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梨交易活跃大叶紫檀价位高企\浅析：家居企业家的三大焦虑症和药方！

□□本报记者李婧

1993年，杨波怀揣着5000元走上了创业路，20多年后的今天，他被誉为“中国红木家具第一人”，成就了元亨利这一古典红木家具的知名品牌。20年间，他开过出租车、做过餐饮、卖过电器，但最终选择了红木家具这一行业。杨波坦言，有时选择和定位非常重要，甚至可以决定人的一生。正是精准把握住了黄花梨和红酸枝两种原材的市场潜力，成就了杨波在红木家具界的“教父”之名；也是因为从起步就定位于高端市场，才使得元亨利最终成为红木家具行业的领导品牌。

为何杨波总能先人一步抢占市场先机，成为行业领军者而非追随者？在红木家具行业浸润10余年，杨波又如何看待行业的未来？2013年6月，新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CITES公约”)将7种红木树种列入管制名单后，红木原材价格飞涨，一向对红木原材市场感觉敏锐的杨波，在下一波行情中，又看好哪种原材？在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的元亨利文化艺术示范馆，记者专访杨波，倾听这位“教父”的传奇故事。

黄花梨“教父”如何得名？

杨波出生于中国古典家具之乡河北涞水，当地很多家庭祖祖辈辈以制作红木家具的手艺为生。杨波说，他之所以最终回归红木家具行业，也与家乡息息相关。

1998年，杨波与几个家乡朋友合资建厂，开始了在红木家具行业的创业之路。当时国内的家具行业刚起步，既没有行业规范，也没有知名品牌，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杨波与朋友尝试从越南购进半成品的红木家具，运到国内后再进行组装和加工。当时的越南红木家具非常便宜，杨波记得，他花了7000元就买到了一对红酸枝的组柜。

尽管当时的红木家具行业门槛并不高，进入并不难，但杨波很快就遇到了瓶颈，他找不到合适的销售模式。为了打响品牌知名度，杨波决定，进入品牌家具卖场居然之家，成为居然之家入驻的第一个传统家具品牌。作为小众产品，红木家具如何支付大卖场不菲的场租费？杨波坦言，当时压力很大，起初3个月的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够一个月的场租费。而且，由于销售难度大，想招聘优秀的销售员都很难。“当时红木家具的市场前景不明朗，行业内没什么知名品牌，也没有成功模式可借鉴。”杨波回忆，“我是靠诚意打动了一位特别棒的销售员，他为我们卖出了第一笔大单30万元，才算解了燃眉之急。”

在居然之家遇到的挫折，让杨波认识到，红木家具除了要有环保珍贵的材质、精湛的工艺外，还应凭借独特的中国文化赢得市场。随后几年，他在狠抓工艺与材质的同时，潜心研究中国明清家具文化，由此也与古典家具行业的许多老前辈结缘。一次，一位老前辈告诉杨波，在海南还有一些留存下来的黄花梨原材，杨波很吃惊：“黄花梨过去是皇家用料，早在明代就已得到宫廷认可，一直流传有序，非常珍贵。但当时我们以为黄花梨基本没有了，没想到经过前辈指点，在海南又找到了。”

2000年，杨波开始南下“淘宝”，从农民家里的门槛、锅盖、板凳，到锄头、木锨、屋顶的房梁，杨波不放过任何线索，想方设法地寻找、购买黄花梨。海南本地的花梨木商人无人不知杨波，海口市占符村村委会副主任王胜高对他的一桩“花梨往事”津津乐道。当时杨波全家到占符村旅游，看到某处园里有一棵野生黄花梨，遂花23万元买走了这棵树。当时黄花梨价格还未急升，一棵直径不过30多厘米的花梨树价值23万元，让当地人大吃一惊。不少占符村的村民受到启发，“花梨木要涨价了”这个信号让不少占符人后来获益颇丰。

“10多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跑去海南10多次。把料弄到手，做出传世精品，得到行家的认可，这是红木家具行业较好的发展模式。后来我的行动又推动了海南以及南方多个省份的种树热潮，看到红木家具的复兴和传承有了希望，这种快乐比对财富积累的认可还要大。”杨波说。

