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红木贸易为例看原木禁令后中缅木材贸易走向\明式榉木家具的研究与赏析
但是随着中国红木市场的兴盛,中缅红木贸易并未得到扼制,反而以迅猛之势在增长。2013年,中国从缅甸进口的红木原木,无论是数量还是价值都占了从2000到2013年的总和的1/3,而且在2014年的第一季度这个数据还在快速增长,甚至在2014年4月缅甸颁布原木出口禁令后,价值5200万美金的红木依旧通过陆运进入中国
。不过在实地调研中发现,2014年6月后红木贸易较过去却是呈现了下降趋势。但是考虑到2014年6月至11月,本身为缅甸雨季,木材难以运输,再加之当时与云南接壤的克钦邦爆发武装冲突,直接影响木材交易,所以现在我们尚且无法判断是原木禁令起到了作用还是其他因素影响了中缅木材贸易的进程。(徐晔中国西南林业大学大湄公河次区域林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官员)
濮安国
文/濮安国(中国红木家具文化研究院院长)
编辑/蔡静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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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安国,1942年出生,江苏无锡人。我国著名的明清家具专家和工艺美术学者,被誉为“中国红木家具研究和苏式家具研究第一人”,早年在业内有“南濮(安国)北王(世襄)”之称。现任中国红木家具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
中国明式家具的研究,从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很难避免的误区。由于认识的不足,研究者没有注意和重视明式家具产生的源头,直至今天有不少人仍然认为似乎是“黄花梨木”家具的出现才产生了中国的明式家具。从1944年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教授出版的《中国花梨木家具图考》到1985年王世襄研究员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赏》和1989年出版《明式家具研究》,他们在对中国明式家具的研究中都不自觉地疏忽了江南榉木家具在中国古代漆木家具发展到硬木家具过程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王氏认为榉木“比一般木材坚实但不能算是硬木”,不过,在说到“细木家具”时倒也说了“其中可能包括椐木(榉木)家具”的一番话,并说“流传在北方的所谓南榆家具(注:即榉木家具)也不少,多作明式,造型与制作手法与黄花梨等硬木家具相同”。但是,对于“黄花梨”等硬木家具的形成,恰恰是赖于长期以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细木家具”,即榉木家具的生产,都没有引起重视。以后有些人则更是把江南榉木家具一概地说成是“乡村家具”、“柴木家具”,以贬义的心理和价值观去看待这一明式家具的先行者,并且以为榉木家具生产的年代大多较晚。如1995年《收藏家》杂志第10期中,《中国乡村家具》的作者就这样认为:“在黄花梨木清初告缺以后,显然红木的进口没有跟上,而苏州工匠又不可能停止生产,所以大量明式风格的苏作家具是以当地优良木材:榉木制做的。”次年该杂志第23期相关阐述中又再次述说:“榉木为苏州一带特有木材,北方人称之为南榆,此类木材为苏州工匠替代黄花梨首选木材。”
对此,笔者在1996年正式出版的《中国红木家具》一书中,就曾发表了自己的不同观点。笔者认为:“在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民间选用当地盛产的榉树为家具的用材,大量制造供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榉木家具,给中国传统家具带来了一次开创的机遇。榉木,江南人书写成‘椐木’,木材质地坚致,色泽明丽,花纹优美。尤其是树龄久长、粗大高直的树材,心材呈红橙颜色,纹理的结构呈排列有序的波状重叠花纹,俗称‘宝塔纹’。从明代榉木家具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当时匠师们凭借这种天然本质纹理创作的审美意匠。在苏州、松江一带,还把这类木制的家具称之为‘细木家伙’,以示它与传统‘银杏金漆’家具在工艺技术上和类别上的差异。