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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人

时间:2011-04-14     人气:1171     来源:世界经理人网     作者:
概述:他们成绩突出,表现优异,遇见难题全心投入寻找解决路径。他们有实力证明自己,得到想要的结果。很多人为结果而生,不为过程而生,对细节不怎么关心。在某些问题上,他们过于固执,很难听进他人的意见。......

  他们成绩突出,表现优异,遇见难题全心投入寻找解决路径。他们有实力证明自己,得到想要的结果。很多人为结果而生,不为过程而生,对细节不怎么关心。在某些问题上,他们过于固执,很难听进他人的意见。私下里聊天,他们经常说公司的制度过于酸腐陈旧了,直属上司的讲话也只是老调重弹。

  小事上,他们看起来目标明确;大事上,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虽然细节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他们却希望每一件事情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这样高度支配型的人格充满控制欲,一些自我意识过于强烈的家伙经常被贴上“绝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标签。

  因为整体上属于结果导向型的一类人,他们很容易感到厌倦。最好让他们知道,一个有意思的任务完成了,还有更加有意思的任务在等着他们。西方管理学者的话—升职加薪是追求的目标,可在灵魂深处,永不停歇翻越山峰的快感,自我实现的渴望,抑或仅仅是出于对失败的恐惧,构成了他们前进的驱动力—说的就是他们。

  类似的行为特质,被小说家高度浓缩在大侦探福尔摩斯身上,被剧作家集中体现在豪斯医生身上。在这两位经典人物心中,惟有无头悬案和疑难杂症才能真正展现一名专业人士的实力与魅力,过于平淡的任务实在让人打不起精神来。

  他们热爱说话一针见血、每次都能说到点子上的人。思维缜密、逻辑完满、视野开阔、观点独到的讲话容易获得他们的认可。观察他们与人交谈,经常是别人话还没有说完,他们已经作出了反应。能够举一反三的他们,有点烦那些讲话半天切入不了正题的管理者。碰到那样的人,他们一分钟也听不下去。

  他们敢于接受超出自身能力的任务,即使未经考虑也有魄力应承下来。这样的决定常常充满冒险,但只要他们作出决定,总会全力以赴。到了这种时候,他们可能需要其他同事的帮助。由于过于习惯单打独斗,他们的人际关系显得有些紧张,即使方案言之有理,切实可行,也未必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他们更愿意在作风果断的管理者手下工作。优柔寡断、行事时有反复的管理者会让他们感觉不给力,进而纠结。他们善于管理自我时间,有效分解手头工作。如果任务不能在预定时间完成,或者合作的同事不够尽心尽力,他们将倍感挫折,甚至火冒三丈。

  总体上,他们还算年轻(虽然最大的80后已经30多了),作为或多或少经历了一些职场佚事的人士,他们有时候刻意掩饰内心真实的想法。可一旦小宇宙爆发,其坦率的态度、攻击性的言辞、强烈的企图心,总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时甚至会令人不快。

  从上不唯上,爱自己胜过爱他人,需要选择,不喜欢命令,他们是桀骜不驯的年轻人,他们是管理的“反动派”。描述他们的词汇褒贬参半:“有追求、有胆识、有责任心、专注工作、坦率直接”Vs.“不易合作、过于苛求、无组织、无纪律、充满挑衅”。这些高度对立的词汇统一于此类人身上,成为管理者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正面“反动派”

  犹太哲人希勒尔曾对个人和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行为之间错综复杂而又自相矛盾的关系有过描述,他说:“如果我不为我自己的话,那么谁为我呢?并且,如果我不为其他人的话,那么我是谁呢?同时,如果不是在现在,那么会是在什么时候呢?”

