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菲利普·德·巴盖:前世的明朝人\《收藏马未都》:文人之美黄花梨
文/王隽(《经济观察报》记者)编辑/刘玲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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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浦·德·巴盖(PhilippeDeBacker),比利时收藏家,侣明室主人。2006年,在故宫永寿宫举办“永恒的明式家具:侣明室收藏”展。2011春,“读往会心:侣明室藏明式家具”专场在中国嘉德上拍,成交率100%。
就像美国人比尔·波特在中国寻找隐士和禅宗的轨迹之后,坦言自己前生可能是中国人一样,比利时人菲利普·德·巴盖也曾在四川遇到一个老人,算命说他上辈子一定是中国人。
从1989年开始,菲利普走访过30多个中国的城市,见到不同面孔的人,却从未感到陌生,他想了想说,“我大概是一个明朝的苦力。”
2011年4月,中国嘉德在北京恭王府嘉乐堂举办了“读往会心:侣明室藏黄花梨家具展”,70多件藏品中有罕见的黄花梨交杌和难得成对的黄花梨圈椅四出头扶手椅,这些藏品的主人就是这位“前世的明朝人”。
初识
起先离明代家具距离最近、最容易被人提到的外国人是上世纪30年代,旅居北京的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CustavEcke),他出版的《中国花梨家具图考》(英文版),称得上中国明代家具研究的开山之作。20世纪70年代,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家、美国人安思远(Ellsworth)的著作《中国家具》出版后,在西方掀起了中国家具收藏热。菲利普说,“那个时候,中国人甚至没意识到古典家具在收藏上的意义。人们更看重字画和瓷器。”他自己的收藏也刚好是这样的顺序。
菲利普18岁起开始收藏艺术品,他最先看到的东方文化是日本的绘画。收了一段时间后,有人跟他说,如果你真的喜欢东方的艺术,一定会喜欢中国的艺术。于是,菲利普开始了漫长的“淘汰”过程,并非淘汰艺术,而是在诸多的艺术门类中找到和他最契合的那一支。从书法到陶俑,再到宋瓷,这些艺术品在他手中来来去去,最后根本留不下来,收进来又很快地卖掉,直到他看到明式家具。
西方藏家在对中国艺术产生浓厚兴趣时,会下意识地开始寻找自己的领路人,就好比吴尔鹿、张颂仁之于尤伦斯,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领路人多数在香港。菲利普很幸运,在开始收第一件藏品之前,就遇到了被称为“黄花梨皇后”的香港嘉木堂堂主伍嘉恩。
伍嘉恩从1970年开始收藏明式家具,1987年在香港开了嘉木堂,这个名字是王世襄取的,起初她只做博物馆、行家生意,不与不知明式家具好坏的人打交道,结果资深收藏家来得更频繁了,伦敦知名古董商艾斯肯纳斯(Eskenazi)过去卖家具给伍嘉恩,后来回过头来要她让家具给他。就是因为这个名声,1989年菲利普第一次走进嘉木堂。“当时他一下子被‘吓到’了。”伍嘉恩说,嘉木堂是个纯白色的空间,墙上只有王世襄先生写的“嘉木堂”三个字。明式家具的线条在白色的映衬下越发地明晰起来。“一般第一次来的人,都会被震撼,菲利普待了一会后就开始和家具们说起话来,他会和它们交流。我很惊讶。”
此后,菲利普的所有家具藏品都来自于伍嘉恩的引荐,他的收藏非常丰富,有些已经达到了馆藏级标准,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逐渐成了海外最大的明代黄花梨家具收藏家。
明末黄花梨长方香几(图片提供:中国嘉德)相处
有不少收藏家都提到过一个词:相处。艺术品存世的时间要远远长于收藏家,每个能够拥有它的人都应该珍惜与之相处的这几十年光阴。
菲利普在比利时的家原先摆放的都是西式家具,后来明式家具越收越多,他干脆新盖了一间房,就按着一个明朝人的家把家具“用”了起来。这些家具在菲利普的家中履行着家具的实用功能,桌椅床榻,没有一件是被“供”起来的。
