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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家具游览地图之［日本正仓院国立博物馆］

正仓院中的唐风家具

文、图/陈诗宇

博物馆名片

日本奈良东大寺内的正仓院，建于公元八世纪中期的奈良时代，是用来保管寺内财宝的仓库。收藏有服饰、家具、乐器、玩具、兵器等各式各样的宝物，总数约达9000件之多，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中国、朝鲜等国，最远有来自波斯的宝物。有一种说法甚至认为，“正仓院是丝绸之路的终点”。

核心提示：1、屏风是席居时代最重要的室内陈设之一，正仓院曾入藏的家具中，屏风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种。

2、日本人长期以来惯于席居，所以古时一般家庭并无床椅，但正仓院中也很难得地保存了数件床榻类家具。

奈良东大寺(图1)为日本华严宗大本山，是日本最重要的佛教寺庙之一。奈良朝天平时代灾疫不断，皇室便积极推动佛教以稳定社会。公元741年，圣武天皇下诏，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仿制唐式修建宏大的东大寺。公元1180年东大寺遭兵火烧毁后，南宋工匠陈和卿应日僧重源之邀主持重建。陈和卿为闽浙人士，所以东大寺重建样式宋代福建风格浓郁，被称为“大佛样”。而后虽又屡重建修缮，但依然保持其基本做法。

东大寺大殿西北为正仓院(图2)，始建于702年，是东大寺保管宝物的敕封库。其构造为校仓法，即干栏井干式，是日本最早最大的校仓造建筑。屋顶四阿式，面宽33米，进深9米，四墙以三角形切面木材横叠而成井字形，屋基高高架起，离地面3米高。仓内从左往右依次分为北仓、中仓、南仓。

天平胜宝八岁(奈良时代孝谦天皇年号，即公元756年)，圣武天皇驾崩，光明皇后将其生前常用喜爱之物以及大佛开光仪式时的佛具、器物分五批捐赠给了东大寺，珍藏在正仓院中。此后，又陆续有各种宝物和信徒捐献物收入。这些收藏品数量大，种类多，各种衣物、乐器、家具、兵器、佛具等各种宝物约9000多件。除了本地制造，还有不少是从唐朝以及亚洲各地输入品，约有1000多种，因为良好的保存环境和严格的保护制度，使我们在千百年之后还可见到这些传世的唐代珍品，这是世界上其它地方绝无仅有的情况。

明治时代，整个正仓院包括其宝物从东大寺单独划出，由皇室保管，后被作为国家财产由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管理。1953年、1963年又在旧库西南新建两幢钢筋水泥新仓库，文物大多被移入新仓保管，依然延续原本的三仓位置摆放以方便管理。正仓院平时不开放，其宝物常人难得一见。宝库严守古来入秋曝凉之传统，于每年秋天进行开仓仪式，开封、检点、调查、晾晒和修复。1946年以来，为向广大民众和世界学者展示这些8世纪瑰宝，宫内厅开始借每年的秋曝，取出数十至上百件宝物，在奈良国立博物馆举办一年一度的秋季“正仓院展”，为期仅两周，使得古代神秘罕见的内府御用宝物，得以公开。每次选择的展品，均有数件从未面世之精品，所以每逢正仓院展，日本以及世界各地人们纷纷蜂拥而至观摩。

正仓院部分唐风家具

正仓院宝物中，家具是一大宗，其中有很大比例是圣武天皇宫中御物(图3)，奈良天平时代正值日本大规模汉化时期，这些家具的来源，或随遣唐使输入，或从新罗辗转而来，或由渡海归化唐人工匠制作，或由日本工匠仿制，与唐代样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种类包括屏风、几案、床榻、椅、双陆局、棋局、箱柜等等，几乎涉及了唐代家具的所有种类，我们可以借此一窥盛唐风貌。

