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度张家港口岸进口集装箱运木材20.75万立方\古家具中“旧”的取舍

据张家港检验检疫局统计，今年一季度，张家港口岸累计进口各类木材97万方，同比增9.4%。

张家港检验检疫局国家材种鉴定与木材检疫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陈旭东表示，今年以来，木材外贸形势不容乐观，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木材出口量大幅下降，非洲国家由于原木资源日趋匮乏，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禁止木材出口。为促进木材贸易，张家港检验检疫局在加强口岸防疫体系建设的基础上，首先，加大监管力度，通过调研摸底、备案管理等举措，增加码头定点查验库场，提升监管有效性。其次，加快推进进口木材检验检疫无纸化，不断提升通关速度。第三，提升技术保障能力，依托全国木材鉴定领域专业的重点实验室，对进口木材实施质量检测，让进口商进的放心、消费者买的放心。目前，张家港口岸板材进口量不断攀升，已占到了去年全年板材进口量的三分之一，预计全年将突破20万方。

大企业实力越来越强

以前，中国家具行业隐藏了很多巨富，在这个行业，即便一个普通人也很容易发财致富。同时，他们的财富是隐秘的。现在的情况似乎正在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愿意把自己放在阳光下的企业越来越多，当然还有很多人将自己藏在了重重帷幕之后，难辨其真实的底细。

在股票市场上上市的家具企业越来越多，他们的财务数据及企业发展计划不再是商业秘密。透过这些公开的信息，我们发现，家具行业大企业的实力这几年正变得越来越强，相比很多行业的微利与亏损，家具行业总体上的财务情况还是好的，甚至说是非常好的。

家具行业上市公司存在着钱花不掉的现象，不少公司将现金拿去理财了。与此同时，这些家具企业正在新的领域进行着全新的布局，其触角伸得很远。这些都一再说明：家具行业也在上演强者愈强的戏码。

其实，抄袭从来都是新生力量超越行业老大的惯有手段，很多发达经济体在初生之时也没少用这样的手段。当下米兰家具展正在进行之中，中国家具人从对其顶礼膜拜，发展到与世界知名家具品牌公司携手设计新家具，这不是幻象，而是已有的事实。

中国家具人也聘请了米兰的中坚设计力量，帮助中国家具设计师开拓国际视野。与此同时，世界顶尖家具设计师也对东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将众多东方元素引进了自己的家具设计之中。

东西方家具设计力量正在有机融合，共同发展。事实上，国际顶尖家具创意品牌公司也热切地期待着中国设计力量的崛起，为他们的家具创意提供原汁原味的东方文化底蕴。

在这股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潮流之中，中国家具设计水平正在迅速提升。平心而论，中国家具企业的很多产品极具创意，只是缺少一些类似米兰那样的文化光环的渲染与烘托。

广东家具产业链竞争优势依然明显

相反，利用在简单制造时代积累下的财富，广东家具业正在定制家具时代重新发力，再度领先。同时，在成品家具制造领域甚至利用已有的品牌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人才优势，继续在成品家具业占据领先地位，获得可观的设计与销售溢价。更令人关注的现象是：不少广东家具企业在向海外市场进行品牌扩张。

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广东家具行业产业链竞争优势依然明显，在国内，目前尚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可以与广东家具板块竞争。

广东家具业显然又走在了新的消费时代的前列。

健康家具可能成为下一个颠覆性力量

金属家具最大的优点是：它是健康家具的代名词。懂一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木制家具很难彻底消除甲醛污染。而金属家具的购买者不用担心室内空气污染问题。

现在金属家具这个天大的好处还是一个“小秘密”，很多消费者对此懵懂无知;而一些市场的先知先觉者正在迅速扩大自己的领地，发展速度之快超出了行业观察者的想象。

健康是消费者今后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也是人类各种需求之首。满足健康需求者，必获巨大回报。

