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弃你家小,这些收纳圣地你用到了吗?\伍氏兴隆:传承有价值的红木家具
清式小叶紫檀镶理石云龙纹餐枱、椅
龙德
“判断一件家具应从型,艺、材、韵4个方面来评估,对于老家具,不管是宫廷的还是民间的,如果符合上述4个方面的标准,那就值得传承,对于有缺陷的的老家具,应对美中不足的地方进行改良设计,使其作品贴近现代人的居室空间陈设,才能走向市场。”伍氏兴隆明式家具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伍氏兴隆”)董事长伍炳亮如是说。
同大多数红木家具企业家一样,伍炳亮是从做木匠开始自己的事业,并于1986年在广东省台山市创办兴隆红木工艺厂,这就是伍氏兴隆的前身。伍氏兴隆经营到现在,27年的时间,从一个小作坊到现在国内具有很高知名度的企业,可以说凝聚了伍炳亮30多年来对传统家具文化的理解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设计是家具的灵魂
伍炳亮谈到行业内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人甚至是业内的专家都认为家具的材料越好,价值就越高。而他则有自己的看法:材料有价,艺术无价。伍炳亮说:“一张海南清代时期民间小作坊采用海南黄花梨制作的八仙桌,一张八仙桌需要160斤至180斤材料,而按照目前海南黄花梨每市斤8000元至1万元的价格,这张桌子至少需要130万元至160万元的成本,但据了解,海南旧货市场上,这样土作的桌子市场售价有的才到55万元,记者很好奇为什么木料做成成品后,价格反而不如原木的价格?“说到底一件家具的价值,木料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最能决定家具价值高低的,是作品是否有艺术含金量。”伍炳亮说。
除了伍氏兴隆董事长一职,伍炳亮还是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和中国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他表示,所有伍氏兴隆出品的家具,从整个定位、构思设计他都会去把关,伍氏兴隆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作品在传承中国传统家具精华的基础上,对一些老家具存在的问题会进行改造。以做精、做特、做优、做艺术的心态来制作家具,所以做出来的每一款家具都有很高艺术含金量,并具有收藏价值。
做让人感动的家具
伍炳亮在谈到家具产品时,特别喜欢用“作品”这个词,他说他设计出的每一件作品都付出了自己的心血,每一件作品都是有生命力的。他告诉记者市场上销售的家具分为3个层次:第一类是普品,这类设计制作水平不高,靠机器和电脑操作,批量生产,只能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第二类是工艺品,这类在工艺上有一些特色,但缺乏家具文化艺术内涵;第三类是艺术品,这类家具体现了作者很高的审美眼光和鉴赏力,从型、艺、材、韵上都无可挑剔。
伍炳亮对家具的热爱可以说到了痴迷状态,从1979年入行后,30多年来从没有改过行,也没有投资其他产业,伍炳亮说,做让人感动的家具是他的目标。与其他红木家具厂家不同,在伍氏兴隆,不是顾客来选择买或是不买,而是伍炳亮看到顾客后,如果觉得顾客是真正爱好红木,有很深的文化底蕴,能懂得欣赏红木,他才会把自己心爱的作品转让给顾客,伍炳亮如是说:“我希望把心爱的作品许配一个好人家,主人能真正懂它爱它。”
传承家具文化更重要
伍炳亮说,伍氏兴隆在市场不景气时,甚至是经济危机中能安全度过是有原因的。首先,伍氏兴隆用材讲究,是以名贵紫檀、黄花梨、老红枝为主,产品定位为制作有艺术含金量的精品,而且面对的都是有品位、有经济实力的群体。在传承中国传统家具的基础上,通过改良和创新,创造出社会和市场需要的新作品。只有高品位的艺术家具才能经得起市场考验,企业才有生命力。
伍炳亮名片上的公司名为“家具艺术展示中心”。问及由来,伍炳亮说,在广东台山公司总部的艺术馆和典藏馆,有他30多年来收藏、改良创新设计制作的1200个款式的家具,件件都是难得的经典之作,命名为家具艺术展示中心不仅能更好的吸引消费者和红木爱好者前来参观,同时也能搭建了一个传统家具艺术交流、探讨和研究的平台。
