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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家具在中国古代家具嬗变研究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源于唐、五代时期的家具，变于宋代的社会背景、思想文化。

宋代家具研究

宋代家具发展的社会背景

文/邵晓峰编辑/许锡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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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晓锋，南京林业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与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收藏家协会古典家具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南京市青年美术家协会主席，多年潜心研究宋代家具，取得一系列成果，被业界誉为“宋代家具研究第一人”。

核心提示>>>

正是由于宋人尊崇自然，倡导秩序，讲究简炼，提倡节简，追求规范，这些观念体现在家具上就使之呈现出一种隽秀之美，这时候的文人家具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

宋代士大夫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

纵观宋代历史，虽然一个“弱”字足以概括它的对外军事与政治表现，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化丰富多元，尤其是士大夫文化发达，对后世影响极大。中国历史进入宋代以后，唐代盛行的“佛道相伴，胡华并举”的国际性文化逐渐被消化吸收为偏于本土性的多种文化的表现，其中主要是士大夫文化和市民文化，这两股文化相互排斥与影响，进而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宋代文化，并具有生活化、世俗化、精致化、典雅化的倾向。

多数宋代统治者深知文化的重要性。例如，宋太祖赵匡胤虽为行伍出身，却重视文化艺术，懂得文治的意义，而被后人广为引用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即出于宋真宗赵恒的《劝学诗》。在这种背景下，宋代皇室中涌现出了不少文人、画家和书法高手。宋朝对文人的礼遇既超越前代，又足为后世楷模。据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专家张希清统计，北宋共开科69次，取进士19281人，其他诸科16331人，包括特奏名及史料缺载者，取士总数约为61000人，平均每年约360人，而唐代每年才20～30人，最多的开元天宝年间也才60余人，有限的名额中还有一部分为权贵占夺，公平竞争很难实现。宋代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种不合理情况，通过增设封弥、糊名、誊录等相关制度尽量实现机会均等而使文人公平竞争，庶族求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布衣入仕的人数与比例大增。例如，宋代名相中，赵普、寇准、范仲淹和王安石等人均出于寒门，但他们这一类人却成为宋代文官政府的核心力量。政治地位与待遇的提高，使得广大文人争相报效朝廷与社会，从而在文化艺术上使宋代达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为此，钱钟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

除了士大夫文化的昌盛，宋代科学技术也领先于世界。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为此曾说，谈到11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而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与科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宋代官方手工业管理机构庞大，当时的工部“掌金银犀玉工巧及采绘装钿之饰”，重要工种达42种。所以，这一时期手工业的发达为宋代商业的繁荣提供了坚实保障。此时的城市经济繁荣，贸易活动突破了以前坊与市、昼与夜的限制，这些在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宋吴自牧《梦粱录》等笔记中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作为手工业综合性水平代表的建筑业也获得了大发展，使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当时高水平的建筑层出不穷，并有了对当时建筑实践进行总结的著作。例如，北宋初期的名匠喻皓就著有《木经》，《五杂俎》中誉他为“工巧盖世”，“宋三百年，一人耳”。欧阳修《归田录》说其著有《木经》三卷行于世。还说喻皓有一女，年十岁，每卧则交手于胸为结构状，如此逾年，撰成《木经》三卷。但《木经》今已失传。北宋官方推出的建筑技术与施工标准规范用书:李诫《营造法式》更是对当时及以后的建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的小木作部分，对于家具研究而言，也值得借鉴。

宋代工艺美术审美风格的形成

宋代的书法、绘画以及文人画理论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影响。而且，此时工艺美术所获得的业绩与地位也是举世瞩目的。总的来说，宋代工艺美术具有典雅平正的艺术风格，其家具、陶瓷、漆器、染织多造型古雅、色彩纯净，并且内敛天真，不事雕琢，以质朴取胜，给人清淡雅致之感。其中，以宋代瓷器的简雅之美影响最大，它既是中国瓷器长期进步的结果，也是宋代特有环境的产物。譬如，以低贱模仿高贵，以材质低廉的器物模仿材质珍贵的器物是工艺美术史上的一般规律，但是一些宋瓷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有的瓷器在造型上就模仿竹篓等普通百姓使用的日用品，这显然是宋代文人趣味的作用，这种审美趣味甚至一直流传到今天。和宋瓷相似，宋代漆器也朴实无华，多以生活器皿为主，简洁优美，并流行单色漆，颜色以黑色居多，紫色次之，朱红色又次之，但多无纹饰。也许正是在瓷器的影响下，它去掉了多余装饰，只以匀称的造型、舒适的比例、润泽的表面产生含蓄之美。宋代之前，漆器大多讲究彩绘、镶嵌与雕饰；到了宋代，漆器风格一转，以讲究线形与比例的素器取胜。宋代漆器凝炼的造型也会让人自然想起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理念中的“少就是多”，而且比较一下宋代漆器和后来日本现代漆器，会发现后者和前者在理念与风格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另外，宋代服饰也趋于简洁化和儒雅化，这不但是对唐代开放、热烈、雍容、华美的服饰风尚的一种革新，而且对后世(尤其是明代)的服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有深刻影响。和唐朝服饰相比，宋代服装显得简朴适意，休闲自在。