鸟毛立女屏风

屏风是席居时代最重要的室内陈设之一，正仓院曾入藏的家具中，屏风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种。光明皇后向东大寺施舍宝物的名录《东大寺献物账》之《国家珍宝帐》中，记录了施入御屏风一百叠的情况，其中有“画屏风廿一叠、鸟毛屏风三叠、鸟画屏风一叠、夹缬六十五叠、臈缬十叠。”此后又陆续施入屏风三叠二十四扇，为欧阳询、王羲之等真迹书法屏风。

这些屏风画面题材很丰富，不少与中国有关，据《东大寺献物账》的记录，大体可分为山水、宫室、人物、草木、鸟兽几大类，其中有古样山水画、大唐勤政楼前观乐图、大唐古样宫殿画、骑猎图、古人画、立女图、夜游、舞马、驎鹿草木、鸟木石、鹰鹤等名目。材质则有绘画、鸟毛贴画、夹缬、臈缬等。圣武天皇在身边摆设大唐勤政楼前观乐图屏风与国图屏风，加上体现治国理念的格言书法屏风，应是欲以年轻时的玄宗为榜样，激励自己施行德政。

这百余叠屏风在后世陆续出库，使用和损耗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如弘仁五年便出藏三十二叠。经过一千两百余年的星霜，至今仍保存四十余扇。完整屏风仅有三叠十八扇，即著名的鸟毛立女屏风(图4)、鸟毛篆书屏风和鸟毛贴成文书屏风，其他还有若干不成组的夹缬屏风和臈缬屏风，均保存在北仓阶下的“北棚”中。

观察现存的屏风可知，其画面、构造形态为典型唐前中期样式，与近几十年来西安京畿一带、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大量唐墓屏风画也多可对应。唐墓屏风画仅可见画面信息，而具体构造则可从正仓院实物中得见一斑。如闻名于世的“鸟毛立女屏风”，《国家珍宝帐》中有入藏时的描述：“鸟毛立女屏风六扇，高四尺六寸、广一尺九寸一分，绯纱缘，以木板作斑竹帖，黑漆钉，碧絁背，绯夹缬接扇，揩布袋。”“帖”即框木，用木材加工成斑竹状的框，每扇边框周缘以绯红色纱装裱。屏风背面的芯木与缘框用铁钉连接固定，缘框髹黑漆，并用黑漆钉固定芯木的纵材和横材以及底布。六扇屏风以绯色夹缬接合，称为接扇。屏风背面则用碧色丝绸托裱。

“鸟毛立女屏风”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上的屏风画(图5)，为树下美人六曲屏样式，前三扇仕女立于树下，后三扇仕女坐于树下石上，姿态各异，蛾眉细目，体态丰腴，樱嘴点红，面施假靥花钿，仕女的衣服部位曾经覆盖有不同色彩的鸟羽，但基本均已脱落，仅余线条。相同布局的屏风画和仕女造型，在开元二十五年的武惠妃敬陵、开元后期西安南里王村韦曲韦氏墓等多处可以看到，几无二致，是典型开元末天宝初的流行。此屏风内发现天平胜宝四年(公元752年)文书衬纸，说明其制作时间距唐开元末(公元742年前后)很可能不足十年，流行如此契合，可见当时中日交流之频繁。

挟轼与多足几

正仓院北仓阶下“南棚”有“紫檀木画挟轼”(图6)一件。高33.5厘米，长111.5厘米，宽13.6厘米。以长条形柿木为几面(天板)，上贴紫檀薄板，两端贴楠木板。两端各有二足，中段细窄处套以三层象牙圈。足下基座以及四周镶金嵌银，描绘花叶、卷草、蝴蝶，做工细致考究，并附有一条与尺寸相合的白罗褥，是圣武天皇生前喜爱之物。《国家珍宝帐》中录有“紫檀木画挟轼一枚”，其下注“着白罗褥”，便指此件。另外中仓也藏有一件“漆挟轼”(图7)，形制与之相似，唯无华丽之饰。

