/邵晓峰编辑/陈桂湖

    人物名片

    邵晓峰

    邵晓峰,江苏省委宣传部授予的“首届江苏青年社科英才”、江苏省政府“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学术领军人才。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江苏省青联常委、江苏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省社科联理事、江苏省中国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南京大学中华图像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导,艺术学院美术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核心提示

    宋代文人普遍喜读佛典,有的热情甚至超过僧人,这些导致了佛学在文化意义上的方兴未艾。宋代文人对佛学的理解也显得与以往不同,能将佛禅之理转化为与生活相关的人生智慧,发展出独特的心性学说,促成了佛教的儒学化,并使文人佛学成为宋代佛教最具活力的内容。

    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宋代已进入佛教发展的衰落期,此时对佛典的翻译和阐释基本结束,在佛教理论上已无实质性建树,佛教僧团不如六朝、隋唐兴盛,也没有能与慧远、玄奘、慧能比肩的高僧。然而,北宋文人曾纡(丞相曾布之子)的笔记《南游说旧》中记载的一则王安石轶事可有助于我们换个角度思考这一问题。

    王安石的另类供养

    图1王安石像

    笔记中说,王安石(图1)打算将小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蔡卞。蔡卞是蔡京之弟,聪慧过人,13岁就考中进士,师从王安石,深受其赏识。王安石推行新法,蔡卞积极支持,后来官至尚书左丞(在政治上蔡卞后来与其兄蔡京分道扬镳)。王夫人吴氏因疼爱此女,就购置了昂贵的“天下乐晕锦”制成床帐来作为女儿的陪嫁。可是婚礼尚未举行,好事者已将其奢侈程度远播,于是很快就传进宋神宗的耳朵里。神宗很是不解,于是问王安石:“爱卿作为一代大儒,怎能用如此贵重的锦帐嫁女儿?”王安石吃了一惊,无言以对。回到家中问夫人,果然如此。于是赶紧将锦帐献给汴京名刹开宝寺,用作福胜阁佛帐的艺术装饰,并于第二天向皇帝谢罪。

    王安石是一代名相,清廉自持,对于居所、服饰、饮食从不讲究。神宗作为有为君主,也崇尚节俭。但是,将奢华之物献给寺院以助其华丽,即使在这样一对君臣看来,也是理所应当的。对于这种现象,不信佛的北宋大文人曾巩感到不可理解,鉴于佛寺装饰的奢侈之风,他在《鹅湖院佛殿记》中说:“资其宫之侈,非国则人力焉。而天下皆以为当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由此折射出佛教在北宋的发展盛况。

    宋代文人佛学活跃

    实际上,随着儒释道的合流以及佛教在安定人心上具有的重要作用,宋朝统治者对佛教多给予大力支持。宋代僧尼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超过唐代的1:322,其中以真宗与徽宗时期为最高,约为1:40。南宋时期,佛教依然兴盛,因此,不信三世轮回之说的朱熹无奈地说:“释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势如何拗得他转?吾人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难得。三世之后,亦必被他转了。”故而,王安石将女儿的嫁妆献给寺院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的自然之举。

    王安石常读佛经,其家乡江西临川是禅宗的重要发源地,对其影响较大。据宋惠洪《冷斋夜话》记载,王安石之所以肯出任宰相是因为受到云门宗高僧雪峰义存的一句话:“这老子常为众生作什么”的激发,“常为众生作什么”正是菩萨行的精神,显示了新禅宗的魅力。

    王安石的佛缘实与宋代佛教的世俗化与文人化密不可分。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包括民间信仰与文人佛学,前者主体是民众,其信仰主要体现佛教中超自然的内容;后者主体是知识精英,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学理性的内容。

    宋以前,僧人中的大德较多,他们承担着佛经翻译与传播的重任。到了宋代,由于文人地位的提高,有识之士纷纷加入文人阵营。宋代文人普遍喜读佛典,有的热情甚至超过僧人,这些导致了佛学在文化意义上的方兴未艾。宋代文人对佛学的理解也显得与以往不同,能将佛禅之理转化为与生活相关的人生智慧,发展出独特的心性学说,促成了佛教的儒学化,并使文人佛学成为宋代佛教最具活力的内容。

    宗教艺术是人间最美

    至于皇帝与宰相同意将奢华之物献给寺院以助华丽,在当时是有社会基础的。佛教虽然在本质上对物质生活不看重,而且有些宗派完全不提倡物质享受,但随着佛教的发展以及为了吸引更多民众来信奉,对佛国以及佛教事物进行美化也是需要的。特别是到了唐宋,随着佛教在宣传上对佛本生题材的弱化和西方净土变题材的强化,画工们描绘的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景象,也离不开对人间皇室的生活环境的观察与想象。

    这些不但与佛教的传播手段有关,而且具有理论基础,如《阿弥陀经》里叙述的“极乐国土”在物质上就极为华美而丰富。其中,地是“黄金布地”,房子是“七宝楼阁”,并有“七重栏循、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另有七宝池,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等宝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饰之。”因此,信徒便将佛典中以比喻手法表达出来的净土世界具体化、形象化,并用世俗的黄金珠宝来塑造,不遗余力地表现其庄严与华美,以虔敬之心试图在人间营造出理想国。

    在宗教建筑中,为了使人们深信万能的菩萨、神仙或上帝,无论寺庙、道观或教堂,都修建得庄严肃穆,其主要目的就是使信徒们感到神灵的崇高,自己的渺小,从而产生归属感。实际上,在各大宗教的世界里,信徒们的确多是把人间最美好的事物供奉给了宗教场所,如此才形成了宗教艺术的昌盛发达。

    精美庄严的佛教家具

    图2北宋《水月观音像》(轴)中的须弥座图3北宋李公麟《维摩演教图》中的香几

    譬如,以宗教建筑中的佛教家具为例,北宋《水月观音像》(轴)中的须弥座(图2)、北宋李公麟《维摩演教图》中的香几(图3)、南宋佚名《罗汉图之二》(日本静嘉堂文库藏)中的靠背椅、足承(图4)均可以视为精美绝伦、工艺复杂的宋代家具代表。就实物而言,1966年出土于浙江瑞安慧光塔的北宋描金堆漆舍利函(图5),高41.2厘米,底宽24.5厘米。四壁开光绘佛教故事,周围布满描金堆漆的朱色牡丹纹,做工精湛,美轮美奂,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图4南宋佚名《罗汉图之二》中的靠背椅、足承图5北宋描金堆漆舍利函,1966年出土于浙江瑞安慧光塔。高41.2厘米,底宽24.5厘米。四壁开光绘佛教故事,周围布满描金堆漆的牡丹纹。(浙江省博物馆藏)

    作为修行者,本应抛弃物质享受,但为了体现宗教的“庄严具足”,又须表现佛像庄严、法器贵重、斋局盛大。目前,各地佛寺中,殿堂的金碧辉煌成为人们印象中寺院的特征,千佛殿、万佛楼成为各地效仿的标志,而庙宇规模的不断扩大与佛像高度的不断攀升也成为各地竞争的热潮。对于此类现象,其实早在宋神宗年间,当时的状元黄裳已在《含清院佛殿记》中感慨地说:“佛之性,其体也圆,其用也光,惟其所感宫殿楼阁户牖阶砌,严丽广博。宝华妆校,翠影妙香不可穷,既然,而佛之荣华侈靡岂资于物哉!”那时,黄氏的醒世之言如同石沉大海,而跨越千年的今天,此问题又何去何从呢?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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