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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环节淘汰带污染原料更多环保家具将登场\古家具鉴藏:位尊高座靠背椅

时间:2020-10-11     人气:702     来源:     作者:
概述:记者近日从天津家具行业协会获悉,本市家具市场近年来发展迅猛,众多厂家和卖场积极配合环保专项治理行动。市家具行业协会会员企业已签署了《家具行业环境保护承诺书》,加强行业自律意识。各方从家具生产到消费环节,层层把关,将更多优质的环保家具销售给消......
记者近日从天津家具行业协会获悉,本市家具市场近年来发展迅猛,众多厂家和卖场积极配合环保专项治理行动。市家具行业协会会员企业已签署了《家具行业环境保护承诺书》,加强行业自律意识。各方从家具生产到消费环节,层层把关,将更多优质的环保家具销售给消费者。
据了解,本市众多家具企业正在配合国家环保测评工作,在生产环节实现转型升级。很多企业已经淘汰了容易造成污染的原料,转用水性漆等环保原料生产成品家具。将于5月28日至5月31日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国际实木家具展览会上,本市众多参展商将集中展示达到国家规定的环保测评指标生产的产品。同期召开的还有木工机械、原辅材料展及首届实木定制家具博览会和首届红木家具品鉴会,展示家具行业的风采。此外,一些适合都市现代人生活需求的智能型新款家具也将亮相。

本文译自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会刊1991年冬季刊

译珍:

位尊高座靠背椅(一)

文/SarahHandler翻译/岳梦琳编辑/陈盛娥

译者名片>>>

岳梦琳

岳梦琳(MonikaYUE),23岁获得巴黎高等工商管理学院艺术品管理MBA学位,24岁在巴黎建立自己的工作室,从事古董拍卖顾问、艺术品收藏咨询、艺术策展等工作。25岁至今担任法国华裔青年收藏家协会会长。

靠背椅是佛祖神明、王族皇室或身份尊贵显赫的人的座椅。搭脑出头,高靠背,造型舒展而凝重,气势雄伟,使座上的主人看起来格外处尊居显、居高临下。靠背椅有时是带扶手的,有时则是不带扶手的侧椅。它是中国最早的椅子之一,在中央帝国时期(译者注:中央帝国是清朝时期西方对清朝的对译词)成为流行。

对靠背椅最早的描述来自于佛教

对靠背椅最早的描述来自于佛教,敦煌第285窟“大代大魏大统四年岁次戊午八月中旬”至“大代大魏大统五年五月廿一日造讫”,即西魏大统四年、五年(538、539年)前后绘制了一位冥想的禅僧屈足坐在带有扶手、靠背的椅子上(图1)。此椅四足,面上扶手与后背的立柱与四腿一木连作,两条后边柱顶端有平直的搭脑,与后来的扶手椅相差无几。根据存世的图像表明,这种独特的椅子造型出现在公元6世纪。虽然没有更早的雏形的考证资料,但它更像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才演变形成的造型。

图1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公元538年西魏时期(公元535-556年)壁画细节,参考《敦煌文物研究一》P146

早期的靠背椅资料不全。很多学者研究探讨过中国椅子的起源(详见clunks1988107.14清单)并指出它来自于西方的参照物。但现有的文字和图像证据不足以证明中国最早的椅子是引入或立基于国外的雏形,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就已经与西巴利亚阿尔泰山麓的游牧民族有交往联系。1948年,考古学家SergeiRudenko开始在巴泽雷克的贸易小镇上勘探挖掘坟冢5号,这座墓穴将人埋葬后不久便将水渗进石丘并冻结成冰,冷藏保护了尸体和木器、毛皮、织物等陪葬品。在Rudenko发掘出的文物中有一件庞大的拉绒毛毯(尺寸约450*650厘米)。匹茨堡大学教授JohnF。Haskins曾将它盖棺定论为被用作毛毡房的大屏风使用(Haskins148~150年)。毛毯上有两个主边界,一是有曾经生活在伊朗北部里海地区南端灭绝已久的黄斑鹿,而另一个则是骑在马背上的勇士。我们可以看到,图案上还有一名坐在椅子上的人(图2),椅子造型十分独特。Rudenko坚信这是一位女子,但Haskins教授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是男子。在同一个坟冢中还发掘了十分稀有的中国绣花丝绸,带有位于当时中国南方的楚国典型的花鸟图案(《斯基泰人的土地:前苏联博物馆馆藏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年的古老宝藏》)。它曾被覆于毛毡上用作马鞍毯。它证明了这个区域的游牧人民曾拥有来自中国的奢华物品。除此,在周围其它墓冢中发掘的文物也出现了中国产物品,相反可以推测,西巴利亚阿尔泰山麓游牧民族对当时的中国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所以,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第一个有关于中国椅子的描述与佛教有关。