  通过三个连续的句子,可以领会到个人自我实现的需要和社会行为之间紧张关系的本质。员工与公司组织间的关系,套用这三个追问同样合适。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人过于看重第一个问题,忽视了后面两个问题,造成了组织关系的紧张。

  管理“反动派”,首先要准确识别“反动”的类型,然后才能区别对待。“正面反动”和“负面反动”的语言模式和行为模式存在很大差异,用“激将法”还是“充分授权法”需要因人而异(见后文《善用“反动派”张力》)。

  这些桀骜不驯的年轻人和管理者之间,更多的是意识冲突,有了意识的冲突才有人际的冲突。他们表达异议,方式简单直接。这样的人,多数是“正面反动派”。

  成熟规范的老牌公司通常能够化解新生代“反动派”的负面影响,并尽量让其带来创新活力。这些公司招聘员工时不但考虑应聘者的工作能力,也考虑员工的价值观是否与应聘职位的直属上司一致,把员工与公司价值观的一致落实到具体的领导关系中。另一方面,“反动派”关乎公司自我变革的意义,这些公司通过“在线大讨论”等方式让员工表达不同想法,以鼓励异议。没有异议的组织无法生长创新的萌芽,容忍异议是为了更远的未来。试图永续经营的企业总在不断培养接班人,这些人通常就在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人里面。

  成长期的中国企业对“新生代反动派”的管理能力还很欠缺,导致一些“正面反动派”走向负面。他们凭借手中掌握的资源,居功自傲,变得极其难管。在后文《“小王”难管》的案例中,销售干将陈闯事实上成了一方诸侯,尾大不掉,公司只能采取极端措施,分割其市场,削弱其影响,不免一番动荡。

  公司对雇员是一种有限的权力控制,权力本身受到雇员辞去工作这一自由的限制,不同企业对雇员的控制力度是不一样的。阿里巴巴自信地说“价值观是训练出来的”,员工能够接受具体至日常行为细节的价值观就留下,接受不了就离开;苏宁坚持“人品优先,能力适度,敬业为本,团队第一”的选人原则,以便把新人完全彻底地融入连锁零售这架大机器;江浙一些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被戏称为“银行业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其业绩考核高度市场化,客户经理手握资源,自己组建团队。一旦客户经理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很容易发生团队整体跳槽这样的事情。

  企业的文化与制度足够强势,“反动派”问题是一个微观问题;企业的文化与制度过于孱弱,“反动派”问题就是一个宏观问题。

  新生代的冲击

  随着80后、90后员工成为公司主要人群,许多企业开始有意识地调整管理新生代个性员工的方式。改变逐次深入,“越机械性的东西越没强项,越需要劳动强度的东西越没强项,但越需要想象力、越需要见识面的越有强项,这种对比是很明显的,所以首先进行变革的是网络公司,高新技术公司、知识服务型公司、然后慢慢才会影响到传统制造业,传统服务业。”

  早在2009年,麦肯锡公司的一项调查就显示,高管和一般管理人员均对自己企业的一线管理人员的业绩不满,这种低满意度主要源自对于一线管理人员工作的定位有误:大部分人认为一线管理人员的职责只是执行分配的任务,发现并解决遇到的问题。但这不是事实。在新生代一线管理人员和员工中,实施自主管理能够带来高绩效。
  我们挖掘到了一些比较成功的实践,在《伏虎记》案例中,产品开发部总监张震采取“自由模式”的管理方式,放手让下属去试验、去碰壁,体验式换位与注重细节的方式让下属心服口服。

  应对代际变化的沟通策略包括:批评者尽可能提出替代方案和更多的选择,让被批评者感受此前没有意识到的可能性;对80后、90后“反动派”强烈的进取心与求胜欲给予特别、立即、持续的鼓励;沟通过程中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讲话;允许争辩,不过分控制谈话;陈述观点符合逻辑,表达方式讲求效率,轻易不运用命令的方式,不容置疑的指示将带来更多的腹诽。最后,管理者只要有一次将“反动派”的想法与功劳据为己有,就将彻底失去人心。

  虽然“信任、授权、包容”之类的词汇随处可见,在具体的管理情境中却很难做到。一个习惯了说一不二的民营企业家,可能会自我暗示:“我要心胸宽广,我要海纳百川”,但真到了权威遭遇挑战的时刻,又会雷霆震怒。同理,一个一路青云、自信惯了的中层管理者,甚至无法忍受年轻下属诮笑的嘴角。