2018年1-3月，我国共进口SPF62.0万立方米，进口额为12572.6万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9.22%和8.81%，累计进口价格为203美元/m3，同比增长12.89%。3月当月，我国SPF进口量为21.1万立方米，同比减少28.3%，环比增长34.96%；进口额为4315.4万美元，同比减少19.17%，环比增长33.38%；进口均价为204美元/m3，同比增长12.73%，环比下降1.17%。

（稿件由国数源提供）

文/谢谷图/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

2015年保利秋拍，一件王世襄旧藏明万历黑漆描金彩绘顶箱大四件柜以1725万元成交。在硬木家具依然是古家具拍场绝对主角的同时，精彩的漆木家具也让人看到更多可能。正如行家所言，“买黄花梨老家具的藏家也开始收藏漆木家具，他们逐渐体会到，很多漆木家具并不亚于黄花梨家具。”

一条鱼的另一段

如果同时打开《明式家具珍赏》和《可乐马选藏山西传统家具》，将前者175件硬木家具和后者148件漆木家具对比，那么，两者间有趣的关联将一览无遗。以行家观点，漆木家具和硬木家具本应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彼此的构想和审美品味经常互相揉合。

“然而，中国传统家具就像是一条鱼，出于商业的目的，我们将鱼切做三段，只取用中间一段而忘了两头。”古家具收藏家张德祥说。

明清时期的硬木家具，尤其是黄花梨家具，赚足了藏界的眼球，除了市场的有效运作，家具本身的材美工良、造型优美自然是主要原因。

当下的现实是，市场的硬木家具精品数量越来越少，但价格越来越高，同时，硬木家具程式化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比如，器形一致的两件黄花梨方桌，在不同预展现场出现，让人错觉原本可能在历史上出自同一作坊的两件家具，走散后又在同一时空重现。

程式化或与晚明开始兴起的城市商品经济有关，当家具生产由私人订制变为作坊式制作，某一个器形受到市场欢迎，就会被不断复制。程式化对藏家的一大影响是审美疲劳，也让越来越多的古家具收藏家转身，将视线转移到民间漆木家具上。

那些时间跨度更大（实物可早至金元时期）、造型变化更为多端、细节表现更值得玩味的漆木家具，为收藏价值取向的丰富与圆满提供了可能。

在众多漆木家具收藏家中，马可乐算得上是其中的先知先觉者。

20世纪80年代后期，来自山西的漆木家具大量涌现市场，让马可乐感到惊喜。这些家具同他当时熟悉的硬木家具很不一样。

“我只是依据经验和直觉判断这些东西好，不应该随便被卖掉。”他说。

当时浮现市场的大部分漆木家具都只是民间的一般家具，但马可乐还是从里边选出了一些自认为有价值的，想办法留了下来。

《可乐马选藏山西传统家具》中，有一件壸门式直枨条桌（图1），马可乐收藏了近30年。这件家具被他视作收藏的里程碑，“从它开始，我才重新认识漆木家具的收藏价值，有了自己的收藏方向。”

此桌在大边安单直枨，抹边安双直枨，属于宋代传统形制。随着榫卯技法在明末兴起，大边安直枨的做法几已消失。壸门形牙条延伸到腿肩，带出曲翘小钩的嫩叶雕饰，从中绽放委角线直下作终，线条完美流畅。修长的四腿和直枨都打洼面起委角，腿足微撇。

马可乐据此推断，此桌最早可追溯至宋元时期。对他来说，这类早期家具比起晚明的黄花梨家具，无论是造型的雅致程度，还是工艺的精细程度，都不遑多让。从此桌也能看出日后明式家具演进的来路，其研究价值丰富了漆木家具的收藏内涵。

山西家具，文明的沉淀

丰富的造型、细节、符号，造就了漆木家具的味道。从藏家手中可见的实物来看，优秀的漆木家具多出自山西，这绝非偶然。

山西夏季炎热，冬季干冷，有4个月的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这对原本易受侵蚀的漆木家具来说，是极好的“生存条件”。