当然，以上这些宋代工艺美术审美风格的形成源于一定的时代语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政府的倡导。

与其他的统治者相比，宋代帝王们大多数提倡简朴。以修建陵墓为例，历史上的许多皇帝很早就开始给自己修墓，如秦始皇十三岁登基后就给自己修坟；康熙八岁继位不久就给自己建陵。通常是皇帝不死，皇陵工程不能竣工。这样下来，陵墓之奢华可想而知。而宋朝则规定皇帝身前不能建造陵墓，皇帝死后，仅有七个月时间建造陵墓，因此宋代皇陵之简朴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和汉唐那种以山为陵的气派根本无法相比。宋朝政府还颁布一系列政策来倡导俭朴。如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真宗下诏：“宫殿苑囿，下至皇亲、臣庶第宅，勿以五彩为饰。”天圣七年(公元1027年)，仁宗下诏：“士庶、僧道无得以朱漆饰床榻。九年，禁京城造朱红器皿。”

也有不少宋代名臣推崇俭朴的重要性，如程颐建议皇帝“服用器玩，皆须质朴，一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于目。”苏轼也认为，禁止奢侈应从后宫始，他说：“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司马光甚至认为要想上下风俗清明，仍必须依赖于法律的执行，他说：“内自妃嫔，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丽之物夸眩相高，及贡献赂遗以求悦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毁其物于四达之衢。”高锡也执此种看法，他在《劝农论》中说，只有如此，“则奇伎淫巧，浮薄浇诡，业专于是者尽息矣。”当然，即使有政府的大力提倡，也不排除有些人，甚至包括统治者，继续沉浸于奢侈的享受而不能自拔，这又另作别论。

其二，简淡的文人审美观。

宋代文人在审美上讲究简与淡。欧阳修与梅尧臣最先提倡“古淡”和“平淡”，欧阳修有诗曰：“世好竞辛咸，古味殊淡泊。”“词严意正质非俚，古味虽淡醇不薄。”梅尧臣也有诗曰：“做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中作渊明诗，平淡可比伦。”“因吟适性情，稍欲到平淡。”苏轼在艺术审美上也认为应当“发纤稚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一思想在他的文人画理论中格外突出，被后人奉为楷模。特别是宋朝偏安江南后，南宋园林凭借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与诗词书画相结合，强调意境深长，进一步崇尚简洁疏朗的审美格调。

正是由于宋人尊崇自然，倡导秩序，讲究简炼，提倡节简，追求规范，这些观念体现在家具上就使之呈现出一种隽秀之美，这时候的文人家具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而即使是当时的佛教家具也表现出类似的审美追求，如以天工质朴为美，可见于南宋佚名《萧翼赚兰亭图》中的四出头扶手椅，它以树枝与藤条制作，古朴苍然，是当时僧侣参禅打坐的坐具，后世也称之为禅椅。

简淡的文人审美观还派生出宋代文人对自由适意、灵活便捷的追求与风尚。这一时期，家具名称与功能的对应逐渐趋于细致和明确，并且在一次次的分化中使品种不断增加与完备。不过，变化中一个较为恒定的原则是室内空间与陈设的自由与灵活，并与诗、词和画意相结合，家具在室内的布置上有了一定格局，大体上有对称和不对称式。例如，书房与卧室的布局通常采用不对称式，这也为以后(如明清时期)的文人居室设计奠定了基础。而且，进入日常生活的高型家具也多保持着便于移动的特性，比如椅子和桌子即是如此，胡床和交椅更是如此。这些室内与家具设计的观念在无形中又促进了宋代文人审美观的发展。

其三，建筑的影响。

宋代大兴土木，建筑事业的发展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前代，建筑的繁荣和其他工艺美术的进步与相互促进密不可分。《营造法式》中所强调的标准化、模数化思想在当时的建筑中产生了重要作用，也自然会对其它的实用艺术产生影响。另外，《易·传》提出“守中”，“中”也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儒家将之发展成为“中庸”，建筑家将它开拓为“轴对称”，而这一思想运用到建筑中的家具上便在宋代形成了各种矩形造型、趋于方正的框架结构家具。总的看来，宋代家具在框架结构、收分与侧脚、束腰造型、椅子搭脑、栌斗形式与等级性、理性美、多样性等诸多方面与宋代建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宋代家具结构、造型等因素的变化又反过来促进了宋代室内设计乃至建筑设计的变革。