王世襄先生给菲利普的收藏取了中国名字:侣明室,意思是“生活于明”。
2006年,中国和比利时建交35周年,菲利普的收藏展是当年官方的重要交流活动之一,那次展览也是王世襄先生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本来我们想在公众开放日之前单独选一天让王老来看,他那时候身体已经不是太好,不太出门了,后来他还是决定要来开幕式,我很感激。”菲利普和王世襄的跨国忘年交能够结成,除了伍嘉恩的牵线,大概还因为“侣明室”完成了王世襄先生一直想做的事:有一座足够大的四合院,按古人生活的方式把明式家具置于其中,恢复一个真正的古代文人之家。
相处的另一层含义,是尝试着去理解附着在藏品身上的讯息。菲利普不会中文,他了解中国文化的方式除了和行家交流,就是花大把时间在中国走访与读书。从1989年开始,他去过30多个中国城市,不是为了寻找家具,只为感受中国文化,因为中国民间的黄花梨精品少之又少,菲利普的藏品全部来自于海外及香港。
在读书和研究的过程里,菲利普发现,西方家具受到明式家具影响的例子比比皆是,北欧一些知名设计师就曾以毕生最经典的作品向明式家具致敬,丹麦家具设计界的大师瓦格纳的“中国椅”就是其中之一。“最早的明式家具是由传教士带回欧洲的,第一件明式家具是传到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那里,英式家具的椅背也是受了中式家具的影响。”
至于坊间一直流传的“文人参与明式家具的设计”,菲利普同伍嘉恩一样,都认为这一点没有确凿的证据。“中国古代的家具反映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文人想呈现一种谦和以及在大自然面前渺小的态度,但是使用的木头却是最贵的,这也是很有趣的‘讽刺’。文震亨(明四家文徵明的曾孙)所有的家具都是反映精英人士的价值观念,在视觉上就能得出社会阶层的印象,知道什么是可以坐的,什么是不可以坐的。东西方在审美上存在很多不同,比如在西方体现一个人的高贵会不断往上增加装饰,而中国是减少,Lessismore。”菲利普对明代文人与家具的关系有着自己的思考,而他对明式家具的探索也始终不曾停止。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收藏马未都》文人之美黄花梨
提到海岩,我们会想到高级经济师,会想到影视界言情剧教父,还有著名编剧企业家等等,然而他又是较早一批介入传统家具收藏的人士,十年间,海岩收藏的黄花梨家具达四百多个,从收藏的兴起和繁荣都在海岩眼下见证着。提到海岩拍到的明式平头案还有40万竞标得到的一个心头炕桌。海岩感慨道:“终于我明白一个人为什么愿意给宅子都卖了不顾老婆反对也要搞收藏了。这是一种寄托,收藏给心灵一片慰藉与沉静,而我就是被这些所吸引着。”
马未都带入收藏界
第一个藏品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室内装修热门的时候,海岩与他的好友马未都先生在古玩市场逛的那天,马未都资助他在潘家花园古玩店买到了第一件藏品,也就是那个明式平头案。
虽然黄花梨家具在上世纪九十年末与今天动辄百万元的成交价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收藏家看来也高不可攀。而海岩在影视创作和事业上的成功也成就了作为收藏家的他,可谓是没有他的事业就没有他的收藏,其实,就大多数收藏家来说,都是事业有成才玩得起,才有精力有金钱去玩收藏。在收藏黄花梨家具之外,海岩还对画和赏石比较感兴趣,但感兴趣的多了也不会统统追求,显然这并不是一个财力和精力无限的人所拥有的起的。
在拍场靠运气“捡漏”
1985年,王世襄先生的《明清家具珍赏》受到海内外重视,明清家具收藏热持续火爆几十年;同时受国内经济发展的推动,品类繁多的明清家具的价位也水涨船高,这让早早上手收藏的海岩深感困惑,同时,随着价值的日益高升,在家具收藏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的赝品伪作,从另一个侧面增大的鉴藏的难度。
