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流散 逃离大都市

　　工业化推进中国式“逆城市化”

　　中产流散 逃离大都市

　　中产人群正从大城市出逃。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不同的是，逃离大都市这种逆城市化现象在中国展现出户籍制度、房价畸形、区域经济不平衡等鲜明的中国特色。

　　采访·撰文/周颖  白鹤  齐鹏   张晓(实习记者)

　　把12年青春都献给北京的余娜，2009年底无奈举家迁往成都。

　　尽管余娜早就做好准备要离开北京，但如果不是因为2009年“甲流”事件，或许余娜离开北京还会延迟。“甲流”爆发以后，正在读小学的女儿却不能接种疫苗，原因在于余娜全家没有北京户籍，学校只给有北京户籍的孩子接种疫苗。

　　担心会对孩子心理造成影响的余娜，在北京有车、有房、有很好的职业，却没有北京户口，面对不宜居、没有幸福感、压力过大这“三座大山”，她终于选择回到成都。

　　来自山东的李先生和余娜经历相似，还是因为孩子读书问题而从北京选择了迁往杭州。杭州一家IT企业向李先生伸出橄榄枝，并承诺高薪高职，重要的是还可以解决户口问题。尽管杭州的房价并不便宜，但相比北京而言，杭州是宜居城市，而且孩子读书不用交借读费。几经权衡，李先生一家三口移居杭州。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大都市，都是白领们曾经热衷的城市。眼下，那些在大都市工作过几年的白领们不堪“三座大山”的压力而萌生退意。

　　《数字商业时代》与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联合在线调查显示，春节期间，在611位网友参与的调查中，55.30%被访者表示在一线城市工作几年之后，将会选择离开；其中54.20%在一线城市工作已超过3年以上(含3年)；至于二三线城市，41.10%的被访者认为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36.70%的人认为宜居、买得起房；12.40%的人是因为离亲友更近；9.20%的人是因为可以解决户口和子女就学等问题，其他仅为0.70%。

　　寻找幸福新都市

　　人口流动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几次，最明显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量农民工从农村涌入城市，这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一道独特的风景。

　　进入21世纪，随着二三线城市的崛起，以及一线城市的生存压力过大、竞争激烈，2007年以后逐渐出现城市白领向宜居的二三线城市“被流动”的现象。甚至农民工对大都市也失去了兴趣，近几年连续出现的民工荒是最好的注解。

　　站在大背景下分析，城市白领逃离大都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17.9%增长到2008年的46%，增长了28.1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就会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

　　城市化进程加快，让每个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由于每个城市的功能定位不同，产业转移则因不同的定位而走向不同的城市。

　　以成都为例，具有良好的高校背景、政府研发高投入的特点，成为信息通讯技术类型企业的首选城市之一。据悉，截止到2009年，成都已与世界上8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33家已经落户成都。

　　由于每个城市都有清晰的定位，因此相关企业将会首选这些城市进行投资，而在一线城市设立的办公地点或总部，多充当“门脸”。比如能源城市有包头、唐山、长春等，而金融城市则包括苏州、杭州等地。这些城市对行业人才的吸引甚至比一线城市更有优势，因为这些城市的幸福指数明显超过一线城市。

　　2月4日，首家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的中宏保险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数最低，而南京、成都、福州、重庆的幸福指数分列前4位。健康、情商、财商、家庭责任以及社会环境，被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是影响家庭幸福最重要的因素，且五者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余娜几年前曾打算回成都终未成行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成都外资企业较少，工作选择空间有限。如今的成都与几年前大不一样，品牌专卖店、星巴克、宜家等这些代表生活品质的设施一应俱全。在幸福感和生活品质方面，成都远超过北京，这是余娜最津津乐道的事情。

　　“事实上，这和发达国家的白领转移有着很大不同，这是一种被迫的转移，我们处在工业化中期，这个阶段白领离开特大型城市，主要是房地产市场畸形上升，以及物价的昂贵，给这个阶层很大的挤压，中产阶层的品质得不到保证。另外，由于高校的扩张，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挤压了原本属于有工作经验白领的部分空间而让他们感到竞争激烈压力过大，他们更希望在生活成本低、竞争较少、幸福感较明显的城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逃离的总是“外地人”

　　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就出现城市白领迁移的现象。当时的背景是美国郊区化浪潮高涨。除了城市本身问题的因素外，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张。从人口流动的特征来看，唯有高学历者、高收入者、具有专业技术特长者的流动性最强。

　　这种现象随着美国资源的均衡发展而从未间断。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学家肯尼思·M·约翰森博士的研究，从2000年~2005年的5年间，共有160万人口从美国大都市迁居到小城市工作生活。他们迁居的理由大多是因为小城市治安稳定、交通方便、房价低，并且能在清新的空气中休闲娱乐。另外，很多有了孩子的夫妇都认为在小城市生活更加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他们已经厌倦了时尚潮流和物质虚荣，美国人重新发现，家庭生活的乐趣才是最基本的生活价值。他们发现，原来生活需要野外烧烤的闲情逸致，需要家庭团聚的幸福。”约翰森博士说。

　　显然，中国大都市白领阶层的被迫逃离与美国白领的迁居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国，户籍问题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在一线城市工作，如果你没有当地户籍，读书、就业、购房、养老、医疗等等问题都很难解决。

　　余娜和李先生分别到成都和杭州，不但能够解决上述问题，生活品质明显优于北京。对他们来说，还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过去在一线城市布局的企业和知名品牌，开始向二三线市场进军，这些企业需要在一线城市有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人才加盟。

　　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雇佣与管理服务商万宝盛华在去年12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地区2010年第一季度的就业前景继续向好，其中重庆、深圳、西安、青岛、武汉、苏州等城市的雇佣前景超过京广沪，这预示着二三线城市将为求职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一直研究薪酬设计的北京德翰创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东辉对记者表示，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一线和二三线城市之间的收入并没有太多差距，甚至某些行业还要超过一线城市。从2007～2009年，通过对一线城市和天津、郑州、杭州、昆明四个二线城市的薪酬对比发现，三年时间薪酬增长二线城市始终超过一线超市。

　　对中国二三线市场最具洞察力的外资企业早就有了动作。早在2008年，英中贸协和利兹大学国际商业中心受英国贸易投资署委托，并于当年上半年对中国地方城市商机进行了专题调查。对80多家公司进行了网上问卷调查并采访了60多家英国企业和贸易促进机构，最终形成了“英国企业在中国地方城市的商机”的报告。

　　英方从274个人口超过100万的中国地方城市中确定了35个目标城市，其中包括大庆、唐山、东营、烟台、淄博、绍兴、包头等城市。他们研究的目的，是在这35个二三线城市为英国企业寻找最有潜力的中国地方城市，评估目标城市中7个重点行业的商机。

　　“未来一段时间，一线城市白领向二三线城市转移的现象会更明显。越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对白领的争夺越明显，如设计、规划、电信等等行业。二三线城市不仅相对宜居，而且功能定位更加全面，这将使得城市中产阶层流散甚至会成为一种常态。”张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