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寿光现有木制品加工企业近300家\红木家具发展史：黄花梨价格疯涨

“以物言志”的古今时代风貌

高足形态下的硬木家具发展史，“南洋舶来品”传承几百年的家具文化

从远古时代的石器家具到红木家具的出现，中国古典家具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可以称为一部精彩的进化史。红木家具的出现，其形态、用材、文化寓意可以称作古典家具的“集大成者”。从席地而坐到高足形态，从斑驳光彩到自然纹理，从文人家具到典雅华贵……广义上的红木家具一直在变化，接受着文人、宫廷、普通百姓在形态、用材、装饰手法等方面的洗礼，呈现了如今的家具形式和产业群态。在传承与创新中，红木家具的魅力也在与时俱进，更新出不同时代的风采。

历史回顾

红木价格曾被忽视

在历史上，红木家具的价值往往在盛世时被人看重，而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时期，其价值被人忽视。

明永乐三年时，皇帝七次派遣郑和下西洋，远赴东南亚等热带与亚热带地区，这些地方都生长着性质优良的极品红木。当时的政府就以我国的丝绸和瓷器换回了大量的珍贵红木。据说这些又硬又重的木头本来是用来压船舱的，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其材质硬重、性能优异，便开始以其来制作家具、工艺品等木器。

自上世纪80年代“红木热”再次兴起到如今，红木家具，无论旧家具还是新家具，其价格都经历了一路狂涨。据业内人士介绍，古旧木器收藏在文革时达到了最低点。在此期间，智化寺的古典家具展中，有一件明式黄花梨满身雕龙的大床，这张大床曾是某王爷的。解放初被遗弃在天桥旧货店门口，一位打鼓收旧货的人，花五元钱买下了它。他所想的不是文物的艺术价值，而是这张床硕大，可容全家五口睡卧。

三大流派的兴起

清代家具的广泛发展，使全国形成不少重点产区。主要产地有广州、苏州、北京三处，每个地区所产家具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广作”、“苏作”、“京作”也被称为清式家具的三大名作。

其中又以广式家具最为突出，并得到皇家的赏识。广作用料粗大充裕，讲求木性一致，大多用一种木料制成，装饰花纹雕刻深峻，刀法圆熟。广式家具的装饰题材和纹饰，也受西方文化艺术影响。

苏式家具作为明式家具的创始者，进入清代以后，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也开始向繁琐和华而不实方面转变，但其用料是异常节俭的，装饰惯用小块碎料粘贴，大件器物还常采用包镶做法，装饰题材多取自历代名人画稿。而京作家具一般以清宫造办处所制家具为主，在纹饰上独具风格，皇家收藏的古代玉器、铜器上的素材，巧妙地装饰在家具上，表现了古色古香、文静典雅的艺术形象。

黄花梨价格疯涨

被称为“木中之后”的黄花梨，在1995年前后，每斤只有几毛钱，1997、1998年，一些业内人士开始认识到黄花梨是一种珍贵硬木的价值，当时也只卖到36元一斤。据北京元亨利硬木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波介绍，他曾反复奔赴海南雨林腹地寻找黄花梨，从黎族人用来杵米的工具收起，继而收到锅盖、烧火棍、旧床板床框、老门板，再后来是棺木板和米柜，最后是房屋大料:从房梁、房柱一直收到整套老房子，被称为“拆房专业户”。黄花梨的价格，也从2002年的2万元一吨，疯涨至2010年巅峰时期的800万元一吨。据媒体报道，目前，黄花梨的老料价格每斤也达到2000-3000元左右。

缘起

今天所看到的红木家具，在形态、材质上，都包含着偶然中的必然。从宋代兴起的高足家具，让人们脱离了席地而坐的习惯，开始讲究桌、椅的线条和形制；从南洋海运偶然带来的硬木材料，让人们认识到木材纹理之美，硬木家具开始与漆饰家具并驾齐驱，并成为社会风尚；而来自江南文人的审美趣味，将硬木之美从区域推向皇族贵胄乃至全国，成为当时的硬木家具开元鼻祖。

“垂足而坐”影响家具转变

两宋时期，是中国建筑和居室装饰的一个新高潮。据明清家具专家濮安国在《中国红木家具》中考证：“宋代建筑比唐代更富于变化，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在装修和装饰方面都增加了艺术效果，随着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和流行，宋代家具直接吸收两宋建筑‘大木梁结构’的做法，运用宋代的小木作制作工艺，很快使宋代家具完成了向高形形体的高度转变。与此同时，确立了框架结构的形体式样，替代了隋唐以来沿用的箱形、台座、壸门式结构。此时，人们对中国古代家具的漆饰传统也开始产生观念上的变化。”

宋代家具运用线脚作装饰，增强了家具的形式感；而家具木材的天然本色和木质纹理，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爱好。

开放海禁让硬木盛行

到了明代，采用各种硬木直接加工制作硬作家具的风气广泛盛行，从此，古代木家具在区别于漆家具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崭新的类型。与此同时，来自海外的优质硬木材料，也为硬作家具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

大多数人都认为，红木家具起源于明朝，和当时开放海禁有着莫大的关系。人们发现这些来自南洋的木材材质硬重、性能优异，同时纹理优美、细腻，便开始以其来制作家具、工艺品等木器。到了明朝后期时，海上贸易愈加频繁，红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红木家具、红木工艺品也越来越多，并且受到人们的大力推崇，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