  管理者脑海中的员工形象由深处其中的文化氛围决定。这种“文化氛围”之说必须有比较,必须用人来衡量人。度量是我们文化氛围的一部分(所谓“反动派”,何尝不是一种比较?),有了比较,那些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才被视作挑战权威、挑战规则、深具破坏性。因此,如果管理者试图将“反动派”作为问题来解决,那么这将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问题因比较和评判而来,一旦有了区别心就有了“度量”,那么,桀骜不驯的年轻人就永远都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唯一的办法是调整心性。只有管理者放下成见,以新鲜澄澈的心态面对这些年轻人,心智才可能完全摈弃固有结论,不再陷入比较与度量,理智与情感才可能融合统一。激发“涌流”。

  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涌流”。在涌流状态,“情绪不受抑制和牵绊,而是积极、充满活力,与当前任务协调一致,涌流是一种忘我的状态。与沉思和忧虑正好相反,处于涌流状态的人们并不是在精神紧张地冥思苦想,而是专注于当前的任务,失去所有的自我意识,把心里常常惦记的健康、金钱甚至成功通通抛诸脑后”。

  花样滑冰运动员、书法家、钢琴家、攀岩爱好者讲述自己在喜爱的活动中的感受时,描述词汇总是惊人的一致:“入迷”“自己不存在了”“身体不用控制”“发生的事情与己无关”。实际上,处在涌流状态的人们对从事的活动有着超强控制力,对不断的变化也是应对自如,人们的表现达到巅峰,但他们其实并不关心自己的表现,行为本身的绝对愉悦才是动机。

  管理“反动派”的最佳境界莫过于“反动派”人尽其才,忘情工作,进入类似“涌流”的无我时刻。正如前文所说,“反动派”敢于接受超出自身能力的任务,即使未经考虑也有魄力应承下来。丹尼尔说:“人们在任务要求稍高于平常时最能集中精神,而且他们在这个时候的表现会优于平常。如果对他们的要求过低,人们就会觉得乏味。如果要求过高难以应付,人们就会产生焦虑,涌流存在于乏味和焦虑之间的微妙地带。”

  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只是一种反人性的苦役,很多桀骜不驯的年轻人只重视私人活动时间,埋首个人兴趣,真正如稻盛和夫一般将工作视作提升个人心志修为的人少之又少。此种情况下,不断提高任务的难度,持续给予肯定,不断引导“反动派”进入“涌流”状态就有了切实的意义。

  存在一些管理方法,让这些年轻人进入“涌流”状态。我们在后文中提出了如何用好“反动派”的张力,如]以适应80后的方式与80后沟通,自主管理模式如何与美国Y一代相互契合。这些方式都可以让“反动派”持续保持正面的状态和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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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整个上一代人力资源高管都渴望着成为企业领导的战略顾问。但是,这对很多人来说,都很困难,因为如何衡量人力资源方法的业务价值实在太难。“培训的投资回报率是多少”?“哪种筛选方法能找出绩效最佳的招聘人选”?或者“什么样的目标设定方法能最好地激励员工取得高绩效”?这样的问题,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始终没有精确答案。

      但是如今,分析数据的新工具和方法让人力资源主管能更有效地确定“员工实践”与绩效之间的联系。现在是采用这种联系的再好不过的时机,因为首席执行官正在四处发掘价值。因此,如果您和您的人力资源主管还没有讨论过如何利用数据制定一个与企业业绩联系更紧密的人才战略,那么,现在正当其时。

      为什么是现在?首先,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和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的广泛应用使得业务运营、绩效和人员的信息更加标准化,获取起来也更方便。另外,人力资源信息系统的兴起,催生了一大批软件和技术媒介,能帮助人力资源和企业高管使用数据找到人才管理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联系。最后,将人力资源事务性工作内容的整合外包,已经迫使很多人力资源职能部门的领导开始量化和报告人力资源工作的成本和绩效。

