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非六国森林专家聚首几比讨论区域木材出口控制机制\欧洲古董家具洼地渐现

据几比国家通讯社报道，3月30日，西非六国森林专家在几比召开会议，讨论区域木材出口控制机制。特别是针对西非地区特有的“刺猬紫檀”等稀有木材。
该会议将举行三天，由几比和塞内加尔政府主办，由马里、科特迪瓦、贝宁和多哥几国农业部森林专家共同参加。
几比农业与农村发展部长佩雷拉强调，根据几比在1985年的官方统计数据，全国森林面积为200万公顷，每年森林锐减3-4万公顷。按照这个速度，约30年后几比的森林覆盖率将会减少一半。
佩雷拉称，在1992－2012年，几比木材总消耗量约为210万立方米，即每年10.5万立方米。然而在2012-2014两年期间，仅仅“刺猬紫檀”一种木材的砍伐量就有6万立方米。
最后农业部长呼吁几比当局再次进行森林面积普查，掌握最新数据，控制木材出口中，保护国家自然资源。

（来源：商务部网站责编ｃａｒａ）

2016年3月份（第12周），美国木材市场针叶材价格继续反弹走高，其中南方松板材价格为387美元/千板尺，较上周上涨6美元，已快要接近去年同期价格水平（395美元/千板尺），铁杉锯材的价格为352美元，较上周上涨了15美元，已超过去年同期价格40美元（去年同期为310美元/千板尺）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以下简称西共体）成员国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其中几内亚森林资源达到1318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53.63%；几内亚比绍森林覆盖率约56%，木材蕴藏量为4830万立方米；加纳森林覆盖面积约495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22%；科特迪瓦森林面积250万公顷。
然而西共体成员国木材加工产业基础薄弱，出口初级产品如原木、锯材等，进口深加工产品如纤维板、胶合板、家具和生活用纸等。2015年尼日利亚原木和锯材出口额占木材及木制品出口总额的90%，贝宁占比为82%，加纳占比为66%，科特迪瓦占比为52%。
结合近年来西共体成员国政府纷纷限制原木出口、鼓励本国木材加工业发展以及西共体正积极推进的“共同关税”政策，西非地区木材加工产业发展迎来了重大转折。中恒远策王强认为，中国企业可以选择在科特迪瓦等国投资发展木材资源利用型产业园区，依托科特迪瓦和西共体成员国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板材（纤维板、胶合板）、家具制造、造纸等产业，打造成为西非木材加工制造产业基地，辐射非洲、欧盟乃至全球市场。

在两晋以前，我们的先人一直处于席地而坐的时代，没有高型坐具。随着佛教的东渐，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的涌入，佛国的高型坐具也进入了我国。我国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就提到当时的印度僧众都坐绳床。由这些记载中可知：这种有扶手、有靠背的高型坐具:绳床、禅床或椅子，是当时印度僧侣的典型坐具。而这些绳床、禅床或椅子，随着佛与菩萨一同进入我国也是事实。
佛教文化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东汉初年佛教进入我国到李唐一代的800年，是佛教文化在我国深入发展的800年，是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由相互冲突、排斥到相互渗透、吸收乃至相互融合的800年。在此800年里，佛教在我国形成了两次发展高潮。这两次发展高潮为我国古代家具的发展谱写出具有历史意义的篇章。
第一次高潮是从东汉初年到南北朝的400年。南北朝时期，佛教传统的译经求法活动方兴未艾，建寺与开凿石窟更是土木大兴。开凿石窟和建寺的佛教活动，促进了佛教美术的发展，寺庙的造像、壁画更是应时而生。这时期的造像和壁画，都是来自域外的粉本，人物形象、服饰、用具等都是域外风格。此时，天竺（古印度）佛国的大量高型家具，也随之进入了我国，伴随高型坐具而来的垂足坐方式自然地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第二次高潮是南北朝后期到李唐一代的400年。这一时期，佛教在我国得到了普遍的信仰，佛教文化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佛教带来的佛国高型家具，在世俗民间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和使用。
我们从唐代壁画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佛国家具脱离了天竺佛国的清雅与简单，造型端庄浑厚，装饰华美富丽，形式也多种多样。李唐一代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期，也是佛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相融会的全盛期，是佛国家具在我国扎根落户并取得发展与创造的辉煌时期。
从敦煌莫高窟的开凿起，石窟造像和石窟壁画日渐兴盛。我们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石窟壁画和墓葬壁画里，可以看到伴随佛与菩萨所带来的域外高型坐具：绳床:椅子、佛座:墩、胡床、方凳等，对我国古代家具的发展和我国起居方式的演变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绳床:椅子
“椅子”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唐代，《济渎庙北诲坛祭器杂物铭》碑阴：“绳床十，注：内四椅子。”但是椅子形象的出现早于名称100多年，而见于南北朝。
在两晋以前，我们的先人一直处于席地而坐的时代，没有高型坐具。随着佛教的东渐，佛教文化和佛教艺术的涌入，佛国的高型坐具也进入了我国。我国唐代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就提到当时的印度僧众都坐绳床。由这些记载中可知：这种有扶手、有靠背的高型坐具:绳床、禅床或椅子，是当时印度僧侣的典型坐具。而这些绳床、禅床或椅子，随着佛与菩萨一同进入我国也是事实。
椅子进入我国的具体时间确实难以查考，但是晋朝时已经有人使用椅子了。在新疆的民丰尼雅遗址曾出土了一件晋代坐椅残骸，此椅的座部以上已经不存，只有4条椅腿，椅腿上有四叶花纹，是印度犍陀罗风格，非常精美。由此可以证明，在我国广大土地上处于席地而坐的时代时，西北边陲的上层人家已经开始使用高型坐具了。这件晋椅残骸让我们听到了中国起居方式转变的前奏曲。
佛座:墩
从众多的石窟造像和壁画中，我们得知佛与菩萨的坐具佛座:墩种类极为丰富，有方形、圆形、腰鼓形，有三重、五重、七重，有实材的，也有空透的，装饰有壶门、有开光、有莲花图案……这些形式多样的佛座:墩在席地而坐的中原大地上，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北魏龙门石窟莲花洞中的菩萨坐墩，其形好似我国古老的捕龟捉兽工具:筌蹄，但它不是筌蹄的运用，因为从南北朝时代的壁画风格看，仍属于印度犍陀罗式样，北魏时期的佛教艺术还处于依照印度粉本描绘的移植阶段。况且，怎能用捕鱼捉兽的工具来事佛呢？于情于理都似乎不通。但史书上确有将筌蹄作为坐具的记载，如《梁书》中就曾说南朝梁武帝太清末年（公元549年），降将侯景叛乱，自称皇帝后，“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
侯景之乱起于梁武帝太清元年（公元547年），此时佛教进入我国已将近5个世纪，佛座:墩早已进入我国。北魏龙门石窟莲花洞菩萨所坐的坐土墩，应在“侯景之乱”之前就出现了。不论从该菩萨坐墩的所处年代，还是当时的壁画风格，以及对佛的崇敬态度等诸方面看，佛座:墩仍是随着佛教而来的佛国坐具。后人将此种佛座称为筌蹄，当是一种巧合？或者是一种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