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从实用器到收藏品的蜕变

赏玩博古，或者说收藏古董这个爱好，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宋时，文人们博古是为了从以前的器物上来证经补史、补订疑误，金石学正是源于此。著名的金石学大家欧阳修在《金石录目序》中也指出 ：“可与史传正其缺谬，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

到了明中期后，文人的博古活动逐渐从经史研究中解脱了出来，收藏，开始成为一项单纯的审美文化活动。

宋槐阴消夏图中的家具与古玩

“景（泰）天（顺）以后，俊民秀才，汲古多藏。”

收藏品本身是衡量一个社会经济繁荣程度与流行风潮的特殊之物，而在明代收藏之风极为盛行。

晚明《明月环》木刻插画

及至晚明，收藏不再是少数贵族文人的专属，而逐渐成为了一种全社会的风尚，官僚政客附庸风雅、文人名士显露才华、富商巨贾夸耀财力，社会各阶层都借其抬高身价。

收藏，甚至已经和谈谐、听曲、博弈一样成为名人生活的“新开门七件事”之一。

收藏的主力军，也从远离俗物的文人逐渐变为了更为世俗的大众。我们可以把他们视为两个群体，“鉴赏家”与“好事者”。

好事者

所谓的好事者大多是些富商贾客或世家子弟，他们收藏或是为了附庸风雅装点门面，或是为了转售获利。

明 杜堇 《玩古图》

这些不缺钱的新贵们但闻有珍贵器物往往不问价钱，挥金争买，往往会花大价钱来搜购各类金石碑帖、古籍善本、书画珍玩等。

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鉴赏能力和水平，徒有大量珍玩，却不了解古玩的审美价值，买来的许多古董只能束于架壁而任其朽蠹。

像《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明代才子沈德符曾记这样一则轶事 ：

有古董商曾经就拿画向他请教，画上画的是重楼叠宇，有美人在婢女伺候下沐浴。他就戏弄古董商说，这是李思训画的《杨妃华清赐浴图》，古董商听完高兴坏了，转手就有个官员花百金买走了，其实原画只值一金。

这个故事讽刺的是啥呢？

李思训其实是杨妃之前的人物，杨妃入宫前他就已经死了，怎么可能来画一幅杨妃沐浴图呢？年代明显对不上号啊，可买卖双方竟然都没识破这一点，可见好事者中大部分都只是攀文附雅之辈。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也说 ：“然而粗用之物，制度果精，入于王侯之家，亦可同乎玩好；宝玉之器，磨砻不善，传于子孙之手，或值不值一千。”

所以，权贵豪富们就需要文人们来为他们掌掌眼，来品鉴藏品的优劣、真伪与雅俗了。

鉴赏家

中晚明的文人科举压力之大，远胜今日的高考；再加上土地兼并的泛滥，很多文人虽然读了书，但也没法儿举业糊口，因此往往就放弃继续往官场钻研，而是投身于其他行当，“倚商事文”。

没钱的落魄文人们给商贾当个“清客”是屡见不鲜，像“山人”这一称呼就是这个时期冒出来的。

但即使家有余产，文人的整体财力依旧不及富贾，就如董其昌所言，“所收藏家，未必有识见。所识见家，未必有斧子。”

但文人在审美和文化品位上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文人作为文玩收藏、鉴赏、品评方面的权威，他们的这一地位随着文玩市场的繁荣和收藏群体的不断扩大而愈加巩固。

在人人都开始讲究收藏的大环境下，像钟鼎彝器这样的“寻常之物”已不能满足明代文人更高层次的鉴藏需求。

大家都一样，怎么能显出自己的“遗世独立”呢？

对明代文人来说，鉴赏玩物本为风雅之事，品味孤绝，方显得超凡脱俗，偶遇同好才有高山流水之美意。所以，得玩得与众不同，藏得别具一格。

原先都“厚古薄今”喜欢前人的书画古物，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之，开始追求今人之作，即“时玩”。

“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于古敌。……”

明嘉靖 剔红六合同春纹小箱

填金刀刻《大明嘉靖年制》楷书款

家具，也是在这一背景下成为一种受人追捧的试玩。

李渔论及家具赏玩曾言 ：“器之作者有三 ：曰椅，曰杌，曰凳。三者之制，以时论之，今胜于古。”

在明之前，家具基本很少被视为一种收藏品，更多是一种实用器，并没有从生活器具的范畴剥离开来。

像一些书中虽然出现了家具的条目，如《太平御览》的“器物部”中就记有俎豆、禁、食架等，但是只是常识的记录而非鉴赏指南。

而到了明代，尤其是中晚期后，家具的收藏价值开始显现。

家具价值认可

家具最初凸显其收藏价值，用料考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的家具普遍使用紫檀、花梨、乌木等各种名贵材料制作。

晚明文人，范濂的《云间据目抄》：“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厨几棹，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

