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山森林公安已查获违法木材50余立方米\8000万元都不卖的镇馆之木

由高档木材制作的红木家具，经过了多年历史的沿革，如今已具有了许多优点，主要有：

一、功能合理红木家具不如一般现代家具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吗?这是一般人的认识误区。其实经过长期的推敲、改进，许多红木家具按照人体功能比例尺度，能符合人体使用功能上的要求，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以椅子为例，其中的弯背椅、圈椅均契合人体需要，坐感舒适。

二、造型优美庄重典雅的红木家具，在变化中求统一，雕饰精细，线条流畅。既有简洁大方的仿明式，又有雕龙画凤、精心雕琢的仿清式，也有典雅大方的法式等，适合不同人的审美需求。

三、结构严谨，做工精细红木家具大都采用榫卯结合，做法灵妙巧合，牢固耐用，从力学角度来看具有很强的科学性。而且，中国传统的红木家具，基本上都是由工艺师们一刀一锯一刨完成的，每落一刀都花费工艺师的心机，同时还要讲究整体艺术上的和谐统一。

四、用料讲究真正的中国传统红木家具均用质地优良、坚硬耐用、纹理沉着、美观大方、富于光泽的珍贵硬木即红木制成。

五、保值增值性集实用、观赏、保值于一体。年代久远、品质高超的中国传统红木家具，是中外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品。加之红木资源有限，红木的生长周期又非常长，有的可达几百年，因此，物以稀为贵的红木家具将越来越具有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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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家具历史悠久，在明清时期，由于对外贸易繁荣，一些优质的木材流入中国，并被木匠运用制作到家具生产上。这些家具不仅经久耐用，还有较高的艺术内涵，并在各地形成特有的风格，受到追捧。当时精致的家具主要生产于苏州、广州、北京、宁波等地，尤以苏州、广州、北京制作的家具最为著名，明清家具的三大流派:苏作、京作和广作因此得名。

明代早期，苏作家具广受欢迎，成为当时社会上主要使用和鉴赏的典型代表；发展到清代，红木家具被打上了“清宫廷文化”的烙印，受到清代统治阶层的偏好影响至深；广作是中西合璧的结晶。民国时期，东西方交流频繁，红木家具融合了一些西方的艺术元素，形成了“广式风格”。

苏作：惜料如金但格调大方

苏作家具是指以苏锡常和上海一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所生产的家具。苏作家具历史悠久，名扬中外的明式家具基本以苏作为主。明代苏作家具用料以俊秀著称，其格调清秀大方，造型精致典雅，线条简约优美，并因当时苏州的木材来源稀缺，苏作匠人对木材的使用，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制作每一件家具都要深思熟虑，反复斟酌，对每块木料反复观察、衡量、精打细算。具体表现为：制作大件器具往往采用包镶手法，杂木为骨，外贴硬木薄板，尽可能把木质纹理整洁美丽的部位用在表面，而小件碎料拼接更是常见。这种用尽其材、天衣无缝的技术，无不体现苏作匠人的精湛工艺，一时间深受达官贵人及文人骚客的喜爱。

京作：受宫廷文化影响至深

京作是指宫廷作坊在北京制造的家具，以紫檀、黄花梨和红木等几种硬木家具为主。其讲究威严奢侈、雍容华贵、肃穆正统，彰显王者“霸气风范”。由于宫廷造办处财力、物力雄厚，家具制作不惜用料，工艺上讲究线条挺拔、精雕细琢，还要求装饰华丽繁富，在家具的表面还常常镶嵌货真价实的奇珍异宝，这绝非其他家具可比。这受宫廷文化影响至深并带着浓郁的“天朝上国”气息的京作家具，由于过分追求奢华的装饰，淡化了实用性的特性并不为一般人所接受。

广作：中西合璧的结晶

广州地区为主制作的家具被称为广作家具，是清代中后期及民国时期家具领域的领头羊。广州作为东南亚优质木材进口的主要通道，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广州是清式家具最著名的产地。广作家具用材不吝啬，造型厚重；用料清一色，互不掺用，讲究“一木一器”；制作过程中并不多使用漆料，让木料的天然纹理充分显露；在结构、造型和装饰上，借鉴西方建筑装饰的风格，中西合璧的广作家具艺术形式千姿百态，装饰图案精雕细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式家具中的镶嵌技艺独特，堪称一绝。(江门日报陈英)

文、图/余伟新编辑/吴少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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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伟新，山东省青岛市人，1970年出生，1996年从事中国古代家具的收藏活动，同时成立了韵生堂家具厂，从事古代家具的仿制工作。2014年至今担任青岛市古家具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余伟新

“天圆地方”是古人对天地直接观察的印象概括。道家宣讲“天圆”即心性圆融通达，“地方”即务事严谨缜密，一则运动变化，一则收敛止静，此乃中华民族崇尚含蓄美的体现。而“方形”代表理性、秩序、等级、和谐、稳定，兼具无限增长性能，在中国文化的数千年流变中，一直作为理想寄托的对象、完美秩序的化身和道德崇拜的图腾。