他对黄花梨的痴迷，在于对这一珍贵原材气味、纹理、韵味的喜爱，同时也源于对黄花梨稀缺性的敏锐预测，当时他预言：海南黄花梨在未来3年到200年间肯定是断档时期。

“当时之所以看好黄花梨，主要依据两点：一是黄花梨家具乃历史文化传承之物，是皇室贵胄的御用物件；二是黄花梨材质美，又有很好的稳定性，这是别的木材不可比拟的。这两点再加上稀缺性，是我做选择时依据的主要因素。对于企业来说，尽量选择那些存世量少的稀缺材质，这样附加值和收藏价值都会更高。”杨波说。

这一前瞻性的判断让杨波在黄花梨的价值还未被广泛开掘时抢先一步抄底，当时的黄花梨价格只有每斤36元，到2003年时，杨波北京的仓库中已储藏了几十吨黄花梨原材。如今，黄花梨的价格已涨到了每斤近2万元，10年间涨了500倍，而且有价无市。杨波介绍，目前，海南黄花梨和越南黄花梨两种材料存世量均极少，只有零星一部分原材，能成批交易的更少，能大量制作黄花梨家具的企业也几乎没有了。“现在黄花梨只是在收藏之间转来转去。就是我们，近两年也没再新制，销售的都是原有库存，也有过去客户低价买下，然后通过我们的平台再次交易。”

白酸枝是又一匹“黑马”？

杨波对原材的敏锐判断力不仅局限于黄花梨，在黄花梨之后，他又看准了红酸枝的市场潜力。

2005年，杨波在接受采访时曾预测，通过多年制作实践，他发现红酸枝的稳定性很好，性价比较高，其10年后的市场行情会步黄花梨后尘。2011年至2012年，杨波又呼吁业内重视并珍惜红酸枝，并认为再不下手以后就很难有机会了。“2013年初，我们获悉CITES公约即将公布的消息，当时我再呼吁业内不购买红酸枝已经来不及了。到6月公约公布后，越南红酸枝被限制出口，大家都慌了。”杨波说。

CITES公约公布后，红酸枝应声上涨，也引发了行业内对替代材种的无限猜想。在各种声音中，有一股声音尤为强烈，那就是以杨波为首的支持白酸枝的声音。

“我个人看好白酸枝这种木材。估计用不上两年，市场上就会出现很多白酸枝家具。为什么要在现在释放出这个信号？一来是给企业提供参考，让企业在选材上有所把握，人们常说机遇有时比努力重要，选材对了，将来的回报才会高。二来是让消费者了解家具的升值趋势，也许现在白酸枝的价格和一些材料相差不多，但未来的价值却不可同日而语。”杨波说。

在红木资源稀缺性不可逆转的前提下，发掘具有更大潜力的红木材质，是红木家具行业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杨波解释，他之所以在下一波行情中看好白酸枝，主要基于3点判断：首先，白酸枝的存世量可能不及大红酸枝的1/50。“有些木材虽然现在价格相差无几，但存世量的差别，将导致未来的升值空间出现巨大差异。例如，现在草花梨和白酸枝的价格都是每吨3万元左右，但草花梨的存世量非常大，我预计再过一两年，白酸枝的价格会超越黄花梨1倍到2倍。此外，微凹黄檀现在每吨七八万元，预计两年内，白酸枝不仅会追上它的价格，甚至会超过。”杨波说。

其次，白酸枝木材稳定性高，材质细腻，这对于制作家具和收藏家具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杨波认为，黄花梨之所以能高出紫檀多倍的价格，且受到市场认可，稳定性好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所有的硬木家具里，黄花梨的稳定性是较好的，也是不烘干处理就可以直接制作成家具的木材。

最后，白酸枝有出处，是我国的传统家具用材。杨波一直强调，现在从明清家具传统用材里能够挑选出来的，且存量还较大的用材，白酸枝是唯一的，微凹黄檀、花枝木等都不是传统用材。“用白酸枝制作明式家具，是未来替代黄花梨家具最好的一种选择。这2个月以来，白酸枝价格已经涨了70%，并且还在继续上涨。预计3年后，白酸枝家具的回报率可能会超过300%。”杨波告诉记者。

