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乾隆逸游妙叠桌：九五之尊哄自己高兴的精致玩具\王世襄一生的主要成就

文/孟晖

编辑/汤石香

导语

坐于宝座之上兢兢业业的乾隆帝，偶尔也会向往那一张叠桌。不是向往其“展则成桌，叠则成匣”的精妙设计，而是思慕于那番“看山弄水”围坐宴饮、士大夫文人闲放山林的理想人生状态。于是有了这一张“清中期乾隆御用活腿文具桌”。但乾隆是否实际使用？大概，只是九五之尊哄自己高兴的一件精致玩具吧。

沈括觉得，士大夫远出“游山”，“听鸟鸣于茂林”呀，“探梅开于南陌”呀，不仅应该带上盥漱具，还得带上虎子（即小便器）:大约是如后世的高濂所说，“以便山宿”，为在山居或者僻寺里借宿而备。

这让人想到当代时尚杂志之类机构每每爱做的一种调查，比如，随机查看街上女性的手包里都装些什么物件？如果以类似的调查态度来审视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的“游山器”的内容，无疑也会获得意味深长的发现。

家具中的变形金刚:“叠桌”

小型餐桌与香几被开列在游具的清单里，便是这一章中很惹目的一个细节。在高濂等晚明士大夫的观念中，即使到大自然中“看山弄水”，也该有小餐桌供宾主围坐宴饮，甚至摆放香炉、瓶花的香几也不能缺席！这份近乎矫情的奢侈之所以能够施行，是借助于折叠家具的发展。作为游具的桌与几其实是一种奇妙的“叠桌”：

二张。一张高一尺六寸，长三尺二寸，阔二尺四寸，作二面折脚活法。展则成桌，叠则成匣，以便携带。席地则用此抬合，以供酬酢。其小几一张，同上叠式，高一尺四寸，长一尺二寸，阔八寸，以水磨楠木为之，置之坐外，列炉焚香，置瓶插花，以供清赏。（《遵生八笺》）。

一件家具，居然打开来是桌子，折起来是匣子，简直像当代动画片里的“变形金刚”一样有彻底改变形状与功能的能耐，听起来很是不可思议。然而，故宫博物院现藏的一件“清中期乾隆御用活腿文具桌”（图1），却向今人道破了“叠桌”的秘密。

乾隆的叠桌

不难观察到，乾隆御用活腿文具桌的方形桌面乃是由两片大小对称的板面接合而成。妙处在于，每条板面四边的桌沿部分均被加宽，形成长度一致的“边壁”，其结果便是板面连同其四围的木壁同时还构成了对等的半个匣体。两个板面的一边，在边壁的棱沿处以金属合页相连；另一边，则在两角上各安装一条桌腿，由此形成四个外角上的四条桌腿。桌腿通过金属合页嵌接在板面之下，长度则不能超过板面纵长的一半。

于是，两个板面通过金属合页的作用，可以打开平放，也可以相对扣合。扣合之前，首先利用金属合页的转动，将四条桌腿扳倒，使之紧贴板面地横置，桌腿便轻松地消失在四围边壁所构成的容纳空间之内。《遵生八笺》所言“叠桌”“作二面折脚活法”，显然就是指这一形式！

桌腿收拢到匣内之后，对合两片板面连同边壁构成的“匣体”，便形成了一个可以储放物品的长方箱匣。“叠则成匣”，无疑即此之谓也。

如果想让这个箱匣变身成桌几，也很容易，将合拢的两个对半匣体打开，掏出四条桌腿扳直:当然别忘了先把放在箱内的物品取出:然后通过合页将一对板面转动到成同一平面的角度，这时，一张倒放的小桌就成形了。只须将桌体翻转过来，四脚落地，便大功告成:“展则成桌”矣。

