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日本专利日本掌控产业链制高点
时间:2007-08-16 人气:1247 来源:中国机械网|http://www.jx.cn/ 作者:
概述: 中国今后要继续保持持续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加强倾注在技术研究开发的投资。但是,中国既没有技术力量,又没有这个意识。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新兴的制造业大国,为世界所公认,其未来的趋势与地位,被认为可直追......
中国今后要继续保持持续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加强倾注在技术研究开发的投资。但是,中国既没有技术力量,又没有这个意识。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新兴的制造业大国,为世界所公认,其未来的趋势与地位,被认为可直追19世纪的英国制造业及20世纪的日本及美国制造业,但必须指出:制造业大国不等于经济大国,甚至中国目前是否已经是一个十足的制造业大国,也有商榷的余地。
今天中国之所以获得世界工厂的称誉,是建立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级劳动力、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产权以及大量牺牲环保及生态资源的成本之上的。世界经济论坛(WEF)2006年9月26日公布的2006—2007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全球竞争力排名在第54位,去年是第49位。自2002年以来,中国大陆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全球竞争力却在急剧下滑,先是2002年的第33位,2003年掉到了第44位,再到2004年的第46位,2005年的第49位。
这种竞争力下降主要是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来技术和设备重引进、轻消化,重引进硬件、轻引进软件,以致造成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局面。中国在技术和设备引进的热潮中,日本逐渐成为最大的技术和设备的输出国。“中国今后要继续保持持续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加强倾注在技术研究开发的投资。但是,中国既没有那技术力量,又没有这个意识。当然,只有从日本购买技术专利、继续引进新的技术,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日本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说。
中国制造日本专利
中国经济发展与日本密不可分,主要因为三点:一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二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高质量产品;三是日本向中国提供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大型生产设备。
截至今年4月5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检索结果显示,在中国境内申请的发明专利中,专利申请地址来自于日本的有183196条,而地址为中国的发明专利仅有12632条,美国为122502条。仅在中国境内的发明专利申请,日本公司就超过了所有国家,排在第一位。
通过“申请人”一栏检索,海尔发明专利数为528条,康佳为134条,TCL为162条。相比较之下,松下1家公司在中国申请的发明专利数就达到了16825条,索尼为9817条,日立为8402条。靠专利吃饭的美国高通公司,其发明专利申请量不过1539条。“海尔、TCL、康佳……你数吧,把能想起的中国有名的公司都算上,数到100家,这100家中国公司的所有发明专利数,还顶不上1家日本大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一位负责人感慨。 据统计,在中国的不少电子信息企业,产品要付出的专利费往往高达15%-20%。在我国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行业,外国公司拥有的专利占60%-90%以上,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需依赖进口。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说明,目前我国三分之二的大中型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开发机构,四分之三的企业没有科研开发活动,完全依靠照抄别人的产品。
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披露的数字更是令业界吃惊,据他透露,2006年全国人大组织了一次《专利法》的执法检查,“我们发现,全国还有99%的企业连一件专利都没有,大量的企业都还是依靠外国的技术,或者其他企业开发的技术在生产。”
商务部统计数据,2006年1-11月份,全国登记的技术引进合同共9537项,合同总金额203.5亿美元。其中,从日本引进金额为48.3亿美元,远高于美国的38.1亿美元,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一。而据专家估计,还有很大一部分技术引进合同并没有登记。实际上,中国每年要花费500亿美元来买技术。其中,日本是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国,500亿美元意味着每年可以再修1.5座三峡大坝。
其实专利差距仅仅只能说明电子信息产业等消费类行业的情况。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中,中国对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已经接近50%的水平。投资与重化工业等基干产业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如水银泄地般渗透进中国基干产业的正是隐藏和融化在微观经济世界中的日本财团。
日本掌控产业链制高点
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制造业对日本的材料和零部件有看强有力的需求。中国钢铁产量虽然为世界第一,但是高级钢材却很少。高强度钢、电磁钢、表面处理钢这些高利润附加值的高级钢、特殊钢均被日本所垄断。
日本的机床从1982年开始一直保持着世界市场占有量第一的地位,2005年日本的机床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超过30%。与过去的“老师”德国相比,优势也非常明显。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为728万辆,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均工作时间高达3500小时,只有日本生产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在重工业的生产资料上,中国很依赖日本提供的大型设备。
