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关乎“我”,更关乎“我们”
消费有着社会背景和社会目的,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虽然花自己的钱,但却在为他人消费—因为消费和语言一样,是传递和表达信息的方式。
英国诗人约翰·堂恩(John Donne)曾写过一首诗《没有人是孤岛》,这形象地描述了人类的本质。我们都渴求跟他人建立联系,得到认同和接纳。为什么人类如此害怕孤独和被孤立呢?这是进化选择而来的本能。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奔跑速度不够,又没有毒牙利爪等武器,在毒蛇猛兽包围中能够生存下来,全因为群居协作。此外,马、牛等动物一生下来就能行走,而人类的幼儿要一岁才蹒跚学步。在人类生命的前三年,没有他人照顾根本无法独立生存,被排斥或抛弃常常意味着灭顶之灾。因此,渴求他人关系的基因被保存下来,成为我们最强大的本能之一。
我们的一切社会活动无不围绕着这种本能。我们的态度、信念和行为都受到他人的影响,消费行为就更是如此。物品是自我的一种延伸,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身高长相,却可以选择消费的商品。也就是说,消费品代表了我们想要表达给他人的自我形象—传递各种信号,别人根据我们的消费方式来判断我们的外表、社会地位、性格、信仰以及能力。从本质上讲,消费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工具,因此消费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有意无意的模仿
首先,人们会下意识地模仿他人,尤其是模仿身处高位,或让自己感觉吸引的人。这也就是消费流行之所以能够形成的原因。
三人成虎 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斯(Charles Frederick Worth),19世纪末第一位巴黎高级时装定制者就深谙此道。他最初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裁缝,但十分看重为那些有影响力的、频繁出入高级社交场所的名女人置装,因为他知道这些人的穿着会成为热门话题,可以引领时尚。当拿破仑三世的皇后也开始穿他定制的服装之后,这位设计师一夜成名。现在我们管这种营销手段叫做名人代言。查尔斯是天生的营销高手,模特走秀的营销手法也是他创造的。他将大客户找来坐下,再让一些年轻漂亮的姑娘穿着他的衣服出来表演。在那个时代,人们对此闻所未闻,这种行销手段也在时装业经久不衰。
人们的行为选择深受他人影响,有时甚至有明显正确答案的选择,也会受到他人误导而出现错误。在一项经典研究当中,心理学家让实验对象做一系列简单任务,例如比较线条的长短,正确答案十分明显。然而心理学家在让实验对象跟其他5到7个假扮的被测试者坐在一起,每人依次将自己的答案大声说出来。在一些任务中,大家的答案都是正确的,但在另一些任务中,其他人都不约而同地说出一个明显错误的答案。即使在任务十分简单、答案十分明显的情况下,37%的任务当中,被测试者都会因为群体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答案—有75%的人至少会顺从群体一次,有5%的人每次都按照群体的说法改变自己。成语“三人成虎”就是这个道理。
榜样的作用 大多数人的意见很重要,哪怕只有一个人的榜样作用也能深刻影响我们的行为。比如,洗手对于消灭细菌、防止传染病十分重要,但如何增加人们的洗手行为呢?研究者用了很多方法,例如增加洗手台、贴上提醒标语等,结果收效甚微;但是,如果人们看到另一个人站在洗手台边洗手的话,自己也洗手的可能性会增加至少30%。如果那人恰好是自己上司的话,可能性更是大幅度增加。也就是说,我们会下意识地模仿别人,尤其是身处高位的人或者能够吸引我们注意的人。