如果不具备收藏之道,海岩也不会在拍场捡漏。现在越来越多的小的拍卖公司造假比较多,一般收藏家都会光顾大的拍卖行,一来比较讲信用,而来拍卖品争议不多,比如说是黄花梨,那肯定不是别的。按他的说法他的一个炕桌就是捡漏。据说在2009年的保利秋季拍卖上,他看中的一个黑漆描金的炕桌,比较大,年代标的是清早期,起拍价大概30万元左右。按市场价应该东西,便揣着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心理,让酒店的一个销售经理帮值个百八十万,但是钱不够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竞拍,并给出了一个40万元的价位,没想到竟然成功了。后来才知道一个收藏界的朋友因为打电话没有顾得上加价,这才让他捡了一个漏。
看清楚材质就不会吃亏
搞收藏一般需要看材质和年代。这直接影响着拍卖品的价值。但在海岩看来,不同于字画和瓷器,黄花梨家具的用材,是其收藏价值构成的最主要的部分,新旧都收。他不认为只有旧的才是好的,明清时代的家具肯定明清时代的人就喜欢,不然他们不会做出来这样的作品,这是他们的审美观,我们只不过是对古人的审美的一种延续,明清时代的人见到的他们的家具无疑是新的,然而我们新出世的作品就不值得收藏了吗,这就是问题所在。并不是说脏的旧的老家具才具有收藏价值。
基于他对黄花梨家具的认识,他坦言,家具的收藏看好材质一般就不会走眼,好的材质足以承载这一物品的收藏价值,至于工艺就再说也不迟,我们不能为材质论断,我们要综合的来看,不仅在工艺上具有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材质,就像做菜,厨师工艺水准在高,菜还是菜,做不成肉。对此,他的观点是鲜明的。
对卖宅子买藏品的理解
在已经拥有如此庞大的藏品的海岩来看,他事业上所创造的的成就远不及收藏一件藏品上的精神享受来得快。他众多的黄花梨家具的收藏就映衬着他在收藏上也是成功的。他认为在他的生活需要隐士般的存在,毕竟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时代已经与自己格格不入。如果找不到一个精神寄托,人的生活便没有意义。这便是他如此看中收藏的价值的原因。他还说,在文学艺术商业化的时代,人们的欣赏水准已经普遍弱智化,如果找不到如何迎合观众,那创作出来哪怕是高水平的作品如果没有观众喜欢,也是自取其辱。这些远没有收藏来的更有意义。
自古以来都有文人墨客,在寻找精神寄托,其中不乏大批的隐士,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们的智慧,更多的是智慧之外处事的态度以及对现实的绝望。隐居有大隐隐于市,中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还有一个叫做大隐隐于古,就是对于古代文化的学习、传承、把玩、研究,让自己和现实生活有距离。因为生活有太多的不开心,如果现实跟自己的价值观还有自己的梦想相差很大我们便又无力改变。但活着总要快乐总要有追求,所以海岩觉得收藏就是这样一种带来隐居和遁世的快乐的东西。
源于这样的情结,海岩拿张伯驹的例子来说明对卖宅子买藏品的理解。张伯驹就是为了一幅画,不仅跟老婆闹别扭还给宅子卖了。他在生活中十分拮据,为了藏品在吃穿上都会计较,对吃穿犹豫,但对收藏毫不含糊。
黄花梨博物馆的建立
每个领域都有圈子,收藏更不例外。分享是收藏带给人的乐趣之一,与藏友一道鉴赏藏品,交流收藏知识,是藏家很乐意做的事情。但家具收藏的小众性,让海岩不得不通过另一种方式寻求更多的知音。就这样,海岩在北京顺义一个古色古香的院子里建起了黄花梨博物馆,用以展示他收藏的八九百件红木家具。花木假山、小桥流水,地址就在离首都机场一个小时车程的北京郊区。现在,博物馆还未对外开放,但是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姚黄魏紫俱零凋:红木家具古今谈》一书中,同样也可以一窥海岩藏品的古典之美。