图2西伯利亚巴泽雷克墓冢5号出土公元前350年毛毡毡房帷幔,尺寸约450x650厘米。

靠背椅最早为佛教徒所推崇

值得注意的是,巴泽雷克拉绒毛毯上的坐在椅子上的人双脚着地。但从历史资料上看到中国早期的佛教徒则是把脚放在椅架上,或者正襟危坐、正身而跪,再或者莲花坐又叫结跏趺坐(互交二足,将右脚盘放于左腿上,左脚盘放于右腿上的坐姿)。后面说的这两种坐姿都可以在晚唐时期(公元848~907年)的敦煌莫高窟第196窟的壁画中看到(图3)。在这幅标志性的描绘舍利弗的壁画上,舍利弗的信徒们从不同国家赶来包围在他周围仰望膜拜他的智慧与学识。其中两位身份重要的僧侣坐在有弯曲靠背的扶手椅上,扶手出头部分延伸超出尖细椅腿,椅架低矮。我们可以考证到这个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现代汉语中的“椅”这个字,因为它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本圆仁和尚于公元838~847年入唐求法巡礼过程当中写的一部日记体著作)中已经被频繁使用。在他的文章记述中,高僧和尊贵的官员便坐在“椅”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174、187、226、246)。在公元六世纪早期的佛经中把椅子叫做“绳床”或“绳座”(《论中国椅子(胡床,牀)的起源》Holzman,Donald(侯思孟)64)。

图3舍利弗壁画细节《hereticRaudraka》插图。敦煌莫高窟第196窟,晚唐时期(848-907年),参考《敦煌文物研究四》P184

靠背椅一直被佛教徒所青睐,在后来的中国和日本很多禅宗或天台宗的画像中常出现具体的细节描绘。《张胜温画卷》是大理国时期(今云南省)描工张胜温于1173年至1176年绘制的佛教故事长卷画,现由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其中有9位僧人,每位坐在一把各不相同的靠背扶手椅上。这些椅子用木头、竹木、树瘤制成,在比例、结构细节和装饰上都各不相同。其中几个具有宝座的特点,与弘忍大师所坐的那把相似,带有山水画装饰的高靠背,顶端有嵌宝龙头(图4)。有时这样的椅子会带有夸张的高靠背,并悬挂锦缎织物(以遮挡椅背、扶手和椅架),就像我们在京都大德寺藏十四世纪早期的中峰明本禅师的肖像画中所看到的样式(《禅画与书法》42JanFonteinMoneyL。Hickman,波士顿美术馆1970)。

图4弘忍大师《张胜温画卷》佛教故事名画细节,南宋时期,公元1173-1176年,纸本设色卷轴,高3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神明和皇室的宝座也用靠背椅

椅子垂直高耸的靠背更加凸显了座上高僧德高望重的庄严。在有关于宋朝的资料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靠背椅有时会被用作神灵或皇室的宝座。在山西太原晋祠的圣母殿中,姜子牙的女儿、周武王的妻子、周成王的母亲邑姜便是坐在一把夸大的木制靠背椅(座杌)上,据圣母像须弥木座后面发现的原始题记可知它是宋元祐二年(1087年)太原府金龙社捐资雕制成的(《晋祠三》太原市文物管理文员会、山西晋祠文物保管所)(图5)。大殿正中的佛龛内的宝座后屏中央曲线凸起顶部有凤头,凤头髹绿漆与金漆同时也出现在低处栏杆和扶手处。神台基座束腰须弥式,平台上有绘画装饰,如很多佛教造像特点一样。如今在紫禁城内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宝座与邑姜的有相同的造型设计,其中最典型的便是太和殿中极尽华丽的雕龙金漆大椅(《紫禁城宫殿》P67,于倬云)。