隐瞒自己的差 人们不但倾向于模仿羡慕的对象,还会用伪装和欺骗来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差。在200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人们想象自己花20000美元买了一辆车,但是当另外有人说买同样的车只花了18000美元时,人们表现出强烈的意愿来隐瞒自己买贵了,不惜撒谎也要保持自己的个人形象,不愿意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
但是,太多的从众会让人丧失个性而显得乏味。因此,追随还是不追随、随波逐流还是特立独行,这是个两难问题。有大量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在感受到威胁、渴望安全的时候,遭受他人拒绝和排斥之后,或者要给心仪的异性留下好印象的时候,会选择随波逐流,做出安全的选择。但也有研究表明,男性想要在约会的女士面前表现得更有魅力的时候,他们会反过来做出与众不同的消费选择,因为这时与众不同能够增加女性的好感。
消费的自我展示
人们渴求社会认同,害怕遭到群体的抛弃和排斥,而社会地位不但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占有增加,还意味着自己受到认可和尊重,因此就难免成了人们的追求目标之一。人类从动物的混沌中刚一走出,就开始试图用树叶、骨头、贝壳、羽毛来装饰自己,展示自己的地位。在封建社会,通常有法律规定如何用消费的物品来区分不同的阶层,界限非常明显。另外,消费的种类和额度都被严格界定,比如在中世纪的骑士按规定可以穿价值6马克以下的衣物,但不能佩戴黄金珠宝。这一切都是为了严格区别不同的社会阶层。虽然这样的法律渐渐失去效力,但消费仍然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在古代社会,地位、阶层通常是相对固定的,那时投胎真正是“技术活”,人一降生就确定了是贵族还是平民。如今血统不再是鉴定地位的唯一指标,个人有机会靠自己的奋斗和能力改变命运,财富可以提高社会地位,二者变得不可分离了。
财富固然重要,但人们却不能把银行账户挂在身上到处昭显。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有闲阶级论》的作者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认为,真正带来地位的不是财富积累本身,而是财富的展示,因而产生了“炫耀性消费”。这也是中国古代所说的“富贵不还乡,犹如衣锦夜行”。凡勃伦认为,富有阶级必须进行很多不必要的消费,例如用餐,虽然普通餐具也能满足用餐的功能,但要昭显财富就需要银质的餐具、手绘的陶瓷、昂贵的餐巾。
消费不再是纯粹功能性的,而拥有了自我展示的象征意义,这一点早已成为营销学家的共识。一般而言,如果去参加多年不见的同学聚会,人们都会穿上比较得体的衣饰,展示自己的同时判断别人。
联系与排斥:身份认同悖论
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包含两种不同的需要:联系与排斥,前者是希望跟比自己高的阶层联系在一起,后者则是希望跟比自己低的阶层分离开来。商品的价格可以满足这样的功能。一些普通的商品,一旦被赋予高的价格,就变得更吸引人了。从某种程度上说,高价格让消费者感觉自己“高人一等”。
但是单纯的价格并不能决定一个品牌的受欢迎程度。消费者在决定是否购买某个品牌时,主要考虑:使用这个品牌的消费者人群到底是怎样的?如果一个品牌跟消费者自己、或自己向往的群体联系在一起,购买意愿就会变强;如果跟消费者想要避免“瓜葛”的群体相联系,购买意愿就变弱。如今LV越来越多地和普通上班族联系在一起,对于想要提高自身形象的人群来说,它的吸引力就大打了折扣。
高社会阶层的人希望能借由消费跟低阶层的人分离开来;而较低阶层的人又会借由消费那些“明显看得出身份的东西”来跟高阶层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动力使得很多原本奢侈的品牌因营销手段的变化而失去奢侈品牌的地位。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引领了奢侈品民主化的风潮,将奢侈品面对的人群扩大,也扩张了产品线。他去世之后,希望成为下一个热门奢侈品牌的有两个,一个是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一个是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皮尔·卡丹原本是迪奥的学徒,他预见了高级定制的衰退,开始疯狂扩张,将自己的品牌放到全球800多种不同的商品上,但这样的滥用造成了地位的衰退,渐渐成了大路货。圣洛朗就要理智多了,虽然也进行扩张和民主化,但始终都对质量和数量进行一定的控制,保持了一定的奢侈品牌地位。