伍氏兴隆发展到了现在,伍炳亮认为,他目前的主要任务已不是赚钱了,而是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中国传统家具优秀的红木文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业内仿古家具企业已达两万家,虽然近年仿古家具和红木家具制作水平在不断提升,但精品不多,其主要原因是真正了解传统家具文化艺术内涵、有审美眼光、有鉴赏能力的消费者和企业家太少,伍炳亮表示,有建立红木鉴赏培训班的想法,培训对象是红木家具企业的老板和红木爱好者,通过这样去引导消费,让消费者把握投资与收藏的正确方向,引领当代仿古家具行业健康发展,提高行业设计制作水平,为推动中国传统家具艺术文化继承与发展努力。
张辉论明式家具
显贵们的私家园林与明清家具
文、图/张辉编辑/汤石香
导语
毋庸讳言,私家造园从来就是社会地位的标识,也是当时所有奢侈活动中耗资最巨、炫耀性最强的行为。从这一消费角度,亦可助于我们理解明式硬木家具的消费。
人物名片
专栏张辉张辉,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先后任职河北省博物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后,在北京多家出版社任策划组稿编辑,并创建北京紫都苑图书发行公司。著有《曾国藩之谜》(经济日报出版社),主编《曾国藩全集》(中国致公出版社)、《中国通史》(中国档案出版社)、《中国名画全集》(京华出版社)、《古董收藏价格书系》(远方出版社)等著作。从2000年开始,从事明清家具、文玩古董收藏和研究,现为三家专业艺术媒体专栏作家。将考古学、人类学、图像学、历史学之方法论引入家具研究。
明清园林建造风云际会,其艺术成就、人文价值,举世公认。古典园林代表了中国古代的艺术和审美,更深刻地说,反映了人创造性的本质。
但毋庸讳言,私家造园从来就是社会地位的标识,也是当时所有奢侈活动中,耗资最巨、炫耀性最强的行为。如果从消费角度来审视,则较能明白这是明清达官显贵的豪侈放纵、轻财重奢生活风气下的活动,而这也更有助理解明式硬木家具的消费。
宋李公麟《西园雅集图》花费最巨的奢侈活动:园林建造
长期以来,园林在各类评价中被道德崇高化,这使人们少有关注园林建造的动机和所需财力,而仅仅认为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追求。然而脱离“道德化”、“优雅化”的思维定向,便可坦言园林确是当时花费最巨的奢侈活动。
与当代人多关注园林的艺术成就不同,古人更直面其财力之耗费、骄奢之夸耀。就如:
谢肇淛说:缙绅喜治第宅,亦是一蔽……及其官罢年衰,囊橐满盈,然后穷极土木,广侈华丽,以明得志……富贯之家,修饰园沼,必竭其物力,招致四方之奇树怪石,穷极志愿而后已。纨绔大贾,非无台沼之乐,而不传于世者,不足传也。(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一》)
何良俊说: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明何良俊《何翰林集》,卷十二)
沈德潜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明沈德潜《万历野荻编》卷二六,中华书局,第645页)
佚名《拙政园行乐图》,从中可见拙政园局部景致,假山楼宇,无不精致。2达官显贵的奢华
晚明时期,造园造物运动如火如荼,它强劲地弥漫于上层社会,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官员和社会人士的抨击。各种奏疏、地方志和个人笔记中,对“俗之侈”、“俗之糜”纷纷指责。
当时众多的园林主人为卸任官员,治园修沼,叠山理水,似乎成为官场外另一种权势和财富的显示。
万历十九年(1591年),当了九年首辅的申时行致仕,回到家乡苏州。他致仕后安享生活和表现尊贵的方式最具代表性:买下了一个自宋代传下的旧园,名为乐圃。又在苏州建了邸宅八大处,以八音命名,分“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申家除园亭精侈、器用饮食衣服华糜之外,尚广蓄声伎,以供醉舞酣歌,宴会嬉游。郑桐庵《周铁墩传》说:“吴中故相国申文定公家,所习梨园为江南称首。”杨绳武《书顾伶事》说:“相国家声伎,明季为吴下甲,每度一曲,能使举座倾倒。”
申死后,葬在石湖吴山东麓,占地百亩以上,为一典型的明代高官显宦的墓葬。仅举此一例,可以明了园林之中是“文人的生活”,还是“达官显贵的奢华”。
古典园林的最高代表是宋徽宗的艮岳,那是文化的成果,更是权力堆起的财富高峰。明代江南园林风尚传接于宋代,私家园林数百座,无非后世豪奢官商效尤者也。
