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才是红木家具的灵魂\福州海关破获特大红木走私案：案值7000多万

□□卢晓梦

中国具有丰富而悠久的文化底蕴，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较具系统性、延续性、影响较深远的文明。这种文明在明清两朝表现为传统红木家具、红木小件和红木装饰构件的空前发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红木文化。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红木家具作为高档家具的代名词，逐渐成为众多富有家庭的标识，红木家具制造业也随之兴旺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所要关注的不只是几件古董红木家具，也不只是它们的市场价值，而应用立体的视角去关注和研究这种文化现象及其历史本源和文化内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适应时代节奏，在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出新。

红木家具美在材、工、韵

我国的红木家具始于明代，在经历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激烈碰撞、相互融合的时期之后，人们对红木文化、红木制品依然情有独钟。直到今天，仍有大量的古代明清红木家具、红木挂件、红木工艺品存留于世，供人们研究欣赏，还有大量企业去复制、改造传统红木制品。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红木文化、红木家具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一是良材。红木家具自明代出现以来，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它们质地坚硬、色彩深沉、纹理华丽，具有很强的耐久性。中国人普遍重视“良材美器”，在家具市场上，一件家具的价值主要由材质决定，材质占到家具价值的80%至90%。明代红木家具的突出特点同样也表现在充分利用木材的纹理优势，发挥红木材料本身的自然美，在经过打磨和长期使用后，木质会溢出包浆，在表面形成光泽，显示出与众不同的高贵。

此外，明代红木家具用材多数为黄花梨、紫檀木等，这种高级硬木，因为具有色调合理的自然之美，起先只供宫廷应用，后来大量输入，流入民间。黄花梨是明代郑和下西洋时的舶来品，紫檀木则来源于海南岛。至清代中期，两者来源匮乏，逐渐以酸枝来替代。由于该类木材的心材带紫红色，在江浙以北地方习惯称为红木。随后，凡选用紫檀、酸枝、花梨、乌木、鸡翅木为木材统称为红木，红木的名称随后在全国流传。这类木材具有相似的物理和化学特征，材质一般比较硬重、强度高、耐腐、抗虫、胶黏性良。正是因为材质所具有的长期存留条件，才使得工匠们在制作时，除了精工细作以外，不加漆饰，不作大面积装饰，充分发挥、利用木材本身的色调的特长，形成特有的审美趣味，使红木家具与众不同。

二是工巧。好材必求好工，以“工巧”为美，这也是红木家具的另一个鲜明特征。“工”“巧”二字，既指工艺技巧之精良，又含有美饰的意思。红木家具既体现出能工巧匠精巧娴熟、得心应手的技能，又体现出工匠们运用卓越的工艺技巧所创造出的形式美。手工制作出精细的木作工艺是完全凭作者的双手感觉来创造完成的，传统的红木家具制作没有设计图纸，式样都是师徒相传，一代代口授身教，在长期实践中凭借经验进行设计创新。红木家具的“工巧”之美主要体现在传统工具的使用和制作工艺两个方面。红木家具的木工工具主要有锯、刨、凿、锉及画线用的“勒子”等。古代工匠经常将制作木工工具与打造家具视为同类，旧时有些地方考核学徒出师不是考核制作家具，而是令其自行设计制作一个木工画线用的墨斗，就是为了让学徒建立起工具和家具同畴的意识。“工巧”在制作工艺上表现在榫卯结构艺术中。由于红木木质坚硬，如果靠铁钉挤和钻极易造成木材劈裂，因此榫卯结构的独特优势大大提升了红木家具的艺术价值。