可见,要保持品牌的奢侈地位,必须具备一定的排他性。正因此,很多大牌都有一个等待名单,例如爱马仕的Birkin就被认为是最不容易获得的奢侈配件,有人说要等上好几年,也有传言说根本不需要等,这只是一种营销手段。不管怎样,稀缺度让品牌保持了神秘和吸引力,这样的特质也被传递到使用这些品牌的消费者身上。
有一些品牌致力让自己的品牌特征十分突出,便于辨认,例如沃尔沃在新推出XC60的时候,为了要让车子在300英尺以外就能够被辨认出来,而在车身上放了一个更大的品牌标徽。另外一些品牌则十分低调,比如Bottega Veneta皮包的外表没有任何品牌信息,只印在内衬上,不是内行无法辨识。
研究发现,越追求社会地位的人,越偏好品牌特征突出的奢侈商品。但是,对于那些有钱但又不需要炫耀自己的人来说,品牌信息低调的奢侈品更好。能被同样识货的人所辨认出来,在大众眼里又不招摇,这就既能满足他们对于社会联系的需要,也能满足他们对于社会排斥的需要—不希望自己跟炫耀品牌的暴发户联系在一起,因而乐意付更高价格来购买低调的品牌。
因此,在同一个奢侈品牌当中,LOGO越小,商品就越昂贵。2008年,有研究者下载了LV和GUCCI网站上所有手袋的图片和价格,其中LV有236个不同种类的手袋,价格225~3850美元;GUCCI有229个,价格295~9690美元。研究者让一群人根据每个手袋的图片,在7点量表上评价品牌信息的醒目程度。结果发现,品牌信息越醒目的手袋,价格就越低。平均说来,品牌信息的醒目度在7点量表上每多一分,GUCCI手袋的价格就降低122.26美元,而LV手袋的价格降低26.27美元。
对于汽车来说似乎也是如此。研究者收集了2009年1月可供购买的奔驰车型,一共有47种,价格33775~199825美元,它们装饰的奔驰标徽大小为7.6~18.5厘米。标徽的大小跟价格反向相关—标徽每增加一厘米,车的价格都要降低5000多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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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权威和特立独行
人们可以用消费表征自己和他人的联系,也可以通过消费与他人区隔开来。我们渴望归属感和联系,但并不希望让自我丧失在群体中,变得微不足道。适当地保持个人特色往往更能让我们得到承认和接纳。
苹果电脑成功把握了这种需求。当大多数人都使用同样的电脑操作系统时,苹果电脑变得更有吸引力了,而且这种少数人使用的产品将它的用户联结得更为紧密。研究者发现,苹果电脑的使用者会更喜欢另外一个苹果电脑使用者,更愿意帮助和信任对方,而其他品牌的电脑用户就没有这种现象。当群体认为自己处于数量上的劣势时,凝聚力会大大提高。苹果电脑的营销手段也在加强这种意识,乔布斯重返苹果之后提出“Think different”,最有名的一幅广告中有着爱因斯坦等代表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名人头像。这正好是少数派喜欢听到的讯息。
对于独特性的追求也延伸了山寨产品的使用者范围。想象得到吗,有些名流也会刻意地使用山寨手袋—当他们群体中的人个个都使用奢侈品牌的时候,已经失去了表达自我的意义。为了传递不同的讯息,有人转而使用山寨品牌。有趣的是,如果普通路人使用山寨产品,人们会解读成他贪便宜;如果麦当娜、帕丽斯·希尔顿使用山寨产品,就会认为她们要挑战权威和特立独行。因此消费有着社会背景和社会目的,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虽然花自己的钱,但却在为他人消费—因为消费和语言一样,是传递和表达信息的方式。
