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防腐木材价格下跌看后续价格走向\大果紫檀市场无亮点双柱苏木关注增加

原著/藤田丰八译注/董玉库编辑/张嘉奇

上期文末提及，宋之后的典籍更多地将胡床表述为交椅，具体例证有哪些？交椅和胡床是什么关系？如果说中国的椅子由西方传入，那为何只有一种椅子存世？

典籍中的胡床与椅

宋之后的典籍更多地将胡床表述为交椅，其中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卷二四·汉书十八·箕踞》最为详尽，详细地介绍了中国人踞坐用椅的起源。

椅本木名，见《说文·卷六·上·木部注》云：梓也。《毛诗·小雅·湛露》：其桐其椅。《释名》：椅，于宜反，是也。《新五代史·晋臣·景延广传》：延广进器服、鞍马、茶床、椅榻，以椅字为人所坐，呼若倚音，始见于此。

宋·王铚《默记》云，南唐李后主被虏后，徐铉往见，老卒取椅子相对，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铉辞宾主礼，引椅偏乃坐。[1]

又无名氏《宣政杂录》云：宣和初，京师伎者，以长竿系椅于杪，伎者坐椅上。

又周煇的《清波杂志》云：绍兴十三年，再兴太学，吕荣义为《上庠录》投进，唱和诗有《影妻椅妾》语。

又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云：殿庐幕次，三省官为一幕，枢密院为一幕，两省官为一幕，尚书省官为一幕，御史台为一幕，中司则独设椅子，坐于隔门之内。

又张端义《贵耳录》云：今之校椅，古胡床也。云云。据此诸文知，椅起唐末，而盛于宋，假借木名之字用之。椅非胡床，张端义误也。

《三国志·苏则传》里言及胡床，认为“其实已起汉末”。《后汉书·向栩传》的“板床”、《高士传》引用管宁的“木榻”，都是说采用“危坐”，脚不能伸。就是说“若椅则小于床，不可盘膝，无不伸脚者，知椅非胡床也。”其结论是，“周汉以前，席地坐凭几，寝则有床。汉末三国，坐始有胡床，几制亦大，变文作机，然尚无小交椅，直至唐末五代始有之。”

向栩的板床也好，管宁的木榻也好，都应视为胡床，汉末、魏晋、南北朝、隋唐诸史中，用于居坐的床榻，也都可以视为胡床。不然这些论调难以成立。榻最初见于后汉末期，床用于居坐的历史就更久远了。前汉时期其踪迹并不是没有，魏晋南北朝的诸史中，已经较为明确地将胡床与床或榻区分开来，其用处及用法也各自相异。椅子作为坐具，始于唐末五代时期，但绝不能说由此就可以否定“椅子就是胡床的别名，从汉末开始就出现在中国”这样一个铁案。

另外，关于“椅”字，方以智的《通雅·卷三四·杂器》记载：倚卓之名，见于唐宋。余记唐末小说有倚桌字。宋·黄朝英言：椅，木名，棹与櫂通，但当用倚卓。杨亿《谈苑》云：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俗以为椅子、卓子。宋《卤簿》有金椅。

关于交椅或校椅

校有栏格的意思，校椅只能解释为有扶手的椅子。只见毛刻《贵耳集》用到，其它书籍都使用交椅。这来自椅腿交叉，可能和唐代将剪刀叫交刀相类似（《太平广记·卷一二二·陈义郎》）。关于胡床也同样，《太平御览》等类书里引用了梁·庾肩吾的诗句：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己正，文斜体自平。“足欹”也好、“文斜”也好，都不由得联想到椅腿交叉。这里的文斜取自错划即×的意思。传递到日本的这类椅子，有的是没有靠背的小凳子（主要用于猿乐），有的是有靠背的折叠凳（僧侣等使用），交椅到底指的是哪个，还有些不明了。从《贵耳集》“偃仰片刻坠巾”，以及《黑鞑事略》“如禅寺讲席”来推测，类似于有靠背的折叠椅。在西方罗马有CuruleChair，就是这种形式的椅子，最初没有靠背，后来加上了靠背及扶手。说到这里，是不是可以说明“有靠背的交椅就是胡床”，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从《苏峻传》“却据

胡床”来防敌的样子来看，好像有靠背，其它的记载都看不出是否有靠背。

《太平广记·陈义郎》原文：陈义郎，父彝爽，与周茂方皆东洛福昌人。同于三乡习业，彝爽擢第，归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与彝爽交结相誓。唐天宝中，彝爽调集，受蓬州仪陇令。其母恋旧居，不从子之官。行李有日，郭氏以自织染缣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误为交刀伤指，血沾衣上。[2]

