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如何招聘销售副总裁？

　　企业经营长期制胜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经典的商业模式会导致企业“猝死”？享誉世界的管理大师加里·哈默(Gary Hamel)在他和比尔·布林(Bill Breen) 合写的《管理大未来》一书中给出了详细的解答。继提出核心能力的理念之后，哈默又一次在企业界掀起了管理变革的浪潮。

　　只有15%的员工非常投入工作

　　20世纪，通过在“管理的技术”层面取得的突破，通用电气、宝洁、丰田和维萨等企业不断提升经营业绩并在行业内建立起长期的竞争优势。但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企业都缺乏一种产生重大管理创新的过程与机制。在《管理大未来》一书中，哈默指出，现代管理的实践和流程是建立在少量的核心规则的基础上的，这包括：标准化、专业化、等级制、认同、计划和控制，以及改变人们行为的外部奖励等方面，但随着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快，市场进入的壁垒越来越低，以及数字化和英特网的产生使得知识产权带来的利润越来越小，使企业在整个生态系统中能够掌控的东西也越来越少。一份全球性调查报告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世界各地的公司中，只有15 %的员工认为自己非常投入地进行工作。由此可见，企业现在的管理方式无法激起员工潜在的热情和能力，传统的管理方法已不适应目前环境的变化，企业需要进行管理创新。

　　哈默通过介绍全食品公司、戈尔公司和谷歌公司的管理创新实践，向读者展示了未来管理的蓝图。全食品公司在管理上将民主与纪律、信任与义务、团结的共同体与激烈的内部竞争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这种管理体制下，该公司各个分店的员工小组可以自行决定所在分店的进货、招聘员工等事宜，而不是坐等上级的行政命令来被动地执行。戈尔公司是一家以“Gore-Tex布料”专利而得名的企业。该公司积极营造民主的创新氛围，公司内部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没有复杂的组织结构图且几乎不设中层管理岗位，有的只是员工可“自由参加与退出”的管理小团队。而谷歌公司在其发展过程中则积极建设扁平化的管理层级制度，努力构建横向沟通的密集网络，大力推行奖励提出特别创意的员工的政策，同时，基于团队的产品开发方式，为每个员工树立了用户第一的公司理念。此外，谷歌公司还通过在公司内部实行“70－20－10”的明确法则来保证公司的管理创新不被忽视。

　　哈默用上述几个案例告诉读者，企业不用传统管理模式来取得优秀的经营绩效是完全可能的。企业的员工同样可以进行自我管理，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所需要做的就是把创新的权力真正赋予每一位员工，充分发挥员工的创新主动性，让员工选择主动将想象力和责任心带到工作中。哈默充分肯定了人的重要性，指出仅靠单纯的行政命令并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潜力，个人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总是比企业期望的要好得多。由此，未来管理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起“值得人们贡献创造力、热情和积极性的组织”。

　　目前，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比如IBM公司开展了一个在线的“创新大碰撞”活动，邀请10万名员工、客户、咨询师及其他人员与公司总裁交流他们的观点。对于其中好的创意，IBM公司将会给予资金支持来使其付诸实施。与此同时，IBM公司还鼓励公司的研发人员自行决定所要研发的项目，而不是一味地接受上级的指令。又如印度的HCL科技公司，该公司允许员工向主管开“罚单”，而主管则必须把相关问题解决后，才能销掉“罚单”，并且“罚单”的多少与处理“罚单”的响应时间与主管的工作业绩直接挂钩。此外，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在一年中会接到54万份由员工提出的工作建议—这也许正是该公司长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原因之一。

　　如何舍弃官僚式管理

　　哈默强调，世界正迈向“后管理时代”，管理的职能开始由传统管理模式的“管理人员”向组织外围延伸，员工开始实行自我管理。互联网的存在成为管理创新的重要契机，它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放大并聚焦人的能力，改变了企业接触市场、客户和产品研发的方式，IBM公司的管理模式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为了颠覆大多数企业的传统管理基础，哈默给出了三大创新推动实践：发散性思维、新管理规则和反实践洞察力的思维。

　　要建立新的管理方式，必须首先打破以往的管理模式，因为创新是建立在破坏的基础上的。未来的管理模式要求企业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让先例影响决策过程。同时，企业要不断质疑所谓的管理真理，真正理解传统管理模式为企业长远发展带来的障碍，坚信所有的真理都是暂时的。此外，企业还必须拥有自己的信仰，企业管理者要清醒地认识到权力越往高层集中，企业的组织系统就越缺乏活力。为了更好地说明如何进行管理创新，哈默在书中举了山姆可公司的例子。山姆可公司没有正式的公司架构，没有系统的组织结构图，没有业务计划或公司策略，也没有年度计划或长期预算。山姆可公司的首要原则是“以员工的利益来决定公司的未来走向”，如果员工对于公司开发的产品或项目没有兴趣，公司便不会强迫他们投入相关工作。但与此同时，员工必须为他们的决定所产生的结果负责，只有当权利与义务对等时，员工的创新才能真正为企业带来价值。

