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永县木雕石刻艺术博物馆陈列室展陈通过验收\我国红木家具业的根本问题

5月29日，叙永县木雕石刻艺术博物馆陈列室展陈竣工验收会如期举行。由省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王飞、县文体广局纪检书记牟德银组成的专家组以及县财政、审计、业主单位、设计、施工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首先察看了陈列室的布展施工情况及展陈效果，随后召开了竣工验收座谈会。在听取各部门相关情况介绍后，验收组表示：展陈设计及施工符合合同要求;展陈简洁、展线清晰、布展有较鲜明的特点，在同类同级博物馆展陈中创新较突出;在比较小的展陈面积中，文物布置合理、多媒体手段较多且运用得当，文物和多媒体巧妙组合互补，增强了展览的观赏性、趣味性;多媒体设计精妙，展陈施工也较为精细，达到了预期要求和效果。专家组一致表示，该项工程通过验收并评定为优良工程。最后，专家组还就灯光、文物布置、文物介绍、多媒体展示内容更新以及耗材等提出建议意见。

至此，叙永县木雕石刻艺术博物馆陈列室展陈工程成功通过竣工验收。专家组的高度评价和合理建议意见将为博物馆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提供了可靠遵循。

据中国家具协会和胡景初先生的估计，我国红木家具业现约有1万家企业，产值近1000亿元。这个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么大的一个行业，要用掉多少红木，红木家具有这么大的市场吗？这些都是令人担心和匪夷所思的问题。在红木资源枯竭和市场已根本改变的今天，重新思考红木家具业的过去和未来，寻找它转型升级的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红木家具的由来

从古至今，中国传统家具的用材几乎都以木材为原料，其根本原因是家具与建筑的亲缘关系，它们高度一致，如影随形。中国古代建筑都是木结构或砖木结构的，人们自然顺便利用建筑中的木材来制作家具，在取材的方便性和经济性方面显得十分合理。自宋代以降，中国的室内生活中垂足而坐的方式逐渐形成，并得到普遍流行，于是宋代家具直接吸收两宋建筑的“大木梁架结构”的营造法式，运用小木作制造工艺，很快使宋代家具完成了向高形形体的过渡。于是，确立了框架结构的形体式样，替代了隋唐以来的沿用的箱形、台座壸门式结构。
在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民间就地取材，选用当地盛产的榉树为家具的用材，大量制造供人们日常生活使用的榉木家具，这种木材质地坚硬、色泽明丽，花纹优美，尤其是树龄久长，粗大高直的树材，心材常呈红橙颜色，纹理的结构呈排列有序的波状重叠花纹，俗称“宝塔纹”。在苏州、松江一带，还把这类木制的家具称作“细木家伙”。
到明代中期，除榉木以外，家具用材又进一步采用高级硬木，如紫檀木、花梨木、乌木、铁力木等，其中尤以紫檀、花梨最成一代时尚。嘉庆年间，宋氏刊本《台州丛书》刊万历时进士王士性《广志铎》中也说：“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
实际上，选用紫檀木、花梨木制作家具在唐代就已开始，但真正大量采用这些优质硬木制作家具，还是到了明代中叶历经榉木才风靡起来的。家具用材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家具文化现象：通过家具用材表达家具文化的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实用理性来思维的民族，它注重物质的具象、着重实际的感受和功用，对家具的审美在民族心理和传统文化上反映出物质化倾向。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体系。
濮安国先生在他的《中国红木家具》一书的第二章中曾分析过红木家具的树种问题，他说：“继花梨木、紫檀木家具，红木家具成了中国传统家具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在清代家具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各样的红木家具，上至清廷官府，下至庶民百姓，虽然品位高低不同，格调雅俗有别，但都投入了崇尚红木家具的新潮。在各个阶层中，大有不知道什么是‘黄花梨’家具，什么是紫檀木家具的，而对红木家具却几乎无人不知，甚至有人将传统高级硬木家具一概称之为红木家具。
红木，是清代以来最多的优质硬木。但是红木究竟是有些什么样的树种，至今说法很不一样。
由此，我们不难明白，所谓‘红木家具’，恐怕一开始与某一树种没有多大关系，只是明清以来对在一定时期出现的呈红色的硬木优质家具的统称，其用材主要包括花梨木、酸枝木等。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呈现出黄红色或紫红色，当人们无意再去分辨它们是什么树种时，便以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去称呼它们，而这一名称恰恰代表了继老花梨木、紫檀木以后的一种家具文化现象，它在明清家具史上具有独特的时代特性和文化特征，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这是认识红木家具用材，也是理解红木家具这个称谓由来的真知灼见。

