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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髹漆家具简，兼起居文化的形成(五):宋、元时期(下)

文/郑克峰图/美轮博物馆

核心提示：13世纪的中国北方及至14世纪的元代，实际上汉人的宗教与上流阶层拥有着一个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比较适于各种文化之间在当地的汇集交流以及汉文化传统家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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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峰，美轮运输公司总经理，个人及公司从事中国古代家具收藏与研究约20余年，并在北京成立北京美轮博物馆，收藏家具以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髹漆家具为主。

两宋时期(北宋，公元960-1127年；南宋，公元1127-1279年)，中国版图内，实际呈现的是同时存在着的两个分布南北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两个分别以汉文化与草原文化为代表的政治权力集团在中原南北的政治对立与军事阻隔，事实上也造成了南北文化发展以及取向上的并不同步。特别值得当代中国人深刻玩味的是，两宋时期，汉文化发展的成就与文明既已达到了明清两代无可比及的巅峰状态，然而造成南宋毁灭的直接主因，可能仍是缘于她既无法理解也无以应对蒙元远大的政治军事抱负以及强大的文化包容。中国之所以在明代有简约线性设计的明式家具的发展，而在清代又有繁华雕刻设计的清式家具的盛兴，实则也是分别缘于蒙元、两宋政治文化遗产的最直接诱因。

本文前篇主要介绍了宋元时期中原以南区域髹漆家具特点、髹漆技法、出土文物等内容，本期将着重介绍同时期中国在中原以北区域家具家居的发展状态，并试图对中国从上古时代的7000多年前至公元14世纪之前髹漆家具发展的脉络做个总结。

中原以北地区在宋元两代家具家居独立发展的可能状态

辽、西夏、金、元皆是由中国北部各草原部族(包括北方汉人)所结成的边境部落联盟先后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其中辽是契丹于公元907年在中国东北建立的一个地区性国家，长期与北宋呈南北对峙，于公元1125年为金所灭；与宋、辽鼎足而立的西夏是党项族在西北地区建立的一个政权，公元1038年由党项首领李元昊称帝，在公元1227年为蒙元军队所灭；代辽而起的金是由女真族在公元1115年建立的一个国家，公元1234年为蒙宋联军所灭；随后则是蒙元对南宋的逐步吞噬，而最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跨度内，蒙元又因自身的无力掌控而失去了对中国的统治。

因此，研究10～14世纪中国北方髹漆家具及起居文化的发展，我们应反复强调深入探讨其中多元文化与宗教的构成及相互影响，不仅要了解相应各部落族群的族源与发展，以及在此期间宋、辽、金、西夏、蒙元、吐蕃、大理之间的通使通贡以及结盟；还要了解他们与中亚、西亚、欧洲以及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与影响；更要了解中原文化影响下的各部落联盟重要领袖人物的出身及宗教文化背景；统治精英阶层对佛教、儒学、汉文化的态度与作用走向，及相应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生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我们本段研究的一个大致历史轮廓。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辽(公元916年～1125年)。契丹最早是回鹘可汗的藩属，生活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公元840年前后，回鹘人权力崩溃，把他们在漠北的老家向西迁到了新疆东部吐鲁番及河西走廊，于是契丹人在东北开始崛起并成为中国北方政治的有力参与者。到了10世纪20年代，另一个盘踞在中国北部的非汉人军事地方政权即沙陀人统治的后晋，成为契丹的傀儡并将中原边境的燕云16州连同其汉人人口都割让给了契丹。于是，契丹在河北山西找到了立足点，之后因为内乱而没有决定侵入中原，却采取了一个反向的扩张，实现了对今蒙古、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北部地区全部占领。至此，辽不仅从事放牧，也经营很大程度上的以农耕为主的混合经济，大部分主要由契丹、奚人还有回鹘人组成的种族族群，不仅已实现了长期定居，同时还拥有一批由北方汉人组成的农民、工匠以及商人组成的汉人族群，与其他各族人群“因俗而治”。按照历史资料的记载，现在委实很难勾勒全体辽代百姓日常生活的整幅画卷，但我们仍不难对辽时期在靠近中原黄河流域的家具家居发展有一个较为真实的设想推断。

