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衫行李箱被错拿珍藏黄花梨工艺品不翼而飞\古代家具研究相关状况及思考
法制网儋州(海南)1月26日电记者邢东伟见习记者翟小功通讯员吉海波李博1月26日上午10点,海南白马井高铁站候车厅,旅客符某慌慌张张的找到执勤民警王警官,声称行李箱不见了,里面有一件三十万的珍藏黄花梨工艺品。原来,因行李箱外观相像,男子李先生乘车时将两人行李拿错。
据介绍,得知此事后,王警官一边安抚符先生的焦急情绪,一边详细了解其发现行李丢失的时间地点以及行李箱和黄花梨的特征,随后带领符先生调取站前广场、售票厅等视频监控,同时通过车站广播播放寻物启事。不一会儿,一男子拉着符先生的行李箱急来到值班室。
铁路公安温馨:由于春运期间客流众多,为有效避免出现行李箱因“撞衫”而导致错拿的乌龙事件,各位旅客最好是在自己的行李箱上做好记号、挂上标示牌,或者是在外面套个有识别度的行李袋,就没那么容易搞错了。
来源:法制日报
李氏墓出土木罗汉床明代潘允徴家族墓出土平头案明代潘允徴家暖轿
文、图/谢小铨(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编辑/陈盛娥
核心提示>>>
现在的学术界也好,收藏家也罢,对明清家具的审美并未完全契合古人精神,并未完全理解到这些绝世经典的优雅与从容,“大”与“美”。
对中国古典家具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说明某件家具年代、材质、样式、工艺、纹饰装饰等具体描述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基于古斯塔夫·艾克、王世襄和陈增弼三位学者的学术贡献,以及科学而完整的学科体系、考古材料,家具的清晰断代和分期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古代家具研究的三个里程碑式学者
对中国古典家具的研究,笔者以为有三位学者的贡献具有里程碑性质,他们是古斯塔夫·艾克、王世襄和陈增弼。这三位学者分别从不同学术角度将家具研究推向深入。艾克主要以结构入手,王世襄主要从工、艺去总结,陈增弼则更多借助考古材料。
古斯塔夫·艾克
艾克对明清家具研究的学术轨迹相当清晰。他有深厚的西方美术史功底,1923年来华后研究中国建筑,是营造学社成员,进而研究中国青铜器,最后终于在中国家具研究上成为一代大师。
1926年10月至11月,时任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艾克与厦大国学研究院教授陈万里、张星等一同到泉州考察文物古迹。对于这次考察,陈万里撰写了《泉州第一次游记》,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1927年刊出,张星撰写了《泉州访古记》,发表于《史学与地学》1928年第4期,而艾克则于1935年,结合他对泉州双塔的陆续考察,在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了与戴密微合著的《刺桐双塔》,这是艾克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成果,书的副题为“中国晚近佛教雕刻之研究”。本书列为“哈佛—燕京研究院专著系列”第2卷,此时艾克已任北平辅仁大学教授,戴密微时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授。
戴密微(1894~1974年),生于瑞士罗桑,汉学师事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皖。沙皖曾研究刺桐双塔的雕刻,并写有注解。1925~1927年戴密微与艾克在厦门大学任哲学教授,曾相率来泉州考察东西塔的建筑、雕刻。庄为玑先生在《泉州东西塔的历史研究》(《泉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62年9月)一文给予《刺桐双塔》很高评价:“解放前德国人艾克和法国人戴密微合著《刺桐双塔》,详述刺桐历史与建筑雕刻,附图详尽,琳琅满目。30年来,独步书林,国人所作,尚未有超越这部书的。”对中国建筑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为艾克研究中国家具做了非常扎实的学术铺垫。
1939年,艾克在北京出版他的青铜器研究著作《陶德曼所藏早期中国青铜器》即《使华访古录》,对青铜器的研究直接确立了艾克对家具研究所采用的学术方法。
1944年《中国花梨家具图考》在北平出版,艾克利用他的建筑学研究功底对明清家具进行了实测并绘图,第一次科学解构了明清家具结构的魅力,在书中,他又运用对青铜器的结构学研究,为明清家具追本溯源,通过所收藏的著名青铜禁及一件商代青铜俎的结构分析,归纳出青铜器的“箱型结构”与“板式结构”,进而关联到对明清家具进行结构分类。艾克把科学的测量方法及逻辑严密的结构分析引入家具研究,是他最杰出的贡献。
