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宝座的造型与装饰工艺\中国将协助印度打击非法走私小叶紫檀活动

经时代沧桑，珍存下来的古代宝座数量不多。除故宫、颐和园、避暑山庄及各大博物馆等机构外，流散民间的宝座已是凤毛麟角。

中国古代宝座的造型与装饰工艺(下)

文、图/刘刚(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编辑/陈盛娥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陈设在紫禁城太和殿的金漆云龙纹宝座，工艺精湛、气势恢宏，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其实除了皇宫以外，各大皇家园林和各地行宫也有宝座，供统治者巡幸时使用，用材和装饰各具特色。在清末和民国战乱时期，一些宝座辗转流落到华洋杂处的上海滩，在这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里很好地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它们殊途同归，珍存于上海博物馆。下面略述几例以飨读者。

紫檀云龙纹宝座(图1)：上海博物馆藏，宽128厘米，高121厘米，清乾隆时期典型作品。紫檀木通体高浮雕，大、小龙纹出没于云雾间作翻腾之势。“五屏风式”围子，搭脑、扶手取卷云纹造型和回纹边饰，并作波折状高度递减，线条婉转流畅、顺势而下。靠背下部三处浮雕寿山福水，寓意“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云蝠纹束腰，莲瓣纹托腮，鼓腿彭牙，内翻马蹄足兜转有力，下置托泥回纹工整，无丝毫马虎。该宝座整体造型庄重，纹样精准繁缛、细致入微，雕刻难度极高，充分显示了家具制作上的皇家风范，惟万里挑一的高手，才有此登峰造极之作。论雕刻的深度、层次和精细度，查诸传世宝座精品，恐无出其右者。

紫檀云蝠纹宝座(图2)：上海博物馆藏，宽130，高115.5厘米，三屏风围子，勾云纹搭脑，靠背、扶手施委角，阶梯状高度递减。座面硬屉。素束腰鼓腿彭牙，回纹内翻马蹄足下置托泥。围子是重点装饰部位，内外浮雕云蝠纹，刀工娴熟、工整华丽，牙条浮雕云纹，疏密得当。腿足上端浮雕蝙蝠，与相邻部件作抱肩榫结合。该宝座形体宽舒，用料粗硕，从造型、装饰和用材上看，仍属清代中期作风，虽奢华不比高浮雕云龙纹宝座，但雅致的造型却更胜一筹。

紫檀云龙纹宝座(图3)：上海博物馆藏，宽110厘米，通高118厘米，“五屏风式”围子，围子顶端高浮雕云龙纹，高度由靠背向扶手作阶梯状递减，与北京定陵明万历皇帝和孝端皇后随葬的两个汉白玉宝座在造型上有一定的传承关系。靠背高浮雕云龙纹。束腰饰云头纹开光，其下托腮浮雕饱满的莲瓣纹。牙条高浮雕双龙戏珠，正中垂窪堂肚，三弯腿式，抱肩榫处浮雕狮面纹，四足圆雕狮爪攫球，足下托泥作罗锅枨式。该宝座造型庄重，比例匀称，装饰奢华。所雕纹样密不露地，层次分明。虽然雕工比前述云龙纹宝座稍逊一筹，但仍属清代中期作风。狮面纹饰以及狮爪攫球增添了庄重威严的气氛，起到了明贵贱、示威等的作用。

紫檀莲叶龙纹宝座(图4)：上海博物馆藏，宽171厘米，高131厘米，目前所见最宽的紫檀木宝座。靠背以一片叶脉清晰的大荷叶为底纹，自上而下浮雕云纹、龙纹、宝珠和变形“寿”字纹。靠背下端浮雕水波纹沿座面向左右延伸，其上有出水蛟龙各一。扶手部分与靠背圈连呈大幅翻卷的番莲纹，有舒展大方的视觉效果，采用分件圆雕再攒接拼合。腰圆形的座面也是与众不同之处，座面立沿雕莲瓣纹，束腰雕连珠纹，牙条饰莲叶纹舒卷有致，三弯腿浮雕莲叶龙纹，足下托泥满雕长茎莲。该宝座以龙纹为主题，同时强调和突出莲纹，中、西并用。