所谓“挟轼”，即古人所称“凭轼”，又可称为夹膝、凭几、隐几、伏几。几面平直，下置二足，盘坐于榻上或席上时，可以放置身前凭靠憩息，或置于身侧随意侧倚，可称得上是席居时代又一类重要家具。波士顿美术馆所藏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图8)之陈宣帝，与北京故宫[微博]《步辇图》中坐在小辇上的唐太宗，身前均置此物伏靠。阎立本《北齐校书图》中侍女手中所持的一件和床榻上一位学士身侧所凭靠的，也是同式。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一件“琴几”(图9)，虽非凭几，但其造型却和正仓院挟轼几乎一致，同为两端各二足型，其上也有彩绘花鸟装饰。

身前放置的几案类家具，除了为方便凭靠的凭几，还有可置物的栅足案，正仓院保存有二十四张统称为“多足机”的条案，便是此类。其足数目有十八足、二十二足直至三十六足八种。如中仓所藏的一件“二十八足几”(图10、图11)，案面平直，纵54厘米，横104.5厘米，栅形直足，两侧各十四足，高98.5厘米。素木不髹漆，以白、浅绿、丹、苏方等色描绘纹样。另有一件“黑漆十八足几”(图12)，则髹黑漆不加饰。此类几案矮者可如五代卫贤《高士图》中所绘置于榻上，高者便可如敦煌莫高窟众多维摩诘经变图中所示，放置在床榻或禅椅前方使用，还可充当供台。

胡床和御床

日本人长期以来惯于席居，所以古时一般家庭并无床椅，但正仓院中也很难得地保存了数件床榻类家具。北仓阶上中央存放有“御床”(图13)两张，长237厘米，宽119厘米，高38.5厘米，造型为简易的四足案形结体矮床，表面有铅粉刷饰痕迹，并附有叠(垫席)、褥残片若干，覆(被)一条。为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御用具，即《国家珍宝帐》最后所列：“御床二张，并涂胡粉，具黑地锦端叠、褐色地锦褥各一张，广长亘两床，绿絁袷覆一条。”

唐代是低型家具与高足家具并存过渡的时期，人们日常起居大多是在各种床榻上进行。从敦煌壁画和唐代墓葬壁画中所显示，这种四足矮床在唐代使用十分普遍，除了充当卧具外，也可充当一般坐具，或盘腿、跪坐其上，或垂足坐于其沿，或置于大床(桌)两侧供并排宴会使用。

更为珍贵的是在南仓中保存的一把“赤漆欟木胡床”(图14)，虽称“胡床”，实为椅子，日本沿用唐代旧习，将一切坐卧具通称为床，而把西方传入的椅子称为“胡床”(其概念并非我国一般所指交椅)，唐人则称之为“倚床”、“绳床”。造型大体可分为弓背搭脑扶手和直背搭脑扶手两类。正仓院所藏即后者，靠背高48.5厘米，椅座高42厘米，宽78.4厘米，深70厘米。表面朱漆涂饰，四足及转角、端头处有铜质箔板包角，两侧扶手在前后腿之上各立短柱，柱首宝珠状如勾阑望柱。搭脑平直，两端出头。面屉宽而深，为藤材编成，人坐其上，广可容膝，类似后世所称禅椅。敦煌北朝壁画中便已出现禅椅，中唐以后越发普遍。敦晚唐138窟壁画中，还恰好同时出现了四足床与禅椅数张，僧人盘坐其上。正仓院此例为圣武天皇仪式用具，与前举二十八足几配套使用。

双六局、棋局与牙床座

正仓院中还保存了一些精巧的博戏用具，构造和唐代一般壸门小榻接近，也可属家具范畴。其中有双六局、棋局等八具。“双六”即双陆，是魏晋以来流行的一种古老棋艺，唐宋非常盛行，奈良朝也传入日本。正仓院所藏双六局有五具，材质有紫檀、榧、沉香木等，中仓所藏“紫檀木画双六局”(图15)和北仓下阶北棚藏“木画紫檀双六局”(图16-20)最为精致，后者为《国家珍宝帐》登记品，是圣武天皇生御用具。