这说明,这类家具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已经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笔者在书中还强调指出:“榉木在江南民间被视为‘硬木’,所制的家具非常考究,它不仅是中国古代优质硬木家具之先导,而且一直连续不断地生产到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生产时间最长久的民间实用硬木家具。江南榉木家具对优质硬木家具发展的作用,对明清家具文化的积极意义,今天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1999年,笔者在出版的《明清苏式家具》专著中,就江南榉木和榉木家具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就地取材,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创造满足自己日常生活需要的物质产品的最基本法则。人对天然物材的认识和利用,常常又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标志。苏式家具在用材上开始于广泛采用江南本地生产的榉木,在民间大量生产榉木家具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木质家具的设计水平和工艺水平。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渐渐地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古代习惯于生产和使用漆饰家具的传统观念,促使明代家具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榉木家具成了开创中国古代硬木家具生产的先锋,并获得了重要的地位。”
“在明清两代的苏式家具中,生产时间长久、产品丰富多样的以榉木家具为最。今天,凡研究明清家具的,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最早、最优秀的明式家具中,有不少是选用榉木来制造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可以找到榉木家具的各类产品。由此不难推断苏式家具之所以成为明式家具的典型和代表,首先是由于广大民间榉木家具的大量生产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这也清楚地说明了苏式家具在用材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成为苏式家具与其它地域家具文化截然不同的区别和特色。”
2007年年底,应几位朋友的盛情邀请,笔者随他们一起赴海南岛对明清家具的用材降香黄檀(俗称海南黄花梨)进行考察。考察中笔者发现,如此优质的木材,在清代时期的海南只是大量的用它来做建筑材料,或用作制造各种日常使用的生活器具和生产工具,包括刀墩板、鸡食槽、犁柄、爬竿等等。当时海南用它来制作的家具大多十分简陋,在海南地区,降香黄檀在明清时期也只被视为一种普通的木材而已,并没有像江南榉木一样在明清家具史上产生如此的辉煌。这一历史情景充分地说明不是单纯的某一种物质,而是在某种环境、在许多特定的条件下人们对某一种物质的认识、利用、改造才产生和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另外,根据记载,从一开始苏州地区采用的花梨木,大多来自东南亚等地。也是王世襄把唐《本草拾遗》中称“花榈出安南及南海,用作床几”的记述,错误地写成了“花榈出安南及海南,用作床几”,并将原为采用老花梨木制作的明式家具都改称“黄花梨家具”,以致当今商界把明清的明式花梨木家具都说成是“海南黄花梨”。
由此可见,明式家具之所以起源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除了不可或缺的以用材为条件之外,更重要的还有时人对优质木材获得的文化思想;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当时的经济基础、时代背景和人文意识所共同孕育的结果。采用榉木与花梨木在当时同样都是体现家具文化的一种物质载体。
