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明式家具审美情趣之才情别院\价格力压小叶紫檀崖柏再演“疯狂木头”

文人与家具

奇材妙用，天工开物(一)

:再论明式家具的审美情趣之君子不器(上)

文/特约撰稿严克勤编辑/刘根旺

编者按：严克勤先生对历史、佛学、古画家具、紫砂壶、书法等都颇有研究，通过对“古画中的家具”与“文人与家具”专栏中文章的阅读，我们对明清时期江浙一代文人的生活状态、家具的发展等有了一定的认识。本期之后，以《奇材妙用，天工开物:再论明式家具的审美情趣》为名的系列文章，将逐一刊登在“文人与家具”专栏，继续听严克勤先生讲述江浙明清时期的文人生活、文人对家具的影响、明清家具的审美与艺术造诣等内容。

人物名片：严克勤，画家、高级记者，北京电影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客座教授，北京荣宝斋画院教授。出版《仙骨佛心》、《游艺琐谈》、《严克勤水墨画选》等著作和画集。

明式家具在古典家具中作为一种审美典范已成业界共识，闻名遐迩。

每当我看到那些简约质朴的明式家具，都忍不住惊叹其流畅的线条、简练的造型，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儒雅风韵和人文气质是如此的相似。观之气韵流畅，飘逸中内含风骨；抚之仙骨玉肌，硬朗中略带温润，美轮美奂，令人爱不释手。究其原因，人们会发现，这都与那时代的文人墨客的参与是分不开的。

苏州为明式家具生产重镇

“明式家具”作为一专业名称，一般指的是以硬木制作、风格简练、做工精细的明代家具。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中是这样界定的：“‘明式家具’一词，有广、狭二义。其广义不仅包括凡是制于明代的家具，也不论是一般杂木制的、民间日用的，还是贵重木材、精雕细刻的，皆可归入；就是近现代制品，只要具有明式风格，均可称为明式家具。其狭义则指明至清前期材美工良、造型优美的家具。”我们这里所说的明式家具，主要指狭义的概念，而且重点主要放在产于苏州东山一带被称为“苏作”的家具。

明初，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农业和手工业相应发展。从嘉靖到万历年间，明代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空前繁荣，手工业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工匠从“工奴”中解脱出来而更加自由地从事手工业活动，《天工开物》、《园冶》、《髹饰录》、《鲁班经》等著作都是这一时期手工艺艺术和工匠实践经验的如实记录，在这一时期家具制作也得到空前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生产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生活情趣的要求，民间工艺美术也有了新的发展。吉祥如意图案在民间普遍流行，上层达官贵人推波助澜，特别是“缠枝花纹”和“夔龙图案”，严谨工整，华丽优美。在工艺装饰上，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格，所有这些都在明代家具的装饰风格、造型艺术、工艺构造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明代家具制作的重镇苏州，是当时全国手工业最密集的地区。《吴县志》载：“苏州城中，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从事制造等各行业的工匠不计其数，其生产的产品品种繁多，工艺精良，盖全国之冠。时傅《埭川识往》云：“吴中人才之盛，实甲天下，至于百工技艺之巧，亦他处不及”。除吴中之外，江南各地也都有名人高匠，传扬四方。

手工业的充分发展、民间工艺美术的繁荣、江南各地名匠名品佳作的流传，客观上随着当时都市经济的繁荣、社会财富的集聚、市民阶层和达官贵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推动了奢靡之风的盛行。至明后期“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物愈贵而服饰者愈多”(钱泳《履园丛话·臆论》)。苏州等地出现“富贵争盛、贫民尤效”的风气。这不仅仅体现在服饰上，当时的婚嫁习俗、家庭摆设对家具提出了新的要求，到了“既期贵重，又求精工”的地步。除以当地榉木制作外，纷纷启用花梨、紫檀、乌木等优质硬木加以精工细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唐寅、李渔等文人骚客纷纷加入家具的设计、风格的研讨、时式的推广，特别将个性化的艺术思想融化到具体的器具之中，使得那时文人的思想、艺术和独特的审美观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同时，也使明式家具制作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古画见证了中国家具的演变

家具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进化和演变的过程，中国家具的产生上可溯至新石器时代。自夏、商、周三代，人们多是席地而坐，用篾编成席，筵作铺垫。其间，也出现了床的记载。《战国策·齐策》所云：“孟尝君出行国，至楚，献象牙床。”至汉，“床”使用得更加广泛。用于载人者皆称床。汉代刘熙《释名·床篇》云：“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人所坐卧曰床”。西汉后，又出现了称为“榻”的坐具。从出土的大量汉墓画像砖、画像石和汉墓壁画中，发现了不少反映人们生活各层面使用的榻、案、几等家具。

魏晋南北朝以后，高型家具渐多。绘画鼻祖、无锡人顾恺之所画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卷》就有坐榻、大床、折屏和曲足案，表现极为丰富、完整。隋唐五代时期家具所表现出来的等级和使用范围更加广泛。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北京故宫[微博]博物馆藏)画中主要人物垂足而坐与围绕他的人们的不同姿态所形成的主仆关系一目了然。