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过多的对外依赖,现代化的基础是不牢靠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也是不牢靠的。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科技部资料显示,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投资三分之二依赖进口,而进口日本设备的投资股份额排名第一。
中国投入巨资兴建的西气东输、海气登陆、广东福建进口LNG(液化天然气)等一系列重大天然气项目,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工业等日本财团企业控制着高级不锈钢无缝钢管的供应,大型LNG船的技术掌握在石川岛播磨重工和商船三井手里。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引进的是川崎重工的技术,机车原型是日本新干线E2-1000。中国向日本订购的60列火车中,3列在日本完成,并完整交付给中国;另有6组以散件形式付运,由中方负责组装;最后提供中国国内制造剩余的51列列车所需要的设备等知识产权,但一些高技术部件仍会采用进口产品。
2007年5月14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西屋电气等公司在美国芝加哥联合签署了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最终合同谈判备忘录,随后将从西屋电气公司引进四台AP1000机组。而东芝拥有西屋电气77%的股份,占全球核电市场份额28%。国际核电企业以日系为中心,正在逐步形成三足鼎立局面:日立—通用、东芝—西屋、三菱重工—阿海珐。
中国各地的基础建设和资源开采让工程机械与矿山机械的损耗相当大,性能良好的大型基建设备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日立建机、三菱重工、小松、神户制钢、住友建机等日本企业生产的基建设备却能很好地经受住这种考验,日本企业的技术很好地解决了金属疲劳问题。
在化学工业和材料工业中,日本也具备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如高级面料,特殊面料用的人工纤维和化学纤维,耐热性强、重量轻、强度高的碳素纤维等。除此之外,以日本综合商社为首的财团企业把持着能源矿产的上游资源,从澳大利亚的铁矿到中东非洲的石油,从蒙古的铜矿到俄罗斯的天然气都是日本综合商社的势力范围。
中日两国产业空洞化的差异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因为惧怕产业结构空洞化,而失去了产业结构转型的大好机会,导致在信息产业方面落后于美国。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稳健让日本既保持了传统制造业上的巨大优势,又使其在信息产业上取得了后发优势。对自身产业的保护和自主标准的坚持甚至让日本在信息产业的某些领域强于美国。
产业结构空洞化,包括正反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指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脱工业化和服务化,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服务行业在GDP的比重已经超过70%,但是因为掌握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的配套服务,依然控制着产业链的上游(日本);另一方面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已有产业处于衰退阶段,而新的产业还没有得到发展,或者新的产业发展的不够充分,不能弥补已有产业衰退的影响,造成经济陷入不断下降甚至萎缩的现象.
为了严防产业结构空洞化,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三步曲”通常是:先将组装工序转出,在海外进行模块组装生产,第二步是在当地采用部分零部件,第三步是原材料产业跟进投资。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中很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和加工业以及中低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行业),但是核心技术和工艺不会转移。
日资企业在国外制造的最终产品中,除了完整产品外,还包含着很多日本制造的高技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因此,日本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直接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和零部件的出口,这不仅有利于日本出口增加而且也对日本经济景气恢复做出了很大贡献。近年来,日本政府和财团认为日本主要利用“最终产品”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积极推行“知识产权立国”政策,即以输出知识和智力为主,超越“技术立国”的时代,产生和提供附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信息。
在这种国策的指导下,日本成为了工业化成长道路上亚洲各国的技术、设备甚至是产品提供者。“不买日货”的韩国给中国的印象一直是“自强不息”,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日本却是不争的事实。1965年朴正熙政府恢复了日韩外交后,由于得到日本的援助经济进入高速度成长时期。截至2005年,韩国对日贸易累计逆差达2500亿美元,其中零部件、材料领域所占比重最高,达65.9%(2005年统计数据)。2007年1月28日韩国产业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韩国对日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达到253亿美元。
在亚洲各国之中,只有印度尼西亚一国对日本贸易出现顺差,从而成为唯一的例外。因为印度尼西亚生产石油,能靠石油输出而得到贸易盈余。中国对日贸易从80年代开始一直是逆差,仅2006年就高达241亿美元。2002年至2006年的5年间逆差累计达812亿美元。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巨大的同时,出现对日贸易高额逆差,这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中国背负了日本对美的顺差,因此中日贸易的实际逆差还不止这个数。说的形象一点就是中国帮日本生产产品卖给美国,赚一些打工的钱。
当审视我国微观经济领域时,一种产业空洞化的巨大危机感油然而生。2006中国企业百强中(销售额排名前100家),电力、能源、电信、银行、保险等国有垄断型企业占了46家,外资占据了13家,纯民营企业只有5家,靠自然发展壮大的仅10家。很难想象在未来20年内,低技术含量的低端资本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稳步走向崛起中大国的所为。宏观经济领域中国受到美国的胁迫,微观经济领域中国又受制于日本,笔者虽然位卑却不敢忘忧国。路在何方?