图5山西晋祠圣母殿邑姜坐像,北宋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彩塑造像,木制椅子,高228厘米,参考《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7五代宋雕塑》P85

近期一把初步判断为元代(公元1271~1368年)的宽大扶手靠背椅在宁夏贺兰拜寺口双塔出土。(《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勘测维修简报》、《文物》1991年),低矮的椅子腿支撑着木制椅架,搭脑和扶手出头部分雕如意灵芝装饰。推测它可能也曾是放置在佛龛用于神明的坐具。

有时神明也会坐在没有扶手的靠背椅上。比如公元1189年金朝(公元1115~1234年)时期的圣母像。这座圣母像现在位于山西省晋城东岳庙大齐殿中(《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7五代宋雕塑》,P181,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有很多佛教、道教的神明佛祖都坐在有独立脚蹬的侧椅上。南宋时期(公元1127~1279年)的大足石刻舒成岩摩崖造像玉皇大帝龛(图6),玉皇大帝威严肃穆地端坐在青玉龙椅上,膝盖分开,足踏精雕玉石脚踏。身穿九章法服,头戴十二行珠冠冕旒,手持玉笏。他倚靠在厚实的椅子上,椅背外沿修连云神纹,内沿饰五彩宝珠一周,龙椅绘团龙穿云、缠枝花卉、多彩宝石等纹饰,椅背顶部两端出头并上翻卷云纹。美国著名收藏家乔治·盖茨贴切地称它为中国家具中的“裙子”,这样的椅子在之后的历史中也只用于正式场合。

图6四川(现重庆)大足舒成岩摩崖造像玉皇大帝龛南宋(公元1127-1279)石刻参考《中国大足石刻》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香港万里重庆出版社

引用书目>>>

《中国家具中的植物图案》特里·萨采·巴塞洛缪(美国旧金山市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喜马拉雅和中

国装饰艺术馆馆长)《中国古典家具协会报》1992

《维摩诘在早期中国的表现》艾玛·邦克(美国著名汉学家)《ArtibusAsiae》1968

《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东亚系列·中国家具》柯律格(CraigClunas)1988

《从<金瓶梅>小说中研究中国明代家具》柯律格(CraigClunas)1992

《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大同市博物馆《文物》1978

《中国大足石刻》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香港万里重庆出版社

《楮檀室梦旅:攻玉山房藏明式黄花梨家具》叶承耀伍嘉恩香港1991

《敦煌文物研究》敦煌研究院

《中国石窟寺系列:敦煌莫高窟》五卷文物出版社北京1982

《中国家具:明清硬木家具实例》安思远纽约1970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足立喜六(盐入良道补注)东京1970

《伟大的青铜时代:中国出土文物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巡展图录》方闻1980

《禅画与书法》JanFonteinMoneyL。Hickman,波士顿美术馆1970

《斯基泰人的土地:前苏联博物馆馆藏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年的古老宝藏》大都会博物馆出版社纽约

《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2卷傅惜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

《遵生八笺》高濂明万历(1573-1619)

《弯背椅》英国家具古董商尼古拉斯(GrindleyNicholas)家具图录伦敦1990

《MatteoRicci教父与传教士眼中的中国艺术与日常》FrancoMariaRicci米兰1984

《文艺复兴收藏系列中的中国古典家具》Handler,Sarah1991

《优雅的漂泊者:中式折叠椅》Handler,Sarah1992

《巴泽雷克冢墓出土毛织毡帐与蔡文姬远嫁匈奴:瑞典东方博物馆收藏中国与远东艺术品》Haskins,JohnF。斯德歌尔摩1963

《唐墓壁画》洪子诚《文物》1959

《论中国椅子(胡床,牀)的起源》Holzman,Donald(侯思孟)《通报》1967

《晋祠》太原市文物管理文员会、山西晋祠文物保管所《文物》北京1981

《中国肖像画》Lawton,Thomas自由艺术画廊华盛顿1973

《中国文学与绘画中的超然愿景》李惠仪(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教授)