2我国家具市场中红木家具的定位问题

红木家具作为一种家具门类，它在未来市场上的地位应根据其资源和市场的状况来决定。资源的枯竭使红木家具的原料日益稀缺；市场消费的主体是年轻的一代，他们不可能将红木家具作为主要的家居用具来使用，这是由于红木家具与现代建筑形制与现代生活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它只能作为一种高端奢侈品，主要体现玩赏和收藏价值：前者作为中国古典文明的一种物质载体，表现出文化价值；后者由于其精湛的工艺及稀缺的材料而表现出收藏价值。这种价值导向决定了它必须以原汁原味的优秀的明清家具为标本，采用精致的手工工艺复制，以“一品一作”而独占鳌头，并具有昂贵的价格。材料限定为《红木标准》中的5属33种。名称可规范为“高端红木家具”。
现在市场上的红木家具不再限定用材的树种要求，也不再称作“红木家具”。用珍稀树种木材制作的高端家具称作“珍贵硬木家具”；用材质较好的硬木制作、具有中国传统家具设计和装饰要素的产品称作“新中式高级硬木家具”。
因此，现在鱼龙混杂的红木家具今后将分为三类家具：高端红木家具、珍贵硬木家具和新中式高级硬木家具。价格定位在极高端和高端。后二者可以采用手工工艺和机械加工工艺混合制作，前者采用“大师级”的“一品一作”，以纯手工工艺制作。
珍稀树种木材可组织有关林业和木材专家根据全球森林资源状况来进行具体界定，要制定有关标准明确其木材的科、属、种。
高级硬木指被市场和业界长期认可或约定俗成的材质较好的木材，如老榆木、柚木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上所述的所谓“市场定位”问题，不是由某个机构或个人能够决定的，必须由市场本身来定位。因此，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来培育这个市场？陶瓷业中的紫砂壶这种特殊产品的经验也许值得借鉴。

3资源问题

从资源的角度看，近两年来，原材料价格上扬，特别是一些珍贵树种木材如海南黄花梨等不仅资源枯竭，而且价格飚升以百倍乃至千倍计，即使是原先常用的材料如进口的中美洲黄檀、檀香紫檀、巴西黑黄檀、伯利兹黄檀、交趾黄檀、卢氏黑黄檀、微凸黄檀等7种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附录。预计随着热带雨林保护的加强，将有更多的红木家具用材会列入这个公约的附录。资源的不断减少乃至枯竭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和趋势。
我国是一个森林资源匮乏的国家，立木蓄积量不到130亿立方米，人均不到10立方米。1立方米树木在砍伐中，去掉树冠、树根、枝条等，仅只能得到0.5立方米的原木，再经锯解，只得到0.3立方米的板材，最终做成家具，只能得到0.1立方米的家具成品。以中国的国情，不要说全民用实木家具，哪怕只有一部分人如10%的人用实木家具，也是用不起的，遑论使用红木家具。2010年我国木材的总耗量约为4.3亿立方米，家具用材达4885万立方米，而国内供给量为2.48亿立方米，供需缺口近2亿立方米。我国木材的国内供给率从2004年至2010年处于59-64%之间，也就是对外依存度处于41%-36%。而2010年日本的木材对外依存度仅为5%[3]。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用的红木多为进口，我们可以利用国际资源。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1980年全世界的森林蓄积量为3433亿立方米，2000年为3863亿立方米，年均增长21.5亿立方米。保守估计，目前世界森林生长量超过60亿立方米，采伐量约在40亿立方米（含薪材）。在这个总量中，热带木材的蓄积量最为巨大，超过2000亿立方米。但是，热带木材的特点是：
(1)集中在少数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占8％，刚果民主共和国占10％，哥伦比亚占4％，巴西占41％，秘鲁占5％，这5个国家占到68％，其余国家占32％；
(2)由于热带雨林的不可到达性，它的实际可采伐面积极为有限；
(3)多数热带木材是很少使用过的或没有被认知的树种，对它们的材性，人们很少了解；
(4)森林的生产力低下，即每公顷出产的木材量较低。
有专家估计，目前热带森林中可采伐的面积是4亿公顷，占到总量的30％；可供商业利用的木材存量为60亿立方米，即只占总蓄积量的3％；要维持可持续发展的木材采伐，必须保持以40年为周期的采伐期，因此，每年的采伐量只能保持在1.5亿立方米。热带木材的供应是有限的，目前热带商用木材采伐量已接近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能力。