还有绳床，根据王观国的观点，绳床的名称源自座面穿绳子（而胡床座面是皮革），可能和佛家有关。还有这个“据”字，可以认为胡床就是交椅的一种。如果胡床有靠背，不仅天若日子可以仰卧在其上，也可以想像箭射中在“高胸坂”上。[3]

话外之音:由几到机、由卓到桌

那么，西方的椅子从古埃及开始，希腊、罗马等从古代开始就使用椅子。罗马人用的折叠椅子，只能说是椅子中的一种。如果说中国的椅子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那么多种类中，为什么只传播过来这么一种？斯坦因在突厥斯坦挖掘出靠背椅和扶手椅，虽然不能断定属于哪个年代的，但可以肯定非常古老。一般来讲，这类椅子应该较早传递到中国，但为什么只有折叠形椅子传播到了中国？如果说胡床是由西方传播到中国的，我们不得不对是何人传播的这个问题产生疑问。

可是，如果说椅子是经由塞外的游牧民族带入中国的，这个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Curule（折叠）的拉丁文是Currus，来自于车辆，可能是这种椅子便于用车运输的缘故。对于塞外游牧民族来讲，他们跟随水草而转移，还有骑马的习惯，这种坐具再实用不过了。不仅搬运方便，而且不用曲腿居坐。这种椅子传入中国后，最早用于军队旅行等。《魏略》中就用胡床来证明裴潜的清廉，在他离任的时候，连胡床都没有带走。如果不从携带方便上来看，这段记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这里我们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中国的折叠椅是经由游牧民族从西方传播过来的。可是，我们还要看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机及桌。前面已经说过一些，“几”本来是人凭依的用具，而“机”原本是木材名，《说文》中说“机，机木也”，《山海经》说“单狐之山有机木”，本来和几席的“几”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此字突然在《三国志·魏志·华歆传》中出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四》）。王鸣盛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几”在制造上的变革。可是，《魏志·华歆传》里的“机”字，出现于魏明帝（226-239年在位）给华歆诏书中，将“机筵”连续在一起，可能和“几筵”并没有大的差别。但也应该看到，几席里用了“机”字，从此开始在制作及使用方法上确实有些变化。[4]

《晋书·卷三六·张华传》记载：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徙居，载书三十乘。《晋书·刘琨传》中记述其兄刘舆时写道：宾客满筵，文案盈机，远近书记日有数千，终日不倦，或以夜继之，皆人人欢畅，莫不悦附。这些都说明，当时的“机”已经不仅仅是人凭依的用具，用于放置书籍文书等，因此其形制也要比“几”大很多。由此可以推断，当时正式供人坐的床或榻，在制作上也会有很大的变革。[5]

隋唐以后，胡床开始盛行，一般的家庭也开始使用。进入唐末五代，不但胡床，其它的倚子·椅子也开始应用。值此，除了机之外，卓字、棹字、桌字也纷纷出现，到宋代则通俗地将“椅”称为椅子，将“卓”称为卓子（方以智《通雅》）。以至于最终出现形体庞大的桌子:八仙桌，可供八人同坐共餐。

注释：

[1]故事梗概：太平兴国初年（976年），南唐过来的学士徐铉受宋太宗（976-997年在位）之命，去看望被软禁的南唐末代君主李煜（961-975年在位），伺候李煜的老卒赶紧拿了把旧椅子放在李煜对面，徐铉阻止老卒说：有一把椅子给我的旧主坐就行了。

[2]庾肩吾：487-551年，字子慎，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南朝梁文学家。庾肩吾的《赋胡床诗》：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斜体自平。临堂对远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淄馆下，淹留奉盛明。

[3]故事梗概：这是一段源自日本《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神话故事。天菩比神奉天照大神之命，前往苇原中国（地界），去了三年也没有任何音信。于是，上界的最高神──高御产巢日神与天照大神又派天若日子到地界来探听虚实，并且给了两件法宝──弓和箭。可是，不但天若日子去了八年没有返回，听说还娶了地界主神的女儿为妻。高御产巢日神又派鸣女到下界来质问天若日子。天若日子用法宝将鸣女射死，此箭穿透鸣女的胸膛，一直飞到天上，惹怒了高御产巢日神，把箭反投回来，正射中斜躺在胡床上的天若日子的胸膛，因而死去。原文zz为：中天若日子，寝胡床之高胸坂，以死。