《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勘测维修简报》《文物》1991

《紫禁城宫殿》于倬云

《西伯利亚冻墓:巴泽雷克青铜时代骑士的墓葬》Rudenko,SergeiI。加利福尼亚大学会刊1970

《中华帝国晚期的木作和建造:有关十五世纪<鲁班经>的研究》Ruitenbeek,Klaas(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馆馆长鲁克思)1993

《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文物》1983

《中国椅》路意丝·贺利·史东(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馆长)1952

《白沙宋墓》宿白《文物》北京1957

《江阴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苏州博物馆和江阴县文化馆合撰《文物》1982

《三才图会》王圻1609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0

《明式家具研究》《明式家具珍赏》王世襄

《中国明代室内装饰和家具》杨耀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中国古代版画丛刊》郑振铎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8

《中国版画选》荣宝斋北京1952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7五代宋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1984《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7五代宋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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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PM与芬兰环境署(SYKE)合作开发出一种与木材产品生产相关的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的方法。例如,树木在生产木材产品之余所产生的额外效益。

    这项试点研究着重对生产一吨纸浆所用树木,在其生长期间对环境的影响进行评估。该研究对碳汇效应、水资源保护和原生森林物种的可持续性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证实,纸浆木材来源地的森林还具有其它多重效益。

    该研究考察了在芬兰UPM生产一吨针叶木浆所需要的木材量,以及所用树木需要的生长时间。每吨浆所消耗的树木在生长期间能净化超过800万立方的水,并吸收超过4,000公斤的二氧化碳。

    在芬兰的2万多种林木中,大多数可作为生产用木材。数百种物种,如苔藓、地衣和昆虫都依赖于制浆用树木生存。森林定期更新可确保这些物种的长期存活。

    UPM的运营以多效利用木材为基础,不仅生产纸浆,也生产锯木、胶合板、复合材料、纸张和标签材料。公司也利用林业副产品和残留物生产能源、生化产品和可再生柴油。

    开拓可持续发展视野

    “在‘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的帮助下,可以通过更多样化的方式来描述土地管理和原材料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在研究中,选择了与全球环境问题有关的最重要的指标,如可再生自然资源、气候变化、清洁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总而言之,UPM全球森林部门总监TimoLehesvirta表示,“来自森林的益处多种多样,涵盖从我们可以采集的产品,延伸到生活消遣享受的各个方面。”

    SYKE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高级研究专家PetteriVihervaara说:“类似这样的项目对于芬兰不断发展的生物经济至关重要。公司的管理系统中应包括自然生态系统的评估,并将其发展成为富有责任和成效的业务。衡量生态系统评估的指标或方法尚未达成共识,但我们的研究标志着在生态系统评估领域向前迈出的一步。”


    据记者调查了解,近段时间以来,南洋紫檀(学名格木)备受下游厂家青睐,从开年至今,商家出货量同比增幅十分明显。据悉,南洋紫檀之所以能够跑出好行情,这跟其过硬的市场竞争力不无关系,目前广东市场南洋紫檀价格报5500-60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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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制晚报讯去年6月份生效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给原本材料稀缺的中国红木家具产业带来新挑战。受此影响,《红木》国家标准修订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记者日前获悉,《红木》国标修订小组已先后于北京、东阳、中山、仙游举办了4次工作会议,相关负责人透露,新国标征求意见稿将于6月底完成,正式文本或将于今年年底出台。

    笔者分别于今年1月7日、4月18日参加了中山、仙游两次会议,从座谈会现场争议情况看,国标修订的条件似乎尚未成熟。部分代表建议:相关工作和出台时间不妨延迟。

    与会者仍旧观点各异,争论不断

    4月18日的仙游会议与1月7日的中山会议一样,是深入红木家具产区、广泛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午9点,在与会领导作了简短发言后,《红木》国标修订工作负责人、红木分会秘书长殷亚方对前期工作做了总结,并公布了此前被推荐进入国标的新的木材树种为:东京黄檀(俗称越南黄花梨)、染料紫檀、格木、红豆木、长叶鹊肾(俗称大叶黄花梨)、铁木豆、铁力、马达加斯加黄檀。此后,来自多个领域的代表就以上被推荐的几个树种及红木国标涉及的市场及行业新问题,分三个小组进行了座谈。