据国家林业局提供的数据，从2000到2013年，中国共进口了350万立方米的红木木材。2000年以来，几乎一半的中国红木进口:1666471立方米，价值将近24亿美元（约合150亿元人民币）:来自湄公河流域。我很怀疑这个数据，一年平均下来才约27万立方米，如何支撑这么多企业的生产？显然这个数字被大大低估了。如果以改革开放前上海家具业的经验数据“半工半料”为例，这还是指的“白木家具”的生产。一年1000亿元的产值中有500亿的材料，假设红木1立方米的平均价格为5万元，一年应要用材100万立方米。这个用材数字还是被大大地低估了，因为从前述中可看到166.6471万立方米，价值150亿元，也就是说1立方米还不足1万元，如照1立方米1万元计算，则一年1000亿元的产值中有500亿的材料，一年应要用材500万立方米。数量这么多的红木，除正常进口的国家可以统计，其它的只能用“走私”来解释了。换句话说，前面说到国家林业局的数据从2000年至2013年，一年进口的红木平均是约27万立方米，如果一年我国红木家具业用100万立方米，那么剩下的73万立方米就是走私进来的。如果一年用500万立方米，则使人吓得不敢再往下推论了。虽然这些数字估算是十分粗放的，不足为凭，但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红木家具业在用材上的“水有多深”。

4市场问题
当今市场上的红木家具大都采用了明式或清式的风格，有些在造型和工艺上还作了一些改良。它们不是中国传统家具，而是中国传统风格中的明式和清式风格的家具。更准确地说，它们大都是“复古风格“或“新中式”的家具。
自17世纪以来，我国红木家具历经几百年的生产和创造，已成为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随着新时代和新生活的发展，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些“复古风格“或“新中式”的红木家具，作为一种类型的家具有它的市场，当然有它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但是，它也必然受到市场的检验，也受到资源的约束。
当代社会已是后工业时代，当今消费的主流群体是80后一代。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它的造型和功能是否还能可持续地吸引这些消费者的兴趣，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它们本身的形制是适合当时的建筑形制的，而其功能是与当时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可是与当代的建筑形制与生活方式已大相径庭，有天壤之别。“明人不穿宋人衣”这是生活中的常识，为什么这种常识不适合家具呢？这是一个令人颇为困惑的问题。也许这和家具的文化内涵有关，归之于“怀旧”情结。不过，这种“怀旧”情结终究是有限的，不可能抵挡消费主义的大潮。我国红木家具企业已有1万家，产值达到千亿，几乎占我国民用家具市场的一半。难道我国消费者中有一半的人有这种“复古”的消费偏好吗？从去年和今年的红木家具市场的萧条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设想是虚妄和一厢情愿的。

5去产能化问题

我国家具业的深层次问题在于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大，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品牌产品甚少，市场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4]。红木家具业也同样如此。目前，我国红木家具企业约1万家，产值近1000亿元的规模太大了，其供给远远超出了需求。许多红木家具产品粗制滥造，暴殄天物，令人叹息。
显然，从资源的角度，红木家具业现在的规模是无论如何不可持续的。从市场的角度看，如前所述是大可怀疑的。总之，红木家具业的旧路已走到尽头，必须走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首先必须“去产能化”，淘汰一大批产品品质低劣，劳动生产率和产品附加值较低的企业，以更好地配置红木材料和人力资源，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行业效益。