此双六局长54.2厘米，宽31厘米，高16.7厘米，盘面长方形，贴紫檀木，东西两边之中有月牙形之“门”各一，左右列十二花眼，南北各有一花眼，均以象牙镶嵌而成。盘座为黄杨木质，四周用象牙、染绿鹿角、黄杨木、黑檀、紫檀等镶嵌出华丽的彩色缠枝花鸟，即所谓“木画”。座东西两侧各有两个壸门，南北侧各一壸门，为盛唐床榻座类家具所流行的壸门造型之一。此外，还附有各色双六子、骰子、双六筒、双六子箱、漆缘籧篨龛(漆边藤条双六箱)等配件。中仓所藏紫檀双六局与之类似，唯盘面南北无花眼。其余几件双六局，如中仓一件“榧双六局”(图21)，则多不如前举两件华丽精致。

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墓，曾出土一件镶嵌螺钿木双陆局，其形制与正仓院所藏者相仿，壸门造型一致，也用螺钿镶嵌出月牙门和花眼以及花鸟装饰。传唐周昉所绘《内人双陆图》中则有唐代宫廷女子游戏双陆的场景，因仕女坐于凳上，所以该双陆局还用了两层壸门床座抬高之。

正仓院所藏棋局，造型多与双六局类似，棋盘之下有壸门座承接，不同之处在于棋局为方形，所以四周各有两个壸门。如中仓的“桑木木画棋局”(图22)，桑木质，边长52厘米，高15.5厘米。盘面上面嵌有纵横19条象牙质的细纹，并设有9个象牙芯、紫檀边的花眼，棋盘四围则有螺钿黄牙装饰。壸门床脚上还用泥金描绘出了木纹彩绘。其形态与新疆阿斯塔纳出土的木棋盘、河南隋张盛墓出土的白瓷围棋盘类似。新疆阿斯塔纳出土唐代绢画和敦煌壁画中也有弈棋形象。

北仓的“木画紫檀棋局”(图23-25)，更为精巧称绝，是正仓院家具中闻名遐迩的名品。棋局表面贴以紫檀片，嵌以象牙罫线，纵横各19道，又镶嵌有精致的花眼17个。边侧四面各界四格，其中用染色象牙镶嵌雉雁狮象驼鹿及胡人骑射、牵驼等形象，华丽细致。对局之两侧各设有备金环的抽屉各一，中有机关，一方启闭，对方亦如之。内有木雕鳖形龟形各一，背容棋子，颇形巧妙。棋子玉质上绘有鸟形，制作精良。抽屉之下便是上沿作花牙子、下有托泥的壸门床座。

此物也是圣武天皇御物，其工艺精良，一般认为出自唐土巧匠之手。在《国家珍宝帐》中形容其：“木画紫檀棊局一具，牙界花形眼，牙床脚，局两边著环，局内藏纳棊子龟形器，纳金银龟甲龛。”敦煌文献中多有“牙脚”、“牙床”之称，此局下连花牙子壸门座称为“牙床脚”，也正与唐代称谓相符。

“牙床”式壸门座(图26)在唐代家具中运用十分广泛，在唐代绘画和出土模型中很常见，除了一般的床、榻和置物台，一般的箱、柜等器具，其下大多连带一个床座。除了以上所举，正仓院中还藏有大量箱柜笼类器具，多做如此造型，如紫檀木画双六局所配的一件“漆缘籧篨龛”(图27)，箱盖盝顶，通身以细密竹篾编成，缘涂黑漆，下连牙床座，形态和苏州虎丘出土的五代经箱相似。还有若干称为“献物台”(图28)的木几，为一般唐式置物小床，有长方、正方、六角等多种，也多为牙床造型，上可放置盒、箱或一般物品。另有一类称为“唐柜”的木柜，为数不少，下有四足，则与唐代出土的三彩柜造型相似。2011年第63回正仓院展所展出的碧地金银绘箱(图29)、柿橱子(图30)、密陀绘云兔形赤漆唐柜(图31)便是其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