    笔者参加了第二个小组的讨论。小组主持人提议大家对被推荐的八种树木举手表决。东京黄檀没有异议全票通过。笔者注意到,被推荐树种中,东京黄檀、长叶鹊肾、格木三种木材已具有完备的树种定种资料和植物学验证材料。

    与中山会议极为相似的是,仙游会议的代表也就国标修订给出了不同意见:

    观点之一是:《红木》国标不仅是一个树种和材质标准,还涵盖了历史传承和人文因素,不应该仅仅是木材的主要指标符合了就能进入国标,还要看其是否有历史传承,有无“明清家具残片”做参照。来自福建当地红木家具产区的山中古典、群仙红木等持此观点。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所长叶克林认为:红木国标修订要慎之又慎,既要讲木材标准又要讲历史传承,在确实具备各项条件的前提下,才考虑进入新国标。

    与会者当中第二个观点是,国标的修订工作可以考虑“另起炉灶”,即在承认原有国标基础上:对原国标不增不减,另制定一个新国标,可覆盖所有新发现、近年在用的符合红木条件的树种,无论这些树种是国外进口还是国内土生土长的:如国产格木、荔枝木等。这样既照顾到原有红木存量和消费者,又照顾到使用新材料企业及其对应的市场,皆大欢喜,有利于中国红木产业持续发展。

    第三个观点是:认为旧国标已过时,建议废弃不用,同时也不应再制定任何新国标,而应把对木材的选择权交给市场和消费者,让企业自主决定使用,然后交给市场检验。

    比较受大家广泛接受的是第四个观点:与时俱进,把红木国标适当放开,把符合条件的新树种多吸收进来一些。因为原有国标中的好材料都开发将尽,不吸收新树种,红木产业将难以持续下去。

    应以开放心态吸收新材料,促进产业发展和对外文化输出

    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红木分会顾问黎云昆曾参与老国标制定的领导与协调工作,他在仙游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国标修订工作中在增加树种时除了要考虑好木材,更重要的是要注重以市场为导向、以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为宗旨。作为2000年版《红木》国标的制定者与最终拍板者之一,黎云昆说,当初制定国标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混乱现象,从这14年的行业实践来看,国标对促使红木产业进入良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那时制定国标无先例可援,属于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会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

    他建议,修订国标要围绕大方向重新考量现行国标中5属8类33种红木的范围是否还适合目前产业发展需要。他支持增加树种这一观点,关键要确定哪些树种应该列入国标。基于多年木材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黎云昆提出了判定木材优劣的5要素:第一,密度要大;第二,硬度要高,具有坚硬质地;第三,颜色要深,令人赏心悦目;第四,纹理要美观,木材本身具有自然美丽的花纹;第五,有自然香气,木材的芳香散发在房间里,能够让人心旷神怡。

    参加这次会议前,黎云昆曾先后赴北京大叶黄花梨家居体验馆和泉州蔚雅古典车间考察大叶黄花梨(学名长叶鹊肾),得知它被推荐为国标备选新树种之一,他认为该材料符合上述好木材的5个标准:气干密度1.015-1.41g/cm,干缩率从生材至气干径向0.8%,弦向1.0%;硬度高,有光泽,结构细腻均匀,木材纹理清晰,夹有深褐色或者紫褐色条纹,如行云流水,可见“鬼脸”花纹,外观酷似黄花梨木,自然状态下能散发出淡淡的芳香等。

    据此,可以考虑将大叶黄花梨和越黄一样归入香枝木,另一种被推荐的格木可考虑归入鸡翅木。这样归类后,大叶黄花梨就有了历史文化传承。历史上明清家具不讲树种,就看木材。就像当年制订2000年版国标,吸收了卢氏黑黄檀和非洲鸡翅木,从树种来讲,它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传承”,在明清家具中没残片。但其木材特征与有传承的木材相似,归入原有红木类别,就有了传承。如果说“只有俗称没有学名”曾经让越黄名不正言不顺,曾是被国标拒之门外的原因。那么,与之相比,“大叶黄花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蔚雅古典多次赶赴印尼产地收集相关研究信息和活体标本,通过植物学家多次进行比对,最终由中国林科院木材所的专家确定了树种名称:长叶鹊肾。