中国经济宏观强、微观弱的局面被经济界所公认。2006年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畅销全球,书中就建议中国和印度应当接受目前在世界格局的分工,不要去试图占有更高端的领域。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可能被中国接受的。现在中国慢慢意识到了这种靠资源消耗、大量投资和市场换技术拉动GDP快速增长的方式已经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今年4月30日,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出公告,决定从5月20日起对部分型号的热轧卷材、冷轧板材等钢材产品出口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5月21日,我国政府又再次出台规定:提高钢铁出口的关税,钢坯及部分钢材将加征5%-15%的关税。同时国资委出台的央企改革计划明确提出了培养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的构想。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又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将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
这些美好的愿景还需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去实现,华为或许能给国人一些希望。在电子信息产业,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华为总裁任正非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欧美的专利如今已经占领了山顶,我们就要用专利把山脚围起来,让他们下山的时候绕不开我们的专利,然后用山脚的专利去换山顶的专利。
从眺望对手到近身搏杀,华为在19年专利长跑中已经大幅缩小了与跨国竞争对手的差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最新一期年度报告显示,2006年华为提交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575件,去年这一数为249件,超过思科2.4倍。同时,华为在企业排名上也力压爱立信、三星等企业,在纯通信企业中仅位于诺基亚和高通之后,在全球申请人中排名从第37位上升到第13位,并且占到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的14.7%。
即便是像华为这样每年按销售收入的10%-15%投入研究开发,在研究经费的数量级上缩小了与西方公司的差距,也在专利上缩小了差距,但相对世界其他公司几十年的积累还是不够的。经过19年的艰苦奋斗,迄今为止,华为尚没有一项原创性的产品发明。
对于华为所缺少的核心技术,华为只是通过购买的方式和支付专利许可费的方式,实现了产品的国际市场的市场准入,并在竞争的市场上逐步求得生存。购买核心专利之后,华为主要做的是在西方公司的成果上进行了一些功能、特性上的改进和集成能力的提升,更多的是表现在工程设计、工程实现方面的技术进步。基本专利的形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使是应用型基本专利的成长过程也至少需要3-5年,在这一点上华为有着清醒的认识。国家重工业化是日韩崛起的那个时代的特征,而信息化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日本的微观经济模式让日本实现了重工业化,同时也让日本取得了在信息化时代的巨大优势。对于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如果放弃了自主的基干产业就等于放弃经济建设的基础,如果放弃了信息产业就等于放弃了未来。像华为那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给中国带来希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在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严峻形势。
中国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决定了中国需要采用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完全市场经济无法解决中国产业不合理的困境,政府宏观调控也无法加强中国企业整体的竞争力。在技术、贸易、金融、投资、物流、信息和人才上落后的中国企业面对国外先进企业的竞争,整合资源是必然的选择。
在1997年以前,中国政府着力去培育日韩式的财团型大公司,亚洲金融风暴的突然出现,让这种努力半途而废。今天我们再次感受到日韩企业巨大竞争力的时候,当初对日韩模式的否定似乎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光阴荏苒10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无论是物资还是技术或者是人才,都有了一定的积累。面对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我国应该重新考虑如何能集中全国的资源,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在市场经济下以计划为手段的微观经济管理集团。合理分配资源,合理运用全国的人力物力。确立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为中国的腾飞提供动力。
经济发展为中国积累了巨额财富,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应该把这些积累投入到使微观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像大飞机、航母的建造是重新建造和培养中国制造业的契机。同时这些大型建设项目,应该尽量让有技术积累的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带动中国企业间的跨行业合作。中国现在奢望在各个行业都拥有很强的竞争力是不现实的,为了追赶日本等发达国家,只能把有限资源投入到中国还具有优势的行业上,像我国对国产化程度较高的3G标准TD-SCDMA的绝对扶持和TD-SCDMA产业联盟的建立就是比较好的例子。
今天中国之所以获得世界工厂的称誉,是建立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级劳动力、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产权以及大量牺牲环保及生态资源的成本之上的。世界经济论坛(WEF)2006年9月26日公布的2006—2007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全球竞争力排名在第54位,去年是第49位。自2002年以来,中国大陆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全球竞争力却在急剧下滑,先是2002年的第33位,2003年掉到了第44位,再到2004年的第46位,2005年的第49位。
这种竞争力下降主要是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来技术和设备重引进、轻消化,重引进硬件、轻引进软件,以致造成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局面。中国在技术和设备引进的热潮中,日本逐渐成为最大的技术和设备的输出国。“中国今后要继续保持持续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加强倾注在技术研究开发的投资。但是,中国既没有那技术力量,又没有这个意识。当然,只有从日本购买技术专利、继续引进新的技术,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日本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说。