　　在此基础上，哈默提出了舍弃自上而下官僚式管理的四大条件：①一线员工对企业业绩结果负责；②管理小组成员可以实时了解企业业绩数据；③管理小组成员对影响企业业绩结果的关键变量有决策权；④在企业业绩结果、员工薪酬和工作奖励之间实现紧密结合。破除了落后陈旧的管理方法，就应该为企业管理设计新的规则。但这个过程应是渐进式的，尤其是在面对管理流程复杂的大型企业时，更不能马上就打乱原有的流程轨迹，期望一蹴而就会使企业面临过大的运营风险。要想创建具有高度适应性和充分人性化的组织，让独特的人们使用独特的方式生产独特的产品从而获取独特的收益，企业就必须重构自身的管理基因。同时，哈默总结出未来管理模式的五条设计原则：①在企业生命周期的过程中，变革是肯定的，因此，企业的决策必须去流程化，有关试验要先于技术且要保证企业系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②充分利用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③ 在企业内部推行民主，让企业管理者为员工服务，真正赋予一线员工创新权力；④找到公司真正的信仰，即员工真正关心的事情，从而让企业的使命真正发挥作用；⑤风格特异的城市能为企业带来创造力。

　　通览《管理大未来》一书，哈默通过论述成功企业背后的管理思维，总结出未来管理创新的真谛，即管理创新需要深入到一线员工，企业管理者应给予员工持续的创新支持，应建立起有利于发挥员工积极性和创新潜力的组织体系，由此便会放大企业的创新成果。贯穿此书始终的是哈默一直在强调要改变对人的假设，在我们以前的管理里面，假设人只是流程的一个产物，但这并不能主导流程，也不能在企业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提出的管理创新主要强调，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创造力，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创新潜能。我们的传统企业，包括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企业家，基本都低估了员工的价值，只强调自身的创造力。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太受熊彼特的影响，他就是强调经济的发展主要靠企业家的作用，我们企业家也认为自己太有价值了。反过来说，企业家就是缺乏真正的尊重员工的做法，以至于企业对人的尊重不太完整，在这样的组织氛围中，效率会比较低。这也是我们现在讲的自主创新，为什么中国创新不行，不是说社会不行，也不是硬件条件不行，归根结底是企业管理不行。企业管理不行，主要是对人的尊重有很大的差距，从而导致了我们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还是比较少见。我们怎样尊重每一个员工？从内心尊重员工，通过这种假设来改变企业内的各种关系，真正做到组织和人共同发展。

　　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

　　我并不认为中国企业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中国企业有很多这样的创新，比如《鞍钢“宪法”》提倡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其实就是管理创新，也是对西方管理的延续和发展。只不过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之后，丢掉了很多企业创新的方法。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失误，我们丢掉了一些员工比较好的做法。目前中国企业中做得比较好的例如宝钢，它要求很多员工参与管理的过程，这就是很好的创意。对比国外，我们差距非常大，我们创意实践实在太少了，比如说丰田公司，为什么它能够成为全球汽车企业之首？因为它每年有100万个创新，人均35条创新，这个比率是非常高的，这才是一个企业永远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我觉得中国企业应该向日本企业学习。

　　通过研究中国企业，我们发现，中国企业的问题就是，传统的管理还没有掌握，就要去创新—这的确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大多数中国企业既没有完全掌握传统的工业时代的管理思想与方法（简称“管理1.0”）， 也没有积极应对面向创新与变革的新管理模式（简称“管理2.0”），现在的任务是既要不断吸取传统管理的有益之处，如精益管理、流程化的可取之处，又要迅速实施以“以人为本、持续创新”为显著特征的新管理理念。

　　没有掌握好最基本的管理理念，也就是工业化时期的管理理念，如同现在基础还没有打好，就很难去评判，也很难去体验管理创新的优势。我们目前的企业，首先要扬弃旧的、工业化的管理，同时重新寻找一种新的管理模式，这个挑战是双重的。也就是说，中国在未来的很长时期内，一方面去吸收管理鼻祖泰罗的管理思想，把企业的基本功做好，另外一个方面要向日本企业学习如何管理，等有了很高的提升之后，再向美国的企业学习管理创新。所以说中国的企业面对的挑战是双重的，我们要在二元的管理文化里有所突破。企业要想成功，要拥有持久的战略优势，这个二元的管理修炼必须去做。

