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芬河中俄木材加工交易中心项目签约\红木家具营销：一场选错对手的竞争

记者从中俄木材加工交易中心了解到，截止到8月，作为绥芬河新兴的木材加工园区，中俄木材加工交易中心一期工程主体已经完工，前期已签约20家企业，其中有8家企业将于月底投入生产。

一期工程共建成78组针叶、阔叶带锯生产线，安装的全部是质量优良的沈阳带锯；高大宽敞的钢结构生产加工车间，配备休息室和挫锯室；成材区和园区二级路面硬化，已全面完工；食堂主体工程也已完工，预计9月中旬投入使用。

为了让入驻中俄木材加工交易中心的木材企业安心经营，园区将在谷盈社区，为每组锯免费配套一间50-60平方米的宿舍。同时园区与运管部门初步达成意向，公交公司近期将开通通勤专线，在园区内设立站点，定时定点发车，解决市区员工的通勤问题。

中俄木材加工交易中心位于绥芬河边境经济合作区内，是按照消防、环保要求，高标准打造的现代化原木粗加工园区，与边合区木业精深加工园区形成上下游配套，共同发展木业产业集群。

中俄木材加工交易中心致力于做中小木业加工企业的服务商，除了为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细致周到完善的物业服务、装卸服务、代理报关等服务，还为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超低利率的产业链融资服务，大平台对接境外采购资源和国内订单资源。

据澎湃新闻7月31日报道，在大众印象里，日本一直是个饱受资源匮乏之苦的国家。

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对木材需求持续旺盛，日本的杉木出口量以迅猛势头高速增长，未来更有望在中国结构木材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据日经中文网7月30日报道，日本福冈县门司海关的统计数字显示，2017年九州经济圈的木材出口额达到116亿日元，比上年增长约70％，刷新历史纪录。报道称，由熊本、鹿儿岛等9个县组成的九州经济圈承担着日本约60%的木材出口，自2012年至2017年，这一地区的木材出口量已经在五年中翻了七倍。

九州经济圈的木材出口增长也带动了日本全国木材出口量的走高。据央视财经援引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日本木材出口额达到326亿日元，增长37%，创下了38年来新高。

今年以来，日本木材出口仿佛踩紧了油门，增长势头不减反增。根据彭博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日本所有企业木材与木制品出口总额达到了465亿日元，已然创下了进入本世纪以来季度数字的新高。

中国：停止采伐后，市场“爆买”日本木材

在惊艳涨势的背后，中国的木制品行业成为日本木材增量的主要贡献者。2017年日本全部木材出口中，有约40%流向了中国市场。而在今年前4个月的出口木材里，中国订单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到了70%。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木材消耗国。虽然中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位居世界前列，但覆盖率低、人均面积小、林木质量差的特点意味着中国与森林国家无缘。

此前据人民日报报道，国内天然林大径级木材资源已“采无可采”，而相应的需求仍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储备林、速生林产业虽已颇具规模，但仍需时间进行沉淀。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中国对进口木材的依赖较大。

2015年4月1日，东北、内蒙古多家重点国有林区宣布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时任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建龙随后表示，到2017年将全部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而到了2017年上半年，一场环保督查旋风的突然降临又使得大量粗放经营的板材企业被勒令停产整顿。一时间，木材原材料供不应求，引发板材价格大幅上涨。

在自然禀赋、产业需求、环保因素叠加影响之下，2017年中国进口木材合计突破一亿立方米，达到10849.7万立方米，同比增长15.6%。这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诸多木材出口国带去好消息。近年来，中国“爆买”日本木材的新闻频频出现，从侧面佐证了木材贸易的新动向。

日本：森林蓄积量40年间翻番

在大众印象里，日本素来以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形象示人。然而就木材而言，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森林国家。

根据日本林野厅网站日发布的《2016年度森林与林业白皮书》显示，日本的森林面积达到2508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二，森林蓄积量达到了49亿立方米。作为对比，国土面积是日本26倍的中国截至2016年底的森林蓄积量约为151亿立方米。

白皮书特别提到，日本在战后营造了大面积人工林，占全部森林的61.2%，而其中半数以上已超过10龄级，正式进入主伐期和资源利用期。

然而考察日本的植树历史可以发现，日本也曾走过一条“先发展，再治理”的老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满足战后基础设施重建需要，日本自1945年至1965年间大量砍伐森林获取木材。