中国制造日本专利
中国经济发展与日本密不可分,主要因为三点:一是日本拥有优秀的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二是日本企业能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高质量产品;三是日本向中国提供工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大型生产设备。
截至今年4月5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检索结果显示,在中国境内申请的发明专利中,专利申请地址来自于日本的有183196条,而地址为中国的发明专利仅有12632条,美国为122502条。仅在中国境内的发明专利申请,日本公司就超过了所有国家,排在第一位。
通过“申请人”一栏检索,海尔发明专利数为528条,康佳为134条,TCL为162条。相比较之下,松下1家公司在中国申请的发明专利数就达到了16825条,索尼为9817条,日立为8402条。靠专利吃饭的美国高通公司,其发明专利申请量不过1539条。“海尔、TCL、康佳……你数吧,把能想起的中国有名的公司都算上,数到100家,这100家中国公司的所有发明专利数,还顶不上1家日本大公司。”国家知识产权局一位负责人感慨。 据统计,在中国的不少电子信息企业,产品要付出的专利费往往高达15%-20%。在我国通讯、半导体、生物、医药和计算机行业,外国公司拥有的专利占60%-90%以上,特别是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尚需依赖进口。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说明,目前我国三分之二的大中型企业没有自己的科研开发机构,四分之三的企业没有科研开发活动,完全依靠照抄别人的产品。
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披露的数字更是令业界吃惊,据他透露,2006年全国人大组织了一次《专利法》的执法检查,“我们发现,全国还有99%的企业连一件专利都没有,大量的企业都还是依靠外国的技术,或者其他企业开发的技术在生产。”
商务部统计数据,2006年1-11月份,全国登记的技术引进合同共9537项,合同总金额203.5亿美元。其中,从日本引进金额为48.3亿美元,远高于美国的38.1亿美元,在所有国家中排名第一。而据专家估计,还有很大一部分技术引进合同并没有登记。实际上,中国每年要花费500亿美元来买技术。其中,日本是最重要的技术来源国,500亿美元意味着每年可以再修1.5座三峡大坝。
其实专利差距仅仅只能说明电子信息产业等消费类行业的情况。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中,中国对投资的依赖度越来越大,已经接近50%的水平。投资与重化工业等基干产业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如水银泄地般渗透进中国基干产业的正是隐藏和融化在微观经济世界中的日本财团。
日本掌控产业链制高点
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制造业对日本的材料和零部件有看强有力的需求。中国钢铁产量虽然为世界第一,但是高级钢材却很少。高强度钢、电磁钢、表面处理钢这些高利润附加值的高级钢、特殊钢均被日本所垄断。
日本的机床从1982年开始一直保持着世界市场占有量第一的地位,2005年日本的机床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超过30%。与过去的“老师”德国相比,优势也非常明显。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为728万辆,中国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年均工作时间高达3500小时,只有日本生产的机床能保证连续5年性能不变。在重工业的生产资料上,中国很依赖日本提供的大型设备。
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过多的对外依赖,现代化的基础是不牢靠的,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也是不牢靠的。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科技部资料显示,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投资三分之二依赖进口,而进口日本设备的投资股份额排名第一。
中国投入巨资兴建的西气东输、海气登陆、广东福建进口LNG(液化天然气)等一系列重大天然气项目,新日铁和住友金属工业等日本财团企业控制着高级不锈钢无缝钢管的供应,大型LNG船的技术掌握在石川岛播磨重工和商船三井手里。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引进的是川崎重工的技术,机车原型是日本新干线E2-1000。中国向日本订购的60列火车中,3列在日本完成,并完整交付给中国;另有6组以散件形式付运,由中方负责组装;最后提供中国国内制造剩余的51列列车所需要的设备等知识产权,但一些高技术部件仍会采用进口产品。
2007年5月14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西屋电气等公司在美国芝加哥联合签署了三代核电自主化依托项目最终合同谈判备忘录,随后将从西屋电气公司引进四台AP1000机组。而东芝拥有西屋电气77%的股份,占全球核电市场份额28%。国际核电企业以日系为中心,正在逐步形成三足鼎立局面:日立—通用、东芝—西屋、三菱重工—阿海珐。
中国各地的基础建设和资源开采让工程机械与矿山机械的损耗相当大,性能良好的大型基建设备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日立建机、三菱重工、小松、神户制钢、住友建机等日本企业生产的基建设备却能很好地经受住这种考验,日本企业的技术很好地解决了金属疲劳问题。
在化学工业和材料工业中,日本也具备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如高级面料,特殊面料用的人工纤维和化学纤维,耐热性强、重量轻、强度高的碳素纤维等。除此之外,以日本综合商社为首的财团企业把持着能源矿产的上游资源,从澳大利亚的铁矿到中东非洲的石油,从蒙古的铜矿到俄罗斯的天然气都是日本综合商社的势力范围。
中日两国产业空洞化的差异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因为惧怕产业结构空洞化,而失去了产业结构转型的大好机会,导致在信息产业方面落后于美国。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稳健让日本既保持了传统制造业上的巨大优势,又使其在信息产业上取得了后发优势。对自身产业的保护和自主标准的坚持甚至让日本在信息产业的某些领域强于美国。
产业结构空洞化,包括正反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指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脱工业化和服务化,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服务行业在GDP的比重已经超过70%,但是因为掌握核心技术和高附加值的配套服务,依然控制着产业链的上游(日本);另一方面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已有产业处于衰退阶段,而新的产业还没有得到发展,或者新的产业发展的不够充分,不能弥补已有产业衰退的影响,造成经济陷入不断下降甚至萎缩的现象.