案 例
凡客体:众生的标签
在社会人群中的自我彰显和定位,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完成:消解权威和表达自我,“凡客体”恰好提供了这两样东西。
琳达是个小白领,在北京CBD的一幢写字楼上班。上班早高峰时,她总是会从大望路地铁站钻出来,低头疾行于黑压压的人群中。
2010年6月的一个上午,琳达经过路边的公共汽车站时,突然被一个巨幅广告吸引了目光。画面上韩寒穿着一件29元的T恤,低头含笑并自述:“爱网络,爱自由,爱晚起,爱夜间大排档,爱赛车,也爱29块的T-SHIRT,我不是什么旗手,不是谁的代言,我是韩寒,我只代表我自己。我和你一样,我是凡客。”在他的旁边,还有最近因热播《杜拉拉升职记》正走红的王珞丹。琳达被触动了一下,却说不上来为什么。只是觉得他俩真实,不装,就像也刚刚从地铁里走出来一样。
过了一个月,琳达收到了朋友转发过来的几张搞笑图片,全都是用凡客文体戏谑名人的,郭德纲、余秋雨、陈鲁豫????统统被装进凡客句式中。让她最为开怀的郭德纲那则,穿着纪梵希的非著名相声演员“被自述”:“爱相声,爱演戏,爱豪宅,爱得瑟,爱谁谁,尤其爱15块一件的老头汗衫,我不喜欢周立波,也没指望他会喜欢上我,我是郭德纲,能成为鸡烦洗的代言,我很欣慰。”
很快,琳达发现豆瓣上出现了个小组,“全民调戏凡客”—PS“凡客”,收集你的“凡客”活动。有人在讥讽,有人在搞笑,有人在秀自己????于人声鼎沸中,琳达觉得兴奋。她试着用网站提供的书写凡客体的软件,贴上最得意的一张照片,给自己也拟了个“文案”:“爱旅行,爱加薪,爱穿洞洞鞋;不爱被教育,不爱假正经。我不是什么乖乖女,我是何琳达。”琳达的凡客体让她认识了几个有趣的“豆友”,没几天,还被转发到了微博的凡客体小组中。
消解与表达:贴一个标签
琳达的故事就像大潮中的一滴水,它既被大潮裹挟而去,同时也是推动这股浪潮的基本微粒。琳达在公共汽车站被凡客广告击中了内心,让她觉得偶像也亲近;恶搞名人的凡客体让琳达有了种消解权威的快感,这种感觉在她当年看到让陈凯歌恼怒不已的《一个馒头引起的血案》时也曾有过;她不愿意只是“围观”,更希望表达自己,与这场热闹的运动产生联接,所以在网上发布了自己的凡客体。
布鲁范德说,人们花时间讲述和传播传说,不仅仅是因为其奇异有趣的情节,更深层的原因是,它们真实地传达出创造者和传播者所处的语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心理,进而影响我们的心理、知识和行为规范系统。“爱????,不爱????,是????,不是????,我是????”提供了一个基本语境,就像一身戏剧行头,谁都可以穿上登台唱上几句。众声喧哗之下,一出大戏就这样上演了。
问题是,广告泛滥信息过载,消费者耳朵里被塞进了那么多的垃圾,为何偏偏是凡客体,创造了一个病毒营销奇迹?
原因是,它恰好有两重含义:消解与表达。“爱????,不爱????,是????,不是????,我是????”是一个有态度的行头,消解了自己所不认同的,表达了自己所喜爱的。而“我是????”则为自己贴上了一个标签,在人群中找到定位。
人人都需要标签,不是吗?加官晋爵者,名利是他的标签;愤世嫉俗者,清高是他的标签。在这个将人变成流水线上螺丝钉的后工业社会,大家看同样的肥皂剧,喜爱同一个明星,买同样的名牌,去同一个海滩度假????众生变得面目模糊之后,到底什么能让“我”从“我们”中区别出来?在社会人群中的自我彰显和定位,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完成:消解权威和表达自我,凡客体恰好提供了这两样东西。
人类从来都没停止过对权威的排遣和消解。杜尚的雕塑《泉》是达达艺术的代表作之一。他把一具瓷质小便器钉在木板上,宣称这件作品的外缘曲线和三角形构图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别无二致,而那柔润的肌理效果,则与雕刻大师普拉克西特列斯的大理石雕刻完全一样。在互联网语境下,对权威和传统的消解更从艺术小众变为全民狂欢。尤其在中国现实社会,“假大空”遗毒未消,道貌岸然者层出不穷,消解权威的心理需求更加迫切。所以人们会看到,网友为《无极》配上了“法制进行时”的片花,又给新闻联播配上了幼儿园学生的腔调????