崇山峻岭的保护、与外界隔离的地形，加上完整的设计和精良的工艺，使得山西的许多古建筑和文化遗迹至今仍保存完好，早期的传统家具也随之流传。这部分明或明以前高古家具的存在，奠定了山西家具的地位。

山西盛产煤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仍可就地提供取暖燃料，不像其他地区的人家在不得以的情况下拆除老家具当柴烧以求温饱。

不过，真正决定山西家具风格并使之成为漆木家具代表的，是数百年中沉淀的历史、社会与文化因素。

宋朝时，山西长期被北方游牧民族占领。金朝占领中国北方后，迫使宋室南迁。

“一般认为，被掳的北宋王室和宫廷工匠，由于他们的使命感，有助于在女真族文化的统治中保存宋朝的传统。”前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馆长柯惕思说。

大同是辽、金两朝的南都。统治者建立了双文化机构，同时也保存了北宋和唐朝的传统。因此，家具中，早期传统风格也得以保留。

《山西传统家具》一书中有一对花形桌（图2），桌子由上而下挖缺花形，四角踩委角直下腿足，板边曲伏及凸出的小尖头轮廓延续直下下方的大片牙板，并与边沿的断面相互呼应。栏杆塌和长交椅则集中体现了北方早期传统风格的延续。

栏杆塌（图3）案形结构，腿足缩进安装，直者多于弯者，用插肩榫与塌面连接。比对内蒙古解放营子辽墓、大同金阎德源墓和襄汾明墓的殉葬器物，就会看到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并使人相信在山西南北一带至少流行了上千年。在山西发现的无数大件类似床榻中，一件榆木床榻的年款是嘉庆九年（1804年）。

长交椅是一种山西特色，有多件流散出来。据推测，其可能是用于观赏音乐杂剧演出。有关元杂剧起源于金朝的研究，证实了女真文化的演艺传统，晋南发掘的几座金朝墓葬中就有杂剧舞台的明器。直至18、19世纪，依然可见此类长交椅。

好“武”的家具

漆木家具最具特色的，要属其浓厚的地方乡土风格。这种风格在山西家具上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山西家具的地方乡土风格，除了保存早期传统的保守心态外，很大一部分是继承了北方的游牧文化，即辽、金、元三朝的契丹、女真和蒙古文化的影响。山西地区有400年（916~1368年）被纳入三朝版图。

辽、金两朝的君主信奉佛教，在山西兴建了无数寺庙。佛教对山西的影响源远流长。汉亡后，鲜卑拓跋氏创建了北魏（386~534年），于公元386年定都大同。他们迅速吸收了汉族文化，并崇信佛教。云冈石窟便是最著名的遗留。供案、供桌类家具，也因此在山西十分常见。

在装饰艺术上，北方游牧文化具有“雕琢浓华、沉稳凝重及多层次”的鲜明特色，而这正是典型的山西家具乡土风格。浓华密实的花草纹、透雕多几何图形和蜿蜒的三弯腿，都是山西辽金器物的特征。

虽然此后供桌形制仍在演变，但花草纹、几何纹和三弯腿却越来越常见，乃至成为“标配”。这种类型的供桌虽然南北各地均曾发现实物或形象材料，却从未见有硬木制者。

这类装饰还在椅具上多有呈现。马可乐收藏的一对榆木南官帽椅（图4），靠背攒框打槽装板，分成四截，开光和亮脚均为花叶纹。上下两侧安角牙装饰，下方两边各安一块透雕渔网织纹的围栏窄板与座面相接。券口牙子搜挖起钩凸缘并透雕花叶纹。