王世襄
1985年《明式家具珍赏》及1989年《明式家具研究》的出版,是王世襄先生对中国明清家具研究的不朽贡献,影响深远。
王世襄先生以中国文人的眼界和学识,从历史、文献、艺术、民俗等各方面背景知识入手,对明清家具实物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工”与“艺”的学术体系。他探索木工技法,全面分析绘制了家具精准细密的榫卯结构,同时,以严谨科学的方法,整理了匠师口语中的名词、术语,建立标准规格,准确地表述传统家具的榫卯体系与家具类型分类体系。他以《明式家具的品与病》,把中国文人的审美观用于家具鉴赏与品评,使中国明清家具得以脱离传统美学体系里对工匠的轻视而上升到“艺”的境界,使以实用为主的“中国明清家具”成为以鉴赏为主的“中国明清家具艺术”。王世襄先生总结开拓出了一个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的、系统的、全新的家具研究学术领域。
正是基于王世襄先生的学术贡献,中国明清家具才能逐渐受到国有博物馆体系的重视,才会从旧货变成文物,才会从“中国历史博物馆办字编号”变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文物编号”。
2013年,“大美木艺:明清家具珍品展”展览以“大美木艺”四个字来命名,其“美”、“艺”的定位竟与王世襄先生所致力的学术主张不谋而合。
陈增弼
陈增弼先生是艾克助手杨耀先生的学生,他意识到考古材料对家具研究的重要性。在艾克、王世襄先生学术路径之外,陈增弼先生十分敏锐地考古材料入手,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笔者因工作关系与陈增弼先生多有接触,陈先生曾亲口向笔者谈及其从考古材料入手研究家具的学术思路,只可惜天妒英才,先生过早离去。近闻先生公子陈风正致力编就先生遗稿,期待早日成书,得以瞻仰先生学术全貌。兹梳理先生研究成果如下,领略其治学门径。
《漫谈屏风》,《文物》1979年11月;
《明式家具功能与造型》,《文物》1981年3月
《明式家具类型与特征》,《家具》1982年、1983年;
《太师椅考》,《文物》1983年8月;
《艾克与明式家具》,《建筑学报》1992(3)-58-60;
《古代的椅和凳》,《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3期;
方法论的思考
在前辈专家们的学术成就基础上,拓展研究方法,对推动古代家具的学术研究水平提高十分重要。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在历史学、考古学长足进步的今天,单纯的文字著录、文献考订和简单的器物排比无疑是有缺陷的,我们不能满足于现象的罗列,还应当试图去解释现象,因此,必须吸收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并进行方法论研究。我们必须走出思维定势,开拓视野,那种仅仅停留在说明某件家具年代、材质、样式、工艺、纹饰装饰等具体描述不是学术研究的全部。家具的清晰断代和分期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对古代家具的研究,首先应该建立起科学而完整的学科体系。这不仅包括对家具本体的研究,如榫卯结构、雕刻技法、装饰图案、用材材料等,还要系统研究家具的装饰工艺,如髹漆、镶嵌、金属、编织、线脚工艺等,进而还应推进到更宏观、更广泛的古代物质文化体系的背景中去研究。
其次,对考古材料的重视,是家具研究走向纵深学术体系的必经环节。中国家具由席地坐发展到垂足坐,至明代成为艺术经典,其形制、功用有清晰的发展逻辑,这种轨迹在考古成果中有着十分丰富的材料呈现。如战国信阳长台关楚墓、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与其妻姬辰的合葬墓、白沙北宋末年赵大翁及其家属墓葬等等,不胜枚举,这些材料十分丰富,是研究中国家具发展演变的珍贵资料。除此之外,对明代家具的分期研究,重要的明代墓葬如山东明鲁王朱檀墓、上海明代李氏墓、严贞度家族墓、潘允徴家族墓、科贝特公司墓等丰富的明代家具实物模型的出土,对研究明代家具的形制演变与分期有极重要的作用。
最后,还要重视文献资料研究和使用,如宋《营造法式》、明《髹饰录》、《鲁班经匠家镜》、清《匠作则例》等专书,以及元、明极其丰富的版画、绘画等形象资料的排比,对家具研究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证作用。
审美与品评