为了严防产业结构空洞化,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三步曲”通常是:先将组装工序转出,在海外进行模块组装生产,第二步是在当地采用部分零部件,第三步是原材料产业跟进投资。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中很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和加工业以及中低端资本密集型产业(如汽车行业),但是核心技术和工艺不会转移。
日资企业在国外制造的最终产品中,除了完整产品外,还包含着很多日本制造的高技术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因此,日本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直接带动了日本的机械设备和零部件的出口,这不仅有利于日本出口增加而且也对日本经济景气恢复做出了很大贡献。近年来,日本政府和财团认为日本主要利用“最终产品”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积极推行“知识产权立国”政策,即以输出知识和智力为主,超越“技术立国”的时代,产生和提供附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信息。
在这种国策的指导下,日本成为了工业化成长道路上亚洲各国的技术、设备甚至是产品提供者。“不买日货”的韩国给中国的印象一直是“自强不息”,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日本却是不争的事实。1965年朴正熙政府恢复了日韩外交后,由于得到日本的援助经济进入高速度成长时期。截至2005年,韩国对日贸易累计逆差达2500亿美元,其中零部件、材料领域所占比重最高,达65.9%(2005年统计数据)。2007年1月28日韩国产业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韩国对日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达到253亿美元。
在亚洲各国之中,只有印度尼西亚一国对日本贸易出现顺差,从而成为唯一的例外。因为印度尼西亚生产石油,能靠石油输出而得到贸易盈余。中国对日贸易从80年代开始一直是逆差,仅2006年就高达241亿美元。2002年至2006年的5年间逆差累计达812亿美元。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巨大的同时,出现对日贸易高额逆差,这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中国背负了日本对美的顺差,因此中日贸易的实际逆差还不止这个数。说的形象一点就是中国帮日本生产产品卖给美国,赚一些打工的钱。
当审视我国微观经济领域时,一种产业空洞化的巨大危机感油然而生。2006中国企业百强中(销售额排名前100家),电力、能源、电信、银行、保险等国有垄断型企业占了46家,外资占据了13家,纯民营企业只有5家,靠自然发展壮大的仅10家。很难想象在未来20年内,低技术含量的低端资本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稳步走向崛起中大国的所为。宏观经济领域中国受到美国的胁迫,微观经济领域中国又受制于日本,笔者虽然位卑却不敢忘忧国。路在何方?
中国经济宏观强、微观弱的局面被经济界所公认。2006年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畅销全球,书中就建议中国和印度应当接受目前在世界格局的分工,不要去试图占有更高端的领域。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可能被中国接受的。现在中国慢慢意识到了这种靠资源消耗、大量投资和市场换技术拉动GDP快速增长的方式已经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今年4月30日,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出公告,决定从5月20日起对部分型号的热轧卷材、冷轧板材等钢材产品出口实行出口许可证管理,5月21日,我国政府又再次出台规定:提高钢铁出口的关税,钢坯及部分钢材将加征5%-15%的关税。同时国资委出台的央企改革计划明确提出了培养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的构想。2006年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又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将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
这些美好的愿景还需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去实现,华为或许能给国人一些希望。在电子信息产业,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华为总裁任正非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欧美的专利如今已经占领了山顶,我们就要用专利把山脚围起来,让他们下山的时候绕不开我们的专利,然后用山脚的专利去换山顶的专利。
从眺望对手到近身搏杀,华为在19年专利长跑中已经大幅缩小了与跨国竞争对手的差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最新一期年度报告显示,2006年华为提交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575件,去年这一数为249件,超过思科2.4倍。同时,华为在企业排名上也力压爱立信、三星等企业,在纯通信企业中仅位于诺基亚和高通之后,在全球申请人中排名从第37位上升到第13位,并且占到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的14.7%。
即便是像华为这样每年按销售收入的10%-15%投入研究开发,在研究经费的数量级上缩小了与西方公司的差距,也在专利上缩小了差距,但相对世界其他公司几十年的积累还是不够的。经过19年的艰苦奋斗,迄今为止,华为尚没有一项原创性的产品发明。
对于华为所缺少的核心技术,华为只是通过购买的方式和支付专利许可费的方式,实现了产品的国际市场的市场准入,并在竞争的市场上逐步求得生存。购买核心专利之后,华为主要做的是在西方公司的成果上进行了一些功能、特性上的改进和集成能力的提升,更多的是表现在工程设计、工程实现方面的技术进步。基本专利的形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使是应用型基本专利的成长过程也至少需要3-5年,在这一点上华为有着清醒的认识。国家重工业化是日韩崛起的那个时代的特征,而信息化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日本的微观经济模式让日本实现了重工业化,同时也让日本取得了在信息化时代的巨大优势。对于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如果放弃了自主的基干产业就等于放弃经济建设的基础,如果放弃了信息产业就等于放弃了未来。像华为那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给中国带来希望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在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严峻形势。