解构之后怎么办?不要虚无,而要重构。就像打土豪闹革命,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共同的语境下,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舞台上,凡客体立即又成为民众表达自我的方式。“爱????,不爱????,是????,不是????,我是????”是一个绝佳的标签式文案,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定义自己的方式,或调侃或严肃或颓废,不一而足。
对于这场营销风暴,凡客公司方面声称是一次无意识的流行,“不会控制这个事件的走向,也控制不了。无论是网民戏说的创造力还是真实的自我表达,我们都会学习、保持尊重并满怀敬意”。始创者也无法预估、引导并控制这场风潮,唯有顺应才是明智。可见,营销受众在社会化互动之后,能够产生何其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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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在《引爆点》一书中,总结了某一事物在社会中引爆流行的三大法则:个别人物法则、附着力因素法则以及环境威力法则。用它来解释2010年下半年凡客体的病毒式流行,似乎十分贴切:个别人物法则中,韩寒王珞丹两位平民偶像引领了公众心理;附着力法则中,“爱????,不爱????,是????,不是????,我是????”提供了人人可用的标签化句式;而互联网自然是环境威力法则中最强大的温床。所以,它的流行不是偶然。
我很少提到它,因为,当我提到的时候,没有人相信真正发生的事情。
帮派暴力对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可能是陌生的,但追溯到几十年前的纽约就不同了。孩子们被杀害。四处泛滥。和现实中种族暴力横行的学校相比,像《桃李满门》和《铁腕校长》这样的书籍和电影算不了什么。
这相当疯狂。
但生长在一个拥挤的城市中也有光明的一面,一个非常光明的一面。鉴于大多数孩子成长过程中有一些兄弟姐妹和好朋友,我周围有大约40个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密的伙伴。这是人口密度使然。
对于绝大多数不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生活的人来说,它就是那样。这绝不是沉闷的时刻。你学到很多与人有关的东西。而且你学到很多和你自己有关的东西。
回想起来,我认为这对领导者而言,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试验场。为什么?为生存而竞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人在技术、商业、法律、医疗等领域取得成功的事业。
当然,并非人人都取得了成功。但如果你是那种对生活之外有很多希望和期望—而且愿意努力将之付诸实现—的性格,这是很好的出生之地。即使你不是这样的性格,这仍然是个很好的出生之地。
以下是来自成长于纽约街头的五个领导力特质:
1、人格。如果你想知道我前面提到的为生存而竞争是怎么一回事,这主要和四件事情有关:体育、学校、女生(或男生),以及朋友。这些竞争中至少有一半赢自个性。我能说的是,我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引起别人的注意,讲故事和打架上。我认识的每个伟大的CEO都非常有幽默感,并且很会讲故事,这并非巧合。
2、街头智慧。有人称之为街头智慧,其他人称之为精明、直觉、生存技能、或者常识。我认为所有这些说法的主要结论是对你周围环境的深刻认识。时刻对照、分析、寻找和评估机会和威胁。转换到商业世界中,这出乎意料地有用。
3、对人的直觉。也和街头智慧有关,这是关于阅读他人的直觉能力。我曾经写过有关如何知道有人在对你胡说八道。对我而言,这多少是种直觉。我会知道人们何时是诚恳的,何时事情并不像你看到的那样简单,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领导力就是洞察人。