审美格调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学术价值判断。王世襄先生以“明式家具的品与病”把家具审美的重要性提高到学术范畴。
明代众多的文学家、戏曲家、诗人、画家、收藏家、鉴赏家等,著有大量有关家具的论著,从曹昭的《格古要论》、文震亨《长物志》、高濂《遵生八笺》到屠隆《考盘余事》、《游具雅编》、谷应泰《博物要览》以及王圻、王思义的《三才图绘》、戈汕《蝶几图》等等。以上这些有关家具论著,不是着眼于研究家具的尺寸和形制,而是着眼于探讨家具的风格与审美,这与《鲁班经》的立足点迥然不同。所以,明式家具从生产之日起就一直伴随着审美品评的推动而发展。正因为如此,明式家具才能以结构科学、比例适度,装饰精美、手法多样,造型简练、榫卯精密的特点和超凡脱俗的人文气质而成为绝世经典。它融合了中国传统文人士族优雅的审美情趣和工匠的精湛技艺,是“技”与“艺”的完美统一。
坦率地讲,现在的学术界也好,收藏家也罢,对明清家具的审美并未完全契合古人精神,并未完全理解到这些绝世经典的优雅与从容,“大”与“美”。很多人沉醉于材料的贵重,雕工的繁复无度,殊不知这才是一种病态的审美。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南方日报记者杨逸实习生文刚
今年5月25日,适逢著名文物鉴赏家、学者、收藏家王世襄百年华诞。为此,首都文物界举行了一连串的纪念活动。身为王世襄唯一入室弟子的田家青,也在此期间发布新书《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追忆30多年来与王世襄先生相知相交的点点滴滴。
新书面世,也重新勾起了人们对王世襄学术成就的兴趣。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造诣,对书画、家具、髹漆、竹刻、民间游艺、音乐等多个领域都有独到、深刻的见解,研究成果惠及海内外。田家青表示,与其充沛的学识相比,先生的品格和处世态度同样为当今社会带来启迪。新书的出版,将有助公众重新全面品读大师走过的人生轨迹。
王世襄(1914-2009年),字畅安,福建省福州市人,生于北京,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系。曾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天津区助理代表,故宫博物院文物馆科长、陈列部主任,中国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等职。2003年,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是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逸闻趣事再现大师至性至情
与一般人物传记的宏大叙事不同,本书作者另辟蹊径,通过个人亲身经历的生活片段和所思所感,逐一还原这位收藏大家的传奇人生。书中所载皆第一手材料。行文中浓郁的京腔京韵,也让王世襄的形象变得活灵活现。笔间流露的师徒情谊,更使读者回味悠长,怀想不已。
《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的出版之所以引人注目,作者的身份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作者田家青,是唯一一名王世襄生前首肯的入室弟子。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两人就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忘年之交。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田家青将良师点拨视作“人生之大幸”,并对恩师为人处世的风骨感佩不已。
“对王先生最好的怀念就是做实事。”在田家青看来,新书出版只是完成一个简单的心愿。读者却可以从字里行间,随处读出老先生的严谨治学的身影:田家青强调著书客观、真实,要求书中内容必须全新,决不“炒冷饭”,全凭独家资料以飨读者。这都体现出王世襄对著述立说的严格要求。为免将传记写成“应景儿”的“急就章”,直到恩师去世五年,田家青才将这些鲜为人知的生平轶事披露于世。
“如果说以往对王先生的介绍像是一张素描,那么我希望我的这次摹写,能像一张色彩丰富的绘画。”田家青说。出于这个原因,书中并未提及王世襄追索国宝的跌宕经历,以及文物工作的坎坷际遇,反而着力从琐碎的生活细节中,还原他不为人知的大家本色。
比如,书中作者拜识王世襄的一幕,就将本应印象深刻的场景,处理得平淡而真实可感。如同闲唠家常的行文,滴水不漏地表现出老先生绵里藏针的处事原则:王世襄惜时如金,常常直言拒绝访客的请求;每当交谈时,他总以聆听为要,从不好为人师,也不夸耀自己的学问;若开金口,必出微言大义,寥寥数语就使求教者茅塞顿开。