河北宣化下八里村辽代壁画墓群之其中张匡正墓《备茶图》(图1)，就反映了茶文化在当时辽地的流行写实。画中除扎有契丹发髻的5名草原人物之外，还有五件木质或竹藤家具，其中最显眼的，是那件大型的简约线性设计的“明式方桌”，可以看得出来，她采用的是简单榫卯结构，极尽实用的功能且通体光素没有任何纹饰。

另一个大型家具是图画中间在地面上放置的那个正方体4层塔形斗拱食盒，每层的各个木质零件除榫卯衔接之外，另在水平中分的位置，箍有一圈密布铆钉的铁线；最上端的那层斗拱梯形顶盖，也是密布着紧固功能的铆钉；每层食盒的两侧，均设有铁环以方便搬动；食盒的底托采用缩口镂空的设计，不仅美观，而且保证通风干燥。而在食盒旁边伫立的那个箱柜，底部采用的也是类似缩口通风的设计。

此外，置于方桌上的那个木盒，斗拱型的顶部也密布着具有紧固功能的铆钉，如地上的那个箱柜一样，同时也扣有私密的铁锁；而木盒箱体底部外翻伸出的云纹四足，不仅营造了视觉上的美观稳定，也在实用功能上保证了通风隔湿。方桌上面放置的几个茶盏茶壶，表明了辽国此时已然从中原引进了瓷的技术并开始批量生产，以替代旧有的木质或皮质茶具餐具。方桌上面的那个亭亭玉立极富流线，用来包装从南方进口茶叶的竹藤茶篓，还有画中两名妇人端呈于手上的那两件茶托漆器，无疑是来自南方制作的艺术珍品。

最最有趣的，当属画片儿中间置于地面的那两件铁质茶碾与茶炉，采用的居然是佛教文化中须弥座高台与莲花瓣佛塔塔基的设计(图2)，不仅反映出辽时期佛教影响的盛极，而且折射出草原文化的达观幽默与百无禁忌。这是因为，如果同一件事情发生在汉文化苛刻礼教当道的中原以南，可能有时相反的会被视为大逆不道而带给人们胆怯的压力。

明式家具里的束腰设计，实际源自中国北方云冈石窟与莫高窟隋唐雕塑及佛塔须弥座之建筑结构的启发。束腰型制的家具设计，最早出现在约公元4～5世纪的东晋，尔后更在唐代不断涌现。而相应之同时代艺术家文人等众多绘画中表现出来的方形床榻，也是模仿须弥座或佛塔塔基中间束腰部分中的并列壸门而进行的同类别制作设计(图3、图4)。

与上述同一壁画墓群的张世卿墓《散乐图》(图5)，则表现了辽时代乐舞表演的生动画面。除舞者之外，一个由11人组成的乐队，分别手持髹漆的乐器，分别是筚篥、吹笙、琵琶、排箫、腰鼓以及大鼓；大鼓通体为髹漆朱红地彩绘瑞鸟祥云；简洁线性设计的大鼓支架，也是髹朱红漆，在4个支柱的顶部分别各伸出一朵描金的祥云，是北方黄河流域一件典型的髹漆家具。

另外必须提及的就是辽代西京大同上下华严寺。上华严寺之大雄宝殿，是我国现存辽金时代最大的一处佛殿；下华严寺正殿薄伽教藏殿则是为始建于辽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的遗物，宽大的佛坛上完整地保存着三十一尊辽代彩塑，是我国不可多得的辽代艺术珍品，连同建筑以及壁藏被誉为完整的辽代艺术博物馆。