晚明 黄花梨四出头高靠背官帽椅

由于硬度很高，用硬木做家具需要比用一般木材制作耗费更多的人力和工时，加之在装饰上精雕细刻，工艺复杂，是以价格昂贵，也被新兴富裕阶层所青睐。

明 万字纹拔步床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藏

权贵们的家具收藏当然会比一般人更加讲究。据《天水冰山录》记载，严嵩获罪后，从其袁州、南昌、分宜等地的家中抄出的各式家具包括桌、椅、案、榻、床、屏、橱、柜等共计八千余件，这一数字显然已超出了家中的正常所需。

明 杜堇《十八学士图之二》的屏风

而抄家所得的家具，普通的当地就变卖了，珍贵的如各式髹漆屏风、螺钿屏风、倭金屏风和大理石螺钿床等物品，即使搬运不易，也要解赴到户部，足见其珍，家具收藏功能在当时也得到了普遍的承认。

同样还是沈德符，他还曾记载：“一日予过王斋（王伯毂）中，适坐近一故敞黑几，壁挂败笠，指谓予曰：‘此案为吾吴吴匏蓭（吴宽）先生初就外传时所据梧，此笠则太祖普赐十高僧，而吾乡姚少师道衍得之。留至今，盖欲以歆予也。”

吴中名人所用过的一张几案便成为鉴赏家值得夸耀的珍藏，这是明代以前见不到的景象。

收藏风气泛滥

在江南地区，无论贫富在衣食庐舍、服饰车舆上无不极尽华美，在当时“缙绅喜治第宅……及其官罢年衰，囊橐满盈，然后穷极土木，广侈华丽，以明得之。”其中当然少不了能与之相称的家具来搭配，方显出气派。

明末清初 黃花梨攢鬥四簇雲龍紋六柱架子床

明末清初 黄花梨卷草纹展腿式条桌

这种对家具考究的风气，也被当时的小说家记于笔下，如《金瓶梅》第四十九回，胡僧观西门庆家中：“正当中放一张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桌子上安着绦环样须弥座大理石屏风。周围摆的都是泥鳅头、楠木靶肿筋的交椅……”

即使是一般的百姓甚至是奴仆也会把家中精心布置一番，在家具的配置上也毫不马虎：

"还能冲动，表示你还对生活有激情，总是冲动，表示你还不懂生活。细木家伙，如书棹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棹，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至如极小之户、极贫之弄，住房一间者，必有金漆桌椅、名画古炉、花瓶茶具，而铺设整齐。"

而且文玩市场里也出现了家具的影子，比如绘制于万历至天启年间的《上元灯彩图》，描述的就是当时南京上元节集市的景色。

其中文玩书市上除了书画瓷玉、鎏金佛像、花木奇石等之外，竟也出现了不少销售家具的店铺和摊贩。

而且仔细看画，画的十分详尽包括架子床、罗汉床、几、案、桌、凳、箱、插屏、帽椅等等，从颜色来看，有的像是紫檀制成，有的还镶嵌大理石

家具和文玩被贩售于一处，由此可见，此时的家具已经具有与文玩类似的性质。

及至晚明文震亨编写的《长物志》，所涉及的内容从室庐、花木、水石到几榻、禽鱼、香茗等林林总总无所不括，而在卷六“几榻”、卷七“器具”、卷十“位置”等多处，他对家具的结构、尺寸、材料、功能等方方面面都作了比较详细地品评，给出了明确的优劣评判和赏玩标准。

晚明 黄花梨攒靠背南官帽椅

文震亨在书中论及家具处还特别强调 ：“余所以列此者，实以备清玩一种，若必按图而索，亦为板俗。”

更加明确了其认为家具，在此已确是一种“清玩”无误，家具已经突破了实用性的局限而具有了审美的价值。

求“殊”

在世俗阶层都来追随与模仿文人时，文人们独创独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已被其他阶层全面的附会，其用来自矜身份的“不流于世”感逐渐被消解了，其失落之情也就难免了。

为了继续构建与其他阶层相区分的等级性身份认同的标志，同时也保持在文化领域的优势，塑造出一种专属的生活品味也成为文人阶层之间互相体认和对抗身份焦虑的方式。

天然根瘤榻

求“殊”就成为明代文人收藏的新方向和新追求。

袁宏道曾言 ：“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纵使易之 , 亦未必有补于品格也。”

不拘泥于真伪

文人在收藏上为了求“殊”以显示自己独特的品位，他们对器物的鉴赏已经不再拘泥于古今真伪，只要符合文人的审美标准，赝品同样可以受到青睐。

尤其是在财力上无法与商贾相比较的情况下，真伪不再是判别器物收藏价值的唯一标准，审美内涵、文化理想和精神追求成为判别文物优劣的新标准。

如高濂就认为，仿古赝品“可不古所无”、“置之高斋，可足清赏。”文人的这种态度，又使得姑苏一带作伪成风，“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弈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被视为一种实用物的家具受到文人的青睐，作为一种身份认同的载体而成为一种新兴的收藏品，它能成为全社会追捧的对象便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