古典家具应定位于文化行业

选择和定位的精准是杨波一直以来的致胜法宝，他坦言，如果当初他不是瞄准黄花梨，而是草花梨的话，也不会有今天的元亨利。

除了对原材的精准把握外，杨波也是红木家具行业中很早就开始重视传统家居文化传承的企业家。

在制作新家具的过程中，杨波开始研究和收藏明清老家具，其收藏的家具，尤其是黄花梨家具，拥有极高的美学和历史价值。“因为制作新家具的缘故，结识了一些收藏界的老前辈，在他们的引导下我才步入了家具收藏领域。”

而随着接触到的老家具越多，杨波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新制家具释放出更多传统家具文化和工艺的能量，让这些古代家具精品被更多人看到甚至拥有。“就收藏而言，我与其他藏家是不同的，因为很多人收藏只归于收藏，而我却会将这些家具通过1:1的复制推向市场，为消费者带去凝练了历史与文化的精品。”

杨波坦言，现在市场上粗制滥造的红木家具很多，许多企业只是依照传统家具的图片进行制作，这样做出来的家具往往只是形似，它的曲线、弧度、比例等细节都无法达到原作的水平。“要做好高仿家具，不能只靠琢磨，必须要有优秀的原件供参考，反复研究、打样之后，才能制作出真正高仿到位的家具，而只有味道出来了，才能谈今后的收藏价值。”

2005年，当时的杨波收藏家具时日尚短，通过老前辈的介绍，他收藏到一件黄花梨圆开光四出头官帽椅，这件老家具的收藏过程颇费周折。“我们本来是去看别的物件，偶然在房间里看到了这件四出头官帽椅，它别致的造型、圆润的包浆、精湛的工艺，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这件家具收藏回来后，许多人想加价从杨波手里买走，但都被他婉拒了。出于对这件家具的喜爱，杨波萌生将它1:1复制出来的想法。经过反复对比与推敲，用红酸枝制作的同款型四出头官帽椅诞生，并成为元亨利的“明星产品”。

对于红木家具的创新，杨波表示并不反对，但他建议尽量用低端材质进行创新实验，而如果要用黄花梨、紫檀等高端材质做创新家具，一定要慎重。“红木家具从明代到当下，发展了几百年，却一直都没有超越明式家具的巅峰。现在，我们能不能设计出一件可以世代流传的优秀作品，或者说，哪款设计可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这很难说。创新的红木家具，能否达到一定的文化和艺术高度，将直接影响未来的收藏价值。”

在红木家具行业浸润10余年，杨波一直在思考如何将这一行业与文化产业相融合，突出文化内涵。杨波不认同将古典家具定位为奢侈品，他认为将其定位为艺术品更为贴切。

“古典家具几百年来传承有序，文化底蕴深厚，艺术含量丰富，我建议业界多朝这个方向努力，让古典家具真正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张牌。”杨波说，“下一个10年，会与上个10年截然不同。过去十年，古典家具企业都在想怎样扩大自己的规模、销量、覆盖面，而下一个10年，发展文化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让文化渗透进产品，体现于品牌，这方面谁能领先一步，谁就会独占鳌头。企业应在文化上进行提升，还要引导消费者把目光聚焦于文化内涵。”

10余年间，红木家具行业出现了数以万计的企业，消费群也在逐年扩大，但这一行业给人的感觉总是靠珍稀原材在支撑，黄花梨像是一日耗尽的奇葩，紫檀、红酸枝也随后被透支。杨波也在反思这一问题，他说这就好像古人写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有多少“花”可以重来？“这些材质存量都很有限，不能说我们这代人玩尽了，以后一提起中式家具，只能酸楚一笑。因此，我们所做的每件产品，都要对得起资源，要值得收藏、传世。做出有价值的产品，是红木家具产业最紧迫的要求，也是这一产业向前发展的客观要求。”

向星空致敬

:七十年风雨人生云淡风清

文/特约撰稿王中杰编辑/程香

人物名片：王世襄，一代文博名家，一棵文化大树，一位中国乃至世界上明式家具研究领域中最负盛名的学人。他的治学精神、专业成果和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以及丰富别样的人生，给现代中国传统家具研究史留下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传奇。