王世襄不仅贵为“识物”大家,论到“识人”同样心如明镜。别人耍的小聪明他从不买账,只有踏踏实实地做出了成绩,才能在他心里占有一席之地。田家青坦言,自己也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真正被王世襄所接受。
朴质与傲骨,就好比王世襄性格中的一体两面。田家青也不吝笔墨,忆述王世襄勤俭持家的种种趣闻。与人们对收藏家锦衣玉食的想象不同,王世襄总是保持那副“随处可见的、随和的街道老大爷”形象。身上穿的衣服,手中拿的碗筷,几乎都是随街可买的大路货。“世好妍华,我耽拙朴。”王世襄的案铭道出了他平淡朴素的生活态度。
有着“美食家”之誉的王世襄,对食材更是半点糟蹋不得。一次,为了不浪费餐桌上的剩菜,他竟半逼半哄地催促外宾将剩下的半边鱼头“消灭”,直看到对方啃了下去,方才罢休。这些富有生活情趣的小故事,让老先生天然率真的性情流露毕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揭开“玩家”背后的治学“狠劲儿”
王世襄既是文物收藏界的泰斗级人物,作者又是他的高足,新书内容自然是“三句不离本行”。书中收录了不少王世襄对收藏的独到见解。他对不同门类的艺术品,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标准。例如,绘画须有“景儿”,器物须有“味儿”,书法须有“神”。看似轻描淡写的经验之谈,却是王世襄用“时间和功夫”堆积起来的心血成果。
“然而,大家对王先生的真正学术成就未必十分清楚,也很难想象他为此付出的艰辛。”在田家青看来,世人常常将王世襄看作一名“玩家”,却极少留意他对学术研究那种一丝不苟的“狠劲儿”和“傻劲儿”。书中转述美术史家黄苗子的回忆:每天早上四点,王世襄的书房就已透出台灯的亮光;对时间的充分利用,也使他阅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水平。
王世襄一生共有专著10余部,论文90余篇。每次动笔,他都得拧出了一股“和自己过不去”的“狠劲儿”。王世襄严格要求自己,每本著作的内容必须新,观点需明确,考据要翔实,出处要准确,注释要详尽,文字要简练。总而言之,一招一式都要务求唯美,这也是他的作品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明式家具研究》就是他的其中一部心血力作。业界将对术语的应用,作为评判专家真实水平的标准。王世襄不仅对各种行话、术语烂熟于心,对这些术语何时出现、彼此如何对应、如何流传发展等情况同样了如指掌。但他并未满足于此。这些术语多为匠人世代口传,随时都有失传的可能。王世襄通过严谨的科学方法,为上千条术语创立了专业的名词体系,使这些古代贤匠留下的知识精华,能够不断流传下去。
为表彰王世襄的杰出贡献,2003年,年届89岁高龄的他,从荷兰王子手中接过“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成为获得该项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
2009年11月,王世襄先生遽归道山。他独具创见的学术研究,也面临着成为“文化绝响”的危机。三联书店出版的14册《王世襄集》应运而生。全书包括《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说葫芦》、《明代鸽经清宫鸽谱》、《蟋蟀谱集成》、《中国画论研究》、《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合编本)、《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等10种经典著作,堪称王世襄作品的集大成者。《王世襄集》的编纂工作历时三年,并于去年正式出版。
如果说《王世襄集》是对大师学问成就的总结,《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则揭示了他成就背后的生活和思想的轨迹。田家青认为,与王世襄的学术成果一样,他的思想和精神正为当前社会所极其欠缺,也对克服现今一些弊病具有启示意义。“我决定把这些故事写下来,这不仅由于它们具有史料价值,也是由于它能留给我一份纪念。”他总结道。
“他一生都在致力展示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
南方日报:每当人们说起王世襄先生的生平,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京城第一大玩家”。在您看来,这一定位是有失偏颇的。但在您的笔下,同样写出了王世襄“好玩”的一面。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玩物”在他心中的分量?