4、开放性。我知道这听起来违反直觉,因为人们普遍认为纽约人谨慎而冷漠。这是个谬论。当你成长过程中有这么多人一直陪伴左右时,你会对和无所不知的人相处感到舒服。而且因为你了解人并知道信任谁,你会更加开放。人们被你的率真吸引;这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领导特质。
5、接受多样性。如果没有意外,纽约市是个大熔炉。你得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和各式各样的生活。各种年龄、身材和个头,各种贫富水平、背景、宗教、性取向和宗族。所有这些接触都珍贵无比。你也知道了没有谁比别人更重要……以及我们绝对的共同点。能够略过所有那些无用的东西,看到真正重要的东西:家庭,乐趣和商业,这是一项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
预期影响体验
在许多领域,期望对于个体的生理水平感受有着重要影响。比如在医疗方法中,“安慰疗法”依赖的就是一种病人产生的期望。许多医学实验表明,告诉病人给他们服用了一种特效药,但实际上那只是一种安慰剂,服用后病人会汇报有明显的症状改善。许多病人甚至在手术前,仅仅是看见医生为他们设计的治疗方案,就会感觉身体更加有力量。这种期望实际上就是来源于病人对于药品、手术或者医生的信赖,并引发了强烈的自我暗示效应。消费心理学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消费者在体验或评价一件事物之前,如果已经事先形成了一种期望或态度,则会对事物的评价产生很大影响。通俗地讲,也就是所谓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事物。
这一影响有多大呢?心理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试图观察实验对象对于啤酒的期望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啤酒的评价。第一组的实验对象品尝了两种啤酒,一种是添加了意大利香醋的啤酒“特酿”,另外一种是普通百威啤酒。对于第一组实验对象,研究者没有告诉他们哪一种放了香醋(喝过之后也不会告诉他们关于香醋的事情)。而对于第二组实验对象,则是事先告诉他们两杯啤酒中哪一杯放了醋(其实放醋的口味不错)。然后在对方品尝完之后,询问如果要再来一杯的话,他们愿意要哪一杯?在前一组中,很多人选择了有醋的啤酒;而后一组中,实验对象对那杯有醋的啤酒只喝一口就会皱眉头,马上要求更换百威。
在啤酒实验中,添加醋算是一种相对负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仅仅是一种告知的存在,它们如果在体验之前出现,实际上可以重塑消费者对于味觉的预期,使他们形成与先前跟醋有关的认知一致的态度,也能够根据自己的态度调整自身味觉的体验。因此,可以预见的结果是:如果你告诉消费者一种产品可能有奇怪的口味时,他们多半不会选择,原因不是体验本身,而是期望。
什么会影响期望
由于消费期望的存在,有时候消费者对于产品和服务的体验评价会变得非常主观。换言之,影响消费者评价的不仅仅是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那些与期望相关的因素也很重要。
美国几位学者曾经在校园里做过一个咖啡品尝实验。在实验中,学生可以免费品尝一种咖啡,而这些咖啡都添加了一些特殊的调料。在一种情况下,实验者使用了看上去非常精美的咖啡壶和咖啡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则使用了看上去很廉价的一次性纸杯。同样是放有特殊调料的咖啡,当倒入精美咖啡杯里的时候,许多学生说口味不错;倒入一次性纸杯的咖啡却没有得到好评。研究者认为,如果我们事先相信它好,它就会变好;如果相信它不好,就会变得不好。
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价值归因,即人们对于事物价值的判断受到一些世俗看法的影响。这种价值归因不仅仅可以改变人们的味觉、视觉等感官感知,甚至改变了更深层次的生理和心理反应。比如一只在五星级饭店里卖出的精品烤鸭150元一只,街边店的25元一只,前一种一定更好吃吗?这些通过价格暗示出来的质量差别会影响人们的实际体验吗?答案是肯定的。在美国大学里进行了一项跟踪调查,如果学生患上感冒,有人会用原价在药店里买非处方感冒药,有人则在折扣店里买降价的感冒药。结果是,买原价感冒药的学生认为他们比从折扣店买药的人痊愈得更快。大多数人坚信“一分钱,一分货”,价格确实能改变体验。