在这段时间中，日本政府鼓励民众开垦北海道地区，将大量森林地带伐平改建为牧场。然而迫于北海道苛刻的种植环境，全部4.5万户开垦家庭中，只有28.6%的人选择留下。这使得开垦的大量空闲农牧场沦为因肥力流失而无法再度生长树木的荒地。

为扭转这一情势，同时扶植本国木材行业以支持日本进入60年代后的经济腾飞，日本政府于1964年颁布《林业法》，提出政府“应制定计划定期关注森林资源状况，并对重要的林木资源进行公有化”。

同时，1897年颁布的《森林法》也进行修订，增设“森林与林业基本计划”。该计划对全国森林状况作出评估，制定15年内的植树计划。日本农林水产省每5年对该计划进行一次修改。

在政府主导下，日本森林不仅止住了萎缩趋势，同时为经济腾飞期间的建筑业及造纸业提供了支撑。在此期间，日本政府首先禁止了盲目砍伐，而是在小块的，分布式的区域种植以纸浆用树种为主的速生林，并进行轮伐。

在一些区域，种植者主动推到年老的，高大的树，提高低矮幼树的光照条件，而老树残根随着时间推移缓慢腐化，为新树苗生长提供沃土。

进入70年代后，随着日本进口木材数量增加，以及全国范围的植树运动取得成效，日本在植树上放慢脚步，转而将精力转向森林经营权的改革以及私有林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的林业工作重点又从产业发展角度向保证物种多样性以及可持续发展方向倾斜。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的日本林业政策研究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66年到2002年，日本森林蓄积量从19亿立方米增加至40亿立方米。其中，人造林蓄积量从5.6亿立方米上升至23.4亿立方米。

后市：中国修法为日本杉木“松绑”

在2017年九州经济圈出口的原木中，杉木的比重占到了80%。

资料显示，杉木是一种广泛分布于北温带的针叶树种，属中低档次木材，在家具制作中有着较高的性价比。然而，有分析指出，日本杉木气味较为刺激，且多为黑心、色差较大、多节疤，因此在中国市场上较难受到消费者接受，因此多作为箱包包装，托盘垫脚等产品的原料。

此外，按照作为中国建筑基本法规的《木结构设计规范》，日本的杉木和柏木都不能用作木制建筑的大梁和柱子。

2017年，中国修订《木结构设计规范》，确定自今年8月起将允许日本产杉木作为木结构建筑物的结构木材使用。一家名为日本木材出口振兴协会的日本民间组织在其官方网站分析称，在中国收入较高的沿海地区，近年来木屋正成为一种日益风靡的居住选择。

另外，中国商品房交付中精装修房产占比日益增加，也带动了室内装饰行业的木材需求。据此看来，日本木材行业未来将有望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林木禁伐、环保督查等政策影响也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中国海关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今年1至6月份中国原木及锯材进口量为4847.2万立方米，与去年同期相增加9.7%。

日本杉树的产量能否跟得上中国的旺盛需求呢？据悉，杉木生长至20年左右方可进行全面采伐更新，从生长周期来看并不属于速生林钟。但是在日本二战后种下的人造林中，柳杉比重占到了44%。目前，这批树木已属于成熟林，存在着充足的产能潜力。

福冈县门司海关估计，今年的日本木材出口量还将在去年基础上进一步上涨。而由宫崎、鹿儿岛两县4个森林协会组成的木材出口战略协议会会长堂园司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表示，“能应对中国的爆买和特别订单”，但是“4个森林协会联合起来方可确保供货量”。

在黑龙江省绥芬河市投资多年的范化军将这篇网文反反复复读了多次，“真想给作者点个赞，尤其是那句‘投资不过山海关’，我遭遇的种种不公恰恰为这篇文章作了注脚。不解决投资环境的问题，东北无从发展。”范化军向记者感慨道。

绥芬河市国锋木业有限公司厂房

590万变1000万支付令审查存疑
在2000年的哈尔滨经贸洽谈会上，范化军被绥芬河市政府招商引资进入该市投资。范化军先是投资建设了奥特莱斯商场、澳普尔酒店，后又投资了出租车公司和热力公司等众多项目。

2007年，范化军收购了经营不善的绥芬河市国锋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锋木业)。2008年8月4日，国锋木业因资金周转需要，与柳玉忠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1000万元，利息为年息24%；同时，国锋木业将公司所有的一处大型厂房作为抵押。