田家青:王世襄先生被人称为“大玩家”由来已久,他本人也没有提出反驳。但我认为,如果仅仅认为他的学问都是“玩”出来的,这种理解诚然是非常不准确的。“玩”难免使人将它与随心所欲、轻松愉快联系在一起,但生活中的王先生讲究原则,对自我要求严谨至极。更重要的是,在王先生“玩”的背后,承载着他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感。无论是竹刻艺术、漆器艺术,还是观赏鸽,“玩”的目的都是要恢复一种快要失传的技艺。他意识到这一工作的紧迫性:如果再不对之加以研究,这种技艺就要失传,之后就很难再恢复了。对技艺的“恢复”,也不只是就事论事的记录和总结,他总以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来进行把握。在我看来,与其说他是“玩家”,不如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实践者。他一生都在致力展示和宣传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
南方日报:您在书中提及,王世襄先生善于与业界和社会的各种人士交往,心中却对不同的人有着明确的定位。他的待人接物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田家青:我与王世襄先生接触的最大收获就是学会“看人”。他看人并不是凭借社会的宣传,最关键是要看人做了什么实事,能看到点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同理,例如我在书中提到,王世襄先生认为,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才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奠基人,而不是梁思成。需要强调的是,我并无意否定梁思成先生的成就,他的成就也确实很高,但社会对他的评价和宣传往往掺杂了个人情感。朱启钤第一个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有全盘理解和规划,在其他领域也有开创性的贡献,梁思成也是得益于他的思想指导。如果各行各业都真正能像王先生一样客观评价人物的能力和贡献,就能真正发掘出那些鲜为人知的人才,为社会进步带来积极意义。
南方日报:您曾提出,王世襄先生有着一些为当代社会所欠缺的精神。与王先生为人处事的品格相比,您认为现代人身上失落了什么?从先生的身上最应重拾的又是什么?
田家青:我认为王世襄先生身上的可贵之处有这么几点。首先“少说多干”,再有就是“说到做到”。当前社会很明显的一个通病,就是“口惠而实不至”,气氛一起来说得头头是道,当面答应得痛快,但一回头,真要干了,事情就凉了。王先生奉行的原则恰恰是做实事,不务虚,没有谱的事不说,但一旦自己口头答应的事情、不管多小的事,都一定要办到。这样的故事有很多,他有时答应给朋友一本书或题写个书签,到了日子人家没来,他甚至会骑着车子亲自给人送去。这是为人诚信的一种体现。
其次就是任人唯贤,尤其在学术上,王先生决不含糊,而且从来不留情面。如果出版社的编辑来找王先生,征询一本书能不能出,王先生认为不够格就是不够格,绝对不说好话。即使像我与他的关系这样亲密,也是如此。所以我写《清代家具》完稿交给他看时,心里就特别忐忑,这本书花了我很长时间,但如果王先生觉得不行,绝对没有情面可言。人情是人情,事业是事业。
实际上,这是包括王世襄在内的老一辈学人所共有的优秀品质。比方说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她在北大担任博士生导师时,就对学生特别严格。一般,导师都会拼命维护自己的学生,但她就没让自己的一位学生拿到学位。尽管这位学生的学业并没有差得很多,与她之间的私交也很好。这种事情发生在现在更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很多行业都存在“糊弄”、“混”、“对付”的情况,王先生认真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更是我们要学习的。
南方日报:在王世襄先生百年华诞之际,我们作一个回眸和展望。您认为,大师的时代离我们远去了吗?未来是否还有出现这样一位大家的可能?