方桌四四方方、平平整整，与古人心中大地无二，在形状上亦是对“地方”的模拟。所谓“法地”不仅是法其形，更是法地之厚德载物、平坦磊落的精神品质。作为承具，方桌有着承载一切、包容万物的内涵，出落得沉稳大方、含蓄内敛。

方桌发展

总体来看，宋代以前，桌子的使用并不十分普及。尽管西周时期就已出现方桌雏形，但周文化重礼敬神，作为神圣器物的代表，方桌只在祭祀或举行其它盛大典礼时使用（图1）。

图1战国中山王墓龙凤足座铜方案

一、唐宋：形成关键期

唐宋是方桌形成的关键时期，尤其宋代更具重大意义。这与国人起居方式的变化有关。

唐代以前，中国社会起居方式为席地而坐，家具为方便生活设置较矮。至唐代，文化高度开放融合，受西域和佛教的影响，高坐起居方式逐渐兴起，高型桌具出现，并在功能和形制上发生进步变化。如唐代画家周昉《宫乐图》所示（图2），桌子高大浑厚，装饰也很华丽，属于重型家具，与明清桌具区别很大。

图2唐周昉《宫乐图》座铜方案

到了宋代，国人起居方式完全进入垂足高坐时期，床退出中心地位，桌椅等高型家具成为主流，方桌也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在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市肆小店中，无不陈放各式家具，方桌、条凳十分普遍，其发展程度，可见一斑（图3）。

图3仇英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与前朝相比，宋代方桌在制作上已有不少变化：装饰上，逐渐启用束腰、马蹄、蚂蚱腿、云兴足、莲花托等形式，同时出现牙板、罗锅枨、矮老、霸王枨、托泥、收分等结构部件；用途上，产生书桌、经桌、棋桌、酒桌等多种类型；形制上，亦有框架类的粗腿桌、细腿桌、花腿桌等区分；在制作方式及艺术风格上也趋于朴素雅致。

这种艺术风格的变化不仅受到起居方式的影响，也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不无关系。进入宋代以后，士大夫文化和市民文化两股形态彼此排斥吸引，进而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宋代文化，其生活化、世俗化、精致化、典雅化的主体倾向，也使该时代家具制作形成内敛天真、不事雕琢、质朴自然的风格特征。宋代帝王大多提倡简素朴拙，并因金石学的兴盛而使宋人审美整体好古。正因如此，宋代工艺美术得以摒弃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炫耀，而达到更高的脱俗层面。这样的简淡审美还派生出宋代文人对自由适意、灵活便捷的生活风尚的追求。

宋代家具典雅平正的艺术风格给人以清淡雅致之感，这也为明式方桌的制作提供了启示。

二、明清：由巅峰至式微

明代初期手工业繁荣，手工艺从业者增多，加上海外贸易为明式家具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住宅和园林的发展也为其提供了无限空间。明初，家具依旧承袭宋元风格，及至中期以后，才出现独具时代特色的明式家具。

这一时期，方桌作为其中最普遍的一类，上至达官贵族，下到黎民百姓，无一不用，并以形简工素者为最上品。而明朝文人参与家具的设计制作，则将明式家具的发展浪潮推至中国家具史的巅峰。

明代文人士大夫追求灵性自由，恨不江湖载酒，推崇恬淡脱俗的审美观念，天然去雕饰的四平式方桌（图4）成为其首选形制。同时，明式方桌所形成的开放式气场也适合文人雅客的心灵放逐，用途多样、制式不一的方桌，更方便其宴饮、会客、下棋、交友，从而得到身体上的闲适自在。

图4四平式方桌

明代中后期到清代早期是中国古典家具的顶峰，方桌制作工艺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准。

清早期统治者虽然保留了满族的传统文化，但也受到不少中原文化的熏陶。当时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皆表现出与明代相似甚至一致的习俗，在家具制作方面亦是如此。

清中期以后，原有明式家具简明古朴的风格不再符合当时贵族炫耀富贵、贪图享受的审美心理，取而代之的是程式化制作与僵固风格：每件制作必装饰雕刻，纹路繁复；同时摆设位置不似从前四面临空自由，改为靠墙置放，多有束缚，典型的大户人家也普遍形成于厅堂摆设长条木案，案前置方桌，左右各放两椅的固定摆设模式。自此，明式家具文化日渐式微，风华不再。

方桌文化特点

一、以“礼”为规

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向来以“礼”为规，而礼制规范不仅在于约束言行，更渗透到日常器具。于方桌而言，不论在设计制作，还是日常使用，都需按照礼制而行。