拿任何一件硬木南官帽椅比较，都能看出这样的漆木椅具明显偏粗犷尚古。如果说深受文人审美影响的硬木家具好“文”，那么，这样的漆木家具便是深受游牧文化主导的好“武”。

更生动的漆木家具

古家具收藏家偏爱漆木家具还在于，硬木家具中的简约风格往往在漆木家具中可以找到对应，而在细节处理上，一些漆木家具甚至比硬木家具更优秀。

至于北方漆木家具传承中所出现的，既有游牧文化好“武”特征，又现江南明式家具的简约风格，王世襄认为与黄花梨为代表的明式家具有关。王世襄认为，明清时期，晋、陕地区的某些工匠除大量使用一般木材外，也用黄花梨制造家具。

“即便某些晋、陕工匠从未使用过黄花梨，也会用一般木材制造出和黄花梨家具相似的作品。这是因为明式家具在南宋时已基本定型。元明以降，不同地区的工匠都在继承仿效。”王世襄曾说。

这类传统的明式风格，一直延续至今。

对家具的这种讲究，除了匠人匠心独具外，山西高度发达的行商文化或许是催生其出现的主要动力。在明清两朝，游走大江南北的晋商除了带回金钱外，也带回眼光。他们兴建了无数豪门巨宅，一方面为光宗耀祖，一方面也为庇荫子孙。其中一些传世的宅院有堂堂数百个房间，数代同堂，每一间都少不了配置上好的家具。财富、眼光与强烈的民间本土意识，使明式风格的漆木家具更趋多彩、生动。

体系收藏

山西家具具备了传统家具的多个面向，“文武”双全，古今交融，其丰富性奠定了它在漆木家具中的位置，也让漆木家具在交流中产生价值。

1981年至1991年，马可乐一直以经营硬木家具为主。他对1984年在香港最著名的古董街:荷李活道开设家具店时的家具行情记忆犹新。

“一对广作红酸枝的太师椅也就200块人民币。漆木家具与硬木家具价格区别并没有现在那么大，式样好些的反而更贵些。”马可乐说。

然而，1985年，王世襄在香港出版的《明式家具珍赏》却在市场中掀起了一阵旋风。

1985年到1990年，大量黄花梨老家具被先知先觉的商人们从内地征购出来，囤积在广东和澳门口岸，等着一河之隔的香港商人过来从中挑拣收购，然后再由香港流向世界各地。

“其中有一些真是精彩万分，但是我没有力量把它们都留下来，这需要非常强大的经济基础。”马可乐说。

那时，一件好的黄花梨老家具，价格已攀升至几十万元。

20世纪80年代后期，漆木家具成了马可乐的收藏方向。

当时卖掉一件黄花梨家具大概可以买回数件非常好的山西家具。为入手有价值的漆木家具，去完善他的收藏体系，马可乐宁可卖掉硬木家具。

“1989年前后，我为收藏一对柜子，花了6万元人民币，当时在北京买一套普通房子也就是10万块钱。”马可乐说。

2011年，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在天津武清落成。博物馆展出数百件金元至明清时期的漆木家具。

“我收集过康熙、乾隆、嘉庆、同治和光绪时期的四出头官帽椅，将它们排列在一起便能清楚地看到整个形制的发展:各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马可乐说。

尽可能去收集各个时期的家具，形成体系，这一概念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将家具放进体系中研究，可以廓清一个时代的审美与工艺倾向、社会和文化背景，这是打通不同器形任督二脉的关键。

现在公开展出的漆木家具藏品，除了可乐马古典家具博物馆，还有天津武清区博物馆。马可乐视前者为专业版，后者为普及版。其中主要的区别在于，武清区博物馆的陈列对象是对老家具没有认识的普通观众；而另一个则是供家具爱好者和研究者看的，两馆各有侧重。

“漆木家具没有固定的价格，价格在逐渐梳理的过程中形成。过去几年，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藏家多了，但批量收进漆木家具的现象没有了。频繁的交流和讨论让藏家的水平提升了，优秀的漆木家具价格水涨船高。”漆木家具收藏家张春林说。

就价格而言，优秀漆木家具已经不再便宜，但是，当藏家转身进入这一视野当中，会发现，这是一片更为开阔、也更具选择性的海洋，可以带给藏家更多收获。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