上下华严寺之殿内目所能及的家具陈设，有长形的供案、方桌、酒桌以及轿椅，皆为大型的家具，也是线性的设计而少雕刻纹饰，皆披麻刮灰，髹厚黑漆，由于经年香火的熏燎及佛尘的淤积呈现出灰黑的颜色而了无光泽。这些家具应是明末清初由寺院增购补进，非为幸运流芳的辽代遗物，但根据前述中国古物之就地取材当地生产的法则，这批家具的型制，应与前朝保持着某种同宗同源的联系。

比较有趣的是，大同上下华严寺内，供奉陈设不只一件的长形黑漆供案，此类大型家具的长度及型制，除千里之外的甘肃青海两地藏传佛教寺院，在明清两代曾有大量陈设之外(图6)，而在中国南方及至北方的其它地区，却绝无发见。辽代当时的青海甘肃，却是党项人之西夏国的领址。西夏也是佛教王国，并与辽及至之后的金一直保持着盟友的联谊，因此不知其中是否藏有未为人知的机缘？

13世纪蒙元时期蒙古家具家居的起源

蒙古人最早仅仅是金朝女真族的一个默默无闻的附属，到了13世纪上半叶，中国中原以北的大片土地，却在蒙古人，推动下，令所有草原游牧部落达到空前统一。另外一个更为强大的相对于南方宋王朝政府的政治权力中心，在中国的西北开始形成。这个新政治权力的统治阶层，是由蒙古人、吐蕃人、汉人、女真人、契丹人、畏兀儿人等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在成吉思汗之后其第三子窝阔台执政时期，它的运行，遵循的是实用的管理方法与草原社会的习惯；比如在窝阔台时期，这个阶层，交由杰出的契丹人耶律楚材负责管理；他较为明确地维护了众多汉人纳税者阶层的利益，却非常有条理按计划地实现了蒙古征服者的敛财目的；而且其统治运转，应也是大致落脚于唐代的机制。之后，以蒙哥、忽必烈为代表的这个西北权力政治中心，表现出来的宏大军事能力以及政治抱负野心，远非南方的政权所能解悟。于是，在这个中国南北对峙内战延绵的特殊时期，赵宋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也由其当初篡权上位而费尽心机的合法诉求，转眼间变成为可否解决矛盾纷争、考验其执政能力的长期困扰。而我们相应有关蒙古家俱家居文化发展的研究就此展开：

首先，北中国地区的汉人军队被蒙古人迅速征集。彼时，这些汉人的军队，有些是在长官的带领下完整地投靠了蒙古人，而大量的则是由在新政权下保留原职的那些辽金汉人官员从北方汉人平民当中征募；同时，北方的汉人还被迫为战争提供各项物资以及劳役；于是，在中国北方，汉人军队及劳役者的数量，实际上大大超过了蒙古军队。

但佛教僧侣，儒教及道教人士，回教，基督教徒等各类宗教人士，却能免于各种各样的赋役。特别是对于藏传佛教，蒙古人似乎天生就有着与之俱来的好感。公元1240年窝阔台次子阔端的蒙古军队深入到了西藏腹地拉萨附近的热振寺，但未做进攻而是迅速撤退。终于，公元1247年，蒙藏在甘肃和平举行了具有划时代伟大意义的凉州会盟，从此西藏被纳入了中国版图。

当时，成吉思汗铁木真军队中的蒙军部分，人数总计约仅不足12万；为了有效地避免其后可能发生的权力纷争，成吉思汗铁木真分配给三个较为年长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每人约4，000人的军队及相应领地；而按照游牧部落的习俗，他的第四幼子拖雷，则得到了父亲留下的蒙古本土以及总约计10万余人的蒙军核心，这对之后拖雷之子蒙哥以及忽必烈得以执政上位，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当时的中国北部并未囊括在成吉思汗铁木真任何可能的分配方案。