核心提示：王世襄从中国古家具处于落魄、鲜为人知的上世纪40年代开始，用40年时间完成了明式家具的两部力作，之后又以近30年时间促进中国家具文化的传播拓展，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王世襄曾坦言，自己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是一个玩得天昏地黑、业荒于嬉的顽皮学生”。从27岁(194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到四川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自此投身工艺与文博研究工作，至95岁辞世(2009年11月28日)，王世襄近70年的人生跌宕起伏，乐天而坚韧。一路走来，风雨兼程，也精彩不断。他始终笑对人生，耕耘不辍，自修圆满，不仅成为研究明式家具的一位大家，还把一些冷门“玩好”做成“绝学”。

大半个世纪中，王世襄把诸般喜好做得风生水起，蜚声海内外，却不为功利得失所羁绊，将人生看得云淡天清。

风雨人生路，一笑付东风

王世襄，号畅安，祖籍福州，1914年5月25日在北京出生。当时其父王继曾在外交部条约司供职，母亲金章高贵娴雅，是知名的鱼藻画家。王世襄生于书香门弟，长在官宦之家，其祖上三代有状元、进士出身，出过重臣、循吏和外交使节。王世襄幼年时家里就专门为他请最好的私塾老师讲授古文、经、史与诗词。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毕业，王世襄都在北京干面胡同美国人办的学校里读书，学得一口流利的英语。

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好奇活泼的性格，让年少的王世襄崭露“燕市少年”风貌，他曾自嘲是“秋斗蟋蟀，冬怀鸣虫，挈狗捉獾，架鹰逐兔，皆乐之不疲。”养鸽飞放更是“常年癖好”。成年后对漆器、火绘、竹刻以及古典音乐的研究都造诣颇深。王世襄还是京城圈内知名美食家和“烹饪圣手”，并曾受邀担任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特邀顾问。

王世襄在广泛结交社会各阶层玩友中，完全摒弃了世家子弟的矜贵习气，陶冶了豁达乐观的性格。更为可贵的是，他终生都能虚心求教，博洽多闻，穷究玩物底里，从大俗中玩出大雅，每每有精湛述作问世。例如《谈匏器》、《说葫芦》、《蟋蟀谱集成》、《秋虫六忆》、《北京鸽哨》、《大鹰篇》、《獾狗篇》等，皆为研述几被遗忘的传统文化与工艺的妙文。启功先生说他是“研物立志”，黄苗子先生则称他“玩物成家”。而王世襄穷其一生潜心研究的，乃是明式家具。

《明式家具珍赏》与《明式家具研究》问世后被译成多种外文版本，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003年，在遥远的阿姆斯特丹皇宫，荷兰女王将“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颁给了王世襄，以对这位时年89岁的中国老人表达敬意，表彰其对中国文物艺术的专业性与创新性的研究。王世襄是获得“最高荣誉奖”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克劳斯亲王文化与发展基金会会长安克·尼荷芙女士说：“王世襄先生长于对中国家具设计、技术和历史的研究，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收藏，他的收藏使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手工艺者和学者得都到鼓舞。”王世襄将所得奖金10万欧元捐助给了福建武夷山市中荷友好小学，建立图书馆、电脑室、音乐舞蹈室、实验室、美术室等齐全设施，体现了王老关心、襄助教育的慈善之心。

王世襄一生历经冷暖、阅尽沧桑，反倒铸就了恬淡坚忍的性情。大学毕业后不久，王世襄即进入故宫[微博]博物院工作，抗战胜利后成立文物清理损失委员会，经马衡、梁思成先生推荐，“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委任他以平津地区办公室助理代表职务。王世襄奔走调查，参与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包括宋代马和之《赤壁赋图卷》等一批国之珍宝，现都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1948年王世襄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科长，旋即被派往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后于新中国成立前夕返回，担任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然而，之后的20年里，王世襄被卷入了命运的漩涡中。

1953年，王世襄莫名其妙地被以盗藏文物罪名遭文物局解雇；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开始，王世襄先是被迫“自我革命”，主动请求文物局造反派来抄家，1969年被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还曾被军代表当作“特嫌”看待。1973年夏，王世襄终于回到了北京，此后他抓紧补充修订《髹漆录解说》和《明式家具珍赏》、《明式家具研究》的编写，并于1983年后陆续正式出版。