清早期黄花梨方桌江南私家园林园主基本是官贵、豪绅、富商之流,但当时形成一个特殊的、不走科举仕途之路的社会群体:“山人”,或可一提。山人是读书人出身,多数为下层贫寒之士,但也有少数人入幕、攀附权贵成功;或以文营商有道,发家富有;或为世家子弟,有先君子遗业。他们成为山人中的上层,其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超越常人,立足于极度富裕的财富精英人群。他们中间也有造园者,如徐霖造快园、王稚登造半偈园、张凤翼造求志园、陈继儒造婉娈草园、周靖履造梅园、赵宦光造寒山园、文震亨造碧浪园和水嬉堂。但即便如此,在明代私家园林之中,山人造园的比例是很小的。
“文人园林”,非“文人”所居所制
江南园林素享“文人园林”之誉,其意如此理解可矣:江南园林具有“文人画”一样的特殊内涵,诗情画意,写意山水。但实际上,它的使用者和“文人”身份无关,制作者主体也非出自文人之手。
清早期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1园林建造是一套完整的匠作体现,文字结晶可以哲匠级工匠计成的《园冶》为代表。在匠作体系中,个别有文化的山人侧身其中,但也难以构成制作主力。尽管在私家园林中匠人文化体系和文人文化体系衔接密切。
从文化的创造角度讲,制度典章、哲学文学艺术等一极的建立、创作,属于文人文化体系,而实用性的建筑、家具、工艺品等物质文明一极的创造,则要依靠匠人文化体系的能工巧匠们。
从消费角度看,明清私家园林,乃至明式家具,其使用人身份首先是身荣家富者,有无高深的文化是次要的。因为对园林文化认同的门槛并不高,达到一定社会地位和财富地位的人,基本完成对优质文化产物的认同。
无论是园林还是明清家具,消费者多为“富贵之家”、现实是历史之镜。我们可以目击并思考当下谁在使用私家园林,谁在收藏和使用海南黄花梨家具?它们和“文人”有多少关系,与富人又有多少关系?
从消费角度理解明清园林,可以更好地观察明式家具。后者也是一项财力活动,消费此类奢侈品,身份一定是“富贵之家”、“家累千金者”、“士大夫富厚者”。古董珍玩、古籍善本、历代法帖、名画等古代艺术品等如此,园林和豪宅、“时玩”和高档家具等实用工艺品也概莫能外。
清早期黄花梨亮格柜还需注意的是,晚明时节,一轮总结、品评园林、器物的热潮也应运而生。一类是《天工开物》、《园冶》、《鲁班经匠家镜》、《三才图会》等技术性著作;另一类是《遵生八笺》、《考槃馀事》、《长物志》、《闲情偶寄》等品评性文字。它们集中出现在这个时期,绝非偶然。可以说它们因明中晚期园林、宅邸、器物兴造的猛烈而催生出世,是奢靡消费大潮带来的结果。大量物质创造的兴盛,导致文字品评的追随。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中美贸易战,对中国木制品行业是不小的打击,此次增税会极大地限制我国木制品(家具、地板等)向美国的出口。部分厂家甚至可能会出现业务下滑,裁员停工甚至倒闭的现象。
穷则思变,我国的家具地板产业也可以找寻替代的国际市场,但道路却是阻且长。拿欧洲市场举例,不仅订单量远远不如美国市场;而且市场份额已经被抢占瓜分,中国家具厂家难以插足;同时两个市场的消费者喜好不一样,转换市场代表着全新的设计加工,换句话说就是成本的提升。举个例子,国内市场上的“北欧简约风”和“北美田园风”其实并不能代表两地实际的需求,而是面向国内消费者打造的概念。实际上北美偏实用气派,北欧偏繁复豪华。从北美风到北欧风不止是简单的转变,而是一次新的摸索尝试,稍有不慎就会跌出轨道。
由此导致的成本增加,出口价格的被迫提升,将会导致中国木制品丧失国际竞争力,甚至丧失国际市场,毫无疑问是不小的打击。但其实只要时刻不忘提升自身实力,同时面向国内市场“出口转内销”,未必不能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这是半年前应《经济学家茶座》之约写的一篇经济随笔。应主编事先有要求,希望刊物未正式登出文章之前,该文不宜以任何电子方式公开。理解刊物及主编的苦衷,一直未在个人博客上发表。现在纸质文章已经公开,就把这篇半年前写就的随笔,当作2017年博客文章的首篇。
《经济学家茶座》是闲谈之地,可以围绕经济议题三言两语。看着眼下“工匠精神”成为热门话题,有所感触,不妨闲话一番。
关于家具的一段“私家故事”
每个家庭都有使用家具的经验和感受,我家也不例外。由于年轻时光一段特殊的经历,我对木制品尤其是家具常常会投去不一样的眼光。
自我成家以来,一共使用过三套家具。
第一套家具就是为成家准备的。自己买的木料(当时木材是紧俏物资,好不容易托人买到的),自己拖回家的(很费了一把劲),自己找木工师傅来家加工制作的(本地俗称“打家具”)。由于木材紧俏且贵重(以我当时的收入为标准),为防止木工师傅大材小用甚至“掉包”,同时要保证加工环节的质量,家中应有“监工”。这个监工自然就是我了。记得当时正忙于复习考研,寒冬腊月,一边搓手取暖读书做题,一边时不时用眼“监控”家具从木材到成品的过程。