　　我很早翻译过哈默的一些文章，也较早介绍了“核心竞争力”这个概念。我认为该书最重要的是，哈默提出了第四层次的创新—管理创新。中国的传统企业比较重视第一层次的流程创新，现在它们逐渐上升到第二层次—技术创新，国家也重视这一点，但落实到企业却非常难。第三层次是战略和商业模式创新，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但90%的企业对商业模式和战略创新还不是很重视，也因此经受了许多冲击。

　　互联网的发展为企业未来管理创新的出现提供了新的机遇。在互联网时代，企业未来的管理创新必须跳出传统思维的窠臼，用非常规的思维从非常规的地方找到非常规的突破。中国企业绝大部分只有运营模块，而没有创新模块。设想一个200人规模的中型企业该如何创新，不一定做运营创新，也许应做的是商业模式创新和战略模式创新。实际上，中国人的整合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在将来自主创新方面中国还是有可能胜过欧美国家的。比如说，阿里巴巴，实际上就体现了这一个特色。要有一个创意模块，一个研究创意产生的模块，研究如何去发挥员工的创意作用。我们有了员工创意模块之后，就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产学研结合的模式，可以把很多外面的知识融合在一起。其实创意具有很好的流动性，把外面鲜活的思想引进过来，通过产学的手段来实现。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去实现引进，其实现在网络包括网络社区创造出的机会越来越多，给公司带来的价值也越来越多，而这个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所定义的新兴企业中，企业的迅速发展不靠研发和营销，这些模式其实早就过时了，我们要靠更有创意、更有市场来取胜。

　　现实是中国企业在传统的东方文化下，总体恪守着基于历史经验与企业家主观意愿的旧管理方式，使得其在全球化和知识化的背景下举步艰难，迄今鲜有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群策与群力、开放式创新、维基型创造、个性化客户、透明化组织等是未来管理的基本特征，它不断需要自下而上、全员参与、系统协同的决策模式，中国企业必须主动应对这些新的变革。

　　管理教育需要培养创造力

　　哈默的写作风格有点像熊彼特，英国有很多这样的思想家，而且英国的创意产业的历史也颇为久远。其实我更认为哈默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语言非常生动。这对语言的要求更高，而且知识面非常广，而我们中国管理学的语言太理工化、太线条化了。西方的管理学家总能提出很好的概念，然后非常巧妙地诠释概念，接着让你跟随这种概念。《管理大未来》的思想性非常强，而我们的企业需要有这样一个阶层来完成诠释管理概念的工作。

　　目前， 国内的管理学书籍一般还沿用哈罗德·孔茨从亨利·法约尔那里硬搬来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的旧管理学模式，甚至连德鲁克的思想也吸收得很少。因此，国内的管理学论著，特别是教材，还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对知识经济、全球化等新形势下的企业发展已经失去指导意义。未来的管理学，应以创新与变革为主题，以愿景创造、自由畅想、持续沟通、正向激励为主要特征，在这个管理新世界里，每个人能不断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推动组织的持续进化。

　　创造力与创新能力可以通过系统的训练提升，而且管理教育和企业培训的重点应是人的创新与创造能力。作为中国专业从事创新研究的教育工作者，我们遗憾地看到了当前管理教育的极端落后，既没有深刻理会西方管理学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精髓，也丢掉了中国国有企业中如“走群众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等优秀传统，使得中国大量的管理学毕业生成为跨国企业中的不折不扣的“螺丝钉”。

　　《管理大未来》提倡的是积极面向未来、充分发挥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是未来组织管理的重要指引，中国的管理教育和企业管理模式为了适应全球竞争必须做出更大的调整。

　　作为英国联合政府"商务外交"的领军者之一，商业大臣凯布尔在营销英国上责无旁贷

　　很显然，即便不是上任仅半年的英国联合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团，此次由英国首相卡梅伦亲自带队的访华代表团依然堪称豪华--四位内阁大臣、外加50名的英国商界精英。从代表团的构成中，清晰可见的依然是卡梅伦政府对"商务外交"毫不疲倦的追求。

　　今年5月上台的英国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联盟政府，视国际经贸为拉动英国经济走出衰退的重要增长点。新政府明确要求驻外使领馆将协助英国企业在海外的商业活动、吸引外国投资作为首要目标。