三是意韵。中国文化的灵魂是崇尚和谐，主张师法自然、天人合一。这些思想在红木家具文化中主要体现为装饰手法及别具匠心的艺术造型。红木家具在以前只有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使用，后来才进入百姓生活，因而装饰的前提要考虑各阶层的文化需求。官员、商人与文人的需求明显会有差异，每个需求者都会从自己生存环境的角度出发，挑选喜爱或是让社会接受的纹饰与图案，其中吉祥图案是红木文化中使用最多的装饰题材。如大红福字、寿字、喜字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祈祷，如意隐喻事事如意，蝙蝠谐音为福，佛手、桃子、石榴寓意多子、多寿。红木家具在造型设计中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的沟通与协调，采用各种设计手法打破家具的封闭性和沉闷感。如紫檀荷花宝座子床，本身较为封闭，但将其中一些部位进行透空处理则能打破这种封闭性形式所带来的沉闷感并增进空间的交流。

当代红木家具之路：传承与创新

纵观中国红木文化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木材不断替代的历史。文化的延续是必然的，载体的更替则更是必然的。随着目前人们对红木文化艺术的不断追求和艺术载体匮乏稀缺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如何用最佳的载体来承担文化的延续意义就显得尤为深重。

“良材”的创新：经典家具在设计时都会充分考虑展示木材纹理的自然之美，不会随意雕饰而破坏其整体之美。

黄花梨的最大特点是木材纹理华美、富于变化。黄花梨的花纹线条热情奔放，流畅自然，与诗人墨客放荡不羁的性情十分吻合，鲜明特征的华美纹理又构成了每件黄花梨作品的个性化特征，长久赏玩，趣味无尽。现今檀香紫檀和黄花梨木已列入各国禁采的珍稀保护树种，真正产于印度的檀香紫檀和产于我国海南的黄花梨木，材积都很小，除可制作一些小件工艺品外，已无力胜任较大件红木制品的制作。

目前，属于黑酸枝木类的东非黑黄檀、黑黄檀、卢氏黑黄檀因其具有与檀香紫檀、黄花梨木类似的属性而成为当代红木文化艺术的首选载体。如卢氏黑黄檀，以此材制成红木制品，其色泽与檀香紫檀十分接近。再如黑黄檀，其色泽褐底黑纹，纹理多变化，以此材制成红木制品，光亮如琥珀，赏心悦目的华美木纹可与黄花梨木相媲美。近几年，部分厂家试验开发了巴西红木、印尼黑檀、非洲红檀、灰紫檀以及有香味的绿檀等新材质，均取得一定成效。

“工巧”的创新：传统红木家具坚固耐用，除了使用优质木材外，榫卯结构的合理性、科学性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传统硬木家具的成就，就是榫卯替代螺丝、铁钉和胶合。中国传统家具通过几千年的发展，自明代开始，就能将硬木家具的材料、制造、装饰融于一体，这种驾驭物质的能力，是对全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传统的榫卯结构，需要一代代后人传承，任重而道远。我们要坚持使用榫卯结构完美的结合工艺，抵制当今个别所谓的传统家具企业，使用钉子、螺丝钉连接家具部件、丢掉了榫卯结构制作工艺的行为，因为任何粗制滥造，都会导致传统工艺的衰落和消亡。

“意韵”的创新：文化的传承发展不能止步不前，要不断地与其他文化交流，并补充新的内容。

红木文化艺术的发展始终与我国的传统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息息相关。中国古代历来就把家具当做宇宙天地的缩影，用家具造型的流线与木材质纹理的流线共同形成风格上的和谐统一。如明代创造的圈椅，其造型堪称经典，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圈椅天圆地方的造型和功能上的舒适文气，又因为它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

早在明末清初，广式家具就以对中西文化的完美融合而享誉市场。广式家具的装饰题材和纹饰受西方文化艺术影响，以西洋花纹“西番莲”居多，雕刻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受西方建筑雕刻的影响，雕刻花纹隆起较高，个别部位近似圆雕，加上磨工精细，使花纹表面莹滑如玉，丝毫不露刀凿痕迹。

如今，国际家具设计中对返璞归真的中国元素关爱有加，很多中国家具品牌也在新产品的设计中融入西式元素。在中式家具欧化、欧式家具中化的过程中，真正适合我们生活的有民族特色的东西终将对世界家具产生更大影响。如在图案上，中式图案以云纹、寿纹、双鱼、蝙蝠、花鸟为主，讲究生动具体；而西方图案以抽象简约见长，如果将中西图案进行巧妙融合，则作品既有明快的个性，又具有古朴的灵性。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中西家具的整合必须是和当前的社会文化相适应的，东拼西凑式的生硬整合注定没有市场。