其四，金石学的影响。

宋代的文人们在热衷于研究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具之余，还迷恋上了收藏古代器物。宋代之前，古物收藏多是帝王之事，但至宋代，收藏金石的风气开始流行于文人之中，一些昔日不可亲近的庙堂重器被引入书斋，有些成了赏玩的陈设。金石学在宋代兴起，发展不及百年就已相当兴盛，这使得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现“收藏热”的时代。审美上的“好古”也使得宋代的许多工艺美术(特别是文人喜好的工艺美术)超出了一味地描金画银、嵌珠缀玉，以及对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富占有的炫示，而能达到较高的审美精神层面，对古代的审美思想作积极体悟，所以，天工、清新、古朴、质拙的审美境界成为当时许多文人的自觉追求。

总之，宋代的时代环境为这一时期的家具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也为家具从其它工艺美术门类中汲取营养，创造出自己的审美特征提供了多种可能。

如今，红木生产企业的日子难过，可有比他们日子更难过的是零售卖场。退租、减租以及为此造成的诉讼官司比比皆是，这是历史上少有的现象，一场“撤店潮”正从一线城市开始蔓延，尤以综合性大卖场为甚。

“2015中国红木市场现状、趋势与突破策略暨移动营销交流会”现场互动热烈

“不走货”想必是商家撤店的直接原因，如果说以前不出货还能挺得住，那么，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不开一单就彻底冲垮了人的底线，不挣钱便罢了，还要承担百十万租金，算了算，不撤咋办?

为什么“不走货”?原因是多重的，有宏观经济上的，有反腐倡廉上的，也有房地产不景气上的，但供大于求是个关键因素。这“供大于求”，一方面是市场上红木家具囤货库存量远远大于需求量，另一方面则是野蛮生长的零售卖场数量超过了市场饱和度，更稀释分流了红木家具的终端消费群体，加上材料成本的提高，使市场上已经是自用家具占主体的消费者力不从心。

一线红木家具综合卖场的部分店铺关门撤店

“撤店”现象不仅发生在全国一线城市，在红木家具产区的专业卖场也早有显现，且境况不容乐观。其原因依然是供大于求，但与一线卖场有所不同的是，产区大卖场还多了一条最为致命的因素：“面子”。对!“面子”工程，你大我也大，你豪华我更豪华，这种大跃进式的争面子工程在各地不乏实例，其立项动机，一则是高估了红木家具市场的前景，二则来自于内心强烈的“争霸”欲望，反常的建设项目，在2014年尝到了市场的苦果，当属必然。

当然，并非所有零售卖场都是如此，如北京的劲飞红木第一楼、红博馆、红木街，济南的富雅红木楼，还有中山的盈联汇、红博城，东阳的东阳红木家具市场等等一大批老牌和新建的专业卖场景况依然平稳，原因还在于它们的品牌“特色”，在于“营销”的软件功夫上。

话题从“卖场”转回到“撤店”上来。在深圳时，一位红木企业老板告诉笔者：他将外面所有的门市店全部撤回，只做工厂生意了，依他自身销售数据分析，几年来真正通过门市店铺引来的单子微乎其微，大多数的订单，尤其是大单子全是在工厂里做成的，而且翻翻这些单子又基本都是多年的老客户、回头客所定。此倒让我们的生产企业开始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营销策略了。

新市场格局下，究竟如何突破困境?

显然，依赖于传统实体店铺来实现销售目标的策略已难尽人意，市场已经到了逼迫我们必须“创新营销”的时候了。什么是“创新营销”?以最经济的成本，以最直接的渠道，以最新颖的思路，以最高端的科技，以最智力的团队，以最精准的定位，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移动营销”即是其中最为先进有效的一种综合性营销体系。2015年4月20日在京举办的一场“2015中国红木市场现状、趋势与突破策略暨移动营销交流会”上，由北京木成金营销顾问有限公司推出的，红木家具移动营销体系让在场所有的红木企业家茅塞顿开，纷纷加盟就是最好的例证。

看样子，这“撤店潮”并非是件坏事，若没它，我们又怎能有功夫静下神来思考新的营销突破策略呢?又怎能耐下心来去关注那些似乎与我们无关的科技成果呢?又怎能让这个曾经过热的市场降降温，使真相浮出水面来呢?(高郡强/文刘珂、朱方刚/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