而时下不难看到,在传统家具的理论研究和社会生产中,近些年以来,仍然存在着与此类似的关于家具与用材等认识上的种种偏颇和错误。至今,仍有着许多过之而无不及的将“红木家具热”引进了一种“唯材”而贵、“唯材”而美、“唯材”而论的怪现象,以“用材”来操纵红木家具市场价格的走向,给我国传统家具生产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对当今传统家具的设计和创新,对居室家具文化生活的提高以及社会生活文明的发展也带来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近十多年来,笔者曾联系收藏者举办过以苏州地区榉木家具为内容的主题性展览,展出江南明清明式榉木家具,推荐明代或清代早期明式榉木家具的精品佳作,并举办榉木家具的学术研讨会,彰显江南明清明式榉木家具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及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内涵。前几年在倡导文化产业的推进中,还为常熟地区的有关企业选购榉木材质众多的明清家具,创建了“苏式家具博物馆”,长期陈列流传至今的民间苏作榉木旧家具。时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越来越多的举办明清榉木家具展,印制图册,组织不同形式的专题讨论和活动,为弘扬明清家具文化作出了新的贡献。
这里,我们通过列举若干实例,重温故物,增知新识,以与广大读者共飨。
图1明代榉木夹头榫灵芝纹画案(图1)
画案扁圆腿(7.3×6.6厘米)直足,侧脚左右6厘米,前后2.5厘米;扁圆形双档。
与夹头榫配合的角牙雕饰灵芝纹,牙条平直起阳线,线脚与灵芝纹饰连接自然,且与案面边抹线脚相互呼应。这是一件规格尺寸较大、制作年代较早、工艺精美的文人画案,更是苏式家具中典型的明式风格,是古时文人讲究家具艺术品位的典例之一。
图2榉木仿竹藤式小条桌(图2)
此桌用料均取圆材,圆腿的直径为4.50厘米,横档直径由下至上分别为2.70厘米,1.73厘米,24.50厘米,27.73厘米;矮柱直径为1.00厘米。
桌子采用仿竹式的裹腿做,但不起竹节纹,不落窠臼。小桌造型十分秀丽、轻盈,予人以一种清风亮节的视觉感受。“仿竹”或“仿藤”的制造工艺在明式家具中是一种成熟、完善的款式,作品并不少见,但能如此神采洒脱,确系居室江南情意的典型体现。此桌充分反映出了造物者对审美意蕴的追求和家具形体式样的驾驭能力。
图3榉木带橱奠双门圆脚橱(图3)
橱宽91.4厘米,深48.4厘米,高171厘米。
此橱的立柱起“双洼线”,两洼之间呈现状如剑棱的线条,是苏式家具运用线脚造型的典型手法之一,富有鲜明的形式特征,更能使上下收分侧脚的橱身挺拔而俊俏;并在与橱门平坦的面板对比中产生深邃的艺术感染力。立橱成对使用,相映成趣,既不单调,更不会造成繁杂的效果;橱奠能起防湿作用,将该橱放在橱奠上后就更显得空灵而大气。
图4榉木菱花纹盝顶拔步床(图4)
拔步床宽227.2厘米,深263.7厘米,高256.7厘米。
这是一件清代早期的拔步床,菱花纹是民间的俗称,传统纹样称“四合如意纹”,寓意吉祥、谐美。盝顶是古代器物造型的一种传统式样,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床顶造成如此样式,当是十分讲究的做法,至今仅见此一例,加上“满披”灰漆,可知制作年代也较早。床体下四周的栅板,除前面外,左右与后面皆作虚镶。菱花连缀的围拦和踏步的门拦、侧拦均空透、灵气,攒斗工艺高超,几百年下来不松不动坚固如新,不愧是古代拔步床中的精品。
红木文化作品简称红木制品,其艺术和价值是以红木木材作为载体来体现的,有网友咨询到,为什么非得是红木而不是其它木材?在众多红木材料种类中,明代为何崇尚黄花梨,而在清代则转而追求紫檀?这些问题实际上牵涉红木文化艺术与其载体,红木的关系问题。据本人数十年的思考与研究,谨就此谈几点意见:
一、红木文化是一门精英文化艺术
中国历史上传统工艺美术门类繁多,但概括起来大体不外两种:一种为社会大多数民众服务的,我将其称之为民间文化艺术;另一种为少数上流社会人士服务的,我称之为精英文化艺术。前者从业者多,受众广,艺术上、技术上要求一般,喜欢就好,并不苛求极致,如东阳木雕、惠山泥人等。而后者则有明显不同,从业者稀,受众少,此类物品艺术上追求完美、独特,设计上融入文化内涵,技术上挑战高难度,选材上钟情于稀有、名贵之材,如红木、玉器、紫砂等都是后者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门类。
二、从花梨、紫檀看明清时代的审美取向