建立黄花梨博物馆,除了以上很重要的因素外,还有这些原因,一般黄花梨家具体积大,还比较贵,有能力收藏的人非常少,懂的人也不多。对于收藏界是一大损失,建立博物馆可能会吸引一批藏友光顾,通过交流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可以聊一聊。对海岩来说,黄花梨家具的独特魅力是他对之痴迷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完成自己非常尊敬的王世襄先生的心愿。他说:“王先生是收藏界很多人的偶像,对世人重新认识明清家具起了很大作用。他曾经希望有这样一个博物馆,就是在明清样式的建筑里,按照古人的生活常态来陈设家具,这样不仅可以让人感受家具之美,也能感受到古人晨昏起居、日常生活的一个完整画面,来表现中国文化的品位和古代人的情趣。”
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秉承“以藏养藏“的原则,海岩又用重金购入多件精品家具,其中就有一件乾隆时期的屏风清宫。屏风为黑漆,共六扇,高近三米。正反两面用螺钿、描金的工艺装饰了大量的山水人物、园艺景观。由于转运,这件屏风稍有损坏,比如一些纹理,还有漆面有了不同程度的创伤,于是海岩请教了故宫的专家,特意制作了一个恒温恒湿的玻璃柜,在保存的同时对它进行精心修护,好在现在外观可人。为一件家具都养护如此的煞费苦心,足见海岩在家具收藏上的尽心尽力。可以看出,海岩对民族文化有如此浓厚的情趣,而对民族情趣认同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而这也与当下爱国情怀,社会核心价值观遥相呼应。
来源:中国艺术网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利用欧洲投资银行应对气候变化框架贷款一期备选项目计划调整和余款安排的通知》,确定此次国家发改委余款使用共安排6个省份的6个项目。黑龙江省特殊林木可持续培育项目列入其中,可获贷款2500万欧元。
据悉,欧洲投资银行贷款条件优惠,还款期限长,程序简捷,是各省争取的优惠贷款之一。贷款主要支持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及提高效能、节能减排等领域。黑龙江省特殊林木可持续培育项目属于节能减排领域项目,建设地点位于七台河、勃利、五常、延寿、林口、桦南、汤原8个市县以及尚志、庆安两个国有林场管理局。建设内容为培育北方特殊林木5.18万公顷,其中,中幼林抚育4.1万公顷、红松坚果林培育1.08万公顷。总投资4.14亿元人民币。
黑龙江省特殊林木可持续培育项目的实施,不仅可以改善所在地区生态环境,改善民生,拉动就业,促进地方特色林业经济发展,还将对转变林区发展方式,保护与修复林区生态系统,提高北方特色珍贵树种比重,提升森林质量起到促进作用。
澎湃新闻记者陈诗悦
来自逝者
有“中国古董教父”之称的美国收藏家安思远8月3日去世,享年85岁。2003年,他将“最善本”的《淳化阁帖》四卷转让给上海博物馆。安思远没有爱人和子女,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陪伴他的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自己所构筑起来的中国珍宝世界。
图为有“中国古董教父”之称的美国收藏家安思远。美国著名收藏家安思远(RobertHatfieldEllsworth)于8月3日去世,享年85岁。这位一生钟情于亚洲艺术的收藏家,收藏门类之丰,涵盖铜像、碑帖、家具、书画等,曾有幸拜访他家中的人无不赞叹地表示那里简直是“一座小型的博物馆”。而其于2000年将五代王处直墓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将后来称为“最善本”的《淳化阁帖》四卷转让给上博、在香港成立了抢救安徽民居基金会等事件,都让其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离世的消息一经传出,国内文博和收藏圈的人纷纷表示“很震惊”、“愿先生一路走好”,原苏富比教育学院中国区首席代表、资深艺术品市场顾问、收藏家粱晓新在其微信朋友圈中称“西方收藏中国艺术的时代也宣告行将结束”。