    不少与会代表都认为应该以开放心态面向未来,目前国家致力于打造民族软实力,对外输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国古典家具是民族文化重要载体,在对外输出中占相当大的比重。但是,在原有红木资源枯竭之时,没有新材料怎么延续民族文化产业?怎样进行文化输出?因此,要欢迎更多达到标准的新材料进入红木国标。“红木”概念并非一成不变,现在黄、紫、红都成了濒危树种,应持开放心态不断将好木材吸收进来。以被推荐的树种为例,长叶鹊肾(大叶黄花梨)可以接替黄花梨,染料紫檀可接续小叶紫檀,铁木豆(小叶红檀)可接续红酸枝,格木可接续鸡翅木,铁力、马达加斯加黄檀等也各有优点,基于此,应该尽可能地多收入新材料,有了足够的新材料,中国的红木产业持续发展、中国文化的对外输出才有希望。

    新老问题聚讼纷纭,《红木》国标或应暂缓修订

    座谈会上,大家除对前几次会议一些老问题争论不休外,还就今年3·15新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表达了意见。新消法主要针对近年来消费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多项调整,最让人关注的是“举证责任倒置”,以前是谁主张谁举证,即消费者发现问题由消费者提供证据,现在转换成了经营者“自证清白”。但红木家具制造和销售作为一个特殊行业,就现有国标规定来说,尚难以让经营者做到自证清白。比如,目前木材市场上的红酸枝类木材有七种以上,但到了红木家具市场,大都被经营者说成了老挝大红酸枝,商品明示卡上也大多写“交趾黄檀”。但红木国标规定对材质的鉴定只能到类:即红酸枝,无法鉴定到种:交趾黄檀或其他黄檀,更无法鉴定到产地。经营者以“交趾黄檀”或“老挝大红酸枝”为名推销出去的产品,万一有消费者提出质疑,打起官司来,经营者必输无疑。面对新消法判罚赔付规定,如果有海黄之争,因一套家具惹出的官司,就可以让一个中小型企业破产。

    按照目前的林业科学木材检验水平,包括中国林科院在内的大多数林业科研机构和林业大学,都无法保证鉴定到种和产地,这与市场现实严重脱节。倘若新国标仓促出台,在新消法规约之下势必成为一个硬伤。若在“举证倒置”之前,出现越黄、海黄纠纷,或红酸枝类家具纠纷,由于无法鉴赏到种和产地,可使企业免于赔付,那么现在企业无法按举证倒置,自证清白,只能接受法律处罚。

    在争论新出现的敏感问题时,许多老话题重新浮出水面。有代表认为,这次如果不增加任何新树种,或者只增加东京黄檀(越黄)而不增加其他树种,那么持续近两年的国标修订工作在人们眼中将成为一个“笑话”,忙碌两年未收入足够支撑红木产业持续发展的新树种、新材料,未能解决阻碍产业发展的后续资源问题,仓促做出一个新国标,对于产业发展和文化输出有何贡献可言?

    那么,不少代表主伙可行的办法是应尽量多地收入一些达标的新树种,而要做的工作无疑还很艰巨。加上要将业界、消费者、收藏界的纷纭意见相对理顺再往下走,客观上需要的时间会更长。而按照修订工作负责人透露的时间表:将于今年6月底前形成征求意见稿,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不少代表担心这样未免显得有些仓促和草率。因此,有代表提出:由于条件远未成熟,时间上不妨推迟,暂缓修订工作……何去何从,需要有关方面早做决断。

    蔡之岳/文蔡之岳雷瑞丰/摄影


    沙捞越首席部长bangJohariTunOpeng想要建立材种能快速成长收成的种植园,以能为当地木材行业提供更多的木材资源。目前,沙捞越大部分种植园都是种植相思树(acacia),首席部长呼吁研究适合种植园种植的当地材种。3月沙捞越胶合板出口商FOB报价为:地板基材(FB,11.5mm)565-575美元/立方米,混凝土面板(CP,3’x6’)430美元/立方米,涂层板(UCP,3’x6’)500美元/立方米。

    (记者m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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