田家青:在王世襄先生去世时,社会上有许多人感慨,将来或许还会再出现一位钱钟书,但王世襄是再也不可能再有了。实际上,王先生是特别谦虚的一个人,他从来都没有给自己冠一个“家”。别人说他是收藏家,他却说:“你别说了,你再说,我就钻桌子底下去了。”其实,在他90岁的时候,就曾有记者采访他,将他与钱钟书并举。他当时就说了:“我怎么能跟钱钟书比?我的学问连人家的百分之一都没有。”反观现在这个时代,普遍欠缺谦虚精神,什么人都可以自称为“家”,“家”这个词也就贬值了。
除了谦虚,王先生还是很自律的一个人,到了晚年更是如此。确实有很有声望的“老专家”,由于缺乏社会监督或自满,做鉴定闹出了笑话。但王先生没有出过任何一件让大家觉得很别扭的事情。他深深明白,岁数大了,有些事情就不能做了,这恰恰是他没有“老化”的表现。他将自己的集子起名为《自珍集》,也就是“敝帚自珍”的意思。说到这里,我还想起有次他收藏艺术品的专场拍卖会,王先生倒是自己写了个致辞,谦虚地说他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值钱。其实从今天看来,他收藏的每一件东西,都有极高的艺术水准。这说明他的学术成就和修养,直到现在也没有过时。
前不久,仙游县举行国信国投·海富红木产业基金签约仪式,正式议定筹建总规模不低于100亿元的红木产业基金。基金的筹建、运营和发展以立足仙游、辐射省内、面向市场为宗旨,推动仙游打造红木产业高地。
据悉,该基金由国信国投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香港海富国际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福建三福古典家具有限公司、福建凯丰里古典家具有限公司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游县农信社共同发起设立。基金的管理人为国信国投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和香港海富国际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该基金将坚持产业基金市场化运作,突破投资区域范围、行业、资金规模等限制,设立各类子基金,为仙作工艺企业提供有力支持。除发起人出资外,基金还面向其他符合特定条件的机构或个人投资者募集资金。
近日,笔者在天津王兰庄集美家居卖场评选的年度销售榜公布张榜看到,香港壮达仕红木获得了集美年度销量冠军。
笔者在采访壮达仕负责人孙经理时了解到,壮达仕红木是在香港地区的百年老字号品牌,由于香港接触欧美文化较早,所以对红木家具的创新也相对较早,这次能获得年度销量冠军,大部分是靠壮达仕自己设计的欧式风格的红木家具,这些新型红木家具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既能赶上目前的潮流,又能显示其家具原材料的价值,为那些想买红木家具又不喜欢复古风格的客户提供了一个值得购买的款式,同时也为自己创造了商机。
据悉,去年四个季度中,壮达仕红木有两个季度拿到销售冠军,在年终评选中又以很大的优势拿到了冠军。
此前春节期间因为快递小哥休假,让不少人重新启动线下实体店“买买买”的模式,这让不少坚持在长假期正常营业的商家暗喜了一把。
与前几年电商巨头凭便捷实惠一直抢占上升势头不同,近一两年,在夹缝中生存多年的实体零售似乎重新开始焕发生机。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实体零售发展态势良好,重点监测的2700家典型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3个百分点。
在消费升级背景下,家居行业开始进入了线上线下的竞合时代。一方面,电商企业线下通过实体零售渠道全面布局,另一方面,随着新零售能量的全面爆发,传统零售企业纷纷借力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进行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线上成本越来越高
为什么越来越多家居企业开始关注“反攻线下”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线上的流量红利期已经过去,从线上获得新客户的成本越来越高。