中国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决定了中国需要采用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也认识到完全市场经济无法解决中国产业不合理的困境,政府宏观调控也无法加强中国企业整体的竞争力。在技术、贸易、金融、投资、物流、信息和人才上落后的中国企业面对国外先进企业的竞争,整合资源是必然的选择。
在1997年以前,中国政府着力去培育日韩式的财团型大公司,亚洲金融风暴的突然出现,让这种努力半途而废。今天我们再次感受到日韩企业巨大竞争力的时候,当初对日韩模式的否定似乎就不那么站得住脚了,光阴荏苒10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无论是物资还是技术或者是人才,都有了一定的积累。面对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我国应该重新考虑如何能集中全国的资源,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在市场经济下以计划为手段的微观经济管理集团。合理分配资源,合理运用全国的人力物力。确立一个长远的战略目标,为中国的腾飞提供动力。
经济发展为中国积累了巨额财富,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应该把这些积累投入到使微观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像大飞机、航母的建造是重新建造和培养中国制造业的契机。同时这些大型建设项目,应该尽量让有技术积累的民营企业参与进来,带动中国企业间的跨行业合作。中国现在奢望在各个行业都拥有很强的竞争力是不现实的,为了追赶日本等发达国家,只能把有限资源投入到中国还具有优势的行业上,像我国对国产化程度较高的3G标准TD-SCDMA的绝对扶持和TD-SCDMA产业联盟的建立就是比较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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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保护性耕作五年来,已建立起国家级保护性耕作示范县167个,2037万亩农田实施了机械化复式作业的保护性耕作方式,成效显著。但在实施保护性耕作过程中也存在着认识不到位,资金投入不足,支撑体系不完善,一些地区缺乏先进a适用农机具的问题。这是记者近日从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举办的“2007中国保护性耕作论坛”上了解到的信息。
保护性耕作适合中国农业需求
著名保护性耕作专家、农业部保护性耕作研究中心主任李洪文教授在论坛上提出了现代保护性耕作的概念。他指出,我国目前开展的保护性耕作是一种适合中国农业需求的现代保护性耕作,既不同于国外采用大型机具的机械化保护性耕作,也不同于非洲等地的手工保护性耕作。它除了要求不翻耕土壤、地表有秸秆覆盖、少免耕播种外,还要求采用机械化作业,保持高产稳产,节约资源,少用除草剂。
李洪文强调,我国已经走过了保护性耕作是否可行的探索阶段,但我国保护性耕作仍有很多技术需要研究。不同区域保护性耕作发展很不平衡,机具研发和杂草控制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研究重点。长期定位试验与效果监测以及农机与农艺的结合仍需加强。他相信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我国保护性耕作将会走向快速发展阶段。
山西省副省长梁滨指出,保护性耕作的最大好处是为农民节本增效,其可贵之处在于使提升地力、保护环境成为节本增效的前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他告诉记者,山西省保护性耕作从试验、研究到示范推广,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到2006年底,全省推广面积已达到558万亩,累计节本增效16.78亿元,新增了1.83亿公斤的粮食生产能力。到“十一五”末,山西省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将达到1500万亩。
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副司长刘恒新向记者介绍,到2006年底,我国已在北方15省(区、市)建成部级项目县167个,带动省级建成项目县262个,各类免耕播种机的保有量已达3.28万台,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取得了初步成效。他强调,当前保护性耕作在中国的推广应用到了关键时期,能不能巩固成果并进一步扩大,关键要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完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充分发挥以下五个方面的作用:首先要强化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作用,其次要强化示范项目的带动作用,第三要强化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第四要强化成熟技术的支撑作用,第五要强化农机与农艺合力作用。要通过推广应用新型机具、新型药剂,让生产企业看到潜在的市场,发挥企业的推动力量;通过提高机具作业量、提高机具利用率增加机手的效益,获取机手的参与与认同,从而形成合力推动保护性耕作的局面。发展保护性耕作需要农业装备支撑
发展保护性耕作需要大量的优质、适用农业装备做支撑,从而对农机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使农机企业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梁滨指出,在调查中他们感到,目前技术体系和机具系统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制约保护性耕作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突破技术障碍,继续熟化技术体系,就是以保护性耕作机具系统为依托,使核心技术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他认为,当前体现核心技术的保护性耕作机械,关键是免耕、少耕播种机。而且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标准越高,对机具的质量要求就越高。因此要通过增加科技投入,鼓励农机企业及科研单位提高机具质量,扩大机具用途、功能,延长机具的作业时间。一是要开发适应性强的多功能机具,二是要开发针对性强的系列机具。
农业部农机化司司长宗锦耀强调,各地应结合区域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作物种类,采取适宜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方案,研究开发和试验确定适用的保护性耕作机具,促进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应用。要从成熟技术入手,先易后难,逐步推开。