据明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载：“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类。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及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由此可知，到明代中期，家具用材采用高级硬木，如紫檀木、花梨木、乌木、铁力木等，尽管大多来自南洋各地，富家也不惜耗费资财竞相追求，成为一种时尚。

发展

谈及现代广义红木家具的由来，出自江南的明式家具在当时点燃了硬木家具的风尚，在现在看来，明式家具依然是中国古典家具史上的一颗明珠。在王世襄先生所著的《明式家具珍赏》一书中，作者将“明至前清”称为“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宋代以后，垂足高坐的习惯形成，一千年以来，大量工料精良、艺术价值高的家具流传至今。

用材表达家具文化

在《明式家具珍赏》一书中，王世襄将“选材”也作为一种家具的“装饰手法”。古代硬木家具之所以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采用坚硬致密、色泽优雅、花纹华美的珍贵木材，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明至前清这段时间内，出现了黄花梨、紫檀、铁力、榉木等多个品种。通过用材来表达家具文化的意义，不仅是传统家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与“以物言志”的古代文明特征一脉相承。

以黄花梨为例，在唐代的《本草拾遗》、明代的《格古要论》中都有相关记载，但大量使用还是在明代中叶之后。在诸多史料中，这种木材被评价为“不静不喧、恰到好处、纹理或隐或现、生动多变”，深受明代文人学士的青睐和推崇，这种木材所制家具，被赋予了纯正质朴、简洁明快、线性流畅的艺术品性和审美感受，黄花梨家具至今也是“文人家具”的代名词。又以紫檀为例，这种木材多为紫黑色，其静穆沉古的色泽则是无与伦比的，经过精雕细刻之后，家具往往精妙绝伦，能迎合人们追求豪华富丽的心态，更受到权贵的喜爱。

不同种类的木材，不仅与特定的家具类型固定搭配，而且代表着不同阶段的家具文化特征，并反映出当时时代的文化背景。

形式反映时代风貌

除了用材，红木家具的形态、装饰风格以及种类，也随着当时社会的偏好与时代需要变化。与此同时，木工工艺在红木家具的兴盛时期也达到鼎盛水平。无论用料的粗细、尺度，线脚的方圆、曲直，还是榫卯的厚薄、松紧，都为后世的家具制作提供典范。

清代家具在康熙朝以前还保留着明式风格特点，到乾隆时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从清式家具开始兴起之时，红木家具已经进入“大生产”时代。由于社会财富不断增多、社会生活风尚变化，再加上红木材料的充足，与“明式”迥然不同，清式家具用料粗大、形体厚重、线形强烈、结构繁复，在家具寓意上，也增添了诸多世俗的色彩，例如装饰华贵、讲究气派，许多家具的造型标新立异。清式家具注重实用功能，普遍在桌子上多安抽屉，立柜上多加搁板和抽屉，同时更注重陈设功能，注重摆设的统一性。家具的品种形式也更为完善，有“椅凳、桌案、床榻、柜架”，而到了清中期至近代，出现了太师椅、写字台等新的细分类别。

到了清晚期，清式家具强调大器型、装饰美的特点一发不可收拾，夸张的审美趣味使许多家具显得繁琐，过于局限于外面形式感的清式家具以“华而不实”画上句号。随着西方家具成为市民追求的新奇物品，硬木家具在此基础上也出现一些西式的形态特征，例如出现在上海松江地区的“海派”家具，在种类上，出现了镜台、转椅等现代家具形态。

传承

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硬木家具的发展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上世纪80年代，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系列书籍问世，带来了中国传统家具的收藏高峰，并促进了仿古家具行业的初步发展。2000年至2011年十年，仿古家具制造行业则蓬勃发展，可以说是红木家具行业的“黄金10年”。

红木行业发展迅速

业内人士表示，进入21世纪以来，红木家具行业进入发展巅峰时期。整个行业才呈现出规模化、区域化发展的趋势，出现了诸如福建仙游、浙江东阳、河北大城、广东新会、台山以及江苏苏州等传统家具生产的集散地。而在此之前，国内红木家具行业只有零散分布的几家作坊式家具制作工厂，并没有形成区域性的产业群。

对于当代古典家具设计和生产者，在创新之前，更多的是体会古人的智慧，在“吃透”的基础上再发扬。北京元亨利硬木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波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家具需要适应现代人的生活起居方式，但是在传统家具的基础上创新，榫卯结构和木作工艺不能被改掉，但设计、尺寸，甚至材质都可成为‘创新’的工具。例如沙发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高度下调了，以期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生活习惯。虽然创新是大势所趋，但在谈‘创新’之前，更多的任务是先将‘传承’做好做透，这才具备‘创新’的本钱。”

在继承基础上创新

古典硬木家具一路发展而来，一直不断对前朝吸收、继承，并随着时代变化、社会风尚而创新、变革，刚刚经过财富积累的古典家具行业，在量上恢复了曾经的繁荣，但是在创新上，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国家具协会传统家具专业委员会主席邓雪松表示，宏观上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代只是处于一个复兴阶段，而不是再兴阶段，复兴的含义更多的是继承。要重铸中国传统文化的辉煌，需要的是历练。他说：“传统不能断，怎样既能得到经济增长又能弥补文化的缺失，毋庸置疑是需要沉淀和历练的。”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冯静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王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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