于是，“清中期乾隆御用活腿文具桌”其实就是明代文人游具中的“叠桌”，似乎应依照当时的习惯命名，改称“清中期乾隆御用叠桌”为是。

设计史上最成功的方案

按照高濂的说法，明代士大夫出游的时候，要携带一大一小两架如此形制的变身折叠桌。出发时，把桌子收合为箱态，不仅便于携带，而且还可以盛装外出所需的物品。到了山间河畔风景如画之地，再把箱子展放成桌，大桌作为餐桌，供宾主围坐，品茗饮酒。书中说“席地则用此抬合，以供酬酢”，正是根据叠桌的具体形态所发的言论。从实物上可以看到，叠桌桌腿的长度受限于桌面纵长的尺寸，注定只能形成矮腿小桌，一旦将其置于平地当中，相应的，围之而坐的野游人也只能“席地”，坐在席或毡上，以便凑就桌的高度。因此这小桌的好处在于“用此抬合”，虽然高度有限，终究可以将杯盘酒肴都抬升到一定高度，不仅方便饮食，而且显得文明。

另外一张尺寸更小的小桌则是专设的香几，在其上安放香炉以及插有鲜花的花瓶。对于高濂来说，即使野餐，也不仅要有小巧但舒适的餐桌，还一定得伴有香几，几上要有炉香细细，瓶花影欹！若论生活格调的讲究，真是再也赛不过明代士大夫了！如此推测，作为香几的小桌在收叠成匣时，正可以将花瓶、香炉、香盒等相关器物纳于其中。这个在几与匣之间灵活变身的神奇家具既能承担收贮、搬运的功能，又能承担陈设的功能，绝对是设计史上的最成功方案之一。

非常惹人注目的是，“乾隆御用叠桌”的箱内空间通过定制设计，划分得细致而又丰富，通过对于多个套盒、浅屉的巧妙安排，放入了数量惊人的文具、生活小用具、书画、细巧古玩，包括铜蜡烛台及其可拆装的配套灯档、全套文房用具、冠架、香炉等等，倒像是个能够变戏法的魔术箱。把这些琳琅满目的小玩意与沈括游山具、高濂“备具匣”、江增游山具所载物品做对比，就可以看出，乾隆叠桌内的储备不仅在具体名目上与后三者重叠，并且在大方向上更是一致，都是意在把文人在旅途上不可或缺的物品囊括其中。尤其是备具匣：

余制，以轻木为之，外加皮包，厚漆，如拜匣。高七寸，阔八寸，长一尺四寸。中作一替（屉），上浅下深，置小梳匣一、茶盏四、骰盆一、香炉一、香盒一、茶盒一、匙筯瓶一。上替（屉）内小砚一、墨一、笔二、小水注一、水洗一、图书小匣一、骨牌匣一、骰子枚马盒一、香炭饼盒一、途利文具匣一:内藏裁刀、锥子、挖耳、挑牙、消息肉叉、修指甲刀锉、发刡等件:酒牌一、诗韵牌一、诗筒一:内藏红叶各笺以录诗。下藏梳具匣者，以便山宿外用。关锁以启闭，携之山游，似亦甚备。（《遵生八笺》）

所列物件，在乾隆叠桌内几乎都欣然登场。此外还多出不少花色，如绘图器、鼻烟壶、小望远镜等。

帝王对闲放山林的思慕

《遵生八笺》写明，长方形的备具匣上层有一只浅屉，屉下留有较深的空间用于安放小梳匣等件。乾隆叠桌内部所配两只长方盒中的一只，恰恰是上部设有一方活动的浅屉，移开浅屉之后露出下方的深层空间，就是说，这只长方盒正是采用了备具匣的结构。叠桌合扣成匣后，正面装有金属销钮，也与备具匣“关锁以启闭”的设计思路相合。

因此，可以下的结论是，乾隆御用叠桌是清代皇帝按照文人逸游传统制造的一件“游具”，很体现乾隆本人风格的：异常逞能的，把“叠桌”与“备具匣”两项明代游具化身为一体。为了节约空间，三足木冠架制成折叠式；灯挡与烛台也分为两件，随时可以拆装，如此等等，叠桌及其内部细件在“旅行用品”的设计上可谓极尽巧思。