王世襄能如此坚守初衷，无怨无悔，与挚友陈梦家之死不无关系。陈梦家在考古学、金石学、文字学方面极有造诣，其卓越贡献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他比王世襄年长3岁，1934年两人相识于燕京大学，都喜欢明式家具。1966年9月3日，陈梦家因不堪凌辱自缢身亡。王世襄深感悲痛惋惜，并选择“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立志凡于国于民有益之事，“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王世襄做到了，在人生的坎坷中苦耕不辍，并曾为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晚年任中央文史馆研究馆员。

王世襄从中国古家具处于落泊、鲜为人知的上世纪40年代开始，用40年时间完成了明式家具的两部力作，之后又以近30年时间促进中国家具文化的传播拓展，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王老以70年的岁月见证了明清家具的复兴与辉煌，在中国古家具发展的历史天空中，留下了一抹闪亮的光辉。

王世襄与友人回首往事时，只是淡淡地说：“每个做研究的人都要有雅量，让不同的声音与意见来批评我们的论著。因为永远有新的证据在发现。”如此的襟怀与气度，正是做学问、做事业最为可贵的传统。

结缘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

1990年，由王世襄亲题匾额、揭幕的美国加州古典家具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家常年展示中国明式家具的博物馆，顿时成了中国家具迷的“麦加圣地”，不少人远涉千万里而来，赞叹竟有如此优雅美妙的工艺艺术器具。

源起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一个收藏欧洲名画的基督教团体主持人罗勃·波顿，游历巴黎时看到一对紫檀木明式官帽椅，惊喜莫名，立即买下运回加州总部。不久，他又购入一张鸡翅木翘头案，椅案搭配，产生绝妙的魅力。与明式家具的邂逅，让波顿先生犹如“撞见一潭清新的活泉”，义无反顾地踏进中国古典家具这个“新天地”的大门。当时世界上相关著述寥寥，1985年英文版《明式家具珍赏》与1989中文版《明式家具研究》，成为茫然中的指路明灯，并产生了“中国古典家具等于王世襄”这样简单明确的观念。此后，波顿和他的团队，从到中国“登门拜师”开始，建立了从加州至北京的“特快专递”，几乎每一、二周就会派人将家具照片、资料送请王世襄鉴定、考评。王世襄则对照片中的每一件家具写下看法。波顿曾说：“当时我们真是和时间赛跑，因为这个收藏中国家具的黄金时刻稍纵即逝。”为此，他们拍卖了收藏的欧洲绘画，以西方人的激情和效率，倾注到明式家具的寻访搜求中，从巴黎、伦敦到香港及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仅旅费就花了130万美元。至1990年初，收藏到70余件明式家具，开馆前邀请王世襄伉俪首访并对展品逐一鉴定。王世襄曾言及当时的感觉：“真是痛快！地方宽又有人负责搬运，工作效率非常高。我费了数十年才能做的事，他们短短几年时间内都可以做得到。这趟可办了不少事。”根据王世襄的鉴定意见，他们当即退掉一个货柜的家具，以维护展品“真、精、稀”的品质。

王世襄深知，古典家具陈置在相应的建筑环境中，方能充分彰显其文化艺术风采。他的心愿与波顿不谋而合，即建一座中国庭院式的明式家具博物馆。为选址，王世襄在波顿团体总部所在地、距离旧金山3小时车程的“文艺复兴”小镇群丘之间，踏访数千英亩地的每一角落，最终选定在一个风景秀丽的人工湖畔建馆，此湖亦经他提议命名为“鲁班湖”。该馆由中国科学院建筑研究所负责整体建筑的规划设计，实地勘测、效果描绘也由中国工程师负责。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的建立，使这个偏僻小镇远近闻名，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王世襄后来评价，该馆创造了三个“惟一”：当时世界上惟一一家专门收藏明式家具的博物馆；该馆《中国古典家具学会季刊》是当时惟一的专门研究中国古家具的刊物；有一批专职人员做古家具访求、修复、研究工作，并建立丰富的资料库，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