除了价格,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影响人们的消费期望,比如对于产品和服务的描述。假设用两种描述来设计饭店里的菜单,一种仅仅给出菜名,比如咖喱牛肉;另外一种是在菜名前加上一些时髦的词语,即使是配料也可以写出很多花样,比如“北海道牛肉和南印度高原咖喱,配黑莓酸辣酱汁,或者墨西哥辣椒芒果酱”。你的感觉会怎样呢?顾客对这些产品及配料并没有准确的感知和经验,但是凭借这些描述,他们会对食物产生较好的期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们的味觉体验,觉得食物更加可口。
在商业实践中,许多产品和服务的外部可视性线索,如价格、描述、包装、销售场所等,都会强烈地影响消费者期望,它们有时候甚至会和产品或服务的核心利益一样重要,是企业重要的营销元素。
例如,许多中国消费者都认为,吃西餐主要是感觉其中的情调。换言之,西餐的一个重要卖点在于就餐的程序和用餐时展示出的餐饮器具。因此除了食材以外,那些由餐厅装饰环境、餐饮瓷器、酒杯、刀叉、蜡烛等构建的外部可视性线索,是影响消费者期望的主要因素。可以想见,如果把牛排放在一次性饭盒里,红酒倒在纸杯里,消费者一定会对同样的食物产生相差极大的评价。这些外部线索的重要性还在于:消费者会依赖这些线索进行价格判断。有的线索常常和高价格相联系,如皮制的沙发、水晶灯、大尺寸液晶屏幕、着装整齐的服务人员、厚地毯等;而另一些线索的出现则往往代表低价,如廉价的地板、昏暗的日光灯等。所以,如果你使用了高价格信号而实际价格并不高的话,那么就让顾客感到了额外的价值,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满意。
管理顾客期望
综上所述,正面的期望可以改善消费者实际的体验,因此通过这些营销元素来提高消费者期望,有助于增进消费者满意。这就是为什么电影在正式放映之前,会提前几个月就开始推出预告片,通过一些精彩的画面集锦来提高观众的期望。
但要注意,消费者期望是一把双刃剑。美国一家酒店为了让顾客感受到他们杰出的服务水平,曾经做过这样一项促销:酒店承诺,客人住店期间,如果对于酒店的任何一项服务感到不满,就可以免费得到一晚的住宿。这项促销的出发点很好,是基于一种对于酒店服务的自信,但促销的结果却不是很理想。顾客并没有因为这样一种承诺而对酒店更加满意,相反却开始变得更加挑剔,一些过去可以接受的情况,由于期望的增加而变得难以忍受。
许多中国企业在进行营销工作时,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消费者的期望,造成了一些问题。2007 年,中国一些航空公司开始学习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低价格战略,但很快就发现有许多乘客在旅行结束后对公司不满。究其原因,顾客并非对于价格不满意,而是因为这些低价的航班往往起飞时间不好、食物和饮料的供应也取消了。乘客们并没有因为航空公司推行低价格策略,而减少对航班服务的期待,他们仍期望得到正常情况下的服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不满其实是由消费者期望过高所导致,而这也是航空公司事先没有预料到的。
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有着重要的营销启示。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很多市场和业务刚刚开始形成。这也意味着消费者对于市场上的产品、服务以及相关的条款都还没有充分的认知。相关知识的缺乏又会导致他们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比如,中国在2004年正式公布汽车召回的管理条例之前做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公众对于汽车召回的理解是:汽车厂商收回有问题的旧车,然后免费提供一辆新车给顾客。这显然和汽车召回的实际状况大相径庭了。通过这些现象,我们意识到,当在中国引入一些新的业务时,不能简单地将一些策略从国外照搬。企业需要在新业务开展伊始,就对消费者进行必要的教育,去引导他们形成合理的期望,以避免不现实的期望带来的抱怨和不满。很多案例显示,事后补救的成本往往要更加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