　　“新政府发现，过去基本只是'花钱'的外交部，其实在'创收'方面有巨大潜能。”英国外交部一位官员对本刊记者如此描述英国外交政策的新特点：通过加强与新兴市场的外交关系--特别是“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几个新兴市场大国、以及与英国有历史联系的英联邦(Commonwealth)国家，来促进英国的经济利益。比如，今年7月对印度的访问，卡梅伦带领了包括六名内阁部长、50名企业高管在内的90人代表团，拉开营销英国的序幕。

　　这么做，一方面自然是属于政治光谱右翼的保守党的天性使然，另一面也跟刚刚过去的10月间联合政府挥下的减赤"巨斧"有关：政府将在今后四年内减少支出810亿英镑，伴之以增税290亿英镑，目标是在2015年前消灭目前欧洲最大的结构性财政赤字。

　　减支必然要增收，吸引外来投资、重振英国的出口行业和高端制造业，成为卡梅伦的不二之选。因此，在这次行色匆匆的两天访华之旅中，从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的飞机发动机，到上海新生源医药集团将在英国设立的生物医药投资中心，到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2000万英镑对英国精密技术集团(PTG)旗下六家全资子公司的收购，再到华为在英国电信阿达斯楚科技园设立的新办公室和研发中心，都可以看到英国对中国崛起经济实力的渴求与期冀。

　　不过，中国投资英国并不像中国投资其他发展中国家，只要政府说要建一条路、造一座桥，投资数字一下就上去了。中国投资英国，不管是设立研发中心，还是收购当地企业，都有很长的过程。

　　好消息是，毕竟2009年中国对英国的投资只占对欧盟投资的十分之一，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供开发。而更大的利好则在于稳定的中英关系，而不论这种关系是在左翼的工党，还是现在的联合政府时期。根据英国使馆提供的材料，只有英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每年都与中国举行峰会、经济与金融对话以及国务委员级别的战略对话。

　　对今天的中外关系而言，来自高层的互动是维持一个良好稳定关系的必要条件。而在经贸关系受制于整体外交关系的背景下，这一点尤其重要。财新-《新世纪》记者在英国代表团访问期间，独家专访此次卡梅伦所携四位内阁大臣中的商业、技能与创新大臣凯布尔(Vince Cable)。作为卡梅伦政府“商务外交”政策的牵头者之一的商业部的掌门人，凯布尔有理由冲在“营销英国”队伍的最前方。

　　财新-《新世纪》：你此次陪同卡梅伦首相的中国之行旨在拓展中国市场，对未来英国对中国的出口，你觉得哪些领域会获得显著增长？

　　凯布尔：英中是增长的伙伴，我们希望到2015年时双边贸易能实现翻番，达到1000亿美元(620亿英镑)。此次中国之行为我们目标实现开了一个好头。

　　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对我们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此次带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政府代表团，以及主要英国企业和学术机构的原因所在。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英国的第九大出口市场。

　　来自英国的商品和服务将逐渐匹配中国经济和国内消费的增长。这些商品有可能来自我们领先的时装设计公司巴宝莉和Paul Smith的服装，也可能是捷豹和路虎这样体现顶级工艺的汽车，或者是曾经设计北京国际机场的福斯特建筑事务所(Foster+Partners)所提供的建筑服务。

　　同样，对寻求全球化的中国企业而言，英国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可以提供它们在欧洲和其他地区进一步扩展业务的平台。我们的国际人才储备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为人称道，在研发领域更是如此。

　　英国是当今世界第六大的制造大国，有着欧洲最大的信息与通讯技术、生命科学、创新工艺和金融服务行业。我们的低碳市场也在快速成长，目前，在离岸风能领域，我们的装机容量世界第一。

　　比如，在这次中国之行中，罗尔斯·罗伊斯公司与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签订价值7.5英镑元的合同，我亲自揭幕了一个由英国电信设立的创新中心，同时我们也宣布多领域的价值数百万英镑的项目。英中进一步合作的潜力非常巨大。

　　财新-《新世纪》：随着中国出口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变，以及欧洲单一市场由欧盟统一管理，其间必然涉及不同国家利益，你如何确保英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开放？

　　凯布尔：作为一名受过严格培训的经济学家，我本人在英国以捍卫自由贸易的形象为人所知。英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在欧盟的谈判中，英国一直力主欧洲市场的开放。我们在欧洲发出强有力的声音，积极影响着关于多哈回合谈判和欧洲单一市场运作的辩论，尽其所能保证欧洲市场的开放。

　　通过坚持在诸如国家援助等领域的公平市场环境，我们认为欧洲是保证市场开放的强大力量，以确保公司不会获得不公正的优势。欧盟之所以起作用，正是因为它能迫使不同的国家利益遵守统一的标准，比如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