6设计问题

根据本文2中的观点，红木家具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复古家具，它应以明清家具中的优秀产品为样本复制，表现出高度的中国传统审美价值，并以精致手工工艺取得极高的技术价值。因此，这种产品不存在原创设计的问题，而是以仿真度作为判别标准。
本文2中谈到，现在市场上的红木家具不再限定用材的树种要求，也不再称作“红木家具”。用珍稀树种木材制作的高端家具称作“珍贵硬木家具”；用材质较好的硬木制作、具有中国传统家具设计和装饰要素的产品称作“新中式高级硬木家具”。这两类家具产品必须以创新的设计理念来进行开发。
关于这个问题，有几个基本的考虑：
（1）中国现代家具若没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现代风格，在国际家具市场上将没有位置，中国现代风格的家具必须具备优秀传统和不断创新这两个特点才能生存发展。
家具是一种深具文化内涵的产品，它实际上表现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消费水准和生活习俗，它的演变实际上也表现了社会、文化及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认知。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和东洋文化的大量导入，现代的中国人已开始认同多元的文化，但是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外文化的交融和冲突更显示出多采、复杂的一面。不管怎样，中国已经把现代化作为走向未来的目标，而多元文化就必然成为我们的选择。多元文化一方面以现代化作为价值导向，另一方面它的具体构建却只能付之于特定的民族形式，这已是为世界历史与现实所证明了的（欧洲与日本的现代化和美国的现代化是不同的，各有其特定的民族形式）。中国现代风格的家具的文化背景要求中国的现代家具应以中国的民族形式，体现现代化的功能和艺术需求，这也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所决定了的。
（2）中国的传统家具固然留给我们丰富的遗产，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就可以作为现代风格的民族形式载体。中国现代风格的家具的民族形式载体应该是传统与继承传统的现代中国文化的结合。这就要求：
一方面，要用现代的科学手段，对中国的传统家具进行专业化、立体化和定量化的深层次研究。只有如此，才能充分揭示出其中所含的设计思想和科学精神，提炼出所谓的“中国式传统因子”，用符号学的方法抽提出传统中的造型和装饰的元素；并找出由于当时科技水平及其它限制条件对中国传统家具设计的影响点，在此基础上注入现代因子，拓展设计思想，为中国现代风格家具的开创提供比较明确的、可遵循的理论依据和操作途径。以建筑和服装为例，石库门建筑是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上海建筑，改造后的“新天地”，更像是欧洲小城里某个温馨舒适的小广场，与上海人的石库门住宅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才是石库门或者说上海的精髓:在中西融合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的东西。有服装上也有类似的例子，满清的旗袍竟可以做成如此曲线毕露又含蓄温柔的款式；唐装也能大显风采，特别是在北方童装上更显示其民族的特色。
另一方面，现代的中华民族在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上已与传统有天壤之别，在功能上的需求也大相径庭。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复制优秀的传统家具，而是深悟其道，在家具的品种、造型、功能上演衍、创造。中国的现代风格家具应深具东方的文化神韵，又具备现代生活所需的品种和功能。
（3）一个成熟的家具风格，必定具有独特性、稳定性和一贯性。独特性就是具有容易辨认的明确的特点；一贯性，就是从整个家具系列到个体家具的造型、立面、局部、细节装饰等都贯彻这个特点，构思完整统一；稳定性，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特点不变，并且产生一批代表作品。而独特性、稳定性和一贯性的获得，必定有赖于它们和影响它们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文化的、功能的、技术的、环境的等等基本处于和谐的状态。没有这种基本的和谐状态，风格就不会有一贯性和稳定性。通常在历史过渡时期，这时旧风格已经过时，新风格还不成熟。所以，一种成熟的风格有必然的客观意义，不顾客观条件而主观制造风格，或者抄袭过去的风格，都一一失败了。
中国的现代家具风格的构建之所以艰难，正是由于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处于一个急剧的历史转型期，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思想观念的抵触和冲突，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之中，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培养出成熟的品味或者很难对家具的款式、造型、装饰、材料、功能等形成共识或宽容的认可。因此，我认为在近阶段，我们不必急于建立“风格”，而是更实际地把重点放在“样式”(Styling)的开发上，这种“样式”可以称之为“新中式”。例如落地客厅柜，它的基本造型和结构原来是现代西式的，但是在功能上它是符合现代中国人对视听、会客的需求的，市场也认同了。如果在其中加入中国造型和装饰的元素，使其更富有东方文化的韵味，就可以把它改造为现代中式。严格地区分中式和西式，不能越雷池一步，并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之中，把东方的文化融入其中，使中国的家具有着明显的东方符号。