      这些趋势以及“更少投入,更多收获”这种普遍存在的紧迫要求,导致有些企业开始发掘新的方法,利用人力资源分析来创造价值。例如,在美国,有超过280家百货商场的Bon-Ton连锁店利用自己的数据来识别是什么特质让化妆品销售代表获得成功。现在,该公司通过认知能力、情景判断和行动主动性等相关特点的测试来筛选销售代表候选人。测试分数排名前50%的销售代表销售的产品数量比后一半要多出10%,而且前者往往更热爱自己的工作。经过筛选,从2008年开始,该百货连锁每位销售代表的平均销售额增加了1,400美元,离职率降低了25%。

      其他行业也出现了许多先行者,特别是在以人才为价值创造核心的行业(例如银行、医疗保健和零售业),以及稀缺的技术专才主导公司成长的行业(例如科技和上游油田勘探)。尽管能为公司增值的员工实践因公司而异——行业动态、人才稀缺性、增长速度和企业文化都对其有影响;不过,我们所追踪的所有从人力资源分析投资中获得最大价值的公司大都应用下面四个步骤,尽管各有调整。

      1. 把人力资源工作重点集中在企业优先要务上

      大多数人力资源团队都是通过传统的员工职业生涯周期来审视、组织和衡量自己的活动:从招募、雇佣和“入职”开始,到评估、培训和培养。但是,要让人力资源分析发挥作用,人力资源职能的领导必须像业务部门领导那样看待问题和看待创造价值的机会。

      例如,匹兹堡的 PNC金融服务公司的高管就怀疑:在做雇佣决策时,他们倾向于从外部寻找有经验的“空降兵”,而不提拔内部候选人的做法,可能对本银行有所损害:“空降兵”受雇之后,绩效往往很平庸。2009年,PNC的人力资源团队与公司市场分析部的同事合作,对比分析数年来“空降兵”和内部提拔员工的销售业绩。这个团队的发现证实了高管的疑虑:在多个关键工作类别中,内部候选人第一年的绩效远高于从外部雇佣的有经验人士。而在接下来的数年,“空降兵”虽然缩小了与内部员工的差距,但从未追上。这已经关系到数百万美元的价值。

      业务或人力资源领导通常不太可能自己发现这些痛点。一般而言,要想识别那些把人员挑战和业务成果缠绕在一起的问题,并弄清轻重缓急,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必不可少。例如,PNC 的团队就询问业务线高管他们认为改进人才管理最具价值的机会是什么。从这些讨论中,分析团队提炼出20个最重要的业务问题和待测试的假设,例如“培训投资对业务有何影响?”和“绩效评分是否存在最优分布?”然后,PNC 团队按照这些问题对业务的预期影响大小和进行有意义分析的可行性,对其进行排序。PNC 新任人力资源分析副总裁 Jay Wilkinson 说:“这是人力资源部证明自身价值的机会。我们不会向业务领导推荐别人已经尝试过的最佳实践,而会询问他们,他们如何根据自己的具体业务来定义成功?他们的定义成为我们分析和提出建议的基础。”

      Google是另一家让人力资源团队与寻求人力资源分析见解的业务领导结成合作伙伴的公司。Google的人员分析部门主管 Prasad Setty 说:“我们想向决策者提供数据,好让他们尽可能客观而无偏见。”Setty 的团队曾向业务高管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方法,以重新评估被暂时拒绝的职位申请者。团队对为Google成功做出过贡献的人员的基本资料进行分析,然后找出可能被误拒的申请者并重新安排面试。这种做法帮助公司“挽救”了许多他们本可能错失掉的人才。

      2. 从手中已有的资源开始

      人力资源部门可能很难获得定量的问题解决技能。因此,渴望推进人力资源分析进程的高管应该力促人力资源领导汇集所有可能的分析资源。分析人员只需要一种能力,那就是推动业务领导以微妙的方式确定挑战和构建问题,继而通过先进的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方法,完成人力资源分析。

      以零售业为例,零售企业往往依赖门店运营分析师进行分析,后者理解企业对控制人力成本的高度重视。PNC 的能力源自其营销分析部门。其他企业则依靠财务或战略规划人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企业都把必要的人才吸引到人力资源部门,当PNC决定要组建一个专门的人力资源分析部门时,在一年时间里就能搞定。