[4]华歆：157-232年，字子鱼，平原高唐（今山东德州）人。汉末魏初时名士，曹魏重臣。故事梗概：226年，魏明帝曹叡即位，于十二月任华歆为太尉，可华歆称病请求退休，愿将太尉一职让与管宁，魏明帝没有同意。在设筵大会朝臣时，用诏书宣喻华歆，让他辅佐治理国家，非常诚恳地说：“将立席机筵，命百官总己以须，君到朕然后御坐（我将站在筵席前，命文武百官同我一样站着，您到来后朕才能落座）。

[5]张华：232-300年，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县）人。永康元年（300年），赵王司马伦意欲篡权，要求与张华同谋，而张华予以拒绝，结果被杀。赵王司马伦得逞之后，废掉晋惠帝，自己称帝。刘琨：270-318年，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刘舆：约260-约307年，字庆孙，刘琨之兄。赵王司马伦称帝之后，各地的诸侯王不服，招致“八王之乱“。306年，持续了16年的动乱结束后，八王中只剩下了东海王司马越（？-311年）。司马越很早就赏识刘舆，每次开会召集众臣僚佐商议对策时，他手下那些文士、武将都唯唯诺诺，不知所对。唯独刘舆侃侃而谈，有条有理，应对如流。司马伦就把军国大事全都委托给刘舆来管理。正是由于司马越把刘舆定为至亲心腹，才对其弟刘琨加以器重。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近日，内蒙古二连浩特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从一批俄罗斯进口的原木中截获一种林木害虫，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复核鉴定，确认为扁树皮甲。经确认，该种生物在我国没有分布，为我国首次截获。

扁树皮甲是一种林木害虫，主要分布于欧洲、北美地区和俄罗斯。它属于鞘翅目、树皮甲科、Pytho属，幼虫啃食树皮和木质部的朽木，可随木材的国际贸易而远距离传播，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国生态安全造成严重的风险。为防止外来有害生物入侵，二连浩特局依法对该批原木进行了熏蒸除害处理。

（记者陆兵）

针对有关中国停止天然林商业采伐后，大量从国外进口木材，导致周边国家盗伐严重、森林资源遭到破坏的质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今天（21日）上午表示，中国木材市场供给没有太大缺口，适量进口一部分，是为了确保国内木材市场有序运行。

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林草局新闻发言人黄采艺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持续高速增长，加上人口众多，在生产生活方面木材需求量非常大。

对此，中国一方面实行了限额采伐制度，实行了凭证采伐、凭证运输制度，确保市场的木材提供有合理的法治保障；另一方面在森林培育和质量提升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确保木材市场供给没有太大缺口。适量的进口一部分，确保国内木材市场有序运行。

黄采艺介绍，中国在满足国内木材供给方面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大规模推进国家储备林建设。除了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这些年在工业原料林、速生丰产林包括珍贵树种大径级的基地建设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同时编制实施全国的森林经营方案，推进森林的科学经营，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示范项目，通过这些措施进一步提高林地生产力。

近年来，中国政府还加大了人工林木材的供应力度。如广西自治区每年提供的木材占全国用材总量的近三分之一。作为我国商品林发展和木材生产的重点区域，南方集体林区大幅度提高了全国人工商品林的采伐比重。

我国现有天然林资源有29.66亿亩，占全国森林面积的64%、森林蓄积的83%以上。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对天然林保护作出了部署。

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树铭介绍，我国天然林保护工作自1998年开始试点，从2000年开始实施第一期天保工程，2011年到2020年为第二期工程，明年二期将结束。国家投入天然林保护资金达到4000多亿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森林管护体系，使天然林得以休养生息。近100万靠森工采伐为生的职工转岗分流。

统计数据显示，20多年来，全国天然林面积净增4.28亿亩，天然林蓄积净增37.75亿立方米。到2018年底，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2.96%。截至目前，全国森林覆盖率超过50%以上的省有8个，超过60%上的省有4个，最高的福建省森林覆盖率超过66.8%。

李树铭同时表示，目前，我国人均森林面积0.16公顷，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人均森林蓄积12.35立方米，仅为世界的六分之一。我国森林平均每公顷的蓄积是94.83立方米，仅列世界第102位。此外，林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后，个别地方还没有通电、通水、网络等。

“天保工程到明年就结束了。这意味着，今后所有的天然林保护工作成为一项长期的事业，不是说天然林保护结束了，而是天然林保护工程结束了。大家别误会。”李树铭说。

他表示，国家林草局对于天然林将采取更高级别的保护。在对全国所有天然林实行保护的基础上，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以及生态区位重要性等指标，确定天然林保护的重点区域，实行分区施策。建立天然林保护行政首长负责制和目标责任考核制。同时，加强天然林管护站点、管护网络、灾害预警体系、护林员队伍和共管机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