7工艺保存和继承问题

在濮安国先生和王世襄先生关于我国传统红木家具和明清家具的制作工艺的论述中，主要谈到了三类工艺，一是木材干燥工艺，二是榫卯制作及其结构工艺，三是装饰工艺[1][5][6]。
（1）关于木材干燥工艺，红木干燥与其它硬木干燥并无特别的不同之处。我国古代没有工业化的木材干燥技术，因此，传统工艺利用结构变化来适应红木干缩湿胀。这些工艺问题现在都可以利用现代木材干燥技术来解决。因此对此类传统工艺的保存已经没有多大的必要。
（2）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总结了家具结构的结合，分为基本结合、腿足与上部构件的结合、腿足与下部构件的结合、另加的榫销。这些结合都依靠各种榫卯来实现。濮安国先生在《中国红木家具》中总结了各种榫卯结构，概括起来有：格角榫、出榫（通榫、透榫）、长短榫、来去榫、抱肩榫、套榫、扎榫、勾挂榫、穿带榫、托角榫、燕尾榫、走马榫、粽角榫、夹头榫、插肩榫、楔钉榫、裁榫、银锭榫、边搭榫等。通过合理选择，运用各种榫卯，可以将家具的各种部件作平板拼合、板材拼合、横竖材接合、直材接合、弧形材接合、交叉接合等。这些榫卯结构和结合、接合工艺应予严格保存和继承，精工细作，充分体现高端红木家具的手工工艺的技术价值。
（3）红木家具的装饰手法，据王世襄先生的总结分为：选料、线脚、攒斗、雕刻、镶嵌、附属构件。他说，前代工匠熟悉多种手法，诸般技艺，从利用木材的天然色泽和纹理，到人工的线脚棱瓣，攒接斗簇和雕刻镶嵌，乃至附属物料的选用加工，剪裁配合，无不各臻其妙。尤其是当它们和成功的造型完美结合时，凝结成艺术精品，堪称悦目赏心，予人美的感受。中国传统家具的优秀制作技艺值得保存和继承，也只有以现代工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发扬光大，才更彰显这些传统技艺的技术价值。

8结论

我国红木家具业以明清风格为主的复古主义为主要设计导向，其多数产品与当今时代的消费者的现代生活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加之大规模的生产使该产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资源枯竭和投机资本的炒作使红木家具业原本存在的资源和市场问题更进一步地恶化。我国红木家具业面临行业生存的危机，必须迅速转型升级，走出新路。因此重新思考红木家具业的过去和未来，寻找它转型升级的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条新路的首要路径是去产能化，即对劳动生产率低下、产品质量拙劣的企业要下决心淘汰一大批；之二，是走高端化、奢侈品路线，提高产品的艺术和技术含量，从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红木家具应作为市场上一种极高端的家具，它的特点是应具有高度的中国传统审美价值和极为精致的中国传统手工制作工艺的技术价值。

要做到这两点，绝非易事，需要强大的基础支撑和技术开发，需要加强对中国传统家具的文化背景和营造工艺的研究。总之，红木家具业为走出新路必须付出巨大的成本，下定转型升级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