安思远收藏了很多中国当代画家石鲁的作品。神枪手投资家
据说在一些社交活动上,常常会有人问安思远,“你认不认识一位叫安思远的大收藏家?”当得到“我就是安思远本人”的回答时,听者无不惊讶,因为人们往往以为是一位华侨。确实,相较于“RobertHatfieldEllsworth”的本名,“安思远”更为人所熟知。
图为安思远旧藏黄花梨官帽椅。1929年安思远出生在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犹太望族,他的父亲是知名牙医,根管治疗术的创始人,也是美国宪法的首席执笔奥利弗·埃尔斯沃斯(OliverEllsworth)的嫡传后裔,其母则为歌剧演员。自小他就表现出对艺术的强烈兴趣和经营头脑,未及高中毕业,安思远便辗转于纽约的旧货店,凭借自己与生俱来的天分选购包括中国艺术品在内的东西,然后转手给古玩商店,以此获利。之后他进入纽约富兰克林艺术专业学校学习建筑,但是相较于钢筋混凝土的沉稳,年轻的安思远显然更钟情架上艺术的灵动。他常常缺席学校的专业课程,自己研习绘画。1948年,年仅19岁的安思远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位贵人:古董商爱丽丝·庞耐(AliceBoney),她是与卢芹斋(C.T.Loo)、戴润斋(J.T.Tai)等人齐名的纽约重量级古董商。20世纪初,纽约艺术界对中国艺术知之甚少,而庞耐与其丈夫在纽约开设了第一家经营中国艺术品的画廊:JanKleykamp,为美国打开了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大门,曾有人评价,“因为庞耐的出现,美国才能以不到50年的时间,了解到中国艺术品的价值。”安思远得以在庞耐的画廊工作并得到其赏识,使其有机会了解到了中国的陶瓷、家具和绘画,为他之后走上中国文物的收藏之路奠定了基础。庞耐还将安思远引荐给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远东艺术部的馆长艾伦·普里斯特(AlanPriest),他是西方研究亚洲艺术的领衔人物之一。
2000年安思远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五代王处直墓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板。而安思远的第二位贵人,是中国人王方宇。上世纪50年代,王方宇在耶鲁大学开设了最早的汉语学习班,安思远就是他的学生之一,他从老师那里学习了汉语和中国古代绘画的理论知识,同时也得到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中文名字:安思远。
1950年安思远应征入伍在夏威夷服役,他曾在接受访问时说自己在军队的射击竞赛中是个“神枪手”,退伍后回到了纽约,他延续了自己在军中的“准头”,将目标瞄准了亚洲艺术品市场。1960年,安思远在曼哈顿开了自己的画廊,他的客户名单可谓“星光闪耀”:既有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克利夫兰美术馆这样重量级的公共机构,也有克利斯蒂安·修曼(ChristianHumann)和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JohnDavisonRockefeller)这样的大银行家和实业家。
“我是个中国人”
2001年,安思远还在其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公寓里接受了中国高古瓷藏家西畴的访问。这位中国藏家被老先生家中浓厚的中国气息所深深感染:20多间房间连通起来的庞大空间里,目之所及,无不是精彩绝伦的东方艺术品。墙上挂着的,有文徵明的书法条幅、齐白石的李铁拐炼丹图、傅抱石的山水、石鲁的寒梅,几案上摆放着商周的青铜器、唐代金银器和三彩陶,多宝格中的南宋龙泉窑青瓷和明清单色釉官窑错落有致,窗台上几件宋、金时期的瓷枕随意摆放,你还大可选择一件明代红木椅坐下,而书桌上的十几件古玉也任人把玩。这一私人的空间,犹如一部贯通千年的中华器物史。