久盛地板董事长张凯介绍说,在互联网发展得比较疯狂的早几年,线上的流量红利非常明显,而且这种红利往往在前期营造时,会慢慢在这几年产生递延效果,对一些前期发力的品牌在线上引流有很大帮助。但对近期才开始转入线上的企业来说,如今线上流量成本越来越高,以前说线下开店成本高,现在线上获得新客户的成本也不低。
“过去几年,对于很多家居企业都觉得不到线上搞一下、弄点低价产品在线上刷单就好像没有未来,可是,让很多家居企业感到困惑的是,这样大力发展线上业务却老在亏损。”企业战略和市场营销专家、华夏基石合伙人施炜说。
线上线下需要互补共生
对很多家居产品来说,目前线上创造的第三方体验环境还不够好。张凯认为,家居产品普遍存在三分产品、七分安装+服务状况,对售前、售中、售后服务的要求都非常高,线下基本可以提供这种服务和体验。
实际上,不少深耕线下的企业现在一样能取得好业绩,以欧派为例,其单一市场一年的营业收入超12亿元。即便是线上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线上线下共生的现象也十分普遍。
从最近一年天猫季度、月度销售排行榜看,每个品类排名前十的企业基本都是线下门店最多的,像TATA木门去年“双十一”成交额5亿多元,其线下门店有很多,并已形成非常好的对应关系。
前几年,很多企业迷恋互联网,觉得它会颠覆传统行业;今天,却有越来越多企业清晰认识到,线上线下各有局限,但也有各自的优势和价值。
线下不复旧模样
当然,如今的“反攻线下”,并不等于重复过去线下开店的简单模式,而是线上线下融合互动。如果没有数据驱动、用户导向的交互性,就算重回线下也未必能做好。
乐华集团副总经理严邦平表示,要实现线上线下同步丰收,一是要把产品做得更好,品牌最根本的是产品,企业应该设计和生产更多适合80后、90后喜好的产品。第二,要花大量精力去做好线上线下融合工作。
现在的消费者大体分成两类,一是传统消费者,他们基本上会在传统线下渠道消费,目前传统销售渠道还要进一步下沉,所以我们的网点会继续往三四线城市下沉。另外,现在的80后、90后消费者几乎都喜欢在线上消费,他们不大愿意到线下实体店购物,一些标准化产品坐在家里就可以购买和完成送货上门、安装等服务,整个闭环都要服务好。
对这部分消费者,我们在线上电商旗舰店和专卖店及O2O(从线上到线下)旗舰店都有在做,这样就能更好地满足这部分消费群体的需求。
还有一类消费者,他们希望从网上了解各种商品信息,进行初步筛选,当他们需要购买时,就会在实体店或看到实物,甚至有实际场景体验才决定买,要做好这部分消费者的服务,就需要“消费者在哪里,我们就服务到哪里”。
皮阿诺董事长马礼斌认为,原来说的线上到线下,或者从线下回到线上,不管是哪一种方式,无非都是要找一种如何跟消费者沟通的方式,让他们用更便捷的方式了解你的产品。
华美立家董事长、中陶投资董事长、华耐集团董事长贾锋则认为,发展线上业务重要意义是要充分挖掘顾客的需求,而不是去推销,也不是低价促销,“只有这样,才能提供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这才是最根本的营销之道。”
无需对消费者刻意引流
施炜提醒,无论线上还是线下,不要第一时间就对消费者进行人为引流,也不要试图改变顾客的消费习惯,也不要人为地把低价产品引到线上,这是没有意义的,顾客明明就在小区里,本来就习惯在零售店消费,你非要用低价产品把他弄到线上,这种做法并不长远,也不明智。“未来新零售业务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零售空间会无比大,哪个企业能真正走到顾客家里面,哪个企业能进入小区里,这叫掘流,而不是人为引流。”
尚品宅配总经理李嘉聪则认为,企业与消费者的接触应该是多维的,尚品宅配从早期的O2O模式,目前已升级到OAO模式(线下实体店和线上网店有机融合一体化的“双店”经营模式)。O2O是线上引流,线下成交,这可能还是粗暴的收割式成交,OAO是主张把线上客户引流到线下体验,可能有部分成交,线下转化率是30%,服务10个客户转化成30%、40%通过线下又回到线上,把线上客户变成粉丝“养”起来,“养”是要付出一定费用的,这样会让消费者虽然没有装修需求也会和我们互动,或者买完房子、装完家具还会产生互动,通过互动可以持续保持对品牌的忠诚度,原来的销售模式是放养,现在的模式是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