来源：中国文化报

加纳森林委员会日前发布报告称，加纳2016年一季度出口木材产品92313.824立方米，出口额为50514982.89欧元，出口额增长12.8%。其中，圆木和木段等初级产品出口量和出口额分别占10.37%和5.91%；成材、三合板、薄板等二级产品出口量和出口额占比最大，分别占87.18%和91.31；模具、榫钉等三级产品出口量和出口额占比最小，分别为2.45%和2.78%。

（来源：新农村商网）

严克勤

我们在考察明式家具材质、工艺和审美等整体特质时，往往容易忽视几架、箱盒、屏风等文案清供的审美价值。实际上，这些微缩版的明式家具，更能将明式家具高超的制作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

明式家具之所以为历代文人墨客所推崇，主要在于其文质彬彬的别样质地，而这种特质的形成，又与文人的鉴赏把玩有很大关系，因此有“雅玩”之说。文房清供，作为旧时文人书房的必备用品，正是文人雅士们燕闲生活的寄情雅玩。与文案清供相匹配的几架座托等，虽然形制不大，但制作精巧，尤为读书人所喜爱，在明式家具的制作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书房中的托物寄情

文房清供的制作自汉代始，兴于唐宋，至明清更趋丰富多样，由于年代不同，其形制和用途也有一些差别。但随着制作工艺的不断改进和完善，这种“斋中清供”也逐渐呈现出实用性与艺术性相得益彰的显著特点，成为文人墨客点缀书案、玩赏自娱的清供陈设，也成为他们心寄林泉、超凡脱俗之人格精神的一种投射。

明末屠隆所著《考槃余事》中共列举了45种文具，集当时文房清玩之大全。文中列举“笔床”云：“笔床之制，行世甚少。有古鎏金者，长六七寸，高寸二分，阔二寸余，如一架然，上可卧笔四矢，以此为式，用紫檀乌木为之，亦佳。”明代文化大家李渔也曾说：“安器置物者，务在纵横得当……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

明代画家董其昌在其《骨董十三说》中也有论述：“先治幽轩邃室，虽在城市，有山林之致。于风月晴和之际，扫地焚香，烹泉速客，与达人端士谈艺论道，于花月竹柏间盘桓久之。饭余晏坐，别设净几，辅以丹罽，袭以文锦，次第出其所藏，列而玩之。”由此可见，古人对书房家私设置，文案清供安排和居处环境营造，既要布局合理、疏朗有致，又要布置清雅、安适方便，达到看似不经意实则处处精心的效果。

文人案头的心中乐土

在文房清供中，案头家具是其中的重要分支，亦称为“文案清供”。文案清供，包括旧时文人和宫廷内府文房书斋案上所陈设的摆件古玩，及这些摆件古玩的座托、几架、箱盒等，形制虽小，气韵超拔。其用料、工艺等都是优中选优，好上加好，精中更精，是明式家具的微缩与精粹。明清文人及失意官宦期望过一种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在这种文案清供的陪伴下，追慕宋元时文人的行止和心绪，避世逃遁、安妥心灵、独善其身、保全人格。无论是酒瓢、诗筒、笔筒、香筒、笔架，还是镇尺、臂搁、墨床、屏风、几案、棋盒，都是他们眼中的山林，心中的乐土。

在明清文人眼里，文案清供不仅是一种实用器具，更是一种可供赏玩的艺术私藏品。文人还积极投入这些用品的创意制作过程，在其中融入更多的文化精神和美学思想，体现文人独有的生活理念和情感追求，使这些精巧的案头家具更具文化魅力和价值。有些文房家具作为玉器、瓷器和象牙制品的座托和几架，原本是配角，但因构思精巧、制作精良，竟也与古玩主角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直至浑然一体，难分伯仲。