次日，国锋木业先向柳玉忠出具了金额为1000万元的借条，收到借条后，柳玉忠先是通过银行汇款将590万元资金汇入国锋木业的账户。“此后，柳玉忠曾书面承诺，将剩余410万元借款一周内打入国锋木业账户，但一直并未到账。”范化军回忆称。

转眼到了2010年底，国锋木业突然收到来自牡丹江宁安市法院的执行通知，称将执行国锋木业的资产以偿还国锋木业拖欠柳玉忠本息共计1470万元的债务。

不明就里的范化军委托律师前往法院调卷才发现，原来，2010年7月19日，柳玉忠向绥芬河法院申请支付令，要求国锋木业偿还1000万元本金及利息470万元，绥芬河法院在受理当日就完成了支付令的制作和送达。

“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申请支付令必须写明所根据的事实依据，如此大额的借款，不仅要提供借款合同，还需要相应的打款凭证，法院也必须作出最基本的事实审查，但柳玉忠并未向法院提供任何1000万元借款的证据。”对此，有过多年民庭法官经历的国锋木业法务经理龚维维向记者表示。

根据国锋木业调取的法院卷宗，记者发现，柳玉忠只向法院提供了借条、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三份证据。

龚维维向记者表示，更为夸张的是，在国锋木业多位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均在借款合同上有明确标注的前提下，支付令竟被送达到了国锋木业一位已经辞职的临时工手里。

根据绥芬河法院的送达回证中显示，代收人签收处的签名系陈业生，时间为2010年7月19日，备注：代收人系受送人的副经理。

事发后，陈业生出具了一份签字并加盖手印的说明，该份说明如此写到：“我是国锋木业的普通工人，从未做过副经理，国锋木业拖欠我俩月工资，辞职七八天后，7月19日我来到国锋木业办公室要钱，但办公室并没有人，这时有两个人进门拿着一张纸让我签字，也没问我是干嘛的，签完后他们给了我一张支付令就走了，我不懂什么是支付令，装在口袋就走了，一直没给任何人。”

对此，国锋木业法务经理龚维维表示，根据有关规定，支付令的送达必须送达到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或有权签收的部门，“这种草率的送达，导致国锋木业无法在法定时间内提起异议，丧失了抗辩的权利”。

400万执行款汇入法官个人账户
由于国锋木业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起异议，支付令生效后进入执行阶段，牡丹江中院裁定该案件由宁安市法院执行。

2011年4月27日，在宁安市法院执行局的协调下，国锋木业与柳玉忠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协议规定案件全部标的按1650万元，被执行人(国锋木业)在三个月内向法院支付偿还，2011年5月7日前支付400万元，2011年6月30日前支付400万元；支付完成后申请人向法院提交解除房屋抵押全部手续；法院在收到手续后才能向申请人(柳玉忠)支付，2011年7月31日前支付850万元。

此后，按照约定时间，国锋木业准备了800万元资金用于支付。“第一笔钱400万元汇入了柳玉忠的个人账户，第二笔资金按照执行法官王利的要求汇入了法官的个人账户，这400万元最终是否回到了法院的执行账户我们也不清楚。”对此，龚维维向记者反映。

根据国锋木业提供的汇款凭证显示，2011年6月29日，范化军向尾号为8615的银行卡汇入资金400万元，开户名：王利。

然而，尽管按照约定支付了800万元的款项，但柳玉忠并未按照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向法院提交解除房屋抵押手续的申请，法院也并未对涉案房屋进行解封。“出于这个考虑，剩余的850万元，国锋木业决定停付。”龚维维表示。

蹊跷的公章和签字

在柳玉忠一案的执行过程中，牡丹江中院又将绥芬河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农联社)与国锋木业借款纠纷一案裁定给宁安市法院执行后，宁安市法院将两个案件进行了合并执行，将国锋木业名下的房产、土地进行了查封、拍卖。

2010年6月24日，绥芬河农联社向法院提起支付令申请，要求国锋木业偿还其拖欠的贷款1280万元及利息36万余元。当日，绥芬河法院下发支付令，判令国锋木业偿还申请人债务。

但据记者查询有关材料发现，2011年12月31日，农联社曾向安宁市法院递交了撤销执行的申请，要求终结执行。

对此，范化军介绍，国锋木业所欠贷款系其接手前发生，“在我收购了国锋木业后，和银行方面进行了协商，前期偿还了100万元，并随后办理了续贷手续，农联社遂向法院提起了终结执行的申请。”