然则这件叠桌是否真曾为乾隆实际应用？大概，清代皇帝只是用这东西寄托对于士大夫文人闲放山林的理想人生状态的追慕，是九五之尊哄自己高兴的一件精致玩具吧。

（文章原载于《紫禁城》2012年01月刊，内容有所删减。）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综合)王世襄(1914.5.25-2009.11.28)号畅安。男，北京人，祖籍福建省福州市。汉族，著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学者。他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不但能玩，也能写，他玩物并研物，他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从而成为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获学士学位。1941年毕业于该校研究院，获硕士学位。是年冬去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任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一年中，经过侦察调查，奔走交涉，追还、征购数批文物，总数达2000馀件，一律由故宫博物院接收保管。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次年初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经郑振铎派员接收。旋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48年6月，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

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尤其是对古典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1981年4月，在北京为联合国工发组织作有关中国传统家具的报告。1983年应邀赴伦敦剑桥大学作中国文物报告。1990年8月至9月出席其专著《明式家具研究》英文本首发式，在美国五大城市博物馆作有关家具的报告。1992年应美国旧金山民间艺术博物馆之邀，参加有关家具的座谈会。还先后多次应香港中文大学、东方陶瓷学会、台湾中华文物学会之邀，作关于家具、漆器、竹刻、文人趣味与工艺美术的报告或宣读论文。

很多国宝是他抢救回来的

今年6月份，从事文博事业60载的21位老专家，被授予“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称号，王世襄也名列其中。只不过那时的王世襄已经不可能亲自接受这份荣誉了。

王世襄与博大精深、根深叶茂的中国文化，似乎天然就有一种奇妙的亲和力，无需着意钻求，自自然然就融入其间，把自己也融成了这棵大树的一枝一叶。他出生在诗书世家，高祖王庆在清朝做到两广总督，《清史稿》给他立过传，他的母亲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大舅金北楼为北方画坛领袖，然而少年时的王世襄却偏离了家族的预期，从小学到大学，喜欢的都是“秋斗蟋蟀，冬怀鸣虫”的生活。

罗哲文与王世襄有着七十年的交情，年轻时两人曾一起在四川宜宾的李庄与梁思成一起研究中国古建筑。他说：“王世襄有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提笼架鸟、竟日优游的八旗子弟，他的生活很朴实，看起来和大街上的老头儿没有任何差别，但他对于中国文物保护的贡献是非常多面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作为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北京、天津追还被劫夺的文物，追回了德国人盗走的青铜器、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私藏的文物和美军非法接受的日本瓷器。他还曾去日本交涉被劫掠的善本图书106箱。这些国宝现在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对于明清家具过去我们也不大在意，是他最早呼吁保护这些古家具，并有意识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这些宝贝的，现在这些都是国宝了。”

“文革”期间，邻居们时常见王世襄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搜集旧家具，形态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了狭小的空间，人反倒没有地方睡，于是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多年后一部《明式家具研究》横空出世，光是后面的名词解释就有一千多条，后来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现在他热爱的那些宝贝都静静地放在上海博物馆的家具馆，许多与王世襄熟悉的人看着那些家具甚至能想起它们曾经的来历。

晚年，鸽子是王世襄最大的牵挂。11岁就读于北京乾面胡同的美国侨民学校时，一上手写英文作文，一连几篇都是兴致勃勃地大谈鸽子，闹到英文教员不胜其烦，怒曰：“再写此鸟，无论好坏，一律给Poor(差等)！后来他又为鸽铃写出《北京鸽哨》(BeijingPigeonWhistles)，为鸽子编写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甚至在快走到生命终点时，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北京奥运会能否放飞真正的中国观赏鸽呢……

鸽哨并不是旧日京华唯一的代表，它的消失让王世襄痛心，而王世襄老人的去世，无疑带走了旧日京华的又一抹亮色，带走了一个飘逸典雅的、充满文化趣味的时代，这更让我们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