上海人民出版社[微博]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二十五卷·民俗画卷》，第43页26号图肉坊壁画中所表现的门前设两张肉案，第66页49号图所表现的宅内设置正房炕上放有小炕桌。三人盘腿而坐，促膝交谈，屋内墙壁整屏风画景。50号图表现的坐卧家具。此画右侧上下均是床，左侧上是榻，榻的靠背上搭挂衣物，左下为椅，一僧人正在椅上禅坐。可见，隋唐时席地坐与垂足坐是并存的。但凳、床、榻、椅等家具已发展起来。

至宋代，虽然在床榻等家具中仍保留着唐五代时的遗风，但家具种类功用更加丰富、品种更加多样。单凳就有方凳、圆凳、条凳、春凳，名目繁多。我们从宋代的绘画中就可以看到家具的发展完全不同于前朝历代。中国传统家具在造型、结构上基本定型，具体形制也让我们从当时的绘画中看出家具在各个方面的展现，领略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生活的多样性，和家具形制、家具功用的多样性，了解了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生动的细节。如宋徽宗的《听琴图》出现的琴桌和高几，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写的市井店铺家具等等。从帝王将相、闲人雅士到市井平民，都将家具与特定人群的特定生活紧紧相连。

宋代家具实物极为少见，我们也只能从宋代的绘画作品和墓室壁画中有所观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无锡市所辖的江阴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出土杉木一桌一椅。其工艺考究，桌面之框已采用45度格再榫连接，框内有托挡两根，用闷榫连接，桌面上下前后均饰牙角。这与宋代出现的《天工开物》、《营造法式》等著作一样，反映了宋人在技术工艺和艺术表现上的理性精湛，体现了宋代科技、文化、艺术所达到的历史高度。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家具在工艺、造型、结构、装饰等方面日臻成熟，至明代则大放光彩进入一个辉煌时期。明代家具，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民间工艺的历史背景中发展成熟并走向高峰的。

(未完待续)

再论蔡京与太师椅

:仙作古典工艺家具溯源之二

文/李明任(高级工程师、仙作独立观察人)

太师作为官名，为辅弼国君之臣。自西周始置，历代蒙封太师恩宠之人，也不胜枚举。太师作为朝廷的最高荣典以示恩宠，他们在生活中的喜好都会影响当时的社会潮流。正因为如此，在民间流传的与太师相关的服饰、家具以及其它太师类物品，究竟与历史上的哪位太师相关，一直是众说纷纭。仙游作为中国古典工艺家具之都，太师椅一直是当地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所以，考证太师椅的源头对于红木家具文化的研究极具价值。

《听琴图》中蔡京谓谁

笔者曾在《一幅听琴图，千年仙作工》中分析过北宋名画《听琴图》与仙作工艺的缘由。《听琴图》中人物四人，居中着玄衣道袍者为宋徽宗，另有青衣、红衣各一人，童子一人。蔡京在画中题诗，记述画面中的听琴雅兴。那么蔡京到底是红衣人还是青衣人？笔者曾翻阅很多与《听琴图》相关的资料，认为红衣人为蔡京的占据了主流。因一时找不到判断依据，不免人云亦云地认为红衣者为蔡京。最近几年来，为进一步探索仙作的根源，笔者尽力去挖掘关于蔡京的各项记载，根据相关史料可以推断青衣人为蔡京才是正解。

《听琴图》是一幅有关宋徽宗的行乐图。在尊崇道教的宋代，徽宗在弹琴时着一身道士扮相，仙风道骨之风十足。在这样的场合，心思缜密的太师蔡京，我想是一定不会着一身红衣官袍，那多不合时宜。图中青衣人后立一童子，后面立童子明显表明青衣者比红衣者高贵。试想蔡京当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师，红衣者为蔡京就不可为信。同时根据年龄，蔡京最后一次拜相时，也有73岁高龄，对于长者，童子立后随伺也是情理之中。

最重要的证据是关于“太师青”的记载。清代湖南新化人润东先生(1767~1825)，有诗《东明寺》云：“相公不识西园雨，横打燕山两头鼓。天南不赐逐臣环，从此降人作谋主。玉津园畔斋宫头，臣攸亲见云車游。但问君主乞阎四，唾手便可收亾州。白沟咫尺燕云路，旦夕齿寒君不悟。可怜一纸平夷书，催送宫车北迁去。呜呼媪相不足诛，柄臣谋国何乃愚。破宗谣起天下怨，尚复远黩远功与。城南七尺埋番地，年年寒食游人醉。千秋遗笑太师青，一杯谁醉东明寺。”诗中“太师青”就是指蔡京。更可靠的是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十记载：“蔡太师作相时，衣青道衣？谓之太师青，出入乘棕顶轿子，谓之太师轿。”又《清波杂记》：“京之卒，潭守乃其仇，数日不得殓，随行使臣辈槁葬于漏泽圆，人谓得其报。”此说见于《靖康祸胎记》宣和间，京师染色，有名“太师青”者。迨京之殓，无棺木，乃以青布条裹尸，兹其谶也。从史料上看蔡京常穿青衣，甚至到了当时人有将其所穿衣服称之为“太师青”的地步，那么图中着青衣人自然是蔡京。既然蔡京所穿青衣称之谓太师青，那么是否史料还有太师椅或太师轿的记载？