记者发现，在该案件的执行卷宗卷首处也明确标注，执行结果：完毕；结案方式：终结。而宁安市法院恢复执行的依据在于：2012年5月31日，绥芬河农联社又向法院提交了恢复执行的申请。

而国锋木业的法务经理龚维维对此提出了异议：“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终结意味着支付令失效，恢复执行需另案起诉。而且，2012年5月的恢复申请书涉嫌造假。”

她认为该份证据造假的依据在于，在这份日期为2012年5月31日的申请书中，落款的签名系绥芬河农村商业银行并加盖了公章。

通过公开材料查询记者了解到，2014年7月，黑龙江省银监局才下发了同意绥芬河农村商业银行开业的批复。“也就是说，2014年农联社才改制成农商行，2012年5月，绥芬河农商行还未改制成立，何来公章和签字？”龚维维说。

评估拍卖被质疑

从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开始，转眼间5年过去。2016年9月20日，宁安市法院下发了(2011)宁法执字第3-5号和(2011)宁法执字第2-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国锋木业部分房产及该建筑物占有土地使用权(5935.43平方米)交付给柳玉忠，将建筑面积2196平方米房产、机器设备及土地使用权(42167.60平方米)交付执行人绥芬河农商行。

该两纸裁定中写道，2013年7月本院委托牡丹江华夏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和黑龙江时代国土资产评估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国锋木业的房屋建筑设备、土地进行评估，其中房屋设备评估价2300余万元，土地评估价格1049万元。此后，法院组织进行了三次拍卖，均以流拍告终。最终，以1079万余元的价格将部分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交付给柳玉忠，以1647万余元价格将设备、部分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交付给绥芬河农商行。

至此，整个国锋木业的厂区资产被分割完毕。

事实上，2012年1月，为贷款需要，国锋木业曾聘请两家有资质的资产和房地产评估公司对国锋木业的房产、地产、设备等资产进行评估。经评估，彼时国锋木业的房产、地产估值1亿零600余万元，设备估值1400余万元。

而记者在采访绥芬河市房管局了解到，仅和国锋木业一墙之隔的一家木材厂，因政府拆迁需要，经评估赔偿1.2亿元，且该木材厂的占地只有30亩。

对此，范化军向记者表示，法院执行阶段对国锋木业资产的评估严重“缩水”，“无论是评估还是拍卖，均未经过摇号，都是由执行法院直接指定评估单位和拍卖公司，目的就是为了让国锋木业的资产以极低的价格过户给柳玉忠和银行。”

对于上述有关问题，记者先后赶往了绥芬河中院和宁安市法院采访。在经过一上午的等待后，绥芬河中院一位宣传负责人在电话中表示，需要向领导汇报才能回复，她同时提出“法院对支付令的审查一般只审查借款手续，而不审查实体，但具体情况要和业务庭联系后方能回复”。

宁安市法院政工科一位负责人在接待了记者，详细记录了记者要了解的问题后说，待了解完情况再和记者电话沟通。但截至发稿之日，两家法院均未回复。

记者在绥芬河当地采访期间还了解到，因土地厂房尚未过户，国锋木业的承租人(国锋木业曾将经营权承租给他人)以法律关系未变更为由拒不搬迁，中午刚刚接受记者采访，下午便被法院拘留。

事情如何变化，本报将继续关注（王磊磊）。

昨日是故宫实行周一闭馆政策后的第三个闭馆日，故宫太和殿内，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对“龙椅”等文物进行精心打扫。故宫文保科技部主任史宁昌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预计一年内，故宫中轴线上的文物除尘工作将陆续完工。

20日上午，在故宫太和殿内，10多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正紧张地忙碌着。据史宁昌介绍，现在，工作人员依然在进行文物的除尘工作，包括8个紫檀雕龙大柜、“金銮宝座”以及珐琅仙鹤、香炉等器具。而在太和殿外的广场上，3名工作人员正手拿小铲子，仔细地将附着在地面上的污物铲走。史宁昌说，文物除尘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但实际工作量相当大，“光太和殿一个建筑也得花费近20个工作日”。他表示，目前工作计划一年内完成中轴线上的大殿的文物除尘养护。

成都商报记者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