红木贴金嵌象牙宝座(图5)：上海博物馆藏，宽112.5厘米，高117.5厘米，三屏风围子罗锅枨搭脑，素束腰三弯腿，牙条浮雕花卉，镶寿桃、蝙蝠纹掐丝珐琅，寓意“福寿”。罗锅枨式托泥。围子是装饰重点，贴金嵌象牙成石榴、寿桃、佛手之形，间有蝙蝠萦绕翻飞，寓意“多子、多福、多寿”，牙雕追摹自然形态，染色得当。整个画面生机勃勃、金碧辉煌、富贵呈祥，尽显家具制作的皇家风范。该宝座以红木为材，所谓“红木”即今之“酸枝木”，清代中期以后开始大量使用，综合造型、线条、工艺诸多方面，相比前几例，此件制作年代较晚。

剔红九龙纹宝座(图6)：上海博物馆藏，宽85厘米，高101厘米。剔红是漆器中工艺极为繁琐的品种，先要在器胎上层层髹漆至所需厚度，然后雕剔花纹于漆面。清代剔红器品种增多并逐渐向大件发展，从日用生活器皿、陈设器物直至家具，应有尽有。该宝座木胎髹彤，精雕而成。靠背、扶手取三屏风式，如意云头搭脑，花卉纹边饰，屏面雕海水龙纹，龙九条皆五爪，为皇家御用之物。座面下束腰作，莲瓣纹托腮。鼓腿彭牙，内翻马蹄足带托泥，花卉满饰。综观全器，漆色浓艳夺目，纹饰精细入微，刀痕锋棱毕露。奢华而不失典雅，妍丽而不失庄重，体量虽小而有大气度。

清代宝座实物传世较多，除了故宫遗存以外，在各大皇家园林和各地行宫中都曾有过一些宝座。在清末、民国战事频频、社会动荡的乱世之中，一些宝座随大批珍贵文物散失海外，去了它们不该去的地方，成了本不该享用它的人的坐具和收藏。

以8578万港元成交的清中期紫檀木水波云龙纹宝座(图7)很早就被贩卖出境，曾于1935年在日本大阪山中商会展示。山中商会在中国活动长达30多年，是20世纪初外国人开设于中国境内的最大文物买卖机构，当时从中国以各种手段购得了不可计数的中国珍贵文物，并贩卖到世界各地，致使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其中1912年以34万大洋收购了536件时代自宋至清的恭王府珍藏文物，并于1913年分别在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进行两次专场拍卖。更为臭名昭著的是山西天龙山200多尊石窟造像被盗就有山中商会的直接参与，山中商会的山中定次郎买通了天龙山脚下寺庙的住持和尚，将大批佛首砍下偷运出山，其日记详细记载了其中一次的盗运，有45个佛头被砍下来，装箱运到北京，然后由北京运到日本。上述令人痛心疾首的例子数不胜数。

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却要出高价才能赎回。非法出境的文物，却要合法地回购，这就是中国流失文物的悖论。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李晓东所言甚是：“高价回购将导致恶性循环，文物价格越炒越高，还助长了外国拍卖行的嚣张气焰，也默认他人持有中国流失文物的合法性。如果数以百万计的流失海外文物都要以巨款赎购的话，无异于再次被掠和二次被盗。”

可以想像竞买人挥金如土志在必得最后赢得宝座时满堂喝彩的荣光，也能想像当时外国人给个三瓜两枣的价钱就能从中国弄走一件文物的洋洋得意。巧取与豪夺，投资与收益，时间告诉我们世上没有最大的赢家。在中国积贫积弱时期被掠夺和贱卖出境的许多珍贵文物，如今正在以重金巨资被陆续赎回。抢救境外文物无疑是爱国之举，但这些见证中国屈辱历史的文物，是否每一件都有必要让我们前仆后继、在所不惜地付出高昂的代价来换得，才是一个值得国人深思的问题。