图为旧拓晋唐小楷安思远藏本。安思远的收藏之富,离不开其独到的眼光。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家具仅为生活用具,难以和书画、陶瓷等门类相比登上收藏的大雅之堂,而在西方对于家具工艺的推崇则已有相当历史。安思远敏锐地抓住这一文化差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开始有意识地收藏研究明清硬木家具,并于1971年出版了《中国家具:明代与清早期的硬木实例》一书。因为在明式家具收藏研究上的建树,安思远被人称为“明朝之王”,与“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一西一中,树立起了中国明式家具研究的两面旗帜。
铜镜也是安思远在早年即开始收藏的门类,主要来源于上世纪60年代白威廉和庞耐的收藏,以及上世纪80年代末从香港购买所得。2012年,安思远将自己所藏的70面铜镜交予佳士得进行拍卖,藏品的年代从战国时期跨越至明代。
上海博物馆书画部负责人单国霖回忆上个世纪末跟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朋友去拜访安思远的宅邸时,也曾被其丰厚的明清书画收藏所吸引,“虽然没有《淳化阁帖》这样的精品,但可以看出他偏好文人绘画,且大都品相很好。”
安思远的藏品从年代看自上周直追当代,内容上举凡中国艺术门类,皆为其所藏,这在收藏界是十分罕见的。他在纽约的收藏界享有“中国古董教父”的美誉,虽不免过誉,但也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他对于西方收藏界认识中国艺术品的贡献。
从左至右依次为安思远,王立梅,启功。安思远自称“我是个中国人”。他曾将自己所藏五代王处直墓汉白玉彩绘浮雕武士石板和西周青铜器“归父敦”捐赠给国博,他还曾成立抢救安徽古民居基金会,为中国海外文物的回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淳化阁帖》回归之路
2003年,安思远将其所藏的最善本《淳化阁帖》四卷以450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上海博物馆,一时成为街巷热议的新闻。然而这件国宝级的碑帖的流传故事也颇为曲折。
宋拓本《淳化阁帖》(局部)安思远对中国碑帖的关注来源于上世纪80年代在他家工作的吴尔鹿。当听说这个彼时还在学校攻读艺术史的学生花了自己三分之一的年薪购得王羲之书《乐毅论》时,立刻引起了安思远的兴趣。自此,他让吴尔鹿替他留意着市场上碑帖买卖的情况,“有好的,就帮我买下来”。1994年,佳士得组织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专场,其中就有香港著名藏家李启严所藏的《淳化阁帖》第四卷,安思远听从吴尔鹿的建议参与竞拍,并成功购得。1995年,佳士得再次竞拍《淳化阁帖》第六、七、八三卷,此三卷来自台湾收藏家吴朴新的思学斋,据吴尔鹿回忆,在拍卖现场,安思远“恨不得用拐杖去敲其他竞拍者的头”,最终竞拍成功。他收藏的其他碑帖精品包括:宋拓《怀仁〈圣教序〉》、宋拓《怀素草书〈千字文〉》、水拓本《瘗鹤铭》、明拓《天发神谶碑》、明拓《礼器碑》、未断本《曹全碑》、旧拓《石鼓文》等。文物出版社1996年曾出版过《安思远藏善本碑帖选》,安氏一生收藏的碑帖精品多在其中。
