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各种红木的实际出材率\北京红木展、北京古典红木家具展8月与您相约

编者按：作为民族文化瑰宝，皇宫圈椅不仅在我国家具史上身份显赫，在世界家具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皇宫圈椅何以如此身价不菲？著名宫廷家具修复专家、太和木作创始人关毅一言以蔽之：因不断迎合主流社会的传统时尚使然。

一个时代的主流象征

:解读皇宫圈椅的精神品质

文/关毅编辑/蔡静琦图片提供/太和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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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毅，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紫禁城学会理事、北京市工商联收藏品行业商会副会长、北京世纪宣和中式古典家具技术研究院院长、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古旧文物家具修复项目负责人。主持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古旧文物家具修复，研究独辟蹊径，学术上屡见创新。

圈椅承载不同时代的精神需求

圈椅的历史要追溯到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重要时期，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士大夫阶层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的追求，导致魏晋时期凭几等家具的出现。唐代文化的融合和繁荣，让上流阶层更加青睐靠背舒适、器型优美和装饰华丽的家具，圈椅的雏形就此出现，也使凭几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宋代崇尚自然和礼制，使圈椅风格走向款式简洁与装饰隽秀，其搭脑与扶手一顺而下，谦恭内敛，椅圈和座面呈现天圆地方。

在崇尚质朴的明代，追求精神享受的文人参与了家具设计，用线条、留白和材质本色，彰显器型、韵味与工艺之美。靠背和扶手连在一起顺势而下，以托住人的肘部。依据人体脊椎弯度，把椅背设计出“S”型曲线；为了加大后背与靠背的接触面，椅背与座面形成100度倾角。这些更趋向舒适的创新设计，把圈椅推向巅峰。

皇宫圈椅堪为宫廷家具典范

清康熙年间，为了满足皇宫对家具等陈设与装饰器物的需求，清宫召集天下能工巧匠，设立了造办处。圈椅在皇室这个优越的文化殿堂里，发生了彰显贵族血脉的华丽蜕变，演变成为皇家御用的“皇宫圈椅”。

皇宫圈椅一改沿袭与继承明代传统的状态，保留圈椅原本体态秀丽、造型洗练、形象淳朴的“书卷气”的同时，为了显示皇权，追求华丽、威严和气派，在器型和韵味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线条和靠背更加平直，靠背与座面也更为垂直，座面下增加束腰，椅腿下端加入托泥。

皇宫圈椅化简素为厚重，以繁复为雍贵的创新，使圈椅的形制更加完善。在雍容华贵中透着儒雅，匠心雕琢中蕴涵书卷之气。皇宫圈椅以古人对艺术和自身之美的追求，成为宫廷家具的经典之作。

主流时尚，皇宫圈椅的灵魂源泉

皇宫圈椅之所以身份不菲，是因为它是宫廷文化的载体和象征，意义远超使用功能，可以说是创新赋予皇宫圈椅以灵魂。中国历来讲究器物载道，圈椅一路走来，独领风骚，成为不同时代的“宠儿”，最终花落皇室。缘于不断迎合主流社会的传统时尚，这种创新是值得推崇和追求的。在清代社会，时尚流行是以皇城为中心，从上而下、由内及外辐射。在时尚元素呈多元化的今天，皇宫圈椅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然而与清代相比，现代人的身高、体量都变高大了；家庭相对宫廷，在采光、装饰、陈设等视觉审美方面的需求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对当下的红木家具企业而言，需要准确把握这些变化，把创新渗透到设计与制作中。因为只有创新才是艺术，模仿只能是匠人。换个角度说，创新本身也是在酝酿着时尚潮流。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邓华

冯友兰在其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儒家创始人孔子重视名教，努力把各种社会事物规范化。致力于明式家具文化传承的中国红木家具形制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蒋奇平认为，代表中国古典家具巅峰成就的明式家具深受儒家哲学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明式家具的质地，形制规范、对称和谐等方面。

蒋奇平所研究的对象“四出头官帽椅”是明式家具中的代表之作。因其靠背最上端的横构件像明代官帽上的双翅，故而得名。该四出头官帽椅采用“黄花梨的接班者”:大叶黄花梨制作而成，此木色泽秀润，纹理变幻无穷，华贵中带有素雅之美。再加上其又具有质地坚硬胜于其他红木材质的特点，这就使官帽椅的各个零构件可采用较小的断面尺寸，就能够为制作出精密的榫卯提供力学保证。

诗人歌德曾说过：“美就是自然秘密规律的呈现，如果没有人去把这种规律揭示出来，它就永远是不可知的。以“四出头官帽椅”为代表的明式家具究竟蕴含了哪些儒家思想？站在古斯塔夫·艾克、杨耀、王世襄等“古典家具巨人们”的肩膀上，蒋奇平做了进一步阐述。

“君子如玉”的品格

儒家学说把君子的道德与玉的自然属性结合起来，提出君子的品德可以用玉的品格来衡量。孔子曰：“夫玉者，君子比德焉。”在《管子》(水地第三十九篇)中亦记载：“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

儒家对君子的要求是外带恭顺、内具坚韧、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光华内敛、不彰不显。由于玉的品质是与君子的品质最为近似，故古人对于玉石的应用、佩戴目的是时时警醒自己，做人品格应像玉石一样。