农业部农机试验鉴定总站站长焦刚介绍,根据2006年全国保护性耕作机具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目前国产免耕播种机性能质量总体评价是可用的多,好用的少。如玉米免耕播种机的性能质量已基本满足使用要求,是免耕播种机中较为成熟的机具;而小麦免耕播种机在使用性能上尚不及玉米免耕播种机。此外,免耕播种机等保护性耕作机具在产品通过性、可靠性和作业性能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为此,焦刚建议:应加强保护性耕作机具选型调查工作,不断推荐更具适用性、可靠性、安全性的机具,增加可选择机具的品种数量;保障国家补贴资金真正用在购置好用、适用的机具上;扶持企业研制开发新型保护性耕作机具,鼓励企业(特别是大中型生产企业)及科研院所加大开发力度,以提高我国保护性耕作机具的整体技术水平。他认为,在加强农机与农艺相互结合的研究基础上,探索机具与作业模式的适用性应作为今后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主要方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王韩民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搞好保护性耕作需要农机企业提供大量的先进、适用、优质的保护性耕作机械与服务。但目前无论是产品种类,还是产品的适用性及质量还不能充分满足保护性耕作的要求。他认为,农机企业应在进一步提高现有机具质量和可靠性的前提下,不断加强新型农业机具的研究开发与配套;加大技术模式和方法的研究与完善,发展适合不同地区的技术路线,促进保护性耕作又好又快发展;要以开展保护性耕作为切入点,在提高产品性能的同时,努力研制农民买得起、用得上、简单实用、价格适宜、适销对路的农业机械,要通过示范、引导、服务,积极探索符合国情、农情和民情的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
现代农装北方(北京)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汉武指出,在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过程中,机具或装备作为载体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结合我国特有的农业基本情况,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自主创新开发符合国情的高效适用机具已成为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成败的关键。他告诉记者,高效先进装备是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的根本保障。保护性耕作是目的,而机械化是手段,实施保护性耕作各项关键技术必须采用机械化才能保证各项作业质量,进而保证该项技术的顺利实施。因此保护性耕作亦被称为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技术。目前广泛使用的秸秆粉碎分撒器、深松机、喷药机等均是为这一目的开发的,其中免耕播种机是最关键的机具。保护性耕作推广的关键环节是要有性能完善、质量可靠的保护性耕作专用机具。
由于保护性耕作装备作为一种正在被推广的新技术,目前还不能与传统耕作装备在产量、市场占有率等方面相抗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批量小、技术难度大等因素势必造成生产企业成本增加、风险加大。很多中小企业投入积极性不高,甚至通过降低技术标准、减少设备工装投入等方法来控制成本,这样势必影响整个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效果。作为生产企业,不断创新开发先进的保护性耕作机具是企业的愿望和目标,但新产品开发周期长、风险大,特别是对于一项新的农艺技术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建议政府加大对农机企业研制开发新型保护性耕作机具的投入力度。
保护性耕作适合中国农业需求
著名保护性耕作专家、农业部保护性耕作研究中心主任李洪文教授在论坛上提出了现代保护性耕作的概念。他指出,我国目前开展的保护性耕作是一种适合中国农业需求的现代保护性耕作,既不同于国外采用大型机具的机械化保护性耕作,也不同于非洲等地的手工保护性耕作。它除了要求不翻耕土壤、地表有秸秆覆盖、少免耕播种外,还要求采用机械化作业,保持高产稳产,节约资源,少用除草剂。
李洪文强调,我国已经走过了保护性耕作是否可行的探索阶段,但我国保护性耕作仍有很多技术需要研究。不同区域保护性耕作发展很不平衡,机具研发和杂草控制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研究重点。长期定位试验与效果监测以及农机与农艺的结合仍需加强。他相信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支持下,我国保护性耕作将会走向快速发展阶段。
山西省副省长梁滨指出,保护性耕作的最大好处是为农民节本增效,其可贵之处在于使提升地力、保护环境成为节本增效的前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他告诉记者,山西省保护性耕作从试验、研究到示范推广,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到2006年底,全省推广面积已达到558万亩,累计节本增效16.78亿元,新增了1.83亿公斤的粮食生产能力。到“十一五”末,山西省实施保护性耕作面积将达到1500万亩。
农业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副司长刘恒新向记者介绍,到2006年底,我国已在北方15省(区、市)建成部级项目县167个,带动省级建成项目县262个,各类免耕播种机的保有量已达3.28万台,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取得了初步成效。他强调,当前保护性耕作在中国的推广应用到了关键时期,能不能巩固成果并进一步扩大,关键要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完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充分发挥以下五个方面的作用:首先要强化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作用,其次要强化示范项目的带动作用,第三要强化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第四要强化成熟技术的支撑作用,第五要强化农机与农艺合力作用。要通过推广应用新型机具、新型药剂,让生产企业看到潜在的市场,发挥企业的推动力量;通过提高机具作业量、提高机具利用率增加机手的效益,获取机手的参与与认同,从而形成合力推动保护性耕作的局面。发展保护性耕作需要农业装备支撑