应该说,木工师傅的手艺是不错的,也是比较认真负责的(可能与事先设计的好的交易机制有关),算得上一个称职的“工匠”。一套家具用了十几年,完好如初,毕竟是真材实料、全部榫卯结构。两次搬入新家,用的都是这一套家具。但是,毕竟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加工物品,质量尚可,但用材可称简陋。木材是水曲柳的,30多年前算得上是家具好的用材,今天看就极其普通了;为节省用材,背板和侧板都是用纤维板替代木材的,搬家时碰到尖锐物留下两三个小洞。当时环保意识不强,上的漆就是普通的漆。所以,当我第三次搬家时,决定不再带走原有的家具。
第二套家具是在家具市场上买的成品。成品要比请木工师傅制作的家具好看得多,当然费用也高出很多。当时(2000年),市场上全实木的家具还很少,有的都很贵,占主流的是板式家具,即主材是用集成材(经过加工的木材板,但不是原木),家具表面一般是用装饰性强的木皮贴饰而成。对木材和家具没有经验的人,一般都比较容易被这种板式家具所吸引,表面光鲜,造型新颖(由于不是对原木进行加工,所以克服了原木在成型方面的一些限制)。但这种家具也有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原木自然的美丽花纹,当然也不会散发出原木特有的清香;二是不经用,难以像原木那样经历长久仍可完好如初。果然,用了几年之后,首先是桌面的装饰贴面局部脱落,接着就是其他问题开始出现。这种家具作为一时之用可以,但不可作为家居欣赏,更无法家传了。五年前再次搬家时,想都没想,自然用新家具替代旧家具。
购买第三套家具费了些心思,看了不少地方。有事先的标准。第一,必须是全实木的,即每一块材料都是用原木加工的,而且材质要有一定讲究;第二,做工必须要好,全榫卯结构,油漆要环保;第三,要美观大气,长久耐看。最终选择了一套(其实是多套组合的)全榆木材质、器型美观的新中式家具。
本人在中学毕业后曾有一段特殊经历,学木求匠两年,刨、锯、开榫、打眼样样都会,独自一人制作的五斗橱像模像样,虽不敢讲木工手艺已经很精,但看门道已经八九不离十了,评价家具的做工和品质有一定的发言权。现在市场上好的家具确实做工精良,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相结合,若用材再讲究,可以达到被欣赏的程度。榆木材质紧密,花纹铺张,富有动感,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家具的上好用材,现代工艺又可以做到板与板之间无缝连接,一个桌面如同一块整板,同时不失全榫全卯的工艺,看上去确实赏心悦目。朋友新来我家,见到家具及其他木制物品都要赞赏一番,笔者免不了要自谦,但心中还是高兴的。
说了一段家具的私人故事,其实想说明两点。第一,从消费者效用原理出发,若财力允许,买家具这类常用且长期用物品,一定要买好的。第二,中国的家具的确可以做出精致的东西,拿到世界上去比也不会差。因个人兴趣,笔者也有多次在国外考察家具市场的经历,得出这番经验是有依据的,其实美国市场上卖的很多高大上的家具原本就是中国生产的。不信,你可以拿好的中国家具和宜家卖的进口家具比一比。
遗憾的是,中国制造所代表的产品,依旧离精致优良很远,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低质低档乃至粗制滥造的代名词。正因为此,社会呼唤好的“中国制造”问世,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力提倡“工匠精神”。
人类有追求美好的愿望和权利。美的产品、好的产品,也是一种文明的象征,是人类达到不同文明阶段的一种标志。人的生活是不是美好,不是取决于你有多少钞票,而是取决于你拥有多少美好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即便你很有钱,不停地换住所、家什用品,但住所逢雨就漏,家什用品粗制滥造,甚至有毒有害,你的生活绝不能算美好。人家一辈子就住一处,家什用品也是一件用了多年,但住的和用的都是高质量的,能够用来欣赏的,人家的生活肯定比你美好。所以,产品做的好不好,不仅关乎生活品质,而且关乎文明程度。
具备“工匠精神”的前提是要有工匠