作为文案清供的微型家具制作，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宫廷内府的形制规定明确；二是有文人墨客的直接创意；三是选料考究，一般常用黄花梨和紫檀等硬木；四是工艺复杂，虽属微型家具，但在榫卯结构上丝毫不差；五是用工耗时多，做工精湛；六是构思新颖，不落俗套，别具一格。明清时期，这类器具的制作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和具体的要求，无论是民间的能工巧匠，还是宫廷造办处的督办大员，从选料到工艺把控，再到成品检查都力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特别是清代宫廷文房用具，均以内廷样式制作，一部分由内廷造办处自行督造，一部分交由地方按内廷式样制作，也有地方巡抚官员按年例进贡的方物制作。其造型、质地、种类丰富多彩，凸显出文房用具的雅致与精巧，可谓美轮美奂。

种类繁多的艺术珍品

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文房清供的制作种类趋于多样，工艺更为繁杂。明清之际，特别是长江以南的苏州、杭州地区市井繁华，商铺林立，充分的商业竞争催生了成熟的手工工艺。对于精美的文房清供，不仅文人墨客、巨贾豪客竞相追捧，朝廷上下更是推波助澜。

明代文房清供种类繁多，分类芜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可涵盖古人书房中所有的家具陈设，甚至包括张挂的书画。狭义的主要是案头家具。如插屏式案屏，适宜放在书房桌案上，除了体积小，与大型座屏的构造别无二致。两个墩子上竖立柱，中嵌绦环板，透雕斗簇C字纹，站牙与斜案的披水牙子上也锼刻C纹饰，屏心嵌镶大理石彩纹板。案屏最小的是画案上陈放的砚屏，为墨与砚的遮风，尺寸通常在10厘米至20厘米之间。

再如提盒，古代的提盒主要用来盛放食物酒茶，便于出行携带。至于明代文人所钟情的用硬木制作的提盒，它不是食物盛器，而是用来存放玉石印章等小件文玩的。其置放在文房案桌上可作为摆设欣赏，是文人墨客的至爱。提盒通常有二撞提盒与三撞提盒之分，四撞提盒极少，长宽高尺寸多在二三十厘米。

又如官皮箱，它不为宦官人家所特有，也为平常人家常备之物，形制尺寸也大同小异，一般顶盖下有平屉，仅两扇门上缘留子口，用以扣住顶盖。顶盖关好后两扇门就不能开启，门后设有抽屉，底座锼出壶门式轮廓，并刻上卷草叶纹。需要说明的是，官皮箱在平常人家用来存放女眷饰品，而文人墨客就用来收纳玉器、象牙等文玩。无论提盒还是官皮箱，因常需开闭移动，工匠往往会在其转角处包裹上薄薄的铜片，年代既久，磨洗发亮，越发显得古朴典雅。四角古铜色的小铜片与提盒的硬木花纹相映衬，构成一种低调的奢华。

清朝康雍乾三代，其清供制作规模之大、数量之巨、形制要求之高之精可谓空前绝后。如乾隆三十五年内廷档案“匣作”记载，所列配匣文具有“白玉佛手笔掭一件，腰元洗（配木座），青花白地小水丞一件，青绿蛤蜊笔掭，青玉瓜式水丞，白玉双鱼洗，掐丝珐琅水注，霁红笔洗一件，青绿马镇纸，青花白墨罐一件，哥窑小笔洗一件，白玉合卺觚，配得合牌座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交淳化轩续入多宝格内摆”。由是可见，清代内廷文房清供均按不同功用分别命名，其质地种类多样，制作要求精奇。其中如笔筒、笔架、笔洗、砚屏、水丞、水注、墨床、镇纸，以及几案、官皮箱、多宝格和宝物箱等，一方面可供宫廷殿内陈设，另一方面也为宫廷上下实用而鉴藏，其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人文品位自然难以计量，加之宫廷制作，造型典雅、工艺精湛，凝聚了那个时代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令人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