　　财新-《新世纪》：在金融服务业外，你认为还有哪些领域值得鼓励来自中国的投资？中国投资者能从英国政府获得哪些支持？

　　凯布尔：我对在英国进行投资的日益增加的中国企业持强烈欢迎态度。目前有大约400家在英国活跃的中资企业。最近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额已经超过3亿英镑，其中今年新增项目大多与研发有关。其中一个项目有望减少多达10%的中国巴士能耗，其他的项目也关注低碳、半导体、生命科学和高端工程。

　　英国有着欢迎各种各样外来投资的悠久传统，这就是为何在英国设立其欧洲总部的公司数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英国占中国投资欧盟总额的十分之一。

　　但我认为我们还能做得更多。英国不仅是企业研发和研发成果商业化的理想之地，同时也是技术驱动投资的当然之选。过去三年，中国公司已经在英国设立了超过50个研发项目，另外还有50个项目准备上马，而欧洲最好的六所工程和信息通讯技术大学中的四个位于英国，这对在英国进行科技研发大有裨益。

　　不管是在塑料电子、材料和传感器，还是汽车制造、合成材料或离岸风机领域，英国高端的工程和制造行业都显示其强大的实力。生命科学也是如此，英国每天在该领域的开支是1300万英镑，是世界最富有创造力的研究基地之一。

　　我们的科学家也致力于研究具有全球性的课题，比如再生药物、干细胞、动物健康、生物制剂、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哮喘、儿科学以及药物技术。被温家宝总理授予设计金奖的上海世博会英国馆，被证明是中国投资英国的磁石和催化剂。而英国贸易投资总署(UKTI)，就是我们政府对任何考虑到英国进行投资的投资者支持**络的一部分。

　　财新-《新世纪》：刚通过不久的旨在削减赤字的《全面支出审议》招致英国国内很多抗议。你如何让外国投资者相信，在英国经济偏软的情况下，现在是投资英国的正确时机？

　　凯布尔：没有任何减支政策是容易执行的。但我们的政府认为这些减支措施对平衡英国经济至关重要。我们的政策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认可，该机构上月表示英国的复苏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包括经济的修复和投资的上升。

　　在国际投资市场上，英国(主权债)被标普授予蓝筹的3A级别，是最高的主权债评级。而世行在最新的调查中表示，英国是欧洲经商环境最好的国家。

　　而即便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投资下滑，英国去年(在吸引投资方面)依然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过去两年间，中国在英国设立了创纪录的投资项目，来自其他市场的投资也很棒。

　　吸引投资依然对英国经济的复苏至关重要，这解释英国政府致力于减少赤字、削减公司税、颁布灵活的就业和工作法规，并建立强大研发基础的举动。

　　财新-《新世纪》：你是否认为英国的金融业过于庞大，从而需要适用更严格的税收和监管？现在的联合政府如何在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间取得平衡？

　　凯布尔：我有一个总的看法，那就是金融投机的趋势不仅造成英国金融行业、同时也造成实体经济的不稳定，比如房地产的投机。我们肯定需要再平衡经济并寻求在制造业和其他领域寻找到我们的优势。

　　但金融业依然十分重要。2009年，该行业创造了400亿英镑的贸易盈余，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的金融服务出口国。根据安永华明会计事务所的数字，金融业支撑了英国去年吸收投资的42%，包括在软件和商业服务领域的项目。我们的目标不是缩小金融业的规模，而是帮助它们获得增长进而支持其他行业。

　　财新-《新世纪》：在英国金融业弥漫着这样一种担忧：害怕丧失对亚洲的优势。如果世界金融的重心注定要发生转移，那英国如何确保这样的过渡能导致有利于双方的平衡？就金融创新和监管而言，英国试图同中方寻求哪方面的合作？

　　凯布尔：可以明确说，世界经济重心正发生转移，但我并不认为这对英国是坏事。相反，我认为英国企业正可以利用他们的技能，帮助亚太地区发展世界级的金融中心。

　　获得最棒的金融和商业服务，有助于中国下阶段的发展。我们代表团中就有这样的企业代表，比如巴克莱银行、渣打银行、法通保险和标准人寿的高管。

　　同样，进入欧洲市场对于诸如建行、招商银行这样的中资银行而言大有裨益，目前它们都在伦敦设有代表处。经济增长、全球化和新市场的崛起从来都不是零和游戏：中国的增长有助于英国巩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最后，我认为葛霖(新任贸易与投资部长)会给他的新角色带来他的经验、特别是在亚洲市场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