在我国明代末期,因统治阶级力量相对薄弱,苏州一带文风大盛,诗人画家辈出,世界闻名的“明式家具”艺术创作即在这一时期达到颠峰状态。“明式家具”一词的特定涵义实际上是以由明代文人设计、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注重人体工学造型、流畅完美的线条、精致简练的雕刻、科学精准的榫卯为鲜明特征的,以黄花梨为最佳载体的经典红木文化艺术家具。
中国古代历来就把家具当作宇宙天地的缩影。圈椅这一中国人独创的造型,因其舒适美观成为经典造型,流传至今仍觉时尚。殊不知圈椅上圆下方的创意恰恰来源于中国古代人们对于宇宙天圆地方的认识。黄花梨花纹线条奔放流畅,与诗人、墨客豪放不羁的性情又十分吻合,鲜明特征的华美纹理又构成了每件黄花梨作品个性化特征,让人见物见人、见物见性情、见物见精神,因而长久赏玩,趣味无尽。
黄花梨诸多优良特征极大地满足了明代文人的审美需求。弄懂了这一点,明代公推此材为红木文化艺术的首席载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同样的道理,红木文化艺术发展至清代成为皇家独宠之物则是同一道理的另一种反映:因皇帝喜爱,与皇家身份更匹配的色泽深紫、密度更大(1.26g/cm3),加工更难、包浆更亮的紫檀木则更能体现皇家富丽堂皇的气派。此木成为红木文化艺术在清代的首选载体也具有时代特征和必然性。
三、东非黑黄檀、黑黄檀、卢氏黑黄檀是当代红木文化艺术的首选载体
中国悠悠五千年文化历史是红木文化之根。近五百年这棵大树枝叶繁茂,其间也有兴与衰的悲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内红木市场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渐繁荣。当然,在开始阶段,突如其来的市场需求与红木载体与制作技工的严重不足,理论研究的滞后都给红木行业和市场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所幸的是2000年国家红木木材及制作工艺标准的相继出台,保障了红木文化的健康发展。
无论从木材特性的数据上或是制成品外观和触感上来分析,其质量足以取代已列入各国禁采的珍稀保护树种檀香紫檀和黄花梨。况且现今真正产于印度的檀香紫檀和产于我国海南的黄花梨木,材积都很小,除可制作一些小件工艺品外,以无力胜任较大件红木制品的制作了。我以前就曾说过,综观中国红木文化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个木材不断替代的历史。文化要延续是必然,载体的更替则更是必然,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各个时期负责挑选最佳载体以担负这种文化延续的责任。
很多人不了解生态板,误解生态板,甚至把劣质的板材也当作生态板。看到别人家装修的美仑美幻是不是也很想要那样的效果,可是又苦于不知道如何挑选定制家具的材料,大家都说用生态板好,那么生态板有哪些优缺点呢?
还有一些人对生态板的用途,生态板能做什么家具有疑问,在这里,我将针对生态板做家具的优缺点重点展开讨论。
生态板做家具的优点
首先,生态板的优点是明显的,生态板是在实木的基础上精加工而成的,因此突破了以前的三聚氰胺板以密度板和刨花板为基材的游离甲醛高、容易起泡、分层、爆边、防潮性差、握钉力差等缺点,更是克服了烤漆板表面容易产生划痕和对人体产生危害的气味。生态板花色种类多,色彩绚丽。它免漆、耐磨、耐高温、耐腐蚀、防水防潮、握钉力好、环保、低碳、表面也不会变色或起皮,具备许多天然木材所不能兼备的优异性能。用它打制的家具不必上漆,表面自然形成保护膜,耐磨、耐划痕、耐酸碱、耐烫、耐污染。环保美观。
所以说生态板被广泛应用于:整体衣柜、橱柜、浴室柜、电视柜、鞋柜、展柜、酒柜、卫生隔断、商业隔断、办公家具等。
生态板做家具的缺点
生态板的优缺点中缺点还是比较少的,不过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生态板在进行切割和封边的时候,非常的容易破裂,所以施工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第二个需要注意的方面生态板的品牌比较多,购买生态板的一定要注意购买生态环保的实木原料做成的。
鉴定家具年代早晚,有时可凭某些构件的造法作出判断。下面将分别述及。至于其可靠性并不一致。有的甚为可靠,具有普遍意义,得到家具研究者的广泛承认。有的造法虽已在明代出现,因入清后更为流行,不免给人较晚造法的感觉,凭它判断就不十分可靠,只能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宜只凭某一构件作出判断、而应结合其整体造型和其他构件的造法来判断其时代。明清家具构件的鉴定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搭脑