太师轿与太师椅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不仅记述了太师青，同时记述了太师椅。蔡京“出入乘棕顶轿子，谓之太师轿”，中国古代的轿子，其前身为肩舆或步撵，在中国历史起源甚早，但仍只属于少部分贵戚大臣与南方士大夫的乘具。直到宋代把肩舆和步撵上的乘椅、躺椅改制成厢式，“轿子”于焉出现。同时根据《宋史》记载，京师官员乘轿之制，始自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时，因为“大雨雪，连十余日不止，平地八尺余。冰滑，人马不能行，诏百官乘轿入朝。”但此乃权宜之计，而非定制，只是一时气候的变化，所以暂时准予官员乘轿。

北京初官员只许骑马，并且沿袭了五代的制度，只有特殊情形可以看到皇帝恩赐某些官员乘肩舆或轿子上朝，表示对其礼遇。据南宋李熹编之《续资治通长篇》与《宋史》都记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时的宰相王旦(957~1017)尝得疾久不愈，上命肩舆入禁中，使其子雍与直省吏扶之，见于便殿。北宋当时人常认为“乘轿”是优礼重臣年老或有病允许乘肩舆入殿治事之始。从历史文化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乘轿对北宋人而言，是一种政治礼遇。而陆游所记的蔡京是“出入乘棕顶轿子，谓之太师轿”。蔡京是出入皆坐，既非天气原因，亦非得病，而是一种常态，是一种官势权力的象征，轿子前冠之“太师”成太师轿，意味着威严、得宠、奢华等位极人臣的享受。

北宋张择端①《清明上河图》：临近拱桥最高处，出现一顶太师轿，熙熙攘攘人群中，太师椅前后人们还是尊避三尺。

关于太师轿子的记载，陆游只说是轿子，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形状。至于太师轿与今天的太师椅的形制是否一致，我们可以从现存类似实物加以查证。从田家青编著的《清代家具》中有清早期黄花梨轿椅，其轿椅的形制是个典型的宋代太师椅形制，栲栳圈，并带卷书托首，唯不同之处在于太师椅的束腰加大，用于穿绑轿扛，从实物上，我们可以推测太师椅与太师轿是同一物件，区别在于使用模式的不同。蔡太师所用的太师轿卸下轿扛就是太师椅了。

太师椅上坐着哪位太师

北宋时期沿袭五代制度，官员上朝途中是骑马，乘椅乃礼遇。那么上朝时，百官是站还是坐着？古时朝臣奏事时从先秦两汉一直持续到隋唐五代基本上都是坐着的。但从宋太祖开始，由赵普另定礼仪，除非皇帝赐坐，否则一般都是站着的，低头弓身而侧立，以示谦卑。当然各朝对一些臣子还是有赐坐的特例。一般被赐坐的臣子基本上是望高德重的权臣，年岁已高且跟皇上关系密切。通过查阅史料，我们了解到，北宋官职最高的官是太师，在宋徽宗之前的150年，自赵匡胤建宋以后，三师、三公之制虽承唐制保留下来，但授予大臣者为数并不多，仅出现“赵普”与“文彦博”两位太师，加上蔡京，北宋仅有太师三位。

那么端坐在朝堂赐坐之椅上的太师是谁？北宋最有名的太师蔡京的可能性最大。我们先看蔡京生平履历：“大观元年(1107年)，复拜左仆射、太尉、太师。三年，致仕”，“政和三年(1112年)，召复辅政。宣和二年(1120年)，令致仕。六年，再起领三省，复致仕”。蔡京生于公元1047年，官拜太师的当年是1107年，当时蔡京已是60岁了。在封建社会已是花甲之年，最后一次拜相是1120年，蔡京已是73岁的古稀之年。再加上蔡京与宋徽宗亦师亦友的关系，蔡太师获赐坐是情理之中的事。赐坐的椅子自然是易于搬动的椅子，我们从《春游晚归图》可以看出仆人扛在背上的圆背交椅，在朝廷上为蔡太师搬来一把圆背交椅是再合适不过的。

当我们千方百计从史籍典故诸般论证太师椅的原创者时，我们不妨回到宋朝，回到宋徽宗与蔡太师的君臣朝会，宋徽宗赐了一把圆背交椅给七十多岁蔡太师坐，这把圆背交椅就是太师椅。

注①：张择端，幼好读书，早年游学于京师，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朝(1101~1125)为宫廷翰林图画侍诏。张择端在朝为官时恰是蔡京当太师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