明代的儒学文化非常成熟，以首辅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深受皇帝重用。文人的审美直接影响了明朝大众的审美趋势。在优雅闲适的生活中，满腹诗书才艺的文人墨客需要寻找遣兴抒怀的载体:往往亲自参与家具的设计，这就使得以“黄花梨家具”为代表的明式家具拥有一种“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特征，从而当仁不让地成为一代文人的时尚载体。

视线回到位于北京方庄桥西的大叶黄花梨家居体验馆，这里摆放的家具，无论是图中的四出头官帽椅还是文人书房中的画案、玫瑰椅、餐桌等，都充分体现了上述所说的文人造物理念和物化精神。其中被称为“黄花梨替代者”的大叶黄花梨家具，深受红木爱好者青睐和推崇，大叶黄花梨赋予了家具质朴纯正、简洁明快的艺术禀性和清雅的君子气息。

大叶黄花梨明式家具这种“君子如玉”的品格主要体现在木材质地上:木材挺拔的纹理和温润如玉的触感，象征着君子高尚的品格。就图中这款四出头官帽椅的材质本身而言，椅子的色泽总体偏暖，颜色纯净、透亮，经过打磨、烫蜡之后，在视觉上呈现一种赏心悦目的暖色调，让人倍感亲切。与此同时，在椅子本色中透着大叶黄花梨自然的纹理，给人以灵活、无拘无束的美。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光素技巧，并不过多雕饰，以此来突出大叶黄花梨木制纹路的自然美感，给人静而不喧的感受，从而充分体现出了明式家具的古朴风韵。

事实上，大叶黄花梨家具材质的美不仅体现在视觉上，更是浸透在触觉与嗅觉等多个方面。据介绍，木材初开锯解，清香扑鼻，制成家具放在室中，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释放出一种香气，这种香味既不刺鼻也不浓郁，淡淡地宛如文人的温文尔雅，给其拥有者一种高品位的嗅觉享受。“君子无故，玉不离身。”一位将自己办公室、书房、餐厅、卧室全部换成大叶黄花梨家具的红木爱好者如此感慨。

“文”与“质”的完美统一

“文艺范儿”十足的明式家具不仅具有君子如玉的品格，而且更是文与质的完美统一。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所谓“文”是指文饰、文采。“质”是指物质材料本身的自然结构和质地。在这句话里孔子主张不偏不倚，扬弃“文胜质”“质胜文”两种片面倾向，做到文与质完美统一。运用在明式家具设计制作中，即是追求实用与审美的统一。

蒋奇平说，在明式家具制作中，“质”对应器物的使用功能。图中大叶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高于一般椅子，限定了人的坐姿，椅子的靠板在90度的基础上略微靠后，双腿平放坐上去自然倚靠，减少了脊柱的负力感。当人坐上去后不得不挺直腰板，但靠背的适度弯曲，又使得坐者不感到腰酸背痛，达到了古人坐有坐相的礼制要求。尤其是为官者坐在椅中，更能显现其人挺拔的精神气质，而不易使之萎靡不振。

“文”对应器物的外在形式美。图中大叶黄花梨官帽椅，其造型浑厚洗练，线条流畅，比例处理得当，且局部的装饰雕刻精致到位，使整体简洁不简陋，形成高雅、稳重大方的品质，表现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

“文与质完美统一”所呈现出的家具“色浆亮”尤惹人喜爱。只见此椅表层出现一层类似半透明的琥珀色，让人摸上去如美玉般润滑，忘却了木材坚硬的本质，仿佛是触摸到了新生婴儿皮肤，依恋之情顿然而生。

修身养性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也对明式家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蒋奇平认为，“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中庸思想具体物化在明式家具上就是对“中和之美”的追求，表现为对称、和谐，曲线柔和。

综观图中这款大叶黄花梨材质的四出头官帽椅，只见其整体的造型以素圆棍的横、竖直线与四平方正的座面结合，采用中轴对称形式，靠背板、坐面、券口牙子、踏腿档均处于一条中轴线上，其他部件均以这条中轴线为准，呈水平对称，而且背板与“鹅脖”的弯曲尺度正好相反、形成对比，丰富了造型及其内涵。

据蒋奇平介绍，为了达到靠背背板最大弧度，蔚林木业的工匠们在形制工艺上不惜剖割大料而使之适形，也正因如此，才能把构件造得如此柔婉，竟为坚硬的大叶黄花梨赋予了弹性感。使得背板与“鹅脖”的弯曲在平易中稍见变化。点、线、面、粗细的对比，不仅传达出中庸、含蓄的文化特性，而且还体现了儒家“中和”及“温柔敦厚”的思想，蒋奇平认为，这里讲的“中庸”并非现代人所普遍理解的中立、平庸，拥有官帽椅，重在修养人性，尤其是面对当今这繁杂喧嚣的社会。

收藏家马未都谈到古典家具时指出：“中国古人在精神层面的不懈追求下，将家具设计得日臻完美。先考虑精神，后考虑物质，让中国家具在世界家具史上独树一帜。”在蒋奇平看来，这就是明式家具高于其他器物的地方。他坦言，独家经营大叶黄花梨的蔚林木业在今后的家具制作中，将进一步吸收儒家思想的精华，力争使明式家具形制艺术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