1992年，王世襄又两次赴加州，仔细考察馆中展品。《明式家具萃珍》就是将该馆所藏100件明式家具及小型器物收入图录的。

倾尽所藏助上海博物馆开辟古典家具陈列

1998年，上海博物馆为古典家具开辟专室陈列展出，是当时全国惟一的明清家具馆，也是现今海内外最重要的明式家具展馆之一。

陈列室中，王世襄平生所藏79件明式家具和小件器尽列其间，成为展馆中最华彩的风景。这些家具全部列入《明式家具珍赏》图版中，不少藏品被视为鉴赏明式家具的标准器。

譬如宋牧仲旧藏明紫檀插肩榫大画案，制作古朴庄重，自晚清以来，一向被推为民间存世品中第一紫檀画案。此案一块牙条上镌刻有光绪丁未年清宗室溥侗的题识，证为清康熙朝重臣宋西陂世家旧藏。上博将此案陈列于展厅正当中地台上，案后置明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椅前地上摆明黄花梨滚凳，相配成堂，案面陈列若干文房清供，尽显明式家具简约之美和清雅气韵，也再现了多年里王世襄书房主要陈设之旧貌。

王世襄称为传世重器的还有：“明紫檀黑髹面裹腿罗锅枨画桌”，结构简练，造型淳朴，纯明式风格。此桌明制，黑漆面心板品相完好，色泽奇古，精光内含，与黝黑紫檀相得益彰，弥足珍贵。此件画桌摆放在馆中书斋展室迎面中间。“明黄花梨独板面心夹头榫大平头案”，案长350厘米、宽62.7厘米，虽为攒边作，面心用独幅整板装成，莹洁如玉，同类传世品中仅此一件，故在京城久为人知。此案在馆中厅堂展室屏门前正中陈置。“清前期绦环板围子紫檀罗汉床”，形象秀丽，做工用料极精，造型承古又变化灵动，极具特色。“明紫檀牡丹纹扇面南官帽椅”四具成堂，尺寸硕大，造型舒展而凝重，选材整洁，工艺精湛，是紫檀家具精品中极少数可定为明前期制作的实例。“明黄花梨圆后背交椅成对”，用材丰硕，三截攒靠背，分段透雕，为明中晚期精工制品。“明黄花梨透雕麒麟纹圈椅成对”，造型圆劲有力，线条婉转流畅，雕饰简约精致，尤其靠背板开光透雕麒麟纹，古拙而灵动，其艺术价值，在所见明代圈椅中堪称为第一。此椅图版用作《明式家具珍赏》封面。

此外，其它柜、架、几、杌、镜台等亦不乏精品。其品种之丰，品质之精，传世之珍，深具文物价值。

王世襄于1998年初回顾写到：建国后社会变革，其旧宅日益狭隘，“文革”后沦为大杂院，且面临拆迁，无力保存家具。更“深感所藏家具亦不可能长为己有。数十年心力所萃，只有由国家博物馆[微博]保管陈列，始不致流离分散，且可供人观赏研究，物尽其用。此实为最理想之归宿。时上海博物馆新厦在修建中，机缘巧合，吾友庄贵仑先生正筹划用捐献文物、开辟展馆之方式报效国家，并藉以纪念其先人志宸、志刚两先生昔年在沪创办民族工业之业绩。”两相心愿契合。“於襄则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实无他求。故不计所藏之值，欣然将七十九件全部割爱。一九九三年二月上海博物馆饬员来京，点收运沪。以上为蒐集收藏，前后几达半个世纪，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化私为公，深庆得所之，简略经过。”关于“庄氏家族捐赠”之由来，已说得明白。

王世襄曾经谈及他的估计：中国古代家具能传世至今的至多千分之一，而传世的作品中可称得上“明式家具”杰作的，大概就只有数百件。

现在，王世襄旧藏的明式家具静静地陈列在上海博物馆中，向世人述说着中国古典家具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将中华民族制作木器的璀璨艺术，穿越时空，融汇到人类文明菁华的永恒之中。

未完待续

二、关于明清黄花梨家具品种的鉴别问题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典型的家具品种，把这些典型品种发掘出来，对于黄花梨家具的鉴别将有着重要作用。在此仅以折桌与折叠桌作一说明。