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仲威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起自己曾与安思远的一面之交。1998年8月1日,上图在纽约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精品碑帖展,就在最后撤展的那天,一位外国老者拄着拐杖特地赶来要求看《淳化阁帖》。在听完了仲威的详细解释后,老人问了一个问题,“此册旧载为贾似道的藏品,为何帖上没有贾似道的收藏印呢?”问题难住了仲威,令他觉得有些羞赧。老人随后赠送了一本《安思远藏善本》,仲威方才知道眼前正是大名鼎鼎的收藏家安思远。
提到国宝回流,则无法绕过一个人:彼时任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的王立梅。当得知美国有一位藏家藏有最善本的《淳化阁帖》时,王立梅立刻前往美国走访,也得到了安思远的热情款待。当见到四卷《淳化阁帖》时,王立梅难掩自己的激动之情,洗手、戴上手套仔细翻阅,这一虔诚的态度也感染了安思远,他没有想到在中国碑帖得到如斯重视,当场表示愿意将此帖带去中国展览,甚至可以进行交换。
1996年9月,安思远携北宋拓《淳化阁帖》四卷来到故宫博物院进行展览。国内的研究人员和民众得以首次见到这批千年以前的法帖。著名书画家启功盛赞这四卷宋本《淳化阁帖》是“彩陶般的魏晋至唐法书的原始留影”。然而因故宫始终没有找到令双方满意的交换之物,《淳化阁帖》回归一事一再搁置。之后多方希望购买,都未能成行。安思远曾表示,“我只希望《淳化阁帖》回到中国,所以我对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对其他中国人开的价是600万或550万美元。”
2003年,在王立梅和上博馆长汪庆正的共同努力下,上海博物馆终以450万美元的价格购得《淳化阁帖》。提及以此价格顺利买下的原因,上海博物馆书画部负责人单国霖表示,“上博在收购时一向以果断著称,也许是这层关系让安思远最终选择了上博吧。”当年4月11日上午,冒着大雨,王立梅和在纽约的两位好朋友殷尚瀛和翁晋兴一起前往安思远家,将已包装好的《淳化阁帖》取走,然后直赴机场,四卷法帖终回祖国。
安思远去世的消息一经传来,国内收藏界人士纷纷表示了哀悼。悼念之余,也有许多人提出,安思远仍有许多珍贵的中国藏品为顶尖文物,希望文博机构可以集合力量将其收回。
85岁的安思远没有子女,也没有爱人,在他最后的日子里,陪伴他的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自己所构筑起来的中国珍宝世界。
来源:澎湃新闻网
民间素有“小叶紫檀木中之王、黄花梨木中之后”的说法,而当前黄花梨的木材价格高出小叶紫檀近十多倍。小叶紫檀为何长期滞涨,这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是小叶紫檀价格一直都比一般木材昂贵,价值未被错估过,对生产企业的资金实力有较高要求,因此消耗不多;第二是小叶紫檀多用于制作清式宫廷风格的家具,这类家具人工成本高,市场消费群体相对较少;第三是印度对小叶紫檀的砍伐和开发一直很谨慎,长期以来都是定额有序地供应,未像越南黄花梨那样不作限制地砍伐。第四是小叶紫檀家具色泽沉稳、规格较大而且气势肃穆庄严,对居室空间有一定要求,使得消费群体相对较小。但在目前红木家具行业迅速扩大的背景下,市场需求明显逐步旺盛,其后期走势将进入一个稳步上升的通道,其判断依据主要有两个:
其一,小叶紫檀的材质本身非常优异,其纹理的坚韧油润、色泽的沉穆华贵以及木性的坚固稳定、不易变形开裂等特点都很独特,迄今为止还没有类似的替代木材,而且紫檀家具衍生出了一整套清式宫廷家具的风格、工艺方法与文化体系,这一点也是其他木材所不能取代的。
其二,木材的价格走势,历来呈现出一种轮动上涨与逐步拉升的效应。当前,与紫檀同等级别的黄花梨价格遥遥领先,另一种传统家具名贵用材老挝红酸枝也紧随其后追涨,而从材质的优异程度来说,小叶紫檀无疑是在老挝红酸枝之上的,因此小叶紫檀的价值“洼地”特征十分明显,其价格在黄花梨和红酸枝的前牵后推之下,未来行情的走好是值得期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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