发展保护性耕作需要大量的优质、适用农业装备做支撑,从而对农机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使农机企业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梁滨指出,在调查中他们感到,目前技术体系和机具系统方面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制约保护性耕作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突破技术障碍,继续熟化技术体系,就是以保护性耕作机具系统为依托,使核心技术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他认为,当前体现核心技术的保护性耕作机械,关键是免耕、少耕播种机。而且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标准越高,对机具的质量要求就越高。因此要通过增加科技投入,鼓励农机企业及科研单位提高机具质量,扩大机具用途、功能,延长机具的作业时间。一是要开发适应性强的多功能机具,二是要开发针对性强的系列机具。
农业部农机化司司长宗锦耀强调,各地应结合区域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作物种类,采取适宜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方案,研究开发和试验确定适用的保护性耕作机具,促进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应用。要从成熟技术入手,先易后难,逐步推开。
农业部农机试验鉴定总站站长焦刚介绍,根据2006年全国保护性耕作机具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目前国产免耕播种机性能质量总体评价是可用的多,好用的少。如玉米免耕播种机的性能质量已基本满足使用要求,是免耕播种机中较为成熟的机具;而小麦免耕播种机在使用性能上尚不及玉米免耕播种机。此外,免耕播种机等保护性耕作机具在产品通过性、可靠性和作业性能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为此,焦刚建议:应加强保护性耕作机具选型调查工作,不断推荐更具适用性、可靠性、安全性的机具,增加可选择机具的品种数量;保障国家补贴资金真正用在购置好用、适用的机具上;扶持企业研制开发新型保护性耕作机具,鼓励企业(特别是大中型生产企业)及科研院所加大开发力度,以提高我国保护性耕作机具的整体技术水平。他认为,在加强农机与农艺相互结合的研究基础上,探索机具与作业模式的适用性应作为今后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的主要方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王韩民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搞好保护性耕作需要农机企业提供大量的先进、适用、优质的保护性耕作机械与服务。但目前无论是产品种类,还是产品的适用性及质量还不能充分满足保护性耕作的要求。他认为,农机企业应在进一步提高现有机具质量和可靠性的前提下,不断加强新型农业机具的研究开发与配套;加大技术模式和方法的研究与完善,发展适合不同地区的技术路线,促进保护性耕作又好又快发展;要以开展保护性耕作为切入点,在提高产品性能的同时,努力研制农民买得起、用得上、简单实用、价格适宜、适销对路的农业机械,要通过示范、引导、服务,积极探索符合国情、农情和民情的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
现代农装北方(北京)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汉武指出,在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过程中,机具或装备作为载体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结合我国特有的农业基本情况,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自主创新开发符合国情的高效适用机具已成为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成败的关键。他告诉记者,高效先进装备是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的根本保障。保护性耕作是目的,而机械化是手段,实施保护性耕作各项关键技术必须采用机械化才能保证各项作业质量,进而保证该项技术的顺利实施。因此保护性耕作亦被称为机械化保护性耕作技术。目前广泛使用的秸秆粉碎分撒器、深松机、喷药机等均是为这一目的开发的,其中免耕播种机是最关键的机具。保护性耕作推广的关键环节是要有性能完善、质量可靠的保护性耕作专用机具。
由于保护性耕作装备作为一种正在被推广的新技术,目前还不能与传统耕作装备在产量、市场占有率等方面相抗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批量小、技术难度大等因素势必造成生产企业成本增加、风险加大。很多中小企业投入积极性不高,甚至通过降低技术标准、减少设备工装投入等方法来控制成本,这样势必影响整个保护性耕作技术的推广效果。作为生产企业,不断创新开发先进的保护性耕作机具是企业的愿望和目标,但新产品开发周期长、风险大,特别是对于一项新的农艺技术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建议政府加大对农机企业研制开发新型保护性耕作机具的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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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条:900吨箱梁首次跨越京九大动脉
近日,首片 900吨箱梁成功跨越京九大动脉,稳稳落在合武铁路跨京九特大桥上,标志着我国大吨位架梁技术已趋成熟。
合武铁路跨京九特大桥位于湖北省麻城境内,全长668米,共20孔,均为32米整孔箱梁,第10孔跨京九既有正线,于7月28、29日连续两天在武合铁路跨京九正线进行一级封锁过孔、架梁施工。由于是900吨巨无霸首次跨越大京九,武汉铁路局、武合公司和担负施工任务的二十五局集团对此高度重视,就此次封锁跨线作业召开了专题会议。为确保安全,900吨架桥机从纵移过孔、运梁车与架桥机同步“喂梁”、落梁就位等作业程序都以低速操作运行进行了模拟演练。施工单位广州公司还成立了封锁作业专门组织机构,广大作业人员克服桥面45摄氏度的高温,圆满完成了900吨梁首次跨京九的施工任务。
合武铁路跨京九特大桥位于湖北省麻城境内,全长668米,共20孔,均为32米整孔箱梁,第10孔跨京九既有正线,于7月28、29日连续两天在武合铁路跨京九正线进行一级封锁过孔、架梁施工。由于是900吨巨无霸首次跨越大京九,武汉铁路局、武合公司和担负施工任务的二十五局集团对此高度重视,就此次封锁跨线作业召开了专题会议。为确保安全,900吨架桥机从纵移过孔、运梁车与架桥机同步“喂梁”、落梁就位等作业程序都以低速操作运行进行了模拟演练。施工单位广州公司还成立了封锁作业专门组织机构,广大作业人员克服桥面45摄氏度的高温,圆满完成了900吨梁首次跨京九的施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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