把产品做好,当然要有工匠精神,而是否具备工匠精神,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折射。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大胆承认民族文化的某种缺失,承认国人的某种劣根性。鲁迅先生写过很多批判国人丑陋一面的文章,可谓一段文字一把匕首,一篇杂文一支投枪。与他同时代的傅斯年,也写过不少批判性很强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中国狗和中国人》,大有鲁迅的风格。作者在文章中首先借用专业养狗人士的话说,“中国狗也很聪明,他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叫他探一件事,他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一群狗打架,或者挣食物的时候,就把他的使命丢开了,所以养不成材。”接着,这位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论道:“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责任心,:他俩一样。中国人‘小时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沉沦。留学生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胡适之先生说,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其次便是中国学生,至于美国人,远不如这两个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了一群狗打架,或者挣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如果今日有人看到这段文字不舒服的话,不妨去一趟上海的鲁迅纪念馆,最初发表这篇文章的《新青年》杂志,现在已经成了馆藏的一个文物。
胡适当年也写过一篇寓言式的文章,语气平和,但寓意相同,针砭国人的不认真和不负责任,做事马马虎虎,那就是《差不多先生传》:中国人的最大特性就是做任何事(当然包括做东西)都是差不多就行了,从来不精益求精;“差不多”的哲学通行天下,把“差不多”发扬光大的反而被捧为“圆通大师”。
几十年前如此,如今也未见得好到哪里去。所以,中国制作的产品与外国制作的产品放在一起,立马分出三六九等来,价格也是如此。连医生都会和心脏病人这样说:你的心脏要做支架,外国支架四万一个,国产支架便宜,只要两万一个。至于国人蜂拥到国外购物,从德国的汤锅到日本的马桶盖,再到澳大利亚的奶粉蜂蜜,以至于中国旅游团所到之处,便是外国商场断货之时。这些已经不再是新闻,国人早已见怪不怪。
问题是,倘若没有工匠,何来工匠精神?今天我们有工匠吗?提这个问题似乎更为沉重。
有两种途径可以产生工匠。第一种途径是学徒制,手艺精良的师傅把技术传给徒弟。那个给我打制第一套家具的木匠,算得上那个时代的工匠。若没有当年恢复正常高考制度,也许笔者也可以成为一个说得过去的工匠(不算诳语)。这种途径现在自然消失了。第二种途径是职业技术教育。发达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可以产生大量高水平的工匠,就像德国、日本那样。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工厂流水线上基本都是刚刚从农田里走出的民工,经过简单培训就开始生产了。虽然也有职业技术学校及其毕业生,但人数偏少,更关键的是水平不高,既有投入问题,又有生源问题,因为现在去读职业技术学校的几乎都是被高中淘汰的。
除少数国家重金投入的行业,中国的工业文明,基本上还是“差不多文化”通行。操作手册上明明写着螺丝要拧5圈,中国的操作工常常只拧3圈:只要不掉下来就行了。所以,同样的技术,同样的工艺,就是因为做的人不同,品质就会有差异。我曾经在东京的商场里见过两款外形一样、品牌相同(都是索尼牌)的八波段半导体收音机(那还是半导体收音机有市场的年份),价格却相差一倍。好奇之下,问其缘由,被告知,那个贵的是MadeinJapan(日本制造),那个便宜的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
要培育工匠精神,首先要有大量的现代工匠。这就需要系统性的改革以及观念改良,包括教育体制、薪酬制度、劳动市场制度等,还有树立起尊重体力劳动、欣赏体力劳动成果的社会观念。德国之所以能生产出众多的品质优良的产品,最主要的原因是拥有一大批技术精良的现代工匠,之所以有众多的现代工匠,是因为现代工匠在德国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薪酬待遇,早早地吸引了优秀的青少年有志于此。