方桌四角规矩，本身是一种理性的暗示，于方桌就坐也要保持仪态端庄，以遵循礼的规则。在古代，方桌通常摆放于厅堂，并在此待客会友、宴饮聚会。在一些较为传统的宴席上，方桌往往按照客人辈分大小、身份尊卑进行排序。但实际上，由于方桌自身方正、无前无后、无左无右的特征，仍能令落座于方桌周围的客人感受到来自主人的谦恭尊重。作为待客家具，方桌带给客人宾至如归的尊严和无差别对待的心理平衡，给人一种受到礼遇和欢迎的暗示。

二、中庸

“守中”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儒家将其发展为“中庸”，朱熹以“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作释。将这一思想运用于中国家具设计之中，便形成了各种矩形造型的框架式结构家具，并于宋朝之后趋于方正。方桌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也因此，它所体现的“中庸”思想尤为显著，整体呈现制式和谐，均衡对称，统一平稳（图5）。

图5方桌均衡对称的“守中”之道

三、简素

庄子认为朴素自然、虚静恬淡是天下至美。而当“朴素”被定型为文人家具的基本品格，其亦成为文人品位的艺术风格。因此，文人以自然为美，崇尚简朴、平淡的自然艺术：在方桌的制作上，推崇宁朴勿巧、宁简勿俗的自然之宜，体现其去俗存雅、淡泊名利的高尚节操；在方桌设计上，文人认为美不在奢华工巧，而在于普通材料别出心裁、构思巧妙。

在家具发展的集大成时期，文人雅士参与工艺制作，引导整体社会的审美标准与风尚，导致其所推崇的艺术形式成为社会主流风格，在创造传播文化的同时，一并影响其他阶层的审美情趣。在文人的影响下，“雅”成为方桌制作的基本格调。“尊雅”“从雅”源自文人士大夫所秉承的儒道文化传统，而古汉语中“雅”意指正确、规范，讲究适中、均称、平正，这也正是方桌美之所在（图6）。

图6明代文人士大夫推崇恬淡脱俗的审美观念，这也直接影响到明式家具的艺术风格。

文人参与使得简素文化得以全程融入家具制作中，形成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而以简约、流丽、中和而备受称道的明式家具作品，更达到传统家具制作水品的高峰。

四、精巧

在崇尚简朴的同时，文人家具也讲究精巧，即要求家具构造做工精良、构思精细，强调设计巧妙得体。

精工巧艺是制作方桌的必要条件，也是方桌主人显示高雅品位和尊贵身份的手段之一。文人方桌的精巧在于简洁优雅的线条美和空间美的结合。空间与线条构造出一种极简的形式主义，朴素自然中不失端庄大气，同时用细部装饰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以小中见大、局部暗示整体的装饰思维，传达出方桌含蓄意蕴的深远气质。远看取势，近看取质，无论仰视、俯视、平视，任选其中，都能尽显精妙之姿。

五、舒适

方桌面板四方，四腿和压板相连接，分割出底部的负空间，人们坐于周围，既能保持上肢的仪态，又能保持下肢的松散自然，具有较强的舒适感。中国古典家具的设计遵循尊严第一、舒适第二的原则。于方桌而言，则二者兼顾，既能灵活移动配合使用者对不同生活场景的需要，又能不断丰富其自身功能：将其陈列在厅堂，便作待客之道或饮食之用；放于书房，则配合香炉等其它饰物搁置成为香几。

中国古代的文人崇尚散淡，最怕拘束，宴饮品茶讲究随性适意，不设牢不可破的规则和程序，追求雅致脱俗的感觉。在方桌发展的黄金时期，方桌在房间的摆放更为随意，常因主人兴致所起而被用于不同场所。四面空间开放使人得以随性而坐，舒适自由，恰与文人茶饮所追求的无拘无束境界相合，符合古人“以天为盖、地为庐”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浙江临海两男子在未取得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兰州开办板材木制品加工厂，3年间共生产、销售各类伪劣人造板27万余张，销售金额高达1015万余元。6月29日记者从兰州市城关区检察院获悉，近日该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对嫌疑人杨某、李某作出批捕。
2016年3月28日，兰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对森亚板材木制品加工厂例行检查时发现，该加工厂在没有取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生产销售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当场查获违法产品货值约55万元。5月16日，兰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与质量技术监督局组成联合工作组对该加工厂违法犯罪活动进行侦查，经抽样检验，该厂生产的人造板甲醛含量等多项检验项目不符合GB/T15102-2006强制性国家标准。
经查，2013年以来，浙江临海来兰人员李某与其姐夫杨某为获取利益，在兰州市城关区开办森亚板材木制品加工厂，从山东、河南、陕西等地购进用于生产人造板的基材，经过热压、裁切等程序后生产出伪劣木制品。经审计，该加工厂自2013年3月至2016年5月生产经营期间，生产、销售各类规格型号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27万余张、销售金额高达1015万余元，查扣未销售的伪劣人造板材价值约17万余元。6月25日城关检察院快速对杨、李两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目前，该案在进一步调查中。
（来源：兰州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