《鲁班经》为我们认识明代万历时期的家具提供了丰富的感性认识，其中对折桌有这样详细的记载：折桌的“框为一寸三分厚，二寸二分大。除框脚高二尺三寸七分整，方圆一寸六分大，要下梢去些。豹脚五寸七分，一寸一分厚，二寸三分大，雕双线，起双沟。每脚上二榫，开豹脚上，方稳不会动。”折桌的实物并不多见，但从所见遗物中不难看出，其年代都较早。见有黄花梨折桌一件(图1、图2)，折桌长100厘米、宽100厘米、高86.5厘米，形制较为宽阔；桌腿可以拆卸，形成高桌与矮桌两种可供使用的形式；上部是有束腰、三弯腿矮桌，足端外翻，牙板上是简练有秩的？门式花牙；下面圆型的案腿形式，分别由三横档固定两腿为一组，腿的上顶端高矮各有一露榫，分别固定于矮脚上。此桌的制作年代应不会晚于明代。以后常见有“展腿式”半桌，应该是前者的滥觞，故大多保持着其形体的外部特征。例如，上海博物馆有黄花梨展腿式半桌一件(图3)，长l04厘米，宽64.2厘米，高87厘米。这种形制的桌子比较特别，上部是矮几的形式，然后装上了4条圆柱础式长腿，显然是折桌固定后的一种造型。因此，这种品种的形成年代不会早于前者。这件半桌具有富丽的雕刻纹样，束腰浮雕几何花纹。在壼门牙子上，深雕双凤朝阳与祥云，另有角牙雕螭纹，在展腿的上端雕卷草纹，腿与桌面下的托档与卷云纹霸王枨相连接。显然，这类展腿式的半桌，做工考究，精而不艳，繁而不俗，独具匠心，是一件十分精美的家具，它与折桌有异曲同工之妙，应是明末或清初期的作品。

《遵生八笺》是我们研究明代文人用具的重要文献，其中有关于折叠桌几的记录：“二张，一张高一尺六寸，长三尺二寸，阔二尺四寸。作两面折脚活法，展则成桌，叠则成匣……其小几一张，同上叠式，高一尺四寸，长一尺二寸，阔八寸”。雍正元年，在养心殿造办处的有关档案中，有多处提到对这种形制的“花梨木折叠桌”和“楠木折叠腿桌”进行修缮的记录。这类桌、案或几，都以方便携带、使用便利为优点，且设计灵巧、工艺精致，是一种较早形成的产品类型。这里可举黄花梨折叠式平头案为实例(图4)，此案面长208.6厘米、宽63.5厘米、高85.8厘米。做法是将案每侧的两足用3根横档连成一个可装可拆的构件。安装时把两足之间上部横档贴近案面下的穿带并插上活销，拆时则拔出活销；两边牙板两顶头都设置圆轴榫，用它插入案面端头厚板的轴空内，拆下案足，牙板可通过轴榫的转动而卧倒。竖起牙板仍用夹头榫夹住后将足顶头榫舌装进案面大边的卯孔即完成。此案也应是明末时期的制品。

随着时代文化风貌的变迁，一代又一代的黄花梨家具次第出产，展现在今天的世人面前。对黄花梨家具制作年代的鉴别，及其工艺、结构、装饰等等方面的考察，需要梳理它的历史发展脉络，作总体的把握。起初，黄花梨家具就浸染了文人家具的基调，在创立初年，“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2]，纯正地体现着当时文人的审美趣味。明末清初以后出现了转折，渐趋市俗化，体现在家具上每每加以“雕饰文绘”。在《长物志》的记载中，作者就把文人使用的家具标准与媚俗虚张的市侩观念作了对比，并深感担忧时人“心手日变”的趋势。入清以来，许多文人在家具中也提倡“新奇大雅”，在原先已有的形制之外，更注重倡导家具的新颖和实用功能，以便能更多地满足日常生活的使用和需要。此时清式风格的家具已经萌发而流行，这也使当时的花梨木家具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清代中期清式家具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黄花梨家具作为一种独特的家具风格在清式家具的映衬下，其格调显露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趣味。无论在贵族还是在文人生活中，黄花梨家具在当时都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毕竟已是强弩之末，不入社会主流，此时的黄花梨家具制作多为古代花梨家具形制上的模仿。

因此，在中国木作工艺鼎盛的清代中期，虽然也有黄花梨木材使用，但黄花梨家具制造在形式上却表现出明显的程式化倾向，很多家具虽装饰上华丽，却缺少原有古朴的韵味和气质。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在对黄花梨家具品种进行鉴别时必需具有的历史认知。

(高峰)

印度拍卖的紫檀原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