消费文化也是“工匠精神”的关键因素
那为什么中国的家具可以做得很好,而其他产品却普遍缺乏“工匠精神”?这和市场结构有关,从需求一端讲,也和消费文化有关。
若有一些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产品在中国做得不错,大概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传承,即历史上我们就做得很好。中国古代家具在工艺水平上无疑是上乘的,其中部分达到艺术的水准。我不止一次去过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也不止一次去过那里的中国馆,对那里陈列的一对十分珍稀的中国明代黄花梨大柜印象深刻,几百年了,连金属锁件都锈蚀坏掉,木制的柜体完好如初,榫卯和拼接之处依旧严丝合缝,透出黄花梨的特有美丽神韵和中国古代家具规制的庄严。[1]第二是有利于形成买方市场的竞争结构。充分的竞争性,供略大于求,好的产品才可以在市场中胜出。中国家具的市场无疑属于这样一种市场结构。不过,这两个原因在其他产品市场中也存在,例如服装、食品、厨房用品,都有历史传承,都是充分竞争的市场,但中国的产品依旧做的不好。第三个原因就成为关键,消费者的挑剔程度。
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消费者对普通产品是不挑剔的,只要便宜、好用就行。所以市场上充斥了便宜但质量不高的产品,消费者也不很介意。试举两个典型例证。中国人雨天出门打的伞基本上都是劣质货,尤其是伞骨从材料到做工都很低档,几乎用不了几次就坏了。但没有多少消费者对此介意,因为一把雨伞很便宜,坏了再买一把就是了。第二个例子就是中国锅与德国锅的比较。中国家庭主妇一生可能用过无数的锅,一只锅用几年就坏了,也没人因此而遗憾,因为再买一只锅也很便宜,结果一辈子用的都是劣质锅。德国的家庭主妇可能一生只用过一两只锅,但一辈子用的都是最好的锅。原先中国人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锅,现在知道了,所以去德国的中国旅游团一般很少不带回德国锅的。可惜,中国消费者很少到国外会去买伞的,但倘若他们少一点对那些浮华Logo的迷恋,而增加一点对真正生活品质的要求,则会发现雨伞也有明显的品质之分。
家具在中国却有不同的命运。中国人对自己的家居环境及其陈设十分在意,中国人最认真的地方莫过于家庭装修了,都是要用最好的材料、最贵的品牌,家里往往装修得像一个奢华的酒店。家具属于家庭陈设,是家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不能不讲究。只要财力可以,中国的消费者也是愿意在家具上花费的,包括名贵的红木家具、金丝楠木家具(其实没几个是真的)等。加上现在中国市场开放,可以进口世界上任何一种名贵木材以及国外出产的家具,所以,中国的家具市场真正是琳琅满目,高中低档一应俱全,以本人半专业化的眼光看,只要肯花钱,品质高的家具并不难找。当年的水曲柳以及木工师傅的工匠技艺,实在无法和今天的市场相比。岂止是家具,凡是和家庭装修有关的材料和物件,例如瓷砖、地板、五金件等,中国生产的产品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品质是很高的,尤其是瓷砖和地板和国际名牌在品质上已经差异不大。
这充分说明,特定的消费文化,消费者自身对产品有无品质上的苛求,也是决定市场上产品品质的一个关键因素。工匠精神,不仅来自于是否有工匠,来自于工匠是否负责任,还来自于消费者对工匠的要求,尤其是是否宁愿多花一些钱买好的工匠的产品。要培育“工匠精神”,必须彻底改掉中国人固有的“差不多”文化习性,其中包括消费者自身为图便宜的“差不多”文化。
(来源:搜狐)
据悉菏泽郓城已有30余家板材企业改造通过验收,开始生产。在菏泽政府的牵线下,小板厂和蒸汽公司达成协议,通过架设蒸汽管道使用蒸汽来代替锅炉,实行煤改气,停产了一个月的单板旋切厂也开始陆续开工。
近几个月,板材行业掀起的这股环保风暴,让干板材的兄弟们苦不堪言,在这场环保风暴中,央视、新华网等权威的媒体机构也纷纷斥责某些地方政府“一刀切”的行为。如今,终于让我们板材人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有人说:所有的成功,都是熬出来的。用什么熬?别人受不了的委屈,你承受了;别人需要理解、安慰、鼓励,而你不需要;别人用消极指责来发泄情绪,你却懂得转化、消化。相信板材行业一定会在这场环保风暴后浴火重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