元世祖忽必烈本身信仰的是萨满教，轮到他执政的时候，好像只是稍稍限制过一些道教人士的举止；他的母亲唆鲁合帖尼别吉，信仰的是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对蒙哥和忽必烈的人生给予了极大的教诲与支持；忽必烈的妻子察必，则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她可能也是比较的强势，曾向忽必烈推荐了不少吐蕃藏传佛教人才，并在适当的时候对他们给予了适当的庇护，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忽必烈的治国之策。而忽必烈本人，作为巨大疆土的统治者，一直是小心翼翼地游走于他喜爱的蒙古传统，汉文化、藏传佛教以及基督教文化之间，令所有的人都尊敬满意；他认识到其制度的制定必须容纳占绝大多数之汉人臣民的价值观念。他也曾委托马可·波罗的父亲尼柯罗·波罗及叔叔马菲奥•波罗回欧洲劝说教皇克莱门特四世，派遣100名有知识的基督教徒来中国帮助蒙元政府的管理统治，但令他遗憾的是这两个老波罗先生最终未能将此宏大计划付诸实施，N年之后他们两手空空无助地回到了忽必烈大帝的帐前；因此，中国在13世纪，继西汉的张骞之后又一次失去了与欧洲罗马直接接触的机会；而无论如何，令忽必烈感到非常自豪的是，他的朋友及属下，吐蕃人八思巴，在公元1269年创建了以41个藏文字母拼写的蒙古新字；但这个八思巴字，最后却未能取代畏兀儿体的蒙古文字，它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逐渐消失。

因此，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蒙古人除去掠夺并利用当地资源以满足其巨大战争机器的需求的考虑之外，在13世纪的中国北方及至14世纪的元代，给予汉人上流阶层的宗教与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比较适宜于各宗教文化流派在中国的汇集交流，以及汉文化传统家具家居的向前发展。

其次是，在任命地区一级行政管理人员的时候，比如蒙哥执政时期的吐蕃，当地的精英人物，吐蕃寺院的藏传佛教教派，通常被留在适当的统治位置，并另外指派大汗的家臣去监视地方政府职能的执行。而长期以来，吐蕃人一直在给予蒙古人特别是忽必烈的事业以不可或缺的支持。

而且，蒙人曾对其所统治的整个中国区域，反复进行了数次人口统计，以确保各类人才的调配，各项税费的收取，以及物流的畅通；特别是公元1252年的人口调查，所有中国北部的汉人铁匠以及木匠，都被登记为“炮手”并建立了专门的名册，以便日后当有需要的时候，官员们只需打开花名册，挑出相应适当数量的人选就可以了。

这些由北方汉人组成的木匠与铁匠，极有可能参加过忽必烈都城宫殿建设的大规模配套作业，并为这位新任的皇帝制作了大量的宫廷家具；但无论如何，这些木匠与铁匠，在公元1272年忽必烈围困攻克南宋城池襄阳的战役中，曾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可能帮助蒙军建造、修理，最后一共纠集了约5，000艘战船，而且事实上还在两位工程师亦思马因和阿刺瓦丁的设计指导下，建造了能够远距离发射超大石块的投石机以及石弩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终破除了该城南宋军队长达五年的顽强抵抗。

因此，通过以上的史实，我们几乎可以断定，藏传佛教约应是在13世纪中叶以前既已完成了向蒙古的传输；相应吐蕃西藏的藏传佛教家具家居约应也是在此相当的时候对蒙人的日常生活开始发生影响；从而产生了以蒙古地方文化为特色，兼以西藏及中原文化为影响的蒙古彩绘髹漆家具，并在清代随着满族人的进京统治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独树一帜。即便我们现在前往外蒙的乌兰巴托，有时也能看见当地人沿袭旧制元素生产的一些现代版蒙古家具。同样地，我们现在在中国地面，亦已然可能很难找寻到明代以前的蒙古髹漆家具。现仅以北京美轮博物馆馆藏之部分清代蒙古家具的图片(图7、图8、图9)示以读者，聊以自慰。

至此，直到公元14世纪，中国古代的传统髹漆家具家居文化的这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才比较清晰地展现于世人的眼前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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