      切记:使用现有的数据和系统就可以进行很多分析。例如,若要将薪资数据或培训出勤花名册与销售业绩结果匹配起来,需要花费一番功夫。但是,富有创意和恒心的分析师能够回答大部分业务问题,而无须借助于新型、复杂或昂贵的工具。

      3. 超越传统的人力资源解决方案

      新的洞见要从理论变成实用的解决方案,往往需要企业解决额外的问题。只有人力资源和业务领导共同努力,找出问题的根源,并试验解决问题的新方法,人力资源分析才能成功。

      例如,Google就进行过一项研究:在Google的特定文化氛围中,好的经理是否具有重大影响;如果有,又是如何产生影响的?Setty 解释说:“我们通过多种方法证实,好的管理与人才保留率和团队绩效之间是正相关的关系。然后,我们进行了双盲面试测试,识别我们最好的经理表现出了哪些关键行为。我们发现,好的经理身上必定存在的8种行为,以及5个需要规避的陷阱。这些已纳入我们的经理培训计划和辅导教程,而且团队还针对这些行为给经理提供反馈,帮助他们理解自己在哪些地方做得对,以及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结果,我们大多数评分较低的经理都得到了提高”。

      4. 坚持下去

      一旦企业在人力资源分析上取得了几次成功,就能将分析人员融入到日常业务工作和人力资源节奏中,打造一个价值创造的持久来源。例如,已有数家企业让人力资源员工或其他“人员战略”工作人员加入业务评估,以确定分析的优先次序,并把这种做法变成常规。这种做法帮助业务线高管围绕人力资源相关问题展开解决问题的讨论,并在得出结论后立刻制定行动计划。

      人力资源分析人员也必须养成衡量和报告所取得的成功的习惯。以金融服务巨头 ING 为例,业务单位和人力资源部共享一个综合信息平台,并以定期报告为辅助手段,以显示关键绩效指标的进展情况。同样,一家全球石油巨头的员工战略部针对一个项目的进展分四个阶段进行报告:数据收集、分析、制定解决方案和施行试点。在这种方法的帮助下,即使某个阶段需要数周或者数月才能完成,人力资源和业务领导还是能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它也能让相关人员从两个方向上更清楚地理解优先事项的变化和工作中的新发现。

      技术进步为业务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门的高层领导就人员和绩效间的关联性开始全新的对话创造了机会。这种对话能帮助人力资源高管展示自身工作的影响,达成与高管团队其他成员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目的,当然,还能为企业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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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巴林事态的发展,学者们开始研究剩下的中东国家,想看哪一个国家会步这些国家的后尘。抗议活动最频繁被镇压的国家是中国。中国领导人们最不希望的就是自己的人民受到反动大规模叛乱的鼓舞。因此,他们努力通过付钱解决矛盾。

    加薪安抚

        在中国你可以看到一群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却又很受挫的年轻人,他们尝试了足够的自由并且希望获得更多。这就是我的一位业务伙伴说的为什么去年制造商将工资提高20%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他们又提高20%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工资市场开始失去竞争力的标志。

        被动的劳动力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工厂开始向沿海城市转移的原因。不是城市发展太快不能再建工厂了,是因为城市给劳动者提供了太多的选择和太多的自由。中国人已经开始学会跳槽,学会选择技术含量更高的岗位。这并不是政府所欢迎的事情。让人们都在市中心发展看起来是很可怕的命题。这不止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可怕的,对于那些在中国的工厂来说也是可怕的。

    竞相杀价?

        对西方的企业来讲,工资上涨使他们处于一种深刻的增长困境中。别忘了将我们的出口生产基地放在中国是因为工资低这一优势。当时公司还没有**,他们对更多的利润和扩大市场份额感到兴奋。一旦工资继续上涨,所有这些优势都将瓦解。“竞相杀价”追求用低生产成本来换取价格优势,当工资开始上涨会怎样呢?即使你可以搬到越南或老挝,你就能想象到这样的结果不会重演吗?

    2010年,美国为中国提供的就业机会多达五十万个,这样就有效地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制造商的地位移交给中国。一些人认为冒然减少我们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只是盲目视而不见的一个例子,只是短期利益超过长期利益而已。如果失去低工资的优势,情况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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