靠背椅和木梳背椅的搭脑中部,有一段高起的(如埃氏《中国家具》第23、25),要比同类椅子用直搭脑的晚。靠背椅的搭脑与后腿上端格角相交,是广式常用的造法。如果系广造,其时代多较晚。苏州地区所造的明式椅子,此处多用挖烟袋锅榫卯,时代较早。
二、屉盘
椅凳和床榻屉盘有软硬两种。软屉用棕、藤皮或其他动植物纤维编成,硬屉则用木板造成(一般采用打槽装板造法),包括近年修理时改装上去的木板草席贴面硬屉。埃氏在《中国家具》一书中,误认为贴席硬屉是中国古代座具两种基本造法之一,这当然是错误的。不过,他认为软屉、硬屉对鉴定家具年代有参考意义,在某种情况下是对的。由于考究的明及清前期家具,大都是16世纪至18世纪初苏州地区的产品,屉盘多为软屉,硬屉的只是少数。因此我们今天如果遇到棕藤编织尚完好的软屉家具,或早已破损而被改装成草席贴面的硬屉家具(在边抹上的穿孔可验),可以认为很可能是苏州地区的制品。反之,如果我们遇到屉盘打槽装板,边抹上无穿孔,也就是说从来就是硬屉家具,那么它就很可能不是苏州地区的制品,而是广州或其他地区所造。鉴定家具年代,我们审视其屉盘造法,再结合观察所用的木材和制作手法,就可以对其时代和产地作出较好的判断。
三、牙条
桌几牙条与束腰一木连做的早于两木分做的,即“假两上”的早于“真两上”的。直牙条,或牙条中部“洼堂肚”轮廓圆婉的(如艾克《图考》图版2),比“洼堂肚”生硬而下线为平直的(如艾克《图考》图版6左、28)要早。“洼堂肚”如浮雕五宝珠纹,则时代更晚。
椅子迎面的牙条如仅一直条,或带极小的牙头,为广式的造法,时代较晚。苏制明式牙条下的牙头都较长,或直落到踏脚帐,成为券口牙子,其时代较早。
四、牙头
夹头榫条案的牙头造得格外宽大,显得臃肿呆笨的,是清中期以后的造法(如埃氏《中国家具》第58)。
五、帐子
罗锅帐的弯度小而生硬,无圆婉自然之致的(如寇慈家具书第44、48),时代较晚(见图1)。管脚帐明式都用直帐,清中期以后常用罗锅帐(如艾克《图考》图版6左、寇慈家具书第95)(见图2),至晚期苏式更为流行。用此来区分明式和清式是相当可靠的。
六、卡子花
明式卡子花有几种常见的式样,如几套环、吉祥草、云纹、寿字、方胜、扁圆等,俊俏而疏透,装饰效果很好。清中期以后,卡子花增大趋繁,有的造成花朵果实,有的造成扁方雕花板块或镂空的如意头(如寇慈家具书第46,埃氏《中国家具》第116)(见图3),效果反而不佳。根据卡子花的纹样,也可以区分明式和清式,并判断其大致年代。
七、腿足
明式家具除直足外,有鼓腿彭牙、三弯腿等向内或向外兜转的腿足,线条无不自然流畅,寓遒劲于柔婉之中。至清中期而矫揉造作,作无意义的弯曲,晚期苏式,每下愈况。其常用的造法是先用大料造成直足,到中部以下削去一段,向内骤然弯曲,至马蹄之上又向外弯出,大自宝座似的大椅,小至案头几座,几无不如此,生硬庸俗,明式朴质简练的风格,丧失无遗(见图4)。近年竟有人把此种清代晚期苏州制造的、退足作无意义弯曲的大椅,也说成是继承了明式的优良传统。这种论点不符合事实,对今后我国的家具发展也有害,故不敢苟同。
八、马蹄
明式和清式的马蹄,有显著的区别,前者向内或向外兜转,轮廓优美劲峭,后者蜕变成长方或正方,往往加上回文雕饰,庸俗而呆板(见图5)。以此区别明、清两式,可谓屡验不爽。颐和园藏紫檀条桌,全身光素,但据其方形马蹄,可以肯定是清中期的制品。
随着中国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和市场消费量日益提升,木材缺口扩大,进口需求激增。2017年中国进口木材1.08亿立方米,预计2020年将突破5亿立方米。绥芬河毗邻的俄远东地区,拥有全球最富集的林木资源,储积量223亿立方米,成熟林和过熟林占70%,年出口4500万立方米左右,占中国进口量的30%,柞木、水曲柳等冷寒带阔叶树种,是家具等高端产品的优质原料。
作为国家重要的资源能源进口口岸,近十年,绥芬河进口木材5400万立方米。其中,2017年进口800万立方米,是中国最大的俄罗斯木材进口集散地,可以长期、充分满足原料供应和加工需要。在绥芬河投资林木特别是家具产业,是最稳定、最有潜力的战略选择。
绥芬河产业基础坚实,项目平台完备。绥芬河与俄远东州区政府、企业和民间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培育形成了外向型特色鲜明的木材进口加工产业,2017年木材落地加工达446万立方米,精深加工超过100万立方米。全市共有木材进口企